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十论”之四：徽商的历史贡献

大德天下

徽商作为一个以乡族关系为纽带的商帮，从明中叶兴起、继而繁盛，并占据商界鳌头，直至清嘉、道年间衰落，历时长达约400年。其历时之长久，业绩之辉煌，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徽州本土、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沿岸市镇,乃至全国经济、文化及科技等的进步，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掀起了中国海洋贸易的第一波

16世纪(明中叶)是发现新大陆，开通东方航线，肇始世界一体化的海洋商业殖民的时代；是建立殖民地和商业系统最活跃的时代；是西方重商主义盛行，海洋贸易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代。西方冒险海商东来中国沿海寻找商机，并建立殖民地；由此出现了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中国传统经济也开始发生转型。

社会经济转型，意味着新旧交替，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山多田少的徽州，是坚守以耕为主的传统道路，还是改弦易辙，抓住新的机遇，奋起接受新的挑战?对机遇富有敏感性的徽州人，做出走出山区，寻找商机，以发展商业为主，非常规地增殖财富的战略抉择。如果说，他们在政治上早已在宋代取得地位；那么，此时他们又力争以商业上的成功，来取得经济上的突破，求得超越常规的发展。

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以汪直为首的徽州海商走私集团，利用新安江通海之便，东下直奔杭州湾，走向东部沿海，走向海洋，毅然加入了由伊比利亚半岛人发起的世界性向海洋挑战的行列。

自16世纪20年代起，在杭州湾外舟山群岛双屿、大茅港已出现带有国际性的海贸市场。它是始为福建的邓僚,后有徽州的许栋兄弟、汪直等加入，由他们纠集葡萄牙、马六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商创建的。其杰出代表汪直，仿效西方海商，制造大舰，并武装起来，称雄于东亚海域，尤其是他在日本五岛建立商业殖民地，进行海上贸易扩张，显示了徽州海商的气度和魄力，掀起了空前的声势浩大的中国海洋贸易的第一波。

徽商自15世纪起，本已陆续涉足商界的盐、典、木、茶、粮食、布匹等多个行业，此时更是全面参与，做大做强，快速发展，并沿着长江中下游和运河两岸的水路交通线，作海陆相结合地建立起商业网络，其足迹几遍天下。汪直、徐海的海上武装走私活动，虽被官府视为违禁作乱而加以武力镇压，终于被剿灭。但从其总体来看，插足于海洋经济的努力却是成功的。汪直被镇压之后，徽商更是大举移资盐业，从事盐的贩销。这可谓是徽商战略性的大转移。万历之后，徽商已执鹾业之牛耳，益加财雄势大。盐业虽然同属于海洋经济范围，但徽商已从海洋贸易转向海盐贩销。此后的海上贸易不乏徽商的身影，然而已经看不到徽商当年的雄姿。徽商有的充当海贸中介商人，甚至在明后期与广州府、泉州商人一道垄断广州的海外贸易；有的也在其他沿海口岸经营与海贸有关的茶叶等出口商品的贸易。有的依然从事海上贸易，见诸记载的清代经营中日贸易的海商便达62人。清末同治、光绪年间，还曾出现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胡光墉。但是从商业的角度看，广州海贸的中介商、中日贸易的海商，乃至胡雪岩，都不能与冒险犯难、梯航贸迁于海上、并在异域建立商业据点、叱咤风云的汪直相提并论。胡雪岩的海贸活动，只差强说是明清徽州海商历史的最后一波。

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说，资本是在以贸易为主体的交换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没有海洋贸易，没有大规模商业的长途贩运，“藏镪百万”的徽州大贾是无从出现的。万历以后，徽商积赀达百万。清代，其资本更激增至千万两之巨。徽州盐商成为十三行商人崛起前的首富。徽商成为海洋经济的代表，而与做西北边境生意起家的内陆性商人晋商相对垒，共占商界鳌头。其经营的规模和资本额，也已达到了传统商业的巅峰。之所以能积聚如此巨大的资本，是由于他们善于把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指贾而好儒的文化素质，丰富的营商经验)、社会资本(指广阔的商业网络，与官府的深相结托)结合起来；尤其善于抓住明中叶海洋贸易带来的机遇，全面参与，并用海陆相结合地建立起商业网络，快速地非常规地创造与增殖其资本。

