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的家国情怀

澈朗

　 翻出家中的老相册，轻轻地拂去上面的浮尘，细细翻看那些沉睡已久，静静地躺在相册角落里的老照片，霎时间，好似穿越时光隧道又回到了六十年前，光影交汇的那瞬间，定格出一帧难忘的画面，留下了一抹永恒的回忆，回忆的背后，有着令人潸然泪下的感人故事。

——题记

1962年12月 北京（左→右）陈明江、周天行、黄拔山、（父亲）赵向明、赵彬。

　 下面就从这张照片说起，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两年之后。1952年11月，父亲又奉命南下，援建鞍钢的生产恢复和建设，成为了鞍钢“五百罗汉¹”之一。此后，他就一直从事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的工作，他们所承接的项目遍布全国各地。所以出差是他的家常便饭。每次出差，北京是他必去的地方，一是到部里汇报工作，接受任务。二是当时的北京火车站，是去往全国各地的最大枢纽站。

父亲有几个好友（同乡）在北京工作。每次进京，他都要挤出一定时间去看望他们，而相聚的那一刻也是他们最为难忘、快乐的时分。

光影交合的一瞬间，定格下他们聚会中的一帧欢畅的画面，你看周天行叔叔，怡然自得地将双手分别搭在身两边的叔叔肩膀上，一看就是个性情中人，其他的几位叔叔也是喜悦之情难于言表。至于，他们当时聚在一起谈些什么呢？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不过谈话的主题无外乎是，他们曾经共同走过的那一段艰难、漫长的峥嵘岁月，追忆那些永远失去的战友、亲人。当然也少不了聊聊各自的工作，畅想一下祖国的未来。

有时候，我看着眼前的这些老照片，会突发奇想，如果他们是出生在没有战乱的和平年代。他们当中的人，或许是某个行业或领域中业有建树的佼佼者、专家。但命运使然，他们历经了迷茫、彷徨、觉醒后果断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捆绑在了一起，他们这些未满二十岁懦弱书生，竟然拿起了枪杆子，搞起了武装斗争，做起了地下工作者，为了信仰而不畏牺牲，放在今天，很难为人所理解。但在百多年前的腥风血雨中，却是革命者的革命常态。

1962年于北京颐和园，前排右➡️左 赵彬、赵彬夫人、孩子、陆文

　　八十多年前，照片中的他们五人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出生在全国著名侨乡广东台山、开平的侨工家庭（陈明江广西人）靠亲人在海外艰辛地打拼，挣得一点银元寄回家中，供养全家生活和孩子的念书。这样，他们才有机会上学，接受进步思想，逐渐成为意识觉醒，饱读诗书的寒门学子。

“七七事变”后，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战火烧遍了全中国。1938年10月，日寇从大亚湾登陆，占领了广州。紧接着，长驱直入逼近江门、开平、台山等地。这时，他们有的还在外地读书，有的是刚刚毕业才参加工作 ，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他们放下课本，放下工作，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抗日的洪流之中。

赵彬和父亲赵向明都是台山斗山镇浮石村人。1937年3月，父亲在广州学校读书时，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进步组织“秘密学联”。1938年8月，父亲结束了学业，从广州回到家乡，在学校教书。赵彬早些时候已从师范学校毕业，在一所小学当校长。起初，他们和村里的知识青年一起写文章，定期出版《浮石青年》杂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以唤醒民众，共同抗日救亡。通过实践，他们总结出，光是靠宣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自己的武装队伍，要真刀真枪地与敌人干，但他们又苦于没有组织武装、作战的经验，经过反复的计议，一致认为，只有找到共产党，有党的正确领导，才能进行武装斗争。最后他们一致推举，由在下南村小学当校长的赵彬，去找共产党。赵彬带着这个使命，到了台城，几经周折，终于把共产党找到了。当时台山的党组织对这些青年并不都认识。但对赵彬、赵向明等人搞抗日宣传活动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他们很快就在台城吸收赵彬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在赵彬的推荐和介绍之下，由党组织派李嘉人审查并批准。1938年11月2日，对赵向明等十几名青年破常规吸收入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地在当地蓬勃发展。入党初时，父亲和赵彬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们在浮石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任务。由于形势发展的很快，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党员就有了很大的发展。1939年上半年，县委决定成立中共东南区委员会，父亲被选举为区委委员。紧接着赵彬和父亲一起建立起浮石乡第一个党支部，由父亲兼任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浮石小学校长）。

