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线人生之三

白云生处

厂俱乐部露天球场

三、当上司机

年后，厂里开展企业整顿，生产形势蒸蒸日上。整顿达标后，厂的级别从团级升至师级。厂的对外名称，从“国营向阳光学仪器厂”，改为“国营华中精密仪器厂”。厂所属各单位，也相应升了一级。一些称为“科”的单位，均改称“处”了。

为了犒劳全厂职工，厂里为每个职工制发了一套价格不菲的毛华达布料的中山装厂服。这在当时，算是很奢侈了。

因生产、基建和生活物资运输突然繁忙起来，驾驶员一时出现紧缺状况。

这时，运输队与汽修车间合并成立了运输处，实行处党支部统一领导。挑选人员学习汽车驾驶的事，很快被提到议事日程。

一时间，同事们议论纷纷，猜疑谁能当司机。说实话，厂里有许多家属子女都盯着这个职业，因为驾驶员除了正常的工资外，每天出车有另外的补助，而且在一般人眼里，开车风光。

这时的我，也向往当驾驶员，可在心里，觉得没有什么指望。

我有自己的分析。刚进厂那会，汽修车间与运输队分属两个单位，分别由各自党支部领导。在汽修车间干了一两年后，先后有两名一同进厂的修理工，被车间挑选到运输队学汽车驾驶。车间因我表现不错，还是搞宣传的料，自然不肯放走我。两个单位合并后，的确带来了转机。但我明白自己是单身职工，与厂里职工子女相比，不占任何优势。

意想不到的是，我和几位单身同事及另外几个职工家属子女，被挑选去学汽车驾驶。

我能有幸从事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感到有些意外。

日后在与同事闲聊时，我才得知，在酝酿挑选驾驶员时，处里领导和同事为我说了不少的好话。我的师傅也曾向领导谈及过我的情况，让我当驾驶员，可以扶助我改善家的困境。

厂区车间一角

当驾驶员似乎真的成了我的宿命。我暗自幸运。这说明，我平日的表现，得到了大家认可；更说明，是厂里打破了裙带关系。

起初学车一共八人，五男三女。除我外，还有修理工曹诗政、黄家德，另外有厂里其他单位的四名家属子女职工，一个男孩叫毕于川，三个女孩分别叫李建华、杨亚伟、那俊。还有个红安人叫龚汉元，不是本厂职工，据说是通过关系来厂学习驾驶的。

后来，黄陂年轻人杨元全通过关系，也加入我们队伍学习驾驶。

处里为我们这些学员安排了一名专职教练员，名叫陈志友，四十岁左右，浙江宁波人，慢性子。

此前他是厂里客车驾驶员，属思想、技术比较过硬的师傅。

教练车是用一辆解放牌的大货车改装的，驾驶室副驾驶员座位下面，专门安装了副刹车脚踏板，用于遇到危险情况时，方便教练员紧急刹车。车厢上绷着蓬布，为我们遮风挡雨。

平时训练时，驾驶室仅坐教练员和一名学员，其他学员都呆在车厢上。

厂里过去培训驾驶员都是一对一培训，即一个师傅带一个学员。用教练车一次培训八名学员，还是头一次。这种训练方式，自然要经宜昌车辆管理所批准。

陈师傅是部队转业来厂的驾驶员，有丰富的汽车教练经验，对我们训练的方法很独特。

学车的第一步，就是原地操作挂档。在车间办公室后面空地上，用铁凳支起教练车后轴，以悬空后轮。启动发动机后，师傅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轮流手把手的指导我们练习驾驶坐姿、空载挂档等。