应当指出，汪直等海商集团有掳掠的一面，授人以“寇”、“盗”的口实。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在古代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化发展初期，商业是与海盗、走私、掠夺和奴隶贩卖联系在一起的。16世纪，欧洲人对海盗掳掠和合法贸易是不加区分的。到18世纪，欧洲理论界才开始谈论国际法上海盗和合法贸易的区别。汪直海商集团与西方各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海域的行径，就其实质而言，是大体雷同的。他们都是力求快速增殖资本，都打下了时代的烙印。但他们之间不同的是：西方的公司有本国政府做后盾，得到政府政治、经济、技术的支持；享有特许状、军事、殖民地等特权；在重商主义支配下，有寻找商机，建立商业殖民地的明确目标。汪直等中国海商的海上贸易，却被官府视为违禁作乱而加以武力镇压，终于被剿灭。汪直集团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传统农耕经济战胜新型的商业经济的表现。

二、推进了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沿岸的商业化和城市化

徽商沿着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水路交通线建立商业网络，并在南京、芜湖、安庆、武汉、扬州、苏州、杭州、临清等城市建立商业殖民地，有力地推进了当地的商业化和城市化。这些地区即所谓“大徽州”。大凡移住或乔居他乡的徽人，都根据距家乡水程的长短定期回乡探望。这种经常变易不居，内外流动的社会，有利于精英激发其活力和创造性；有利于人才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避免因循守旧和蜕化变质；有利于大、小徽州间互相吸纳而推进经济、文化的繁荣。

徽商重视教育，重视知识，人文素质高，是一真正的长项。他们注重对智力的投资，占有人力资本优势。我们知道，人力资本的优势，可实现生产要素的交换。在传统社会，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往往构成地区间优势差异。由于徽州本身是一开放的社会，当时统一的中华大帝国又为经营商业提供广阔的天地，可以通过流通交换达到资源共享。所以，徽州人采取生产要素间(如资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之间)互相替代交换的办法，即运用自己占优势的人力资本去换取外地，乃至海外的自然资源(汪直海商活跃时期尤其如此)。他们发挥其资源利用的能力，不仅使自己富裕起来，而且促进了江南社会经济的进步，出现“无徽不成镇”的商业化、城市化局面。徽州以自己人力资本的优势，弥补本身自然资源匮乏的做法，在当今社会是屡见不鲜的，犹太人、日本人就是这方面的能手。难能可贵的是数百年前的徽州人已经懂得这么做了。

根据中外学者晚近的研究，都认同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是丝货和棉布等商品生产的中心区，农业商业化、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城市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应当说，这一见解是建立在坚固的史实基础上，是无可争议的。

值得注意的是：致力于江南社会经济研究的中国学者，在其近年的研究成果中，多认为江南经济发展明显加快始于嘉、万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所谓“嘉靖倭难”年代(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四年，即1552—1565年),也就是徽商汪直、徐海以江南地区为基地，称雄海上的时期。显然，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同此时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首次突破国界，较大规模地参与了东南亚、日本乃至葡萄牙、西班牙等东来西方殖民国家的带有世界性经济交流的海上贸易密切相关的。

三、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徽商的成功与其深远的思想文化渊源有密切关系。徽商是在儒学氛围氤氲中出现的，与儒学有难解之缘。徽州文献上“贾而好儒”、“贾服儒行”、“儒术饰贾”等贾儒结合的文献记载，便说明了这一点。徽商或从儒而趋商，或商而兼儒，或弃儒从商而后又归儒。贾而好儒，成为徽商的一个特色。

徽商“习儒而旁通于贾”。他们研读儒家经典外，还究心于与治生、货殖有关的典籍。 他们“观时变察低昂”,“急趋利而善逐时”。他们从转毂四方，尤其是沿长江和运河作东一西、南一北的双向商品交流中吸取经验。他们从书本中攫取知识。他们从历史上的名商，如三致千金的范蠡、精通经商之道的计然和白圭、富比王侯的猗顿、与国君分庭抗礼的子贡等等，取得榜样的力量和经商的知识；从经商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有的还写成商业专书，极力创造商业文化的新境。

