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汪 氏 表 兄

凤翔

　　我的表伯伯汪振池和我父亲是亲两姨兄弟。过去有句老话：两姨亲不算亲，死了姨娘断了亲；姑舅亲辈辈亲，砸碎骨头连着筋。这是旧社会留下的偏见，对妇女的一种轻视。然而我们两家比姑舅亲还亲。我家原来在肇源县仓粮岗子乡，由于常思亲念长，1952年迁往杜尔伯特县白音诺勒乡他拉红村投奔老汪家。

汪伯伯有四个儿子：分别是沼魁、沼良、沼勇和沼侠，他们都是我的表兄。老大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回乡参加生产劳动，英年早逝。老四冬季割苇子，掉到冰窟窿里被水淹死，亦属夭折。这里我重点言及老二老三两位表兄。

一、表兄汪沼良

由于家庭困难，汪沼良17岁才上小学一年级。当时实行“跳级”，他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又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只念了六年书就初中毕业了。当时文化人少，毕业后的几十年中，他当过团县委书记、烟筒屯乡党委书记、巴彦查干乡党委书记、石人沟渔场场长、毛线厂厂长、县政法委书记等职务。

　　土生土长的二表兄从小炼就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任劳任怨的实干精神。无论是学习和工作，他总是抢在前，从不落后。他在和农民铲地时，喝家里送来的水，吃家里送来的饭，谈笑风生，和农民打成一片。

有一次我下乡到巴彦查干，晚上去他家看他。二嫂袁凤琴说：“你二哥去窝瓜墩了，得一个星期能回来。”我说：“算了，我也没啥事。就是看看他”。“不用，我去打电话，让他回来看你。”那时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座机，她边说边去乡里打电话。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二哥骑着一匹老白马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一米七的身高，浓眉大眼，络腮胡子，本来就黑黝黝的脸庞更显得黝黑铮亮。

我说：“你是在学焦裕禄啊！”他说：“那咋整，在其位谋其政啊。老百姓过不好，我这书记不失职吗？”我随声附和“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我们从单位唠到家庭，从老人唠到孩子。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俩都是老大，要照顾好我们的老人”。“我知道，谢谢你的忠告”我说。时钟敲过10下，我起身要走，他把我送到乡招待所才肯离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知青下乡，我内弟要去巴彦查干，让我找表哥“照顾”一下。表哥说：“生活有困难可以找我，但劳动这一关必须得过。我们都是过来的人，只有和群众同甘共苦，才能发展自己。”我说“你让他去吧，我相信你。”他办事讲话坦坦荡荡，从来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这就是他办事做人的底线。

他不但对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且注重表达能力。我时常听烟筒屯老人讲：“汪沼良讲话讲得好，从来没有废话。讲得头头是道，社员很愿意听”。他从来没有车轱辘话，更没有“口头禅”。

他在石人沟期间，我有时下乡到石人沟渔场，他都亲自做陪招待。那时渔场养鸡，逢客必有鸡，再加上五六道鱼，安排得非常丰盛。石人沟的生鱼闻名遐迩，即使是青黄不接季节，没有更多配料，只有“大头菜”，也显得丰味十足。他们说：拌生鱼鱼要鲜，辣椒油要足。那时的人没有贪污受贿，也没有铺张浪费，有的只是“把工作干好”的“本位主义”。全县的那达慕大会，每届都有省市乃至国家部门领导参加，每年都有招商引资，为发展县域经济做出了良好贡献。

八十年代他调回县毛线厂，不久他患了癌症。按当时的政策，除企业外。机关事业单位只能报销8000元，他赶上了好政策。经过手术，他的病好了。他高兴地对我说：“是共产党让我活下来了，我一定要多做工作。干好工作……”。

　　九十年代他调任县政法委书记，我逐渐和他接触少了。一是工作性质有关，二是他和上层领导接触多了。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可以给农民扛锄头，给士兵扛枪杆，但对于比我高的人，绝不趋炎附势。有一次会亲家，他对我说：“你说现在的人怎么了？一点苦不能吃”。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要过年了，我给你老嫂(汪沼侠妻)整一袋大米、一袋面，让她儿子用自行车送回南岗。他说太远了，驮不动。你说咱们那时候上学，连马车都没有，经常从他拉红走到泰康”。我说“那都什么年代了，有几个像你那么吃苦的？”

　　1998年8月，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带着焦裕禄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走了，他怀着热爱党、热爱人民的崇高思想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给人们留下了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崇高言行！

二、表兄汪沼勇

汪沼勇是六十年代初哈工大的高才生。当时哈军工、哈工大闻名全国，做为高才生更显得出类拔萃。他头脑灵活，爱好广泛。譬如他暑假勤工俭学，自给自足。他扛一把小镐头，到甸子上刨柴胡，然后晒干卖钱，以解决读书费用的不足。有时一个假期能卖几十元(相当于现在的几千元)。譬如他和社员一起为谷地薅草，他一个腿跪着，一个腿蹲着，比社员还快。譬如他和社员收苞米，他总是抢在最前头。人们都称赞他“不但学习好，庄家地里也是一把好手”。拓坯打墙，样样在行；铲地割地，样样精通。

有一次，有几个老太太看纸牌，他坐在旁边瞅了一会儿说：五姨奶(我奶奶)，把你的牌给我打一会儿。他接过牌后连续先“胡”(赢)，老太太们都称赞他“干啥都行！”

　　他很善讲，也很会讲。讲起话来妙语连珠，滔滔不绝。据说在“文革”期间，他坐在桌子上的椅子上和对方辩论，口若悬河地讲了一个多小时，駁得对方哑口无言。

他是 “文革”期间本科应届毕业生，是造反派“炮轰派”的头头。这为他后来的工作带来很大影响。他被分配到西安黄河集团，最初做一名车间的普通技术管理人员。由于他专业扎实，技术过硬，几年后提拔为全厂的工程师，最后晋升为机加、电子工程的总工程师，前后线技术总指挥，年薪几十万元。

　　从中不难看出，他的成功 一是靠他万分之三的天才；二是靠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他不负韶华，砥砺前行，永远站在大潮的前头；三是靠党为他创造了发展的空间。

科学家认为，天才只有万分之三，天才是极少数人的一种天赋，除了极少数天才和白痴外，绝大多数智商和能力都差不多，成功者也与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有关，因此马克思说“时间空间很重要”。

退休后，他选择了海南养老。如今，他在人生的旅途中跨越了84个春秋。他是我见过哈工大最卓越的人，也是我见过千万个大学生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