矾盛村散忆(3)

往事如烟

搬到姥姥家不久，母亲就到父亲生前所在的矿上“挂号”等候安排工作了。又过了不久，母亲被分配到了一个叫“砂锅窑”的地方上班。“砂锅窑”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正规的名字——轻工陶瓷厂，那么“砂锅窑”这个土得有点掉渣的名字是如何得来的呢，大概与这里主要生产的产品砂锅有关吧。

砂锅窑位于矾盛村北，由南北两个院子组成。两个院子中间是一道干枯树枝夹成的杖子，杖子的东西两端与东西院墙之间，又各自留出一段空隙，留作来往通行之用。厂门位于北院的东侧，一进大门，迎面看到的，是一个座西朝东的厂房，一台高大的机器置于其中，只要按钮一启动，机器就会发出轰隆隆的叫声，机器上的传送皮带飞速地旋转着。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和皮带的飞速旋转，一阵阵强烈的粉尘在厂房内四处飞蹿。机器两旁，各有一个戴着风帽、口罩、脚穿鞋hu da(一种绑在鞋面上，防止粉尘进入鞋内的，实在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所以只能拼音了）的工人，紧张地忙碌着。这台机器，就是用来碾压制作砂锅原料的“电碾子”。母亲刚到砂锅窑上班时，就被分配到这个岗位。

母亲上班的第一天，一伙干活的同事见母亲身体单薄，怕一伙干活会多受累，可又不好明说，于是动了一些心眼儿，特意加大了工作强度，将一袋又一袋的生料不停地倒进机器里，以为母亲会因为吃不消主动放弃。而母亲，则是一声不响，咬牙坚持着，直到最后，母亲要去取新一袋的生料时，那人开始连连摆手了，表示自己干不动了。这时，母亲也不由得瘫软了下来，其实刚才母亲也是硬挺着坚持下来的。那时母亲只有一个信念，再难也得坚持，这份工作对她来说太重要了。

看电碾这个岗位是三班倒，每月都有一多半是夜班，四点班和零点班是要半夜交接的。那时候的夜晚好像格外地黑，尤其是在乡村，更气伸手不见五指。母亲开始上夜班那段时间，下四点班和上零点班，都是是由姥爷接送的，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没过不久，母亲开始坚持自己走了，那些天，母亲无论是半夜上班还是下班，只要一出家门或厂门，就开始撒开腿，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到达单位或回到家里。

母亲不仅工作不辞辛苦，而且心也特别心细。一次夜班，机器刚转了不一会，母亲就发觉机器发出的声音不对，于是提醒一起干活的同事，可同事却没有在意。最后，还是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停了机器，直接去找领导。经过检查发现，机器上传动皮带已有部分撕裂，如果再运行下去，皮带一旦完全断开，后果不堪设想。母亲的这份责任心也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领导还特意询问了母亲的情况，通过交谈，得知母亲上夜班确实有困难，于是给母亲重新安排了一个长白班的工作。

母亲的新岗位，是制作药壶。制作药壶的厂房是在南面的院子里，自西向东五六个小矮凳，每个凳子前面是一台通电可以旋转的小机器。制作药壶的泥料黑黑的、粗粗的，揪起一块，像和面似的揉捏一会，再放到机器上，不一会，药壶的形状就出来了。这还不够，还得进一步把药壶表面打磨平整，再安上壶梁、壶嘴。由于长期和泥打交道，母亲的手，总是粗拉拉的，还有许多地小裂口。

那时候胆子很小，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得有人在旁边陪着。尤其是怕黑，晚上睡觉时只要一熄灯，就会用被子把头裹得严严的，只在嘴的位置留下一点空隙。一旁的妈妈怕我闷坏了，所以每次见我用被蒙头就马上给揭开，可只要妈妈那边一不注意，我又是用被把头捂得严严的。一天早上，我醒得比较晚，睁开眼一看，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不觉害怕起来，于是抓起衣服，边哭边往门口跑。推开门一看，姐姐正在和一群孩子在院子里跳皮筋玩呢，见我哭成这样，姐姐也赶紧跑了过来，帮我把衣服穿好。

自从妈妈改上长白班，我和就姐姐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下午一过四点，快要到妈妈下班到家的时间，就会早早站到大门口，等候妈妈的回来。

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和姐姐在门口等了很久，还是不见妈妈的身影。眼看快五点了，姥姥姥爷也有些着急，于是派老姨带着我和姐姐，直奔妈妈单位。没一会，我们就到了砂锅窑门口。厂门大开着，见没人看着，我们悄悄地溜进了院里，待走到母亲工作的地方，隐隐约约听到里面有说话声，走到门前，我想推门进去，可被老姨拦住了。老姨和姐姐翘起脚趴着门玻璃往里面看着，我因为个小看不到里面，据据们说里面聚了好多人，中间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正在讲着什么，应该是在开会呢，于是我们只好站在外面耐心地等着，直到会开完，母亲才从里面出来，兴冲冲地带着我们往家走。

后来才知道，妈妈单位这种班后会是要经常开的，所以隔三差五就会有下班晚的情况。我和姐姐也不再像之前那样一直在门口傻等着了，如果等一会还不见妈妈的身影，就返回到屋里，可眼睛却是一直不离窗口，把脖子抻得长长的，望着门口妈妈回来的方向。只要妈妈那边一露头，我们就会第一时间飞奔出来，一路欢笑地跑向妈妈，姐姐每次都是有意跑在后面。跑到妈妈近前，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接过妈妈手里的兜子，兴冲冲地往家走，仿佛是在做一件特别神圣的事情。