徽商对诗赋琴棋书画，篆刻金石，堪舆星相，剑槊歌吹，也皆有涉猎。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徽商多工诗书画，有的还著书立说。有的在自己的庭院、山馆中举行文会以广交士大夫。视读书、藏书、刻书和诗赋琴棋书画为雅事，以雅致自娱，显得洒脱，情致高雅。为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徽商不惜斥巨资从事版画、刻书等商业性行业。

徽商之所以取得商业上的辉煌成就，同其心灵深处受强劲的伦理道德所驱动有关。他们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下，坚持“官本位”的价值观以显亲扬名，必然策励对科举功名的不懈追求；在提倡“新四民观”的重商思想支配下，坚持以家族为本，以追求光宗耀祖为终极目标的理念，势必转化为驱策专注于经商的精神力量。正源于此，科举仕宦与商业致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对于徽州就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若践更”,相互为用。这是徽州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两个支点。

徽商对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文化新境上是不遗余力的。基于徽商具有雄厚的经济势力，其不仅对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的投入，如对建桥、修路，扶孤恤寡，乐善振贫等，从未曾吝惜。而且在文化事业上更是给予经济上的全面支持，使文化教育得到全面发展；不仅书院、社学林立，甚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人文氛围浓厚。尤其注重精英教育，使之学有所成。不仅在人文社会学科、科技、艺术等，都取得杰出成就，就是琴棋书画，篆刻金石，堪舆星相，剑槊歌吹者流，也以其技艺名冠一时。徽州英才辈出，灿若繁星。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时至今日依然通过其地面文物和历史文献放射光辉异彩，这无疑与当年徽商不遗余力的支持分不开的。

四、建立了独特的贾道和营运型式

他们研读注重儒家经典，而且在经商实践中吸取儒家经典的精义。徽商在把勤与俭，以及诚、信、义等儒家优秀文化传统落到实处的过程中，建立起独特的贾道和营运型式。勤与俭，是儒家传统文化中最古老的训诫。安贫乐道、内圣外王、“入世”拯救，是儒家传统的精神。韦伯的新教伦理概括为勤、俭两大要目，认为也正是以此为特征的新教伦理成为启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因素。徽商以勤俭著称。勤与俭成为他们日常宗奉的信条并竭诚实践。勤，即他们原具有的奋发进取的精神，促使他们极尽人事之运用；俭，使他们善于积财。他们把勤、俭，载于家法、族规，用以规范族众；徽商又以诚实取信于人，且多行义举，在其家乡以及聚集的侨居地，实行余缺互济的道义经济，以种德为本，形成其贾道。徽商还建立以血缘为核心的商业组织，和以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商业网络。一人取得商业的成功，往往可以把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宗族带动起来。徽商在寄籍地和乔居地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其内部互相扶持，互相接济，例如，建立按月补助财力消乏的盐商及其子弟的所谓的“月折”制度，帮助其度过难关。徽商的组织网络和地域网络结为一体，徽商网络既有集聚资金、组织货源、推销商品和公关等经济功能；又有引进、吸收外地文化效用，从而使其文化充满活力。人们把这一网络称为“大徽州"。“大徽州”和本土的“小徽州”之间的互动，使其经济、文化处于吐纳、流动之中，因而充满活力，蓬勃发展。

明中叶以后，徽商的商业组织与经营型式已有明显的进步。会票制、合股制、伙计制、经营网络等，已经推进了商业的功能。商号出资者与经理(或称掌计、副手)有的是分开的。歙商许某，在江浙开典当四十余肆，伙计几及二千。每处当铺都分别由各掌计掌管。按规矩，家庭开支与铺店财务是分开的。这里已开始出现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近代化商业的特征。又如，明末出现了汇兑业务的会票制度，虽然仅限于徽商内部，但它使货币便于携带流通，减少运输现金的成本和风险，有利于商业资金的运作。其异地支付的汇兑方式已带有近代金融的意义。在实施伙计制中，有的伙计虽不出资，但经考绩，表现经营得力，绩效突出者，可分享利息。这也已带有人力资本入股的色彩。有一布商，凡织工将他的益美名号织入布匹作为商标者给银二分。 五、徽商新“四民观”给明清社会带来了一股全新风气

