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的父亲张元震百年诞辰

张一钧

缅怀我的父亲百年诞辰

我的父亲张元震，多项“中国第一”的产品主要研制者，为国家无线电电子产业做出显著贡献的工程技术专家；爱国爱民积极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全国人大代表；孝老爱亲、诚信做人的“五好家庭”的好父亲。

父亲一生经历坎坷，成就卓越。往事历历在目，我早就想把他丰富多彩的故事写出来，留下记录，又自觉文字水平不够，想写的东西太多，反而不知如何下手，一直拖到现在。今年是父亲百岁诞辰，我下决心努力写上几笔，以表达对生我养我的父母的崇敬与爱。



一、工程世家

100年前的今天，1923年5月25日，父亲出生在上海老城厢乔家路上一座典雅院落里。用现在话乔家路可称之为“老上海的CBD”，是老上海政治、经济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区域。

曾祖父是清末中国海关工程部的“THE FOREIGN STAFF”，在1927年年底上海外滩海关大楼落成启用后退休。

一百年前的1923年，中国第一次无线电广播在上海开播。做铁路工程师的祖父成了中国第一批的无线电爱好者。

二、少年时代

在家庭的影响下，在祖父的熏陶下，父亲对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七、八岁时开始接触收音机，十四、五岁时就已经白相（制作）发射机了。年少的父亲将心得写成论文等文章，在专业杂志上公开发表，还获得过征文第三名。

父亲青少年时接受当时教会学校的教育。考入东吴附中，与李政道等同窗。因爱好无线电，选择了沪江大学物理系，该系电讯专业（包括后来的院士张熙先生）并入交通大学电信组。

父亲年少时也是业余无线电台的爱好者，呼号“XU8YY”。1941年发表了介绍自己成为HAM“火腿”玩家的文章。他制作的电台最远可以联络到南美洲，在当时界内小有名气。

　　

三、初露锋芒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族无线电业重整旗鼓，得到了恢复，上海兴起了一股民办电台热潮。

父亲受朋友委托设计制造的商业电台获得成功，从此正式踏入民用商业广播电台领域。

他先后设计建造、改建了国民、建设、新声、中华自由、大中国等十余座商业广播电台，占据当时民营电台的半数。

父亲经常应邀到这些广播电台查看设备的工作状况，现场解决一些技术问题，期间遇见了在电台做播音员的母亲。

父母一生相敬如宾，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结婚60多年，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日子过得从从容容。

母亲嫁给无线电世家的父亲，但对无线电技术并不关心，却是个编织好手。我们、我们的孩子都穿过母亲编织的绒线衣，帽子、围巾，用着她钩织的桌垫等。母亲设计许多非常漂亮的编织花样，做成一块块样品保存。母亲做事特别认真，差一针都不行，拆了重做。经常把自己搞得眼花头晕血压升高手抽筋。

到现在我还是不断浮现那些场景：父亲和我们一起看书、学习、做各种实验，母亲在一边结（编织）绒线，静静地陪着，画面十分温馨。

时间来到了50年代，父亲逐渐将技术重心移到无线电制造业。

1954年，父亲在上海宏音无线电器材厂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台1500瓦大功率扩音设备。

1957年，父亲在上海宏音无线电器材厂试制成功的美多牌台式收音机获全国首届收音机评比第一名。

四、浓重一笔

50年代后期，父亲带头将中国电子产品从电子管时代转入半导体（晶体管）时代，这是他对技术进步时代更替的贡献。

特别值得我们记住的是1958年3月，父亲牵头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

195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图文报道了新中国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诞生的消息。

报道说该机木质外壳带提手，整机长27厘米，成为名副其实的便携式收音机。

该功绩也被记入了《上海地方志》—上海广播电视发展史。地方志里这样记载：“1958年3月11日，上海宏音无线电器材厂工程师张元震领导的试制小组，与天和电化厂等9家工厂以及上海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共同协作，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新中国70周年之际，2019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报道《新中国的第一》记录了父亲与同事们研制“新中国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的奋斗历程。

1959年国庆节前夕，上海无线电器材厂首次批量生产300台美多牌晶体管收音机。首次实现了国产晶体管收音机的商品化。父亲亲自带着产品去北京送进中南海献礼。

1958年，试制出国产第一部工业电视机。又试制成功为上海牌汽车工业配套的晶体管汽车收音机。

1962年在上海无线电三厂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台全部采用国产元器件的美多牌28A型便携式中短波晶体管收音机，并投入生产。不久，美多28A被列入周总理的国家礼品名单。