1941年9月27日、28日，日军两次进犯浮石乡，浮石党支部带领全副武装的该乡自卫队和群众，到横江至斗山的公路布防，打退了日军的两次进犯，保卫了浮石以东的一大片乡土，保护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通过这几次的反击日寇的行动，党员的模范行动得到群众的称赞。增强了他们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一批知识青年、农民青年踊跃报名参加革命，参加抗日游击队，到一九四三年为止，先后共达三十多人。父亲家中共兄弟四人，父亲排行老大，在他的影响和引导下，三个弟弟全部参加了革命。1945年11月，在恩平的”朗底”战斗中，父亲的二弟赵长胜， 身为副连长兼任独立排长，奉命带领全连掩护主力部队撤离，最后弹尽粮绝，饮弹壮烈牺牲，年仅25岁。

1940年下半年，赵彬的身份暴露，调到珠江三角洲敌占区工作。由父亲接任中共东南区委书记，1941年8月，父亲奉命调到其他地方工作，浮石村支部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蓬蓬勃勃地壮大起来，做出了许多出色的工作。

1944年春夏之间，盘踞江门、新会的日伪军蠢蠢欲动，准备集结兵力大举进犯粤中地区，赵彬大队长奉命率领威震敌胆的第三区抗日联防大队回到台山。10月11日，三区抗日联防大队在友军的配合下，攻打盘踞在台城的日伪军，率先从南门攻入台城，攻占了县立师范学校，控制了校内的珠峰山制高点，城内的日伪军慌乱溃退，入台首战告捷。校内旗杆上的日本太阳旗，被扯下，升起了中国国旗。此后，三区抗日联防大队由古兜山向大隆洞挺进，建立大隆洞抗日根据地，部队改编为台山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大队。1945年3月，番号又改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四团，赵彬担任团政委。1946年6月，赵彬奉命参加了“北撤²”。

在白色恐怖深重的广东，父亲听从组织上的命令，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在部队和地方之间不断地转换着身份，时而是课堂上的教书先生，时而又是战场上与敌人厮杀的游击队战士。1946年6月，在中共新鹤县委担任宣传部长的父亲，奉命到香港集结，准备参加“北撤”。到香港后，组织准备让他到国外工作，但最后，还是决定他留在香港做党的地下工作。1948年2月，父亲奉命调回内地，担任广东游击队台开赤总队政治处主任，后任滨海总队恩阳台独立大队政委，兼任恩阳台工委书记。

1949年，在广东台山游击区滨海总队恩阳台独立大队的一个连队。

　　陈明江出生在广西防城县东兴，1938年2月，国难当头之时，他和同乡同学刘铁，为了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毅然离开学校、家乡，辗转奔波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到延安去，组织上很快把他们送到了延安，并进了陕北公学（后转入抗大），总共学习10个月，1938年11月，到延安开会的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向中央求援一批广东籍的干部，回到敌占区打游击。就这样，陈明江奉命来到广东新会县当了武装部长，后来任广东人民解放军第二团任政委，抗日战争后期，陈明江担任新会县委书记、新鹤游击大队长。

1944年12月31日，陈明江率领新鹤游击大队约50人，护送中区纵队首长和地方领导，从鹤山宅梧参加会议后返回原地，途经司前，夜宿白庙村松山炮楼。同日，新鹤大队另一部约60人，从鹤山云乡护送重武器前往潮透乡，也途经松山宿营。国民党“挺五”纵队司令周汉铃获此情报，立即调兵1200余人（包括汪伪部队）将松山村重重包围。天刚亮，便向村内发起进攻。双方从早晨激战到夜晚，新鹤大队利用有利地形，击退了顽军的多次进攻。最后，次日凌晨，新鹤大队利用夜色掩护，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成功突出重围，经潮透石船山转移到鹤山泮坑村。此次反围剿战斗中，新鹤大队一名机枪手和一名副射手牺牲，多名队员受伤。这就是当时的一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斗“松山战斗”。