那时候，最盼望的还是妈妈周末能休息上一天，带着我们好好玩玩。可对于妈妈来讲，周末了并不意味着就能休息，周末加班是经常的事，而且这个加班是不给工资的，单位还把这个加班赋予了一个神圣的名字——“献红心工”，既然已经与“心红不红”挂钩了，那这个加班大家自然也就无法拒绝，又岂敢拒绝呢。

说是住在下屋，其实更多的时间是在姥姥家的上屋度过的，妈妈上班的那段时间，我和姐姐都是待在上屋，赶上阴天下雨，炉子不好烧，以及之前妈妈上夜班那段时间，我们更是一家三口全都住进姥姥家的上屋。

那时候的生活用水好像特别的紧张，每家都得自备一套挑水的工具。印象最深的，是河沟边一户崔姓人家门口水管前那条自东向西的排水长龙。他们:有的把水桶放在一边，手扶扁担站立着；有的把扁担担在水桶上，人悠闲地坐在扁担上；也有的水桶旁边并没有人，原来这是放水桶占位置的，水桶主人去忙别的去了。排在后面的时不时会探出头看看前面还有多少人。大家焦急地等待着，而那水似乎并不理解人们的焦急心情，依旧是不紧不慢地轻轻流淌着。有的时候甚至流着流着就“罢工”了，遇到这种情况，绝大多数人都是挑着空水桶悻悻地回家了，也有耐性好的留下来继续等着水的“再次光临”。

因为水的缺乏，那时用水格外地精心，淘过米的水是不能马上倒掉的，还可以用来洗碗，而洗过碗的水，还可以用来浇菜。就连洗脸水一次也是不能倒太多的，否则免不了被大人说上几句。

虽然住的是姥姥家，可我却没有一丝的拘束感，完全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了。每次吃饭，别人都是随手拿来一个碗就可以盛饭。而我则不然，经常是左挑右选半天，才定下来用哪个，也因此留下了一个“特性”的外号。那时，用得最多的是一个里面带蓝边的中号碗，因为是在夏天开始使用的，所以我管他叫“夏天的碗”。只要发现别人在用这个碗，我就会哭喊着要过来。就在几年前，一次去姥姥家，吃饭时竟然在碗架柜里再一次看到了这个“夏天的碗”，不免让我又感慨了一番。

同院里，还有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是我形影不离的玩伴。每天睁开眼，我们就会跑出各自的家门，聚集在一起，在外面疯跑起来。跑累着，才带着满身的泥水汗水，回到屋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玩得却是那样的快乐。记忆犹新的，是那时玩“过家家”的情景，过家家是要有“孩子”做道具的，也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主意，用布头卷成卷，一个“孩子”就诞生了。我们，一边摇晃着“孩子”一边模仿着大人的一些动作。现在想起来，虽然不觉有点想笑，倒却也不得不佩服那时候的奇思妙想。

别的游戏玩腻了，我们又会把那首不知念了多少遍的儿歌翻弄出来。两个孩子面对面站着，一边击着掌，嘴里一边念叨着。每到这时，对门的奶妈就会被逗得前仰后合，边笑边说:这叫什么玩意。儿歌的内容，至今还能记得，可直到如今却仍是不能知道儿歌是什么意思，也难怪当初对门奶奶乐成那样。

在孩子的眼里，一切都是新奇的。每次去爷爷家，爷爷都会拿出一大堆我们喜欢的“宝贝”。这“宝贝”，其实就是用过的空火柴盒，这都是爷爷特意给我们积攒下来的。这些火柴盒，也成了我回来后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每次从爷爷家回来，小伙伴们就会自动聚集到我家住的小屋里，眼巴巴的等着我们拿出这些宝贝，看着他们那羡慕的眼神，我更是得意异常。

至今难忘的，还有与姥姥家院子一墙之隔的二姨家院子里散发出来的摊煎饼的气息。因为两个院子只有一墙之隔，所以我们习惯称二姨家那院为“墙屋”。就在二姨家院子中间，立着一座摊煎饼的炉子，炉子上架着一个煎饼鏊子。每年冬天，姥姥家都要借用这个煎饼鏊子摊上满满一缸浅的煎饼。先在加热好的鏊子上均匀涂抹上一层油，舀起一勺稀稀的玉米面，倒在鏊子中央，随着吱啦一声响，一股带着糊香味的热气在院中弥散开来，再用刮板轻轻地刮开，不一会，一张香喷喷的煎饼就摊成了，抓起来，放进嘴里，香香的，甜甜的。

时间，就在我们的无忧无虑中悄悄流逝着，我和姐姐，也在妈妈及姥姥一家人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看着周围同龄的孩子都背起书包，走进了学校，姐姐的心也不觉痒了起来。其实在一年前，姐姐就曾向妈妈提出，想要去上学。当时妈妈看了看姐姐，又看了看我，有些犹豫，其实妈妈是想让姐姐再在家带我一年，所以上学的事也就耽搁了下来。这次，姐姐没等妈妈去给报名，而是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一起找到老师家报了名。母亲也没有阻拦，于是，姐姐开始背起了书包，高高兴兴地走进了村里那所“矾盛抗大小学”。而我，则是继续着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学龄前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