遥远的梦（1）•风雨飘摇话家世

寻常百姓

曾经梦想——游子一去不回头，漂洋过海闯江湖；

回首遥望——十室九空田荒芜，锈锁残垣无归途。

　　愿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

　　粤东的一座客家山村，传说当年客家先祖从中原几经迁徙到此落基之初，村口有三株古老的枫树，高大挺拔，直刺云天。因此，这个村子就以这三株枫树取名“三枫树”，十里八乡远近闻名。

我就出生在这三枫村，生于斯，长于斯。

我的老屋是一座具有400余年历史的围屋，客家人习惯称为“围龙屋”，据说当年选址造屋时，宅基地上生长着许多梨树，因此这座围龙屋就叫“梨子茔”。

村里有一条小路，约一米多宽，泥泞弯曲，蜿蜒伸向数里外的公路。客家人喜欢走南闯北，都以走出家门去闯世界为荣。村里祖祖辈辈的客家先人，就是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小路，走出山村，漂洋过海，闯荡世界，寻找生活……

自小的我，光着小脚板， 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小路，踩着晨露寒霜，伴着日月星辰，放牛、放羊、上学、耕田，犁耙辘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后，我也是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小路，背着行囊，怀揣录取通知书，走出家门，走向远方……

2

　　在我1岁半时，父亲便逝世了。所以，对于父亲，我完全没有记忆中的印象。关于父亲，只是在我能记事时，断断续续从母亲和邻居的讲述中了解到一些。当然，关于祖父、祖母，就更加只能是遥远的故事和传说了。

据族谱记载，曾祖父名茂发，曾祖母潘氏、幸氏，育四子，依次为：兆云、兆泉、兆坤、兆清。

兆云娶妻何氏，育一子名金华，成年后眼看着自己的父亲鸦片成瘾，家庭破落，便自己跑到国民党军队当了壮丁，1949年随国军去了台湾。据1996年村里人从台湾回来说，金华到台湾后娶妻育有三子，在开鱼档生意。村里人告诉他们：你们的“胞衣迹”（祖籍）在广东兴宁，但兄弟三人都说自己的父辈没跟他们说过。当年随国军退守到台湾的士兵，大多生活艰辛，能娶妻生子的属少数，估计生活不易，根本还没有闲心还来不及跟儿子们讲述家族的来龙去脉，或限于当时的政局，不便跟后代提及家乡大陆的事。总之是没联系上。

兆泉娶妻何氏，未传有后人。

兆坤，即我的祖父，生于1890年，祖母黎林娣，与祖父同龄。据说祖父虽然个子不算高大，但自幼跟村里人习武，膂力过人，是村里舞龙举龙头的人，能将几十斤的龙头抛过屋顶而轻松接住。

兆清年轻时，外出谋生。我祖父逝世后，邻村井头坑有人在五华遇到过兆清，当时他在五华打洋锡（锡酒壶）谋生，已经娶妻生子。讲起家乡的亲人，他红着眼眶说，三嫂被迫改嫁了，一个侄子估计也被人卖了，老家没有亲人了。此后就再也没有关于他的音信。

3

　　祖父祖母生育有一子一女，即我的姑妈罗富娣，我父亲罗奕元。

父亲5岁那年，祖父因去看邻村宗族械斗，被“铁节”流弹击中大腿，毒发化脓。开始请了一位郎中，伤势有所控制，病情好转。此时兆云大伯公提出要换郎中，我祖母说现在已经有所好转，表示不同意换。大伯公也许是认为祖母触犯了他的权威，也许是内心有什么企图，坚持要换郎中，并对我祖母恶言相向，说我祖母盼着丈夫早点死去，好去改嫁，所以不肯换郎中。作为那个时代的农村妇女，当然顶不住如此压力，只好换了一个大伯公推荐的郎中，结果很快伤势加重，终致不治身亡。

祖父逝世后，祖母只能一人带着一子一女艰辛地支撑着家。由于治病、办丧事花光了家里的钱粮，不久后家里还是断炊了，走投无路之下，祖母只好带着子女去投靠娘家。

祖母的娘家就在相隔几里远的蓝排村黎屋。让祖母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她从娘家回到家里时，自家的厨房已被本家兆云卖掉了，锅碗盆瓢被丢弃在天街里，并扬言要我祖母改嫁。

按当时的族规，只要女人一改嫁，房屋财产任由族人瓜分变卖，改嫁的女人无权过问，包括自已的子女亦任人买卖。这或许也就是当初鸦片成瘾的兆云大伯公坚持要换大夫的根本原因。