士、农、工、商“四民”是中国传统社会构成的基石。传统四民观的特点是: 士为首为尊，农次之为本，工商居后为末，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始终是最低下的。传统四民观带有明显的等级性、阶级性。

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擅变—“学者以治生为本论”和“四民异业而同道”给“贾而好儒”的徽商以深刻的思想影响。徽州人特别是徽商群体在“治生”原则下，确立了大大有别于传统四民观的徽商四民观，即: 士、农、工、商是社会职业的不同分工，都是人生有为、达志之途，而无高下贵贱之分，并进而确立符合自身利益要求的“士商农工”四民观。明清时期的徽商群体正是在这种四民观的全新、积极引导下，在商业经营中形成了儒商的经营特色和竞争优势，商业大获成功，徽商地位亦极大提升。

徽商四民观的宣传给明清社会带来了一股全新风气，社会的政治、经济、日常生活因之都有了较大的变化，重商风气冲击了整个社会。

其一，在徽商四民观的全新引导与大力倡扬下，整体徽州人在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中都有很大的突破，即徽州人思想上越来越重商，并形成大量经商的社会风气。

中国封建社会是漫长的农耕社会，封建正统思想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封建统治者历来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几千年来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为人所不齿，这种大的社会氛围无疑亦影响到徽州，况且徽州作为“程朱阙里”，更是受封建正统思想的长期浸染。明代以前，习俗也一直是“耕读相伴，人勤其业，但识俎豆，不习干戈。”有方志记载: “成弘以前，民间稚朴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桔事，敦厚让，崇节俭”，百姓信奉“二字箴言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读曰耕。”当时的徽州人一般还是依山险阻，人们生业仍以农、林为主，并且轻易不肯背井离乡，生活不尚浮华，经商事贾仍不为徽人所普遍接受和认同。随着地少人稠的生存危机日益逼进，一些徽州人遂走出家门、经营四方并获取商业成功，他们在价值理念上逐步形成的新四民观，随之在徽州本土散布、流传开来。至迟自明中叶以后，徽州习俗观念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商贾在徽州不再被视为末业，人们大谈商贾之事，并堂而皇之的宣称“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贾与儒都是人生正途，甚至徽州习俗形成了以人们赚钱多少为爱憎好恶的价值评判标准。明代徽商程宰兄弟经商数年失利二人“ 既皆落莫，羞惭惨沮，乡井无望。逐受佣他商为之掌计以糊口。”为什么落到不能回家的地步呢? 原来“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足可见封建传统的四民观在徽州己被翻了过来。

随着徽商四民观的不断宣扬，徽州人固守传统的心理防线已被冲决，直接导致的结果便是大量的徽州人外出经商，出现“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社会局面。徽州有一府六县——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婺源，除黟县、绩溪从商风习形成较晚以外，其它几县则出贾之风在明中叶己很盛了。歙县“业贾者什家而七”，休宁“大都以货殖为恒产”，祁门“服田者十三，贾十七”，婺源则贩运木材和茶叶己成为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无论如何，徽商对传统四民观的突破与创新给徽州人以极大的思想鼓舞，形成经商的社会风尚应是必然。

明清时期徽州人举家世代经商有之，全族经商有之。明人汪道昆就是出身徽州的商贾世家，其曾大夫以上仍是“率孝悌力田”而“大夫、先伯大夫始用贾起家，至十弟始累巨万。”歙商伯谐“自曾祖继善公，拓其资产，甲于乡邑。祖自宽公… …资蓄益厚业益广… … 父良铎公承数世之积储，愈至丰硕而后挚其资贾盐于淮浙。”歙商黄崇德善于治生，并“率其子弟宗人商于淮南，子弟宗人皆能率公之法而为廉贾。于是竦塘黄氏胥富等千户侯，各重素封矣。”休宁商汪福光“盐贾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 … 里人争用其术率能起家。数十年来乡人称富者遂有西门汪氏。”徽州举家举族经商成功的更是比比皆是。万历《歙县志》卷10记载: “邑中之以盐荚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有黄氏，后则有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民国《歙县志》卷1 《风俗》又记载: “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褪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