这样练习一周后，我们开始有了感觉，再进行第二步训练，在场地驾车穿行“8”字。

练车场选择在离厂三号岗门外不远的石头场子。师傅在乱石堆里圈定“8”字形的路，让我们驾着教练车在上面来回颠簸穿行，在行驶中实际体验把握方向盘、操作档位等驾驶技术。

我和我的解放牌大货车

这样又练习了差不多半个月，我们对驾驶的感知更深了。

第三步，就是师傅带着我们在道路上练习驾驶技术。先是在厂和宜都县城附近宽直、车少的道路上练习驾车，后到王家畈、毛湖淌等地弯多、坡大的山区道路上驾驶。

相对来说，男学员练车进步较快。女学员因天生胆小，驾驶技术掌握得比较慢。陈师傅只好对三个女学员经常“开小灶”，让她们每天多驾会车。

女学员中，杨亚伟算是相貌最端正、胆子也最小的。陈师傅给她“开小灶”的机会更多。这让男学员有点眼红了，因为谁都想在驾驶室里多练会。

于是我们这些男学员，坐在车厢上吹风的时间，要比女学徒多。我们常常在车上靠说笑，甚至风闹打发时光。等到陈师傅命令停车，才轮到我们依次轮流钻进驾驶室练车。

因为实际练习驾车的时间少，我特别珍惜每次上车的机会，用心体验驾驶技术。

为了掌握上坡踩两脚离合器、换档的技术，按陈师傅指点，我们回到宿舍后，甚至趟在床上练习操作要领。

经过一段上路练车后，陈师傅见我们进步很快，便大胆实施跑长途的计划。

他先后带领我们驾着教练车，长途奔袭湖南韶山、湘潭、武汉及江西九江、庐山等地。

我们在练习驾驶的同时，又领略了名胜风光。这是我生平初次免费周游省外的世界。

训练大半年后，陈师傅开始实施第四步训练方法，带我们到位于县城的厂物资转运站，利用站内宽阔的操场，练习场地和桩考驾驶。

这可是需要臂力的活儿，方向盘要在手里玩转才来勉强过关。

解放牌货车方向盘的转动本来很沉重，初次练习急打方向盘时，练得胳膊又肿又疼。

一天的上车练习时间本来不多，加之还要照顾女学员，这使得男学员的训练时间大减。

于是陈师傅要求我们，别人在练习时，其他的人在下面要盯着看，认真体验怎么打好方向盘。

为了掌握技术，我们几个年纪稍大的学员，常常与师弟师妹们讨论如何练习桩考“钻杆”。

这办法还真灵。有了共同学习的氛围，可以取长补短，有助于带着问题去练习，弥补自身的缺陷。

那时我们学员提出，要连续钻十次杆都过关，考试时才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

我率先提出，考试时应追求 “首发命中”，即第一次钻杆就过关。不然第二次补考钻杆时，肯定会因心慌而失败。

为了找到速成的有效训练方法，以弥补训练时间不足，我们认真研究了驾驶视野与车、桩之间的方位动态关系，并在车身各要害部位刻下暗记，方便我们在训练时参照，以随时校正方向盘，不发生越线、撞杆情况。

有了这些窍门，我们在移库、倒库、过桥等桩考环节中，心里有了底气和信心。

当然最难的是桩考完成前，车倒入库后因缺少参照物辅佐判断，车身往往停得不正，易造成车轮压线。

为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花了不少功夫，终于找到一个捷径，就是将车厢后栏板的正中央，对准车后远处一个可使车停正的参照物，这样车就停的正正当当了。

厂生活区的电视转播塔

驾驶技术掌握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攻理论关。运输处里弄来小册子，人手一册发给我们熟读背记。册子共有50道问答题，涵盖交通规则和机械常识。

这本小册子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在后来考试中，理论试题基本上都是册里的内容。

陈师傅这套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使我们受益匪浅，打牢了基本功，驾驶技术得以稳步提高。

1981年的初夏，我们到宜昌地区车管所考试驾驶证。第一关考理论，我得了满分100分。

桩考的前一天，我们先到设在宜昌魏家畈的考场熟悉场地。因无时间进行实地练习，趁别人把教练车倒入车库停正后的机会，我爬上驾驶室朝后面窗口望去，从远处的一排树林中，选定一棵树的树尖作为参照物，心里暗暗记住树尖在车厢后栏板上的重合位置。

也正是这个小聪明，助我在次日的桩考中首盘过关。

在学习汽车驾驶过程中，我与学员们相处融洽，特别是与毕于川很合得来。

他身材比较高大，祖籍山东淄博，很会打篮球，为人直率。

那时我们的月工资只有30多元，除了吃饭、抽烟等基本生活开支外，剩下的钱不多。

教练车一旦长途奔袭到某个目的地，我们会轮流付费请陈师傅吃饭。我和毕于川很自觉，从未轮空过。

但总有几个学员很吝啬，吃别人埋单的饭很大方，轮到自己埋单时就奸狡耍滑借故躲开。

毕于川常私下向我指责这种人，表示愿同我及李建华交往。为此，我很感动他对我的认同。

我刚调离二三八厂时，他也调至湖南常德三线单位红光仪器厂。在我的联系下，他还专程来宜都看望过我一次。

拿到正式的驾驶证本后，按规定，要跟车实习一年后，才正式放单开车。我被安排跟着一个叫毛大庆的师傅实习。

那一年，我天天跟着毛师傅出车收车，开车技术更加熟练。

在交通不便的山沟从事汽车驾驶，很招人喜欢。成为驾驶员后，一向很少接触外界的我，渐渐开始认识了厂里其他车间和单位的人。

因为好说话，乐意助人，一些职工需要在宜都捎点什么东西回厂，会找到我帮忙拖运。

有的职工私下在车间做了蜂窝煤炉子，或者衣架、落地台灯、拖把之类的家用物品，苦于厂里的门卫检查很严，往往会求助于我这样的驾驶员，将这些东西藏在驾驶室里，瞒天过海通过厂大门的岗哨。

岗哨值班的人，一般对厂里汽车驾驶员关系很好，对厂里汽车进出不会检查。也难怪，他们也有求于我们的时候。

厂里两千多职工，虽然不可能全部认识，但有相当多的人，尽管叫不出名字，我也能从相貌上判断出他（她）是否是二三八厂的职工。

在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与我同姓的家属子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叫胡汉军，曾经当过兵，个头不高，长得结实，有一身打架的功夫。

原来他在部队时，曾受过格斗方面的训练。为见识他的功夫，曾有人撺掇表演一番，他也不避讳，当众耍起拳脚、翻起筋斗来。

据说他有一次在宜都，曾遭遇多人围攻，竟不能拢他身。他三拳两脚打倒一人，还强按其头开着水龙头冲。

他的传奇让我敬佩。转业后他本来被分在厂工会工作，之后却又去推销厂生产的照相机。

听说，他因推销赚了不少的钱，为他日后离厂北漂积攒了开销。那时他常常赶乘我的车出厂，渐渐地我们很熟悉了。后来他去了北京，在新华社下属的某创意公司供职。再后来又去驻深圳了。

他回厂探亲时，曾对我说起，他与中央电视台的不少名牌主持人很熟。虽然多少带点吹嘘的口吻，但我还是相信他有这个神通。

我后来调回宜都后，他从深圳回厂探望母亲时，还专程来宜都看望我，给了我一张印有他彩色照片的名片。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精致的名片。

那天他一身黑色风衣，风度翩翩，让我的同事好奇。有人私下问我，你的朋友是干什么的，好像“克格勃”的人。我不禁好笑，连忙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