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十论”系列之一：徽商崛起的自然和人文历史环境

大德天下

“徽商十论”系列前言

徽州是一个峰峦重叠、烟云缭绕的山区。这里,林木葱笼,河流清澈,山间鸟道,起伏萦迥;川上樯帆,往来穿织。就在这风景如画的锺秀之地,曾经孕育了颇具特色的新安文明,它不仅被誉为“文献之帮”,而且又为商贾之乡。明朝人王世贞说过:“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徽人从商,十居其七。 徽州商人在明代已经形成人数众多、势力较大的一个商帮,万历时人谢肇浙在《五杂俎》中说:“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江北则称山右。”可见,徽州商帮和山西商帮已是当时“称雄”于商界的两支劲旅。到了清代前期,徽商势力达于高峰,尤其是两淮盐场,徽商几执诸盐商之牛耳。据《歙县志》载,康、乾之际,“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就是明证。自嘉(庆)、道(光)之后,随着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商业经营方式也渐渐异于往昔。于是徽州商帮也就在外来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两股潮流的冲击下跌落下来,并从此一蹶而不振。 徽商在其兴盛的几百年中,其活动范围“儿遍禹内”,所谓“山陬海涯无所不至”,尤其是在江南各地,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甚至远涉外洋、经商异国者,亦颇不乏人;徽商的经营内容,“其货无所不居,”然其中则“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徽商的资本也颇雄厚,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镪百万”者。这样的一个商帮,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经济发展史上,自有一定的地位。 徽商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贾儒结合,儒政相通,这样徽商便和封建政治势力粘合在一起。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也就决定了这个商帮的性质。 本人从徽州研学20天归来后，又研读了大量的研究徽商的书籍和资料，摘编成“徽商十论”系列文章(注:在撰写此系列文章过程中,参考和沿用了大量资料,在此不一一列举,本系列十篇文章仅供本人研学与传播徽文化之用,并无其他商业目的,如有异议,即刻删除)，拟从以下十个方面来研读徽商。 1.徽商崛起的自然和人文历史环境

2.徽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3.徽商奋斗的足迹和涉及的经营领域

4.徽商的历史贡献

5.徽商的经营之道

6.徽商“亦贾亦儒，贾而好儒”的特点

7.徽商与徽州文化的关系

8.徽商背后的女人

9.徽商衰落的历史原因

10.徽商的启示

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徽商十论”系列之一：徽商崛起的自然和人文历史环境》。 在中国历史上自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百余年间，引领中国商业经济潮流的，是来自古徽州一府六县的徽州商帮。当时的中国大地上，西至川黔湖广，北至京师关外，南至福建两广，东至滨海江浙，乃至南洋东瀛，到处都是徽商的车船店坊，到处都是徽商永不疲倦的身影，到处传扬着徽商顽强奋斗的事迹。“无徽不成镇”的民间俗语为当时这种情形提供了生动的注解。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进了徽商的崛起？综合分析，则是由多种自然和人文历史条件的使然，但主要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明清以来人地矛盾的激化迫使徽州人不得不走出去 从古至今，中国人骨子里总有种很浓的“乡土”意识。不到迫不得已是决不肯背井离乡的，“生于斯长于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中国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徽州人也不例外，“故子孙非甚贫困不得已者，皆世守不肯舍去，积厚者利其去，倍其值以兼并之。是以乡田有百金之亩，厘地有十金之步，皆以为基，非黍田也。”从历史上徽州人热衷于兴建祠堂、祭拜庙宇、广修谱牒，以及当今徽州几乎村村修史，镇镇有志，仍盛行着二月初二祭拜土地神的传统来看，徽州人的乡土意识也是很强烈的。那么，明中后期大批徽人的外出经商就似乎颇令人费解。如此，合乎逻辑的原因便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不住了。这才有了“夫商人离其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而故乡大好山水，固无日不萦绕于梦魂中。” 众所周知，自然环境是由各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自然地理成分（包括岩石、地貌、气候、土壤、水文和生物等）组成的综合体。古徽州峰峦起伏，连绵不断。有黄山、天目山、白际山、五龙山和九华山等五大山脉。境内总面积为 1.34万平方公里，山地占总面积的80%。山地中相对高度为800米以上的中山占面积的4. 2%, 200米以上的低山占28%, 100米以上的高丘陵占39%,低于100米的低丘陵占25%；山间谷地（盆地）仅占0.3%；耕地占0.6%。因此，徽州可耕地面积非常之少，“其地在山谷之间，民鲜田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 《徽城竹枝词》中记载：“山多田少溪流急，地窄人稠水利先。灌溉恃塘还恃埸, 吕湖吕埸灌湖田。”故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民间俗语。徽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由地史决定的。其地是“江南原始古陆”的组成部分。在震旦纪前，徽州大部分为海浸区，沉积岩层深厚。印支运动中发生强烈的褶皱断块运动，三叠纪中期徽州地域全部隆起成为陆地。侏罗纪、白垩纪时，强烈的造山运动使得徽州古陆隆升，抬升部分岩浆入侵和喷出，形成山脉胚胎；断裂下陷之处则演变为河谷盆地。一亿多年的造山运动，为徽州境内地貌格局奠定了基础。