五、特殊身份

1963年，父亲从上海无线电三厂被调到上海无线电四厂，主持技术工作。

父亲在如日中天的三厂干得好好的，咋突然调去只生产一只收音机产品的四厂？说是四厂经过合并调整成一个县团级大厂，希望他去改变那里平平的技术状态。事实好像并不完全如此，在那个讲成分的年代，这种安排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美多还有许多军品。

没有多久，当时的第四机械工业部王诤部长视察上无四厂，决定要他们做雷达 。

厂里无法决定父亲的密级，但又需要父亲解决技术问题。工程师们将整个系统拆成一小块一小块来请教。其实父亲从这些众多小块块已经知道了大系统，但又不便全面地解决大系统的问题。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产品的研制。

单位将情况报告上去，据说在王诤部长过问下，专门批准了父亲可以接触的密级，还是最高的绝密级。一个资产阶级背景的技术人员，非党人士，密级比有些党员领导干部还高，当时有人想不通。对于这个特例“待遇”，父亲非常高兴，决心用更多的成果来回报国家的信任。

1963年，上海无线电四厂研制成功第一部国产751型舰船用导航雷达，1965年交付使用，填补了国内空白。

1965年，父亲主管的752型晶体管雷达样机试制成功。

父亲先后主持上海无线电三厂、上海无线电四厂的技术工作。组织、主持了美多牌收音机、收讯机；凯歌牌收音机、工业电视、船用雷达等产品研制。

上海仪表局当时担起了新中国电子产业的半壁江山，父亲在其中做出了大量的贡献。

六、逆境磨难

66年文革动乱开始，父亲早早地被戴上“反动技术权威”的帽子，被打倒批斗关进牛棚，遭抄家隔离没收住房，停发工资只领生活费。技术工作被彻底停止，牛棚出来后到车间劳动，接受监督，随时准备去“交待问题”。

父亲认为这种情况是暂时的，国家一定会走上正轨，一定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这段时间倒是有空闲自己更新积累新技术，学习掌握国际电子新技术的好时机。

1972年文革后期，还没有“解放”的父亲被安排进“三结合设计小组”，在一位女工师傅的领导下，担任“总体”，领着一群年青的同志研制4D4型9吋黑白电视机及其高频头、行输出等五大关键部件。

4D4是那个年代黑白电视的标志性产品，连续7年产量全国第一，多次获全国评比第一名，技术推广至全国多地。

七、负重致远

文革后父亲被恢复主持技术工作，任上海无线电四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此后，父亲主持研制成功医用工业电视、核电站用抗辐射电视等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的产品。其中4G4型X线应用电视，1978年获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80年代初，父亲升任上海广播电视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国家批准在上海引进建设我国第一条彩电生产线，父亲兼任上海电视一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担任金星彩电引进技术的总负责人、中方总代表。1982年10月份金星彩电引进线正式竣工投产，金星牌彩电有相当高的好评和知名度，连获多项国家大奖。也带动了我国的电视机制造业整体水平跳跃式提高。

父亲回到广电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岗位。期间他牵头负责了我国第一个引进索尼U型专业录像机项目，谈判成果在上录、北录等录像机企业落地。

父亲后来又担任上海仪表局科技委副主任、主任。组织指导COTY彩色显像管、关键部件及彩色电视机产品应用的重点技术联合攻关。

2010年父亲被授于“中国广播电视工业发展突出贡献奖”奖杯。他撰写的有关文章被收入《中国彩色电视机工业发展史》

父亲一生在雷达、大功率扩音设备、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应用电视、广播电台等领域为中国及上海市电子工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八、闲情逸致

父亲中等身材，人不胖，筋骨好。母亲称他是“外国（骨）人”，意思是骨头露在外面的人。

父亲说话比较温和，大概是曾祖母、祖母都是苏州人，加上父亲大学毕业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他说话里带有一些苏州口音，时常还会说几句“嬉话”。

父亲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年轻时也喜欢赶时髦，白相新鲜的东西。

父亲的兴趣爱好广泛，主次分寸把握得当。他常常告诉我们：业余的要玩出专业的水平，职业的要达到专家的水平。

40年代末、50年代初，父亲与一帮车友一起骑大炮摩托车，开小汽车，闹出许多有趣的故事。

那年去拿驾照，怕体重太轻过不了关，口袋里放几块铁块压称。

他们开着摩托车去南京路兜风，那时南京路还是有轨电车。开始还在路面正常开，不料遇到轨道检修，开着开着前面的路面挖空了只剩铁轨，如同开摩托车走钢丝……。

哈雷大炮摩托车自身较重，进出家门要推进推出，父亲推不动。将摩托车停在马路边、一招手“三轮车”，“哪块去？”，“不到哪块去，一角钱，帮我推一哈”，“嗯呐”，三轮车夫高高兴兴地帮他推了进去把摩托车停好。