祖母忍不下这口气，但又无力公开与之对抗，便只好收拾起自家的破锅烂碗，在围屋上侧小门天街边上垒起一个简单的灶台，带着子女艰难度日，任由本家亲房如何威逼，绝不改嫁！

祖母是个勤劳能干的人，除了种田耕地，还会纺纱织布，村里有人办红白喜事，也常给人承办酒席等。几年后，祖母节食俭用，省下钱从别人手里赎回了自家的厨房。

　　由于生活贫困，后来只好把女儿（我的姑妈）卖给人家当童养媳。

丈夫早逝，族人威逼，生活贫困，祖母终于病倒了。

父亲8岁那年，家里贫困得连做饭的柴草都没有了，我父亲自己拿起镰刀担竿麻绳，到距10多里外的河猪坑割柴草。由于身体单薄，路途遥远，返回到半路实在走不动了，又舍不得把柴草扔下，便坐在路边大哭。

后来幸好遇到同村也是上山割柴草的一位大婶，把我父亲的小捆柴草放到自己的柴草上，才把我父亲带回来。

早年父亲在宗族内的私塾念了二、三年书，12岁时按照当时乡村多数穷人家的做法，订了一门亲事——童养媳，也就是我的母亲。订亲时母亲5岁，母亲自小就跟着未来的家婆长大，学会了纺纱织布，学会了所有的生活知识和技能。

就在这一年，父亲去镇上打铁皮器罐的铺子里当学徒，老板也是读了点书的人，常教我父亲写字，到后来，我父亲也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

4

　　由于父亲走得早，父亲是什么模样，我确实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过父亲留下了一张照片，我就是从那一张照片上知道了父亲的外貌。

那是一张黑白照片，看样子是在三十多岁的时候照的，梳着双分头，前额算不得饱满，眼睛不大，但挺有神，上嘴唇有点翘，没有笑，一本正经而又若有所思。上身穿着灰白色的开襟衫，布纽扣的。右手拿着一本《治国方略》，放在右膝边上——很像个有学问的人。

其实父亲文化并不高，绝对没什么文凭，连宗族私塾都只上过二、三年，家里穷，供不起。但父亲起码算得上半个文化人，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这是我在整理老屋时在墙上看到的，一张二、三个巴掌大的泛黄的白纸上，写着关于整治白蚁的内容，小楷毛笔字。伟坤堂兄的妈妈——妁嬤婆告诉我，这是我父亲写了贴在墙上的。

我很钦佩父亲的这一手毛笔字，反正我是绝对自叹不如的。

父亲成年后，有人介绍他去学开汽车，同屋的罗济贤说开车很危险的，经常翻车死人，所以我祖母死活不同意我父亲学车，最终作罢。

当年村里有不少人去韶关翁源县城做生意，主要是做裁缝，也有兼开布庄的。溯其原由，最先是罗济贤经人介绍到翁源做事，后来便不断介绍村里的人去，竟也成了当时村里人出门做工、做生意的主要地方。

父亲出门到翁源谋生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起出门谋生的还有松章叔（父亲的远房堂弟），合伙开布庄，一起兼做裁缝。

据说当年兴宁到翁源县城谋生的人有很多，还设了兴宁会所，是当时在翁源经商的兴宁人聚会、议事、交流信息的主要场所。也有各种娱乐，其中有赌博的，多数人开始是小赌怡情，抱着玩玩的想法，但不少人会不知不觉越玩越大，把辛苦钱都输掉了。

父亲最后遭遇“滑铁卢”，是在兴宁和平解放前夕。那年父亲欠了债无力偿还，将赖以谋生的缝纫机抵了债，听人说老家搞土改分田，回家来可以分到土地，便回了老家，此后便再也没有返回翁源。

5

　　1950年那一年，家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民党退守台湾，共产党政权和平接管兴宁。

那一年起，我家也发生了许多大事件。

先是父亲丢了生意回了老家，接着是祖母患病逝世。那一年，祖母61岁。

据母亲述说，祖母得的是“嗝食”病，渐渐不能进食，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带着百般遗憾，于土改那一年，撒手而去。

