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故事之八：“制墨第一”+“奸佞之臣”——罗龙文(罗小华)的双面人生

大德天下

正好笔者所撰《徽商故事之一：徽墨的奠基人——李廷珪》所述，自南唐时，奚超、奚廷珪父子将“易水法”制墨技术带入徽州，研发出的松烟墨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因封为墨务官，并赐国姓“李”。徽州遂成全国制墨业的中心，发展至明代而臻鼎盛。

罗小华“天书”墨

明代中叶，制墨业进入了水平最高超、最精妙的阶段。徽州地区遍布世代相传的专业制墨工坊，墨业繁荣，制墨名家辈出。而公认“明代制墨第一”的人物，非罗龙文莫属。

罗小华“九锡玄香”墨

“明代制墨第一”：他开导元功，更臻雅式,在中国制墨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崇高地位 有学者据明代麻三衡的《墨志》统计，从周到明能记名姓的制墨家一共257人，其中明代占据了127席，可见其时名家荟萃，竞争激烈。而在众多的明代徽州制墨家中，又以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等人最负盛名，有人评价这三人“罗小华开导元功，更臻雅式。程君房、方于鲁继起，角胜称雄，贪奇不止。”

图1(左)罗小华松华墨侧款：华道人制（台北故宫）

图2（右）罗小华一池春侧款：水云居

罗龙文（１５１６ ？—１５６５），明代南直隶徽州府歙人（今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人），字含章，号小华，又号小华逸史、小华山人、华道人等〔图１〕，曾官至中书舍人。墨肆名为“水云居”〔图２〕。罗龙文多才慧，工书画，精鉴别，特善制墨。他既是明代嘉靖年间歙派徽墨的开拓者，也是明代制墨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制墨家（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邵格之）之一，被公认为“明代制墨第一”的人物。其墨被称之为罗小华墨，不仅为时人所称赞，亦为后人所珍重。罗龙文在年轻时，便执徽州制墨业之牛耳。仅就目前存世墨品而言，其墨有年款者，皆在嘉靖乙卯年（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年）及以前。而在此年之后，由于其投身政治，在艺术创作上似乎并无太大成就。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桃核”墨为嘉靖庚子年（１５４０年）制，日本德川美术馆所藏“乾坤一气”墨为嘉靖甲辰年（１５４４年）制，台北故宫所藏“山松脂”墨为嘉靖乙卯年（1555年）制。至于清人宋荦所撰《漫堂续墨品》中”龙柱”、＂腰子”墨，则同样制于嘉靖乙卯年。由前文提及“桃核”墨制成年代的1540年往前推，罗龙文年仅24岁即事业有成。因此，４０岁之前的罗龙文处于其人生艺术创作最辉煌阶段。

图3.嘉靖赤玉龙纹朱墨

虽然后人对其为政经历多有微辞，但对其所制罗墨则多有溢美。如《歙县志》卷十赞誉“（其墨）坚如石，纹如犀，黑如漆，一螺值万钱”。明人邢侗认为“罗龙文墨 … …金相玉质… … 一笏之费，价抵连城”。谢肇淛记载的罗墨“亦用黄金、珍珠杂捣之，水浸数宿不能坏也”。

明、清著述墨名与样式表所列罗氏造墨

那么，罗龙文的制墨成就究竟有哪些？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林欢认为，回顾中国书画墨的演进历程，我们就会发现罗氏制墨只不过是严格遵循了徽墨创始人李廷珪的易水法而已。