徽州的行政区划经历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地理区域。

自唐大历五年（770年）歙州辖六县后，行政区域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迄今已1250多年；自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设徽州府，治所歙县，辖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再无改变，迄今900多年，即是所谓的“徽州一府六邑”。

徽州人走出徽州的道路是极其坎坷的，徽州四面环山，山高坡陡，“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即山为城因溪为隍。”盘亘环峙的群峰峻岭，使“郡之地隘斗绝”，到处是蜿蜒崎岖的羊肠山道。“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惟吾徽道途梗阻，交通乏便”，为徽州人构筑了一道出外经商的天然阻障。然而徽州人又是幸运的。大自然在造就连绵不断的黄、白山岳的同时，还给徽州留下了一张四通八达的水网。境内以黄山山脉为界，南坡有流向东南钱塘江流域的新安江水系，流向西南鄱阳湖流域的阊江水系、乐安江水系；北坡有直接流入长江的水阳江、青弋江、秋浦河、黄盆河水系。通过这些纵横交错的水网，徽州与长江、鄱阳湖、钱塘江连为一体，水的开放突破了山的封锁，徽州人籍此踏上了通往山外世界经商的道路。

徽州山水清秀，可谓地杰人灵。“盖由山川雄厚奇特之气，磅礴郁积而钟之于人”。徽州地处万山之中，有相对封闭性的环境，历来较少战乱骚扰，其地山重岭复，吸引大批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士民隐居。这种兼涵山之静、水之动，山和水相辅相成、封闭与开放互补的地理格局，具有着山将外面世界隔断，不受或少受干扰；水又把外面世界联结起来，兼有进退、吐纳的功能。这种山水相连、并为互补的地理优势为徽商兴起提供了前提。 但徽州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恶劣，随着南北朝战乱以来一批批移民的迁入，人口不断繁衍，原本这块土地尚能维持当地居民的衣食需求，但到明代中后期，人地矛盾激化，而且愈到后来，人口相对过剩的问题愈显突出。只有动态的观察这种现象，才会有更深切和正确的体认。趋于激化的徽州人地矛盾，从特点上分析，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增地减”，而在于人口的过量增长。域治范围的有限性和封建生产方式在作用方面的局限性，使徽州的持续开发难以为继，而本土的人口增长并未停顿，于是，人地危机开始出现并日趋尖锐。 “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 土壤贫瘠，“厥土驿刚而不化”，山地坡度大，不便于蓄积雨水，“高水湍悍少潴蓄，地寡藩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这样的田土主要依靠自然降雨的灌溉，受气候条件影响很大。一遇干旱，甚至颗粒无收；但在雨量集中的季节，农作物和粪壤会一起被山水冲走，造成灾害。“民以食为天”，所以人们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就进一步利用山地扩大耕地面积，开始与山争地，在坡度不大的山腰上开垦梯田，“大山之所落，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利剣不得田其间，刀耕火种，其勤用地利矣。”即使如此，在一些地区仍不能满足人民的粮食需要，例如“自休之西而上尤称斗 （陡），入岁收仅不给半饷”，无奈只能“多仰取山谷，甚至采薇葛而食”，靠摘野菜为生，生存压力可想而知。“暇日火耕于山，旱种旅谷。早则俱出，扳峻壁，呼邪许之歌，一唱十和，庸次比耦而汗种，以防虎狼。夜则俱入，持薪樵轻重相分。" 明中期以后，徽州地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伴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徽州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益尖锐，地狭人稠、粮食短缺成为徽州面临的最主要社会问题。这一点在方志、谱牒和徽人的著述中屡屡被提到：“传（指《史记•货殖列传》） 之所谓地小人众者，长安、三河、中山、邹鲁、沂泗；而今之所谓地小人众者， 则莫甚于江东诸县，而尤莫甚于吾邑（歙县）。”“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岀而糊其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生（望），奈何不亟亟也。……即山陳海壊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休宁县志》也提到：“徽在万山间，原隰坟衍之地少，居窄民稠，民鲜力田而多货殖”。“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以起，牵车牛远服贾，今日徽商之足迹，殆将遍于国中。" 