在外经商的徽州商人，商贾事业大获成功，价值理念大加创新，带来徽州人思想观念的洗涤与更新，这股精神上的原动力促使越来越多的徽州人走上经商致富之路，而不再固守农耕生活。

其二，在徽商四民观的全新引导与大力倡扬下，越来越多的徽商注重在经营中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极高的商业信誉。

自古以来，商人身份卑微，由于“逐利”的经商本质，商人的社会形象总被定格为“无商不奸”，商业亦被视为市井小人之事，为人所不屑，甚至有人将徽商蔑称为“徽狗’。而徽商四民观的提出，极大的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形象，强烈的刺激和鼓励了众多徽商，直接影响了他们在经营中的特色。

一方面徽商四民观的宣传，促使徽商在对待自身事业方面始终能“诚意敬业”，有着执着而强烈的敬业态度。为了生存，解决治生难题，大多数徽州人选择了从商业贾的道路。《豆棚闲话》云: “ 徽州俗例，人到十五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民间流传的许多谚语概括得更为生动形象，比如“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少小离家，外出谋生，其中饱含多么无奈与悲伤的情绪啊!另据刘伯山先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田野调查时得知，在黟县、休宁、及祁门一带明清时期还广泛流传着这样更为悲切且发人深省的民谣: “儿啊，做得生意，我的心头肉; 做不得生意，做鬼也孤幽。”母亲对临行之前的儿子如此一番叮嘱充满多少无奈! 由此可见，徽州人面临的生存压力何等巨大!

从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徽州走出去的徽商，把士、农、工、商当作自己治生达志的手段而已，认为“四业”是无所谓贵贱上下之分的平等职业。于是，在创业之始，徽商甚至不惜变卖祖产或妻室的“簪饵衣饰”以为资斧，竭尽所能的筹集资本。一旦投入商海，他们在创业过程经商的过程中，大多竭力忠诚于自己的事业，绝不轻言放弃，以“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的韧性，诚意敬业。由此，他们不仅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顽强斗争，而且同商场的惊涛骇浪勇敢搏击，终于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据史料记载，明代徽州祁门人陈神保，年少时己随父贾于济南下邳间，“蒙霜露，沐风雨，绝甘分少”，尝尽了经商的辛酸。后娶妻李氏，以李氏“蚕织簪饵”所得的三十金为本钱，贾于峡江。因邻人不戒于火，以致陈神保数年辛苦积资全部被毁。但他毫不气馁，多方筹资，再贾于闽，终获利七百余金。其后，他挟七百金入楚经商。不久遇上楚地连续五年饥荒，饿俘遍野，陈神保贷出的银钱无从收回，最后只携了百金离楚，损失的经商资本达七分之六。即便如此，陈神保仍不辞辛苦，永不言败，再走南海，贩当地土特产到清源淮扬间销售，最终成为富商。

无数徽商正是在新四民观的倡导下克服了商轻、商贱的传统眼光，以无比诚意敬业的精神，在创业之始竭尽所能的筹措资本，在创业之中百折不挠的经营商业，以致“走吴、越、楚、蜀、粤、闽、燕、齐之郊，甚则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称霸中国商界数百年，创下“无徽不成镇”的辉煌业绩。

另一方面，徽商四民观的宣传，促使徽商在对待顾客、商业伙伴，甚至属下员工方面，始终能以诚待人，守信不渝。徽商四民观努力宣扬儒贾并行并重的价值理念，商人可以依照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行为处事，以获得很好的社会声誉，这就促使徽商在商业实践中，特别强调对待他人诚信无欺、以义取利。

徽商四民思想宣扬“士商异术而同志”，只要“贾术而儒行”，商人照样可享受甚至与士一样的社会地位。于是徽商纵横商界300变多年，无不倍守诚信无欺、公平守信的商业道德，他们深深懂得: 要改人们对商人那种“ 市井小人”的传统看法，唯有博取顾客的信赖，这也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源泉。诚如歙商梅余庆总结自己的营商之道时说: “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这正是徽商在经营实践中体悟的真知灼见。故此，梅余庆当年虽以微薄财力起家，因诚实守信的经营之道，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于是财源滚滚，刚到中年就大获成功，家产以数千金计，富甲一方。清代歙商吴南坡非常重视商业信誉，曾自警: “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之童为欺。”他不仅出售的货物保质保量，还在买卖中做到童雯无欺，以致人们“ 不视精恶长短”争相购买之，商业信誉极高。