易水法是自唐末以来后世上千年徽墨制作技术的基本准则。其核心技术在于三点：其一，动物胶与优质烟料的结合使用；其二，药物的添加；其三，＂十万杵”的捣制。宋元时代的科技和民间工艺技术的发展为制墨业的不断改进创造了新的条件，并为明清两代制墨业开辟了新的天地。王稚登也曾回忆罗小华的制墨法：“罗秘书与余言造墨法。大要：煤为质，胶为剂。墨之质在煤，其剂在胶。煤生烟，烟生光。所谓质有其文，如黄流玉钻，相与体为用者乎？煤贵轻而恶重，胶贵清而恶浊。取其轻与清者，调而剂之，千杵为丸，一点如漆。隃麋氏之精蕴尽此矣！”由此可见，罗氏特别强调了其制作上品墨的三个要素，即＂煤轻”、“胶轻”以及“千杵”。故时人孙炯回忆罗小华制“小道士”墨“ 其烟极清，落纸有润色，不事香料，而亦无胶气，真绝品也”。

除了这三点保障之外，他还使用桐油烟而非松烟，并对墨的配方进行适当的调配，改善了其产品的黏度、硬度、色泽、气味，并兼具防腐、驱虫的功能，有利于墨品的长久保存。这便是罗墨著称于世的最主要原因。 早在人造墨发展的早期，由于黏合剂的缘故导致人们磨墨不便。因而秦汉时期的墨品多以小块存在，另外在砚台上配备砚杵以便不时之需。直到魏晋时期，各种胶类的添加才使得墨锭终于出现，直接导致研墨更加方便。这是墨品得以保存千年的根本。清代，位居徽州制墨“四大家”之首的曹素功，在其《曹氏墨林.自序》中认为唯有罗氏墨可以传世：＂… …宋则柴、张、常、沈、潘、王、陈、苏辈，元之朱万初，是皆以墨著名者，今不可复见。独明季罗氏之墨或开裂无完形、磨残而过半者间一见之，盖其法必师古而创以 心裁，易松膏以桐液，以是罗氏较胜于古人”。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也对罗墨所用胶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若我朝定，当以罗小华鹿角胶为第一”。 罗龙文是中国制墨史上特别有作为的代表之一。他如果不是命运多舛，完全可以与程君房、方于鲁等人同样彪炳青史。应当说，罗氏在制墨业上得以成名是幸运的。他生逢大批各式人才纷纷涌现的嘉靖年间，特别是在当时的徽州制墨业内部，此时与其齐名的还有方正、邵格之等人。这些人可以极力发挥自己的天赋，在制墨技艺上努力进取，在市场上尽力扩大影响。他们之间能够起到一个相互补充，共同提高的作用。 罗龙文的制墨成就顺应了中国制墨业时代发展的要求。

其一，他严格遵循了徽墨创始人李廷珪的易水法，采桐油烟为原料，总结了自宋代以来的制墨法并有所创新，相对解决了制墨过程中主料与各种配料之间合胶与解胶的关系问题，适应了当时书画创作的新要求；

