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著名弦乐教育家、音乐评论家郑延益先生百年诞辰

谭国璋

著名弦乐教育家、音乐评论家郑延益先生（1923年5月2日 - 2011年7月28日）今年2023年是诞辰百岁周年。郑先生出生於浙江慈溪，六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八岁移居新加坡，十一岁时就能演奏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抗战爆发后先后到香港上海重庆等地，在上海期间进入国立音专随工部局乐队首席奥地利犹太人费迪南德·阿德勒学习小提琴。后又到重庆，在林声翕指挥的重庆中华交响乐团拉琴曾任副首席，1948年回到新加坡。1954年刚过30岁的郑延益先生应上海音乐学院谭抒真副院长之邀，满怀爱国情怀回国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

在之后的岁月中郑延益先生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为上音的弦乐人才培养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对上音中提琴专业的建设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上音的中提琴专业从无到有，从人数少、水平低到成为一个高水平专业团队和学科，这里都有前辈郑延益先生的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郑先生在教学理念和方法上有他自己独有的看法，在拥有众多弦乐教授各种学术观点的专业圈里他能独树一帜，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他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教学培养学生。郑先生教学中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学习小提琴重中之重是要认识和解决人和乐器的关系。 要把握好练习“硬技巧”与“软技巧”的关系。他认为“放松”和发音”是最要重视的两项基本要求。练习音准、声音等“软技巧”比练习一些“硬技术”更重要。一系列独特教学理念，使受教的学生们，包括上音女子四重奏等在业务的练习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大的受益和业务的提高。

郑先生在任教期间培养了一大批中小提琴的专业人才： 沈西蒂，吴菲菲，周宏恩，张欣，王家阳，沈冠恩，谭露怡，苗坪，陈宇光，张卜比，陶世泉，郑民光，邝宇宏，吴凯，孙承骅，施菊玲，林涛，杨树铮，颜大伟，张立桢等等，这些人才之后在各工作岗位上都成了专业业务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革后期郑延益先生离开上海音乐学院移居香港，在香港他用自己深厚的音乐知识功底、艺术见地和对各种演奏家演唱家敏锐鉴赏力，发表了许多对音乐会、音乐家及唱片等的精辟评论文章，成为了香港知名的音乐评论家。他的文笔没有一点空洞虚伪的八股味，而是洋洋洒洒充满情感，阅读他的文章生动有趣且知识性强，让人留连忘返。对许多知名音乐家演奏家的评论也毫不掩饰，或赞赏肯定或实事求是提出个人看法。因此不论对于专业人士还是业余音乐爱好者都能从他的文章中得到知识、启迪及获得丰富的史料信息。2000年郑延益先生的部分文章曾被编辑为乐评专集而出版，名为“春风风人”。文章中有对音乐史小提琴史的介绍，有对中外艺术家的介绍或评论等等。书出版后广受专业和业余爱好者好评，并很快售罄。现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可查到此书在二手市场有出售，但居然有最贵价格被标千元以上一本。2018年经过对第一版书删减整理，再一次以“春风风人”书名出版了郑先生文章的“精编版”。再版书继续得到爱好者的推崇分享和学习，郑先生渊博的学识让我们对音乐的鉴赏理解和艺术修养水平的提高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很多知识也是在课堂上得不到的。

回顾郑延益先生的百年，他是一生生活在自己所热爱的音乐中，他也是在音乐的路上一直按自己的目标走着。对音乐的探索和追求始终贯穿于郑延益先生的一生。我们纪念郑延益先生的诞辰百年，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他对音乐事业充满崇敬和热爱的精神，学习他学识丰富见闻广博，又善于独立思考的精神，在事业上敢于追求，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感谢郑延益先生为音乐事业的繁荣发展百花齐放作出的很大贡献。

郑延益先生年轻时演奏小提琴

郑先生演奏小提琴

郑延益先生与谭抒真先生

郑延益先生在香港讲课

郑延益先生在香港电台讲座 介绍小提琴家克莱斯勒(上）

郑延益先生在香港电台讲座 介绍小提琴家克莱斯勒（下）

2000年版的郑延益先生乐评集“春风风人”。

2018年再版（精编版）“春风风人”

转载丁芷诺教授纪念郑延益先生文章

郑延益 著名弦乐教育家、音乐评论家、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2011年7月28日在香港去世，88岁。

今年春节去香港探望郑延益先生，他虽已88岁高龄，但思路还十分清晰，与我谈了不少有关上海音乐学院弦乐教学的问题。遗憾的是，这竟成了我与他的最后一次相见。7月28日，这位一生钻研音乐的老人平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郑延益先生是新加坡华侨，早年曾求学于国立音专，上世纪50年代初，应谭抒真院长之邀归国任教。那时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在教师中是比较年轻的。当时，他同时教授中提琴与小提琴专业。其实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中提琴在管弦系是没有独立地位的，只是小提琴的附属品，常是人高手大的小提琴学生在需要时拿起中提琴，或是小提琴学得不好就改专业为中提琴。那时也没有专职的中提琴教师，都是小提琴教师兼教。不少人都是只认得了中提琴谱表上中央C所在的位置，就参加乐队或四重奏的演奏了。这样的局面，在郑先生来到后有了很大改变，他将自己对这件乐器的一套独到教学理念灌输给学生，为上音中提琴专业日后的发展奠定下重要基础。