徽商四民观的宣传宣扬士商同志，鼓励商人以儒道经商，而原本就长期沐浴在浓厚的儒家思想文化氛围中的徽州人，外出经商就格外强调互相扶持、诚实不欺、守信不渝。无论是对待彼此熟识的族人亲友，还是对待一般性的商业伙伴。徽商都十分看重与他人营商共事中的诚实守信原则。明末清初歙商江国政，曾在淮阴经商多年，亲友见江氏忠厚诚实，纷纷集资交于他经营，数目达数千金之多。江氏始终保持“ 诚实持躬丝毫不苟”的经商风格，从不欺骗合伙的亲友。后值明末动乱，江氏的资本被洗劫一空，连亲友的投资也荡然无存。江氏立即倾家荡产，悉数赔偿亲友们的损失。尽管他因此变得“家徒壁立“，但他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博得 了合伙亲友的尊敬。另外，面对一般性的商业伙伴，徽商也秉承诚信原则。这从徽州大量遗存的商业文书的文字内容中可以看出。清光绪年间，徽商程振之等与人合资经营粮食贸易，其合同文书明文规定: “ 立合同议据人程振之、程耀庭、陈傅之、吴紫封、程润宏等志投意合，信义鸿猷，商成合开溪西码头上永聚泰记粮食行业生意… …”“ 自议之后，各怀同心同德，行见兴隆，源远流长，胜有厚望焉。”这本身就是合伙人之间的君子协议，本质上即是他们相互信守承诺、齐心协力维护商业信誉，共创事业。
徽商四民观对商人地位的极大提升暗含着商人可以与“ 士”同样实现“亢吾宗”的价值目标。这无疑促使徽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利用儒道经商，而商业的竞争莫过于人才的竞争，徽商能在众多商帮林立的商界独占鳌头数百年，其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徽商“用人为信”的人才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徽商经营活动中往往聘请掌计或副手代替自己经营，这无疑体现徽商对属下的极大信任。如歙商许翁在江浙两省有典肆四十余所，每个典肆均聘有管事经理，许翁自己则长居故里，生意非常兴旺发达。无疑正是徽商用人诚心诚意，放手使用人才，必然促使商业组织内部形成一种合力，从而使徽商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徽商四民观的确立与倡导不仅在徽州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即解放了束缚徽州千年的传统意识，触发徽州向外求富的热潮; 而且带给整体徽商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促使他们在商业经营中始终坚持“以儒道经商”的良好社会形象。

六、带动了徽州科技的蓬勃发展

兴学重教的社会风气，经世致用的观念，徽州人的创新精神以及徽商的积极推动，使得徽州科技在宋元时期开始在全国崭露头角。明清时期，徽州科技进入空前发展的阶段，人才济济，群星辈出，涌现了以程大位、汪机、孙一奎、方有执、汪昂、汪灏、詹希元、胡正言、江永、戴震、汪莱、郑梅涧、郑复光、黄履庄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名流和能工巧匠，科技著作猛增，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农学、生物学和工程学等领域，取得了一大批领先全国的科技成果。

1.医学
新安医学，代出不穷，新安医籍，卷帙浩繁，享誉华夏。它是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贡献卓著，为中国医学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据文献史料考证，自宋之张扩、张杲以来，卓然成家者900余人，有800余部医学著作问世，蔚为新安医学。他们功深临证，勤耕医著，对中医经典和本草、方剂的研究，临床各科的发展，无不备述。

新安名医世家"张一贴"
从宋代张扩始，经张挥，张彦仁医术代代相传，到第四代张果以儒医鸣世。其精心研究医学五十年，著称《医说》十卷，享誉医坛。以后张姓子孙繁衍于歙县周边各地，历代也出过一些名医，而应影响较大的当数离歙县县城不远的定潭村明代名医张守仁，因为医术高超被誉为"张一贴"，李济仁、张舜华夫妇是当代著名的中医学家，新安医学"张一贴"传人，在新安医学的世家族中，"张一贴"被公认为历史最悠久，当代影响最大的家族，堪称"新安名医世家"。