因种种“运动”不断，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后，他们就偃旗息鼓不玩了。许多年后，父亲与厂里的驾驶员闲聊时，偶然说起过他会开车，这句话在文革中这也成为了一条罪：“宣传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

父亲喜欢拍照摄影摄像。欢喜白相莱卡135、禄来120相机，双反相机等，还白相8mm摄影机。拍摄、洗影、剪片，从头到尾都要玩遍。

父亲非常爱惜他的摄影设备，平时存在有干燥剂的饼干罐头里。他们朋友间有不成文的约定，相互不借照相机。但难免有圈外人来借用，父亲就添置一台照相机专门供出借，这台相机也成了我们学摄影的入门机。父亲在抄家后的垃圾堆里找到了一只镜头，碰巧父亲的发小、我们“寄爹”的家里抄家只剩下一台机身。他们配成一只完整相机，取名“两房搿一子”。

父亲玩照片水平高，当时的老相机没有自动测光测距功能，全凭自己估算拍摄参数。拍照回来自己配洗影定影水，冲洗底片和照片，还要把135底片放大10吋或12吋的照片。

母亲将照片整理成一本本相册，记上拍摄时间地点，照片里的人物、拍摄背景等信息。

文革中红卫兵来抄家，翻出家里的照相簿，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欣赏起来，惊得走进来检查“战果”的红卫兵头目大叫：“要中毒了”。下令将底片照片全部抄走。

有亲戚们喜欢的照片，父母都会送给他们保存。我家的积累这么多年的照片底片都抄没了，父母肉痛得不得了，亲戚们待风头过去一点，偷偷地将他们保存的照片送还来。没等到大家开始高兴，又来了一次造反派抄家。过后，只捡到墙角边漏网的几张小照片了。

这张幸存的照片是1957年5月1日父母带我们游中山公园。有人问我照片里怎么不见你哥？我回答：大哥正在拍照。

文革牛棚出来，父亲被派到车间去干绕线圈的活。组里都是些阿姨妈妈工人，工作效率不高，父亲想办法发明了许多小工具，提高了产量与质量，受到大家的欢迎。在她们的“掩护”下，父亲可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偷偷看用红书皮包着的外文技术书。英文资料容易被造反派看出来，日文资料里有汉字，比较容易混过去。

文革里，红卫兵污蔑他私藏“敌台”，为避嫌转而去玩与无线电无关的新东西。

父亲自制满口的假牙，从试验配方开始，固化工艺，翻模打样，修牙，全部自己来。第一次出样，颜色调深了，戴上假牙说话要捂着嘴，生怕露出“血盆大口”。再做一次就完满了。

做好假牙，戴上眼夹开始研究修装钟表。当年“淮国旧”里有便宜的旧钟坏表卖，不乏世界名表劳力士(Rolex)、摩凡陀(Movado)。修表是个精细活，要的是巧劲，一不小心细小的螺丝就飞了，摩凡陀成了“麻烦大”（上海话“大”与“陀”是一个音）。父亲先是买几个拆拆并并，后来都干上了盘游丝，车天芯等高难度技术活。我们兄弟两也跟着修起了旧钟，技能逐渐见长，把姨夫家的德国古董坐钟也抱来修了。

父亲还动手绕弹簧，修席梦思……。

故事好多，以后再慢慢说。

品品美食，听听音乐也是父亲的爱好。

一直以来，搞技术的加班是经常的。父亲会下班后跑到衡山宾馆，点上几个菜独自一人吃一餐，再回到厂里继续加班。文革中这也成为了一条“罪名”，后来父亲解释：有时遇到难题，换一环境，换一心情，换一思路，办法就来了。

文革前，家里经常用自制的音响设备放黑胶唱片，隔壁邻居来敲门，父亲以为声音太大了，向他们打招呼，其实是他们是想知道调了好多遍收音机，为什么找不到这么好听的声音。破四旧时家里忍痛把黑胶都砸了，碎片装了一袋袋的，还不敢随便扔掉。祖母趁着夜色偷偷地笃(扔)到离家远一点的垃圾箱里。