祖母去世那一年，凑了几年的“公晌”份子谷，就该轮到我家得了，所得稻谷可以置买几亩地，足可以从此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公晌”份子谷也就是后来城乡许多地方时兴的“份子钱”，若干人依乡规民约拟定协议，每月（每季）将钱（谷）交到约定的地方（即公晌）保存，按预先商定或抽签决定得到这些钱物的先后顺序。最先得的利息少，所得的稻谷稍少一些，越是后面得的，得到的本息越多。

我祖母为了得到多一些，自愿排在了后面。我家原来有7升水稻田（1亩＝7.7升），其余靠租种别人的田地，属于佃农（下中农），勉强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祖母做梦都想着靠自己的勤俭和精明置买些田地，以求改变家庭的命运。

由于政权的更迭，“公晌”被新政权认定为封建剥削性质的民间组织，不允许继续存在，因此，我家马上就能得到的“晌谷”也就化为乌有，改变贫穷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仍然带着贫穷，带着百般遗憾，被时代潮流裹挟着进入了全新的社会。

7

　　父母婚后生育子女可能不太顺利，迟迟才生了一女儿，取名惠珍，没想到三四岁时拉痢疾夭折了。

到父亲三十八岁时，才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芹香。

三年后，我的父母终于迎来了儿子的降生，那就是我。生辰八字为：辛卯（年），辛丑（月），辛未（日），甲午（时）。

我家的隔壁邻居远标喜欢研究风水算卦之术，我少年时，他曾给我解读过我的生辰八字：三“辛”带一“甲”，少有！

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当时倒是没说明白。

后来经不住我反复缠着他问，他一脸严肃，很严肃地说：当然是好啦！

我猜他八成是没有实话实说，忽悠我，逗我高兴的。生辰八字带着三个“辛”，明明就是辛苦的命嘛！怪不得我一生辛勤劳作，也始终就只能勉强混个温饱。

据老家的人说，夏天父亲经常扛着“水板”（客家人做豆腐时用的木板，跟门板一样宽，周边有引流卤水的槽），带我到花台上乘凉，教我念“月光娃娃，细妹煲茶……”的客家童谣，讲天上星星月亮的故事。

也许是生活贫困吧，小时候的我羸弱瘦小。我一岁半时，父亲冒着酷暑步行到兴宁县城买炮节（炮制人参），回来后便病倒了。开始以为是中暑，劳累的，双腿无力，不能起床。据母亲说，给父亲刮一下痧或热水泡脚后可以短暂地站起来走动。

那个时候姐姐已经4周岁半，略能记事，姐姐至今清楚地记得，经常很想去看看卧床的父亲，但又很害怕，每次都是请年长二、三岁的清香在前面带路，走到门口时又不敢进去，而是快速地冲过门口。

父亲病倒后，先后请来多个郎中，都说是“风湿”，按照“风湿”给予处方抓药。为了治病，还卖了两间屋，没想到的是竟一病不起，一月后便撒手人寰。

据母亲及老家一些人说，父亲病逝时，我已经能独立走路，也学会了说简单的话了，那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扶着墙壁，沿着围龙屋檐廊台阶往上走，边哭边说要去父亲逝世前住过的房子找父亲。

父亲病逝时，姐姐4周岁半；我，1周岁半。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又一幅孤儿寡母的悲惨景象……

8

　　那时候，农村刚刚经过土地改革，各家各户都拥有了自己的田地，各自耕种，处于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阶段。

我家分得的水田位于河堤边上，面积为八升（1亩＝7.7升），按习惯被叫作“八升种”。那一年，立夏小满季节，家乡农谚说的“立夏小满，江河易满”，正值每年雨水多，容易闹水灾的节气。一天，在连续下了大半夜大雨后，半夜里突然从河堤那边传来紧急的敲锣声……

“崩堤啦！崩堤啦！”远处传来呼喊声。

身材瘦小但很精干的母亲赶紧起床，随着村民往河堤跑去。

“八升种快要崩河堤啦……”在嘈杂的人声中，隐隐约约传来合作社干部的喊声。

等母亲冒着大雨跑过去时，只见位于“八升种”上一坵田的河堤上卧着一个叫罗木顺的人，用身子挡住洪水，以免漫过河堤冲进他家的田里。

“快到自己家田边躺下，拦住水不要漫过来。”罗木顺大声喊着。

但母亲没有照做，而是选择离开河堤回家。

“水都漫上河堤了，档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田冲坏了禾苗冲走了还可以再来，万一我被冲走了，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办？”母亲激动地跟人诉说着当时的情景。

结果洪水真的在我家田边的河堤上冲开了口子，稻田里的禾苗全被洪水泥沙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