部队成功突围后，敌人开始了疯狂报复，在附近的村庄大肆搜捕抗共产党员和抗日游击队员，共有20多人被捕，新会县委书记、新鹤游击大队长陈明江的妻子黄美英被捕其中。当时敌人包围了西涌村，要求村民交出黄美英，否则就开始一场大屠杀。为了不拖累村里的乡亲们，黄美英神情淡定地从人群中走出来，说道:“放了他们，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黄美英。”乡亲们看着黄美英大义凛然的模样，两眼噙满泪水……黄美英由于身份特殊，是县委书记的夫人，日军想方设法劝她投降，黄美英义正辞严地拒绝。日军十分恼火，采用了十分残忍的酷刑，见她还是意志坚定，宁死不降。最后，敌人也失去了耐心。次日早上，鬼子把伤痕累累的黄美英带到刑场，并威胁说再给她三分钟时间考虑，，如果她不说，就用刀一刀刀割下去，尽管这种痛是撕心裂肺的痛，但黄美英咬紧牙关，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牺牲时年仅 26岁。

1947年，陈明江调到粤桂纵队第三支队任政委，解放后，历任湛江市委副书记，武汉钢铁公司副经理、党委书记、大冶铁矿矿长兼党委书记。

1962年于北京 周天行 陆文夫妇和女儿合影

　　周天行 ，1920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县塘口里村，父亲为了生计，漂洋过海到了加拿大，做劳工养活全家，后来病死他乡。1933年，周天行考入开侨中学。在思想进步的校长指导下，周天行、谢永宽等同学成立名为“红与黑”的进步组织（“红与黑”表示要拿起笔和枪闹革命，不怕流血牺牲）。

1937年，周天行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开平县重建党组织第一批党员。经中区特委批准，任开平县委书记，当时周天行只有18岁。1942年，任中共广东中区副特派员、特委宣传部长，受中区特委书记刘田夫的委托，以特委特派员身份前往两阳地区，解决该地区党组织出现的复杂问题。1946年6月调去香港，任中共海员工委书记，通过党组织领导海员工会，开展工人运动。1948年2月奉命回到内地，任新高鹤地委书记、粤中纵队第六支队政委。共和国成立后，任新会县县长、开平县委书记等职、湛江市委副书记。

1954年5月，调任西安飞行研究院院长、院党委书记，1962年夏，担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 副书记。1980年11月后，任广东省科委副主任兼科技局局长、省政协常委。

陆文（周天行妻子）1925年生于美国西雅图的华侨家庭。1931年，她又随父母回到香港定居，陆文在香港度过了小学和中学的时光。1941年香港被日军攻陷．陆文一家人回到广东台山居住，16岁的陆文，从小受到在香港做地下党工作的三姐影响，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44年，她参加了珠江纵队北江支队，做了部队的宣传队员，陆文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再加上在香港上学时，就经过了专业训练，陆文跟着部队行军，在休整时为战士们唱歌、演戏，被誉为部队的歌王。1945年，陆文经历了部队最惨烈的两场战斗。1946年，珠江纵队部分“北撤”，陆文凭着在香港长大的特殊条件，被派往香港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春天，年仅22岁的陆文当选了香港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1949年5月，24岁的陆文率领20多个南方青年代表从香港出发坐货船到天津港，赶到北平参加新中国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召开，受到毛主席接见，陆文作为国统区的青年代表，给毛主席献鲜花。解放后，在华南局做青年团工作，1954年，随丈夫调到北京航空学院工作。

　　黄拔山，出生于广东台山县白沙镇西村的华侨商人家庭。西村不但是抗日战争革命老区，还是远近闻名，曾经诞生41名博士的“博士村”，如果黄拔山不是出生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不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时，挺身而出参加抗日，也许他是西村的第42名博士。