妇科名医黄氏世家
歙县黄氏妇科世家，始于宋代黄孝通，宋孝宗时（1163-1189)，为御赐"医博",擅妇科，为黄氏妇科之始祖。其后代多以医为业，至今八百余年，相继二十五代，代代有传人，人称"医博世家"。

外科名医程氏世家
吴山镇程氏伤科（又称黄源村伤科）。始于清康熙年间，程时彬、程时亨、程时中三兄弟。程时彬传子程士华，继传孙鹤生，曾孙永裕，递传十代，代不乏人。

喉科名医世家
闻名全国的歙县郑村"南园、西园喉科"。同样是家族世袭专业，有"一源双流"之称。清康熙时，郑于丰、郑于蕃兄弟同业喉科。于丰住宅南园，世称"南园喉科"。于蕃住宅西园，世称"西园喉科"，递传十三代。

野鸡坞外科
创始人方国梁为清乾隆间人，因居于歙县南乡野鸡坞，后人称"野鸡坞外科"。五世家万，字德章，另一万，继承先世医术，精于外科而有发挥，兼通内科，名声远播。著有《德章祖传外科秘书》。子正（字懋荣），孙德昌（字怀之），德善（字吉卿），曾孙善滋，玄孙洪生承其学。野鸡坞外科对背、腰疽、五肿伤科、乳疽、疗疮等无名肿毒有特效，药到病除，迄今已九世。

新安王氏医学
新安王氏医学为中医内科，始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始祖王履中尝学医于冯塘程思敏先生。其后家传数代，声誉颇隆，民国版《歙县志》称之为"新安王氏医学"。其第一代：王履中。第二代：王心如。第三代：王养涵。第四代：王仲奇、王殿人、王季翔、王弋真。因王养涵逝世时，其子仅王仲奇成年，故王殿人、王季翔、王弋真的医术均为王仲奇所授。第五代：王仲奇传子王樾亭、女王蕙娱、王燕娱；王殿人因逝世较早，其子王任之医术为伯父王仲奇所传；王季翔传子王乐。第六代：王樾亭传子王宏毅、王宏殷，王乐甸传子王键。其中以王仲奇医名最盛。安徽科技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王仲奇医案》和《王任之医案》。

外科名医曹氏世家
歙县蜀口曹氏外科，其先人曹启梧传曹承隆。承隆传子，子又传孙，历经五代不衰。

2.数学

程大位、戴震和汪莱等的学术成就不仅代表着明清时期徽州数学的杰出成就，而且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数学的主流和发展方向，在中国数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程大位
程大位（1533-1606年），字汝思，号宾渠，休宁率口（今属屯溪区）人，明代数学家。著《直指算法统宗》与《算法纂要》。《算法统宗》对我国民间普及珠算和数学知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末，日本人毛利重得能将《算法统宗》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先河。清初，该书又传入朝鲜、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东方古代数学的名著。

汪莱
汪莱（1768-1813年），歙县人，清代杰出数学家，一生从事天文数学的研究，著《衡斋算学》及《衡斋遗书》等，他在方程论、组合论及二进制方面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
著作：《衡斋算学》及《衡斋遗书》。

3.天文学
徽州在天文学及天文仪器的研究方面涌现出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如江永、詹希元和齐彦槐等。

江永著《翼梅》和《推步法解》
江永字慎修，又字慎斋，婺源江湾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音韵学家，精通中西历算，著有天文历法著作《翼梅》和《推步法解》。

詹希元与"五轮沙漏”
詹希元字孟举，明初徽州人。詹希元创造的"五轮沙漏"是以沙代水的机械计时器，克服了"水漏置严寒冰冻不能行"的缺点，当时在国内轰动一时。

齐彦槐与斜晷和中星仪
齐彦槐（1771-1841年）婺源人，清代杰出天文学家。著有《天球浅说》、《中星仪说》、《北极经纬度分表》，在天文仪器方面，发明了斜晷和中星仪。