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日益向徽州有限的生存空间提出了挑战，出现了“郡邑处万山，如鼠在穴，土瘠田狭能以生业于地者什不获一，苟无家食则可立而视其死，其势不得不散而求食于四方”的生活困窘现象。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只得朝外流移，徽州人走上经商之路是为了生存而被迫做出的选择，从商是为了能活下去，寻找消化相对过剩劳动力的生路，这也许就是徽州人兴商的动力所在。 人口变动是推动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的基础原因，而人均耕地面积则是衡量人口对土地压力以及对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重要指标。 自隋大业五年（609年）到唐天宝元年（742年）的百余年间，徽州户数从6164户增长到38320户。宋初的徽州人口，从户数来看，与唐代最多户数的天宝元年相比，150年间增长了 35 %。仅过了 30多年，到宋天禧年间（1017—1021年）达到127203户，户数增长了145.7%，但人口并未增长：按唐代平均每户5口计算，至少有60多万人口，但方志记载只有192292口。特别到了宋后期，宝庆三年（1227年），户数是134942户，达到唐宋以来最高值，距天宝元年之后的485年，户数增加了252 %, 口数是231764,反而比天宝元年减少了近万人，每户平均口数也从天宝元年的6. 27降至1.72。元代徽州人口数为824304口，是现存方志记载人口数的最高值。到了明洪武廿九年（1396年）徽州人口数为592364,比元代减少了20多万。一方面由于元末农民起义时，"祁门民尽于兵燹，井邑成墟。”另一方面由于徽商在外经商，很多人可能未登记在徽 州出生地的户籍，明人王世贞说：“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 徽商兴起于明中叶的成化、弘治年间，发展于嘉靖、万历时期。在成、弘以前，徽州人以务农为主，经商者不多。如果把明代徽州人口的增长和徽商的成长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明中叶以后，致使徽州人大规模地背井离乡外出经商的根本原因，在于徽州人地矛盾的尖锐激化，人地矛盾诱发的生存危机，使古徽州积累起巨大的人口外向推动力。 明代全国人均田地数在6.5-20.6亩之间，清代顺、康、雍年间全国人均田地数则在27. 65〜33. 44亩之间。而明代徽州地区人均田地数则在 4. 08-4. 89亩之间，摆动幅度不大；清代康熙年间人均田地数虽升为9. 46亩，但较之全国的人均田地数仍然相差很远。明清以来人地矛盾的激化迫使徽州人不得不走出去。 二、人文因素的影响——凭借着“贾而好儒”的徽商文化和“徽骆驼”精神，使徽商在商海纵横驰骋，屹立不倒 （一）“贾而好儒”的徽商文化 徽州人的祖先不乏因躲避战乱而迁徙至此的名门望族或经学世家，族人大都信奉儒教。他们的到来，使儒学的种子在徽州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 宋代程颢、程颐及朱熹三位理学大家的祖籍就都在徽州。朱熹本人亦曾回乡讲学，在此广收门徒。程朱理学在徽州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乃至后来著名的“新安理学”，便在此地孕育而生。正是在这种浓郁的儒学文化熏陶下，徽州“崇儒重教”之风日盛，被称誉为“东南邹鲁”。 在这种良好文化风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徽商，其自身也带着那么点书卷气。即便日后混迹于商场，徽商对儒学的推崇之心依旧未改。徽州休宁人、清代大儒戴震对徽商评价道：“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徽商虽身处商海，却也有士大夫的儒雅之风。可见，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文化特色。 徽商的“贾而好儒”，使他们在日常商业活动中，往往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故而徽商做买卖讲究诚信，不会因利而失义，建立起了良好的口碑。如著名徽商，有着红顶商人之称的胡雪岩，就一直以“戒欺”，“真不二价”作为自己的经营理念，方才铸就了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辉煌。 儒商的形象，使徽商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认同感，为其商业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亦提供了不小的助力。 （二）“徽骆驼”精神 徽州民谣有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人为了生存，年纪轻轻便外出谋生，学习如何做生意了。生活的艰辛与苦难，锤炼出徽商“敢于冒险、勇于闯荡、勤勉奋进、坚忍不拔”的个性品质。