父亲每当技术上有新构想，往往先在家里做实验，有了眉目，证明可行再用于单位的新品设计。我们都成了他的小助手，家里也都堆满了实验品。我与大哥也因此也与父亲一样，在小小年纪就开始接触无线电了。

60 年代初，父亲在家里宣布开始装14吋电子管黑白电视机，我们几个有分工，装接调试当然是父亲的事。大哥引进会装电子管收音机了，他负责电子管等零件的采购，当时的华东采购站看到小孩来买这么贵重的电子零件，还以为搞错了。我那时只会装矿石机，就干上按父亲画的图纸配料的活，负责把“旧货摊”称重量买来的五花八门的电阻按照功率、阻值分门别类。有缺档的就用低阻值的电阻在自己做的电桥上边测边修改参数，用漆封好保证其在偏差范围内。

当时上海只有一个频道的节目，晚上播几个小时，也不是天天有。每到电视节目开播，亲戚、邻居们把我们的工作室挤得满满当当的。有一次电视台预告要播红线女的粤剧，舅妈是广东人，早早打电话来预约座位。开播那天舅妈画好精致妆容，身着正装隆隆重重来看戏。

开机器，调电视，天线那是我的事。父亲只研究电视技术，从不看节目。那时单位还没有研制电视机的任务，他在家里做电视机只是一个技术储备，练练手。

70年代9吋电视机风行的时候，父亲带着我们装16吋晶体管电视机。包括高频头、偏转线圈、甚至行输出高压包等零部件，大到调试用的示波器、扫频仪，小到万用表、机箱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90年代，父亲开始在家里组装计算机了。从搭建真正的“裸机”，手动拨入十三条机器指令开始玩。我姐是学计算机专业的，以及我的那些搞计算机的朋友都成了他请教的对象。直到他与姐姐一起玩起了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电子电路。

父亲向来公私分明。白相这些，从不用公家的东西。所有买的东西只要有与厂里有相同的可能，全部留有发票。家里人都嫌他发票这类东西囥多了“积灰”，不好打扫。直到他去世后，我们才把这些已泛黄的东西处理了。

九、尊老爱幼

尊老爱幼传统美德在父亲的身上有着新体现。

左1977年10月，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父亲问我们“是否想改变自己的人生？高考是目前唯一的机会”。哥哥68届高中，去了安徽；姐姐67届初中，病休在家。我是70届初中，借他们的光进了上钢一厂，出师后当上了直属检修班的班长，蛮受厂里重用的，36元万岁的日子还算安逸。相比哥哥姐姐，我的文化基础最差，文革开始时才小学五年级，虽然平时有些积累，系统训练肯定不够的。

父亲决定亲自辅导我们参加恢复后的第一批高考。没有合适的物理、数学的复习教材，父亲边讲边在练习簿上写。这样到高考结束，两本教材也写好了。父亲还发明了“公式本”，把要背的定理、定律、公式，记忆要点都浓缩在一个小本子上，随时随地拿出来背。我上下班路上来回要两三个小时，正好用得上。

父亲在学习本上题写“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作为辅导学习的开篇。

我兄弟姐妹加上未过门的大嫂共四人参加这十年一考，全部被各自心仪的大学录取。大学里，姐姐当选了校团委委员，我当了校学生会副主席，大哥大嫂后赴美继续攻读学位。

我们家族里出了多位博士、教授、高工。大学毕业后，大哥留在美国搞高能物理加速器、计算机，大嫂从事化学检测。姐姐在633研究所认识了同所搞激光技术的姐夫。我分配进了金星电视设计科，遇见了我的太太，我们与父亲一样从事无线电电子技术。我们一家门虽然工作的专业略有不同，但都继续从事着工程技术事业，这也是一种传承。

关于我们下一代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以后抽时间再写。不过像我这样的懒笔头、烂笔头，动笔要好好下个决心。也许不久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代人写回忆录的功能了。

我外婆出生在封建家庭，小时候被迫裹了三寸金莲，走路也受到很大影响，基本没有劳动力。祖父、外公都离开得早，父亲母亲将外婆祖母都带在身边组成和睦相处的大家庭。

家里两位老寿星的性格截然不同。祖母洁白清瘦，会做菜，烧的鱼特别好吃，85后偶尔还下厨；外祖母身体微胖，喜欢食补，90多岁还要吃肥肥的红烧肉。父亲从未与哪一位长辈红过脸。记得我们小时侯大年初一，父亲还跪下给老人磕头拜年，直到文革后才改为拱手。