1935年，“一二·九”游行的消息传至上海，复旦广大爱国师生无不义愤，大力声援北平爱国学生，已经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黄拔山，积极投入到这场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12月23日，在郑通骘、江男俊、黄拔山等骨干学生组织下，八百余位复旦同学组成“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赴京请愿讨逆团”，向市民散发《告全国同胞书》，冲破层层阻挠进入火车北站，要求发车前往南京。12月30日，“复旦大学学生救国会”正式成立，黄拔山被选为救国会七委员之一，复旦爱国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高潮。然而，“一二·九”风潮过后，复旦爱国师生继续坚持反帝爱国运动，遭到当局的仇视，看成眼中钉，肉中刺。1936年3月24日夜，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出大批军警悍然闯入宿舍抓捕了郑通骘、蒋文蒸、江男俊、黄拔山等七名爱国学生。上海各界救国会闻讯，立即发表宣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等（所谓的七君子）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亦纷纷斥责当局的卑劣行径。4月17日，在社会各界压力之下，当局被迫宣布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8月20日，国民党当局诬称复旦大学是共产党的大本营。爱国学生骨干黄拔山等人，被当局操纵下的校方，以各种编造、诬陷的理由开除出学校。

1939年6月，黄拔山回到家乡后，在本村建立西村党支部，开展革命工作，并迅速成立人民武装，建立西村抗日自卫队第四中队和妇女会、农民协会等组织。西村抗日自卫队第四中队是当地的抗日主力，队员最多时接近200人。

1949年 恩阳台独立大队部分队员在台山游击区，前排右赵向明。

　　黄拔山的哥哥黄伯衡受到黄拔山的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西村乡抗日武装指挥部成立，黄伯衡担任总指挥，9月24日，日寇入侵，黄伯衡带领队伍打退了来自赤坎的日军的进攻。第二天，日军以两架飞机掩护水陆两路人马大举进犯。黄伯衡仍然坚定地指挥部队把守反颈坳，制止陆路日军前进，掩护乡民撤退。1943年夏，黄伯衡带领群众追查以黄德谋为首的官僚地主吞没的华侨汇回的救济款时，被地主开枪杀害。

1983年 ，父亲回台山浮石村和家乡的父老乡亲聊天。前排左二 赵向明。

后记

八十年时光薄如蝉翼，那些鲜活、帅气的年轻生命，穿越时空，倏忽扑面而至……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他们坚守信仰，誓死不归，用坚强的意志、拼搏的精神，去践行他们崇高的理想。在他们的五个人当中，就有三个人的亲人，为了坚守信仰，履行党旗下宣誓时的誓言，牺牲了年轻的生命。革命胜利了，共和国成立了，他们能活下来，是幸运的。他们十分清楚，只有拼命地去工作，让国家早日富强起来，才能告慰那些早年牺牲的战友、亲人。周天行叔叔、父亲赵向明，为了更好地在专业上有所作为，他们又重新拿起课本，回到了课堂，经过几年刻苦学习，修完了全部大学课程，并取了毕业证书。周天行在他从事的飞行事业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父亲也成为了冶金矿山建设、设计方面的行家里手，他是冶金部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创始人之一，曾担任中国黑色金属矿山学会理事长，还以冶金部专家组组长的身份，率领一批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前往越南，完成了越南太原钢铁厂的矿山设计建设工作，受到了越南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并授与了友谊勋章。建国后，赵彬前辈转入到外交战线，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曾任雅加达和孟加锡领事、中国驻苏丹大使馆一等秘书，还随同周总理出访过欧、亚、非十四个国家。

他们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洪流中，不可缺少的一滴水，虽然渺小，但汇聚一起，奔流不息、势不可挡、永远向前。我们应该记得他们，记得他们当年为何去战斗，为何献出自己宝贵的青春，甚至年轻的生命。我们今天安宁、和平、幸福的生活，正是建立在他们的青春、生命之上。我们应该永铭于心。

文章中部分资料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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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鞍钢五百罗汉: 三年解放战争的硝烟渐渐地褪去，一个崭新中国的建设正待兴起。鞍钢，这座国内最大的工业联合企业，也开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尝试领导与组织大规模工业建设的第一座基地。自1948年3月到1954年年底，经毛主席亲自批示，党中央及中共中央东北局先后在全国抽调了500多名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投身鞍钢的恢复与建设，史称 “五百罗汉 ”。

注释2.北撤 : 北撤是1946年6月的一次成功的军事转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前往重庆谈判，与国民党签署了“双十协定”，协议之一就是中共让出包括广东在内的南方八个解放区，并且将这些地区的部队撤至烟台。但是在执行协议的过程中几经周折。首先是国民党不承认中共在广东的武装部队，接着企图在东纵向大鹏湾集结的过程中将其一网打尽。面对种种不利形势，我党充分研判局面，斗智斗勇，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这次军事大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