这些精神与“沙漠之舟”骆驼倒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徽商遂有了“徽骆驼”的美名。胡适先生曾在其同乡会上题词“努力做徽骆驼”，借以勉励同乡，宣传和弘扬骆驼精神。凭借着这股骆驼般的精神，使徽商在商海驰骋时，虽遇风浪，仍能长期屹立不倒。 三、历史机遇的影响——明清期间经济重心的转移及盐业政策的变化为徽商的崛起创造了重要机遇 任何一个处于区域经济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地理位置的地区，都无疑会为该地区商品的流通提供极大的方便，因为这样的地区可以吸引众多的资金，促使品种繁多、数量巨大的商品在那里集散，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场所。这样的地区自然可以造就当地大批精明强干的商人，徽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方便的交通运输条件，是徽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徽商活动的内容多种多样，所谓“其货无所不居”。但其中则“以盐、典、茶、木为最著”。近人陈去病也说：“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茶叶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质铺几遍郡国，而盐商咸萃于淮、浙。”不仅是商业气氛的形成有迟晚之别，而且，一府六县之人所从事的职业，也各有不同。例如，江南一带“徽州盐商”虽然相当著名，但主要是以歙县人为主。所谓“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指歙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尽管江南民间也有“无徽不成典”的说法，但就徽州人而言，休宁的典商特别著名，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对此，徽州乡土史家许承尧曾说：“典商大多休人，歙则杂商五，離商三，典仅二焉。治典者，亦惟休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人者，以业专易精也。”再如，南宋时期，徽州木材业的中心是在休宁，“休宁……山出美材, 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及至明清，婺源木商异军突起。在徽州六邑中，又属婺源的林木蕴藏量最大，所谓“山林之利，我婺独擅”，加上婺源杉木质佳，“自栋梁以至器用小物，无不需之”。因而婺源的木商最为众多。在江宁、杭州等地，婺源籍木业商人的势力均颇为强盛，歙县北乡虽然也有一些人托业其中，但毕竟不如前者的势力来得强大。 徽商不仅经营的商品领域很广，而且其经营的地域范围也很广。康熙《徽州府志》也说：“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民国《歙县志》也说：“（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其迩焉者矣。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 （一）明清经济重心移向长江中下游地区 明清时期徽商经营的重心在长江流域，正如《歙志》所说：“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太史公之时，江淮以南，地广人稀，食土之毛，人足自给，无事贾也。乃今邑之人之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 一，安得不出而糊口于四方也？谚语云'贾为生意，不贾为无生'，奈何不亟亟也？以贾为生，则何必子皮其人而后为贾哉？ ”但徽商外出为何以长江中下游为重点区域呢？这正如唐力行先生所说：“徽州地处江南，虽然在群山环抱之中，却有三条水道将它与沿江区域相勾连:北可由青弋江至芜湖；东顺新安江至杭州，再由苏杭运河抵苏州；西则经阊江入鄱阳湖出湖口。沿江区域因交通之便利，遂成为徽商经营活动的大本营，并由此向第二、第三地利圈拓展。徽商在对沿江区域的开发上，显然占着就近的地理优势。地理优势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无疑会发生效用。” 徽商是“其货无所不居”。然而，他们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往往以集中从事某一个行业为主而兼及其他。如在扬州以经营盐业为主；在杭州，以经营盐、木为主；在南京则以经营典当为主。而徽商在武汉，所经营的行业有盐、粮、木、茶、棉布、丝织、墨、典当、药业、杂货、酒楼、银楼，乃至珠宝买卖。相对而言，比较繁荣，这又与武汉为九省通衢、便于各种货物集散有关。 徽州不宜种粮，但却盛产林、竹、茶、桑、药材、山货土产等各种经济作物，徽州地区的数十条支流汇集而成的新安江，中游被称为富春江，下游就成为钱塘江。新安江流域水量丰沛，便于航行，为徽州人的货物贸易提供了一条黄金水道。