长辈的行动就是后辈的表率。尊老爱幼是我家的光荣传统之一。

80年代，全国开创了“五好家庭”评比竞赛活动，我们家连续数年被评为全国和上海市的“五好家庭”，家门口贴上红色的表彰标签。

十、服务祖国

父亲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卓有成效，为国争光，在其他领域，同样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各种方式为国效力。

公私合营前，老板为了留住父亲这样的企业核心人才，送给他一部分股份，还给予资方代理人的头衔，参与企业经营与分红。公私合营后可以领取定息，后来父亲主动提前放弃。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自愿降薪，与国家共渡难关。母亲也放弃工作，加入街道老师队伍，积极参与国家的扫盲活动。

父亲早期加入九三学社，当选为中央委员。

父亲在刘靖基、刘念智二老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当选为民建中央委员，第六、七、八届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第九、十届市委名誉副主委。

父亲前后20年连续当选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两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父亲在人大积极提案。印象最深的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领衔提出议案：恢复原来工程师的八级制或增加一级相当于教授的正高级工程师。1989年有关部门决定可以通过评审给部份高级工程师享受教授待遇。同年父亲被国务院认定为首批享受教授待遇的高级工程师，并担任了上海市工业系统享受教授待遇的高级工程师的第一届评委。

十一、豁达谨慎

父亲生性谨慎睿智，更有勤奋、豁达、宽容、自律的性格。

父亲在年少时的文章里总结出“研究须抱着不屈不饶的精神、熟知原理、自己动手”等三条，他的一生从事技术工作也是这么做的。

父亲在技术上从来不保守，不管谁来问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把一些功劳都记在别人的头上。他说你把本事教给了别人，你就可以轻装去接受新的本事，你的本事就在不断提高。

文革中造反派开大会小会批斗他，还有人打了他。我们全家很气愤，但他始终没有说是谁动的手。几年后，听说父亲还让那人担当了什么重要工作。父亲说自己要豁达大度，要包涵宽容，用人要看大节。

改革开放后，仪表局下属公司有一出口美国的产品，因有技术问题不能解决找到父亲帮助。经过他在家里亲自技术攻关，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该公司要给报酬2千元，父亲认为是为下属企业解决问题不应该收报酬，多次绝收，甚至把送来的钱扔出门外，把上门送钱的人赶出家门。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奉公将廉洁，律己重小节。



十二、以往鉴来

父亲经常以他的两件往事引出的教训与我们共勉。

父亲年轻时是火不离烟、烟不离手的老枪。母亲说父亲“除了报名照，所有照片里都有夹着的烟”；“凡是布料做的，都有烟洞”；“比猪八戒戒的次数多得多”。到了大跃进时期，连续通宵加班，父亲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必须下决心戒烟。这次戒烟成功了，身体恢复了，但也落下了肺气肿、肺不张的毛病。父亲以后经常对我们说：既然你们不会抽烟，就不要去碰它，人要有毅力坚持自己正确的选择。

父亲工作很忙，碰到技术难题是更是忘掉一切全身心投入，开会因此迟到是经常的事，大家习以为常，不太苛求他。50年代末的一天，市里通知他某日某时到中苏友好大厦某厅开会，还反复叮嘱早点到，厂里的领导也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不知什么原因，父亲晚到了几分钟，门已经关上了。父亲反复说明原因，门口的工作人员死活不让他进去了。当得知毛主席刚刚进入了会议室，小范围的接见已经开始了，父亲后悔不已。记取教训以后参加周总理、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会议都准时出席，但错过了就是错过了。父亲告诉我们，工作中乃至生活中守时的重要，遵守承诺的重要。

父亲也养成，保持了恒心毅力，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质。

在朋友的鼓励下，赶在父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匆匆写下这些平淡的文字。没能用华丽的词语完整地记下父亲在那些特殊年代背景下丰富多彩的一生，但父亲爱国爱家爱事业的精神，我们晚辈会永远传承下去。感谢时代造就了父亲，感谢父母给了我们兄弟姐妹生命。我们能有如今的成就和幸福的生活，感恩父母亲。

作者简介：

张一钧，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工程技术突出贡献特殊津贴享受者

曾任：

上海广电集团副总工程师（主持工作）

上海仪电集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广电设计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广电股份有限公司（SVA）技术中心主任

上海电视一厂（金星）副厂长、总工程师

上海索广映像有限公司（索尼）副总经理、技术委员会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