当时，郑先生的教学是很特别的。譬如，他认为练硬技巧不如音准、声音等软技巧重要，而且重中之重是要解决人和乐器的关系。他的学生不用拉音阶，却要花很多时间拉空弦，但这所谓的“拉空弦”也有着诸多具体要求，“如运弓的平面、方向、速度和力点等等，目的就是要符合这件乐器的规律，拉出纯正而有变化的声音。”他的学生吴菲菲回忆道。他还主张将复杂的技术分解成简单的基本动作，集中训练后再形成连贯的技术。这就好比在装配一辆自行车时，如果零件都有着很高的质量，组装起来就是辆高性能的自行车了。如此“拆装”理念为很多学生带来福音。“文革”后期，在对工农兵学员的教学中，郑先生的教学成绩亦非常突出，他在短期内让一位从部队来的学生奏出有相当难度的《迎来春色换人间》，还让一位演奏技术很浅的中学生到文化广场在乐队伴奏下演奏《刘胡兰协奏曲》，都引起不小的轰动，而这一切无不是因他科学的教学方法。

1960年，我和俞丽拿、吴菲菲、林应荣等接到参加舒曼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的通知，那时我们很想为国争光，但又只会埋头苦练，遇到音不准，争了半天也搞不清到底谁不准。有一次郑先生在旁边看我们吵，不紧不慢地说了一番关于“纯律音准”的原理，我们豁然开朗，找到了共同的标准，排练变得容易了。当我们比赛回来参加学生演奏会，听到郑先生辅导的一组四重奏，声音和音准之好令人吃惊。我们虽然得了奖，但自感不如，于是一致提出要求：希望教研组安排郑先生辅导我们四重奏。郑先生教四重奏首先从每个人的基本功入手，他要求找到身体放松的感觉，要求竖起耳朵听音准、听发音。果然，效果就是不一样，这个时期，他教的中提琴学生如王家阳等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时，他所研究的发音、音准、揉音等弦乐演奏新概念体系正渐渐形成并逐步成熟，所教学生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惜“文革”十年打断了这一成果。

郑先生似乎是个多面手，不但能教中、小提琴，也能教大提琴和管乐，甚至乐队少了打击乐手时，他都能顶上，居然还能打出爵士节奏。他的英文极好（好到能给美军当翻译，此事让他在“文革”中吃足苦头），唱片收藏颇丰，让他在第一时间接受到与国际接轨的信息。他经常会在学校里四处逛逛，看到有学生练琴就聊上几句。我那时是附中学生会的学习委员，每周要出一期黑板报，有一天心血来潮找到郑先生，想请他对中学生谈谈有关如何保护小提琴的知识，没想到他打开话匣子就讲了一大篇，对如何装琴弦、如何擦松香等都有一番讲究，后来连续刊登了好几期黑板报。

可惜十年浩劫对先生造成太大伤害，以致他只得移居香港，错过了改革开放后青年人才辈出的辉煌年代。不过他人在香港，却始终心系上音，关心着教师和学生的成长。只要一有机会，还是会经常回来与我们一起探讨教学，为我们的学生上课，并带来国外最新的音像资料让大家参考。听说有学生四重奏组要出国比赛，他会从香港赶来对他们进行辅导，还慷慨借出自己使用的乐器助他们在赛场上的一臂之力。1985年，李伟纲组（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四重奏”）和1988年林朝阳组分获英国朴茨茅斯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的第二名和第四名，两组的中提琴手王征与张曼琴用的就都是郑先生的那把中提琴。1987年，我带弦乐队赴港演出，他几乎每天都来听排练，给每个学生上个别课，乐此不疲，左军、钱舟、薛伟等都曾得到他的指点。但他毕竟身处香港，还要为生计奋斗，这时的郑先生除了教学，再次展现出他的“多面”，成了著名音乐评论家。他所写的音乐评论涉及交响乐、室内乐、钢琴、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声乐等各个领域，而且他作为著名评论家，也频频有机会接触到访香港的世界著名音乐家，与他们探讨演奏技巧、艺术风格等。后来大陆将他历年的乐评结集出版的专著《春风风人》，一度成为音乐爱好者最热门的音乐畅销书，也让不少年轻人有机会认识这位学识渊博、文笔生动的前辈。

两年前，在沈西蒂教授、蓝汉成教授等的带领下，上音中提琴专业在校内外举行了多场 “我为中提狂”音乐会，破天荒地从独奏拉到二重、三重、四重、五重、六重、七重奏，最后更是有数十人组成的中提琴乐队登场，形式是如此丰富多样，声音那般浑厚统一，不但让人们对中提琴这件乐器刮目相看，为其魅力所倾倒，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上音中提琴教学队伍的实力。这个巨变是几代人的努力，但是也可以追叙地看到郑延益——沈西蒂、吴菲菲——刘念、盛利一脉相承的师生情缘，郑延益先生对于上音中提琴和四重奏两大专业的建设功不可没。文/丁芷诺 

（注：本文作者系著名小提琴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小提琴学会副会长、原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