徽州人营商的历史最初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东晋时期，历史上三次大移民高潮入迁徽州的许多显姓大族，本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和特长，他们来到徽州，与徽州自然地理特点相结合，更加速了徽州地区商业化的进程。 南宋偏安一隅，建都临安，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宋以后淮扬地区和苏、嘉、杭等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日趋发展和繁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徽州地处江南，紧邻这些经济日益发达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徽州人历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又能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以“徽骆驼”精神而著称，所以在商业领域恣意纵横，终成大器，也就势所必然。 （二）盐业政策的影响 明代学者谢肇淛在其所撰的《五杂俎》中写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可见明代的徽商已颇具财力了。在徽商的四大行当中，以盐业居首。明代的盐法改革，给徽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促使其迅速崛起。 （一）开中制
盐关系到国计民生，它的产销通常会遭到官府的严格把控，禁止私人随意贩卖。明初，蒙古残余势力虽退居塞外，但仍不时南下侵扰，对大明边境构成威胁。鉴于这一情况，明政府于北方边境，先后设立了九个军事重镇，称“九边”。这些军事重镇有大量士兵驻防，军队开销巨大。尤其是粮食的供应及运输问题，对明朝中央政府来说，一直是个大麻烦。洪武三年（1370年），山西行省参政杨宪向朱元璋提出了实行“开中制”的建议，得到了朱元璋的支持。所谓开中制，简单来说就是商人代替政府，将粮草等军需物资，运往北方边镇。然后政府给商人发放盐引，作为补偿。盐引是取盐的凭证，商人可凭盐引到官府指定的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区域销售，以获得商业利润。 在利益的驱使下，已有部分徽商开始奔赴九边，北上纳粮，从而走上盐业贸易的道路了。然而相较于晋商而言，徽商从明初“开中制”中，所取得的利益则要小得多。从地理区位因素来看，开中制的实施，对晋商而言是最为有利的。山西距离明朝北方边镇较近，方便粮食等其他物品的输送，可极大的降低运输成本，而这样的条件徽商是不具备的。 （二）折色法
到了明朝中叶，开中制已无法适应于时代的发展，其制度本身的弊病也逐渐显露了出来，盐法改革已是势在必行。明弘治五年（1492年），时任户部尚书的叶淇提议对原有的开中制进行改革，实行“折色法”。按照折色法规定，商人不必赴边纳粮，只需就近向内地各盐运使司，交纳相应数额的银两，即可换得盐引。折色法，大体上将原来的纳粮开中，转变为了纳银开中。 该法的颁布，让徽州盐商大喜过望。从此他们再也不用千里迢迢北上纳粮，直接向扬州盐运使司交纳相应银两，即可兑得盐引，销售获利。经营手段相较过去轻巧灵便，省去了舟车劳顿之苦，从繁重的运输作业中解脱了出来。 另外两淮盐场产盐颇丰，所谓“两淮盐，天下咸”。徽州靠近两淮地区，水路交通便利。故而折色法的实施，使在内地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拥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反观山陕商人，他们虽因开中制而赚得盆满钵满。但伴随着盐法的改革，其原本的区位优势已不复存在。山陕商人要想继续业盐获利，只能被动地向两淮、两浙等地迁徙。 万历年间推行的纲盐法，以纲册的形式，使盐商数量固定了下来。名字在纲册上的人，才能拥有食盐专卖的特权，允许子孙世袭其业。册上无名的人，则无盐业经营之权。盐商对盐的经销，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垄断。徽商凭借着其在盐业经营中所处的优势地位，在纲册之上亦占有了先机。据万历《歙志.货殖》记载：“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徽商执重商帮之牛耳，逐渐称霸于两淮了。 徽商不仅仅在当时的中国商业舞台上扮演着主角，而且他们带来了“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等一系列先进的经营理念，创造了相对科学完善的资本运营方式。他们还以自己的商业行为和人格力量，将“士农工商”这样一种旧四民观进行了颠覆，改成了“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商与士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价值判断，这是中国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真正萌芽。可以说，徽商在经营上取得的成就和思想观念上所达到的高度，就当时而言无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