其二，罗墨在形式和造型上相对以前更为丰富和不拘一格；

其三，罗墨在题材、图文装饰以及书法艺术方面一改之前宋元时代以及明早期墨品的单调与乏味，使得墨品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明人高濂将罗墨列为明代诸制墨家之首：明代徽州墨商甚多，但是“若今世所尚，以罗小华为最”、由嘉靖到万历间不过十数年，有人便“重赀争购”罗墨。万历朝的内侍太监为了讨好万历帝，不惜以重金争购。“… …神宗游情翰藻，访及罗氏墨，中涓重赀争购。等于圭璧焉。”明沈德符在论及新安制墨时也提到：“近代惟新安罗龙文所作，价逾拱璧，即一两博马蹄一斤，亦未必得真者，盖墨之能事毕矣。”其受青睐之程度可见一斑。由于罗墨名头过盛，所谓罗氏墨品传世者甚少，而伪品颇多。一般而言，人们多单纯根据其墨名，也有的是依据罗墨的风格进行的模仿。尽管真假难辨，但都不失罗墨的风韵。 以罗氏为代表的嘉靖朝徽墨作品以其精湛的技艺、上乘的配方、华丽的设计，代表着中国制墨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对于墨品从重视其质量开始向质、貌兼顾转变；从此，徽州成为当时中国的制墨中心。明代宫廷所用墨品的来源也由司礼监的官样制作逐渐转为由民间进贡、官员进献。而以徽墨为命名的地域性手工业产品开始享誉全国，并且流传至今。这是继唐代端砚、宣纸，元代湖笔之后我国传统“文房四宝”制造业发展中的又一大幸事。 ”奸佞之臣”:他依附权贵,陷于党争,终与严世蕃一同被弃市 作为明代歙墨的开拓者，罗龙文流传后世的作品很少，在他四十岁以后似乎再无这方面的成就。历史中对罗龙文的评价，均以奸佞之臣目之，这与他依附权贵、陷于党争的经历相关。 明嘉靖年间，“青词宰相”严嵩专权，自嘉靖二十七年（1548）再度出任内阁首辅，大肆排除异己，权倾朝野。起初，罗龙文因捐纳入国子监，在那里他与严世蕃（严嵩之子）相结识。严世蕃骄奢贪婪，尤好搜罗珍奇。罗龙文当时已执徽州墨业之牛耳，自然能投其所好。严嵩晚年多依赖严世蕃。有了这层关系，罗龙文夤缘成为严氏的入幕之宾；在严家的援引下，罗龙文得以“入制敕房为中书”，担任要职。 当时，江、浙地区倭患猖獗，以徐海、王直(汪直)两大集团为最。而抗倭统帅胡宗宪亦极力交好于严氏父子，由于罗龙文和自己同籍徽州，又是严党心腹，故将其带入军中为幕僚，充当与严氏联络的纽带。其间，罗龙文有胆有识，积极参与胡宗宪的缓兵决策，亲赴徐海大营，在诱降过程中趁机分化瓦解敌人，后又入其营中游说，为最终胡宗宪彻底消灭徐海创造了条件。此后，在铲除王直的行动中，罗龙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胡宗宪已基本肃清了江、浙地区的倭寇。朝廷多次下旨褒奖。罗龙文衣锦还乡时，“昼绣以归，一时赫奕”，达到其人生的巅峰。

明 罗小华制云龙纹辰勾墨

然而好景不长。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邹应龙参劾严世蕃“凭席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贿遗”（《明世宗实录》卷五百九），而其中“交通赃贿为之关节者”也提及罗龙文。早已对严嵩不满的嘉靖帝遂下严旨，令严嵩致仕，严世蕃、罗龙文均革职充军。不久，两人从戍地逃回故土，图谋再起。而新任首辅的徐阶自然不会再给严党还手的机会。嘉靖四十三年（1564），御史林润参奏严、罗二人：“……江洋盗贼多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之家。龙文卜筑深山中，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而世蕃……日夜与龙文诽谤时政，动摇人心，……聚众至四千余人。道路汹汹，咸谓变且不测。”（同上·卷五百四十）直接说两人招亡纳叛，有谋反之心了。嘉靖帝大怒，将二人逮捕进京。在徐阶的策划下，坐实了两人图谋叛逆、勾结倭寇、甚至密谋潜逃日本的重罪。

明 罗小华制古松心墨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罗龙文与严世蕃一同被弃市（执行死刑并曝尸示众）。《明史纪事本末》载：“（嘉靖帝）命斩世蕃、龙文于市。二人闻，相抱哭。……都人闻之大快，各相约持酒至西市看行刑。”（卷五十四）

明 罗小华款垚香圆墨

一代制墨天才，在徐、严党争的漩涡中，终以一曲悲歌为自己划上了人生句号。

台北故宫藏罗小华制松华墨

参考文献：
林欢：《罗龙文的制墨成就》
故宫博物院傅秉全：《罗小华“一池春绿＂墨》
许承尧：《歙事闲谭》
蔡玫芬：《罗龙文——一个在政治漩涡里浮
沉的制墨家》
鲍义来：《徽州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