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德国民众和纳粹主义的关系

昆