4.地理学

宋元以来，徽州地学研究成就突出，涌现了程大昌、罗愿、戴震和程瑶田等一批地理学名家。

罗愿与《新安志》
罗愿（1136-1184）宋代著名史志学家。字端良，号存斋。安徽歙县人。于1175年编撰成《新安志》10卷。《新安志》在中国方志史上有较大影响，该书不仅体例完备，章法严谨，繁简得当，而且突破了传统志书立足舆地的程式，增设了艺文、人物、民风等项，开一代志书新风。著作：《新安志》。

戴震与《重订水经注》
清代戴震的《重订水经注》，纠正了前人经文与注文相互混淆的错误，成为《水经注》研究的名著。

程瑶田的《禹贡三江考》
程瑶田的《禹贡三江考》是古代地理学的名著。

5.农学和生物学

汪灏《广群芳谱》
清代汪灏等受康熙帝命，以明代王象晋著《群芳谱》为基础，进行增删修补，使全书更严谨，内容更丰富。全书共100卷，于1708年改编完成，广为流传，并对日本农林园艺业产生影响。

程石麟《鹌鹑谱》
清代休宁人程石麟著。书中分"原始"、"相法"、"饲养各法"三部分，对61个品种进行描述，是一部对鹌鹑形态、习性、饲养方法、叙述极为周详的专谱，对现代饲养业仍有参考价值。

吴菘《笺卉》
清代吴菘著黄山花卉专著。共记黄山花卉35种，逐一描述其性状、花期、产地等，文字简明，引人入胜。是记述黄山花卉的第一部著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鲍山《野菜博录》
鲍山，明代徽州人。隐居黄山七年，尝遍野菜花果，撰成《野菜博录》，记叙了435种可食植物，每种附图，注明性状和食法。

罗愿与生物学
罗愿著《尔雅翼》和《新安志》有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其中《尔雅翼》有《释草》八卷，包括120种草本植物，《释木》四卷，包括60种木本植物；《释鸟》五卷，包括58种鸟类，《释兽》六卷，包括85种动物；《释虫》四卷，包括40种昆虫．....．计238种。

6.物理学与工程学

明清时期徽州在物理学与机械制作方面也有不凡的成就。

郑复光的光学成就
郑复光（1780年﹣?)，字浣香，又字元甫，安徽歙县人，我国19世纪三四十年代单有成就的几何光学专家。其著作《镜镜泠痴》全书共分5卷，对物体的颜色，光的直线传播、反射、折射，应射镜和透镜的成像，光学仪器的制造都做了全面详细的阐述。书中还介绍了幻灯机的原理、装置和调制方法，介绍了用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的几种方法。本书是19世纪前期中国光学的集大成之作。
著作：《镜镜泠痴》。

詹天佑与铁路设计
詹天佑（1861-1919)，号養诚，字达潮，祖籍安徽省婺源县，出生于广州。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铁路工程专家。1872年，12岁的詹天佑考取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班。1878年，17岁的詹天佑考入了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和铁路专业。1881年回国。1888年在当时的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在他开始任职的八十天里，就完成了塘沽到天津的铁路辅轨任务。1905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修建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宣统三年春回广州就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理（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詹天佑编著有《铁路名词表》、《新编华英工学字汇》等，并曾主编《京张铁路标准图》、《京张铁路工程纪略》。

综上所述，徽商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商业集团，她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明显而且巨大的。徽商不仅加入16世纪世界性向海洋挑战的行列，掀起中国海洋贸易的第一波，而且其行商的踪迹遍及全国，有力地促进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徽商沿着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水路交通线建立商业网络，以此为基地，并利用当时统一的中华大帝国所提供的经营商业的广阔天地，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所造成的地区间优势差异，采取生产要素间(如资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之间)互相替代交换的办法，即运用自己占优势的人力资本去换取外地，乃至海外的自然资源(汪直等海商活跃时期尤其如此),通过流通交换达到资源共享，以弥补其徽州本土山多田少，资源贫乏的缺陷。徽商发挥其资源利用的能力，不仅使自己藏镪百万，而且促进了江南社会经济的进步，出现“无徽不成镇”的商业化、城市化局面。
徽商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当人们回眸审视中华民族往昔光辉的传统时，便情不自禁地想起徽商曾为此做过历史性的贡献。这也是徽学近年来勃然兴起的动因之一。今天，探索、揭示徽商成功的奥秘，发扬徽商的优良传统，再创辉煌，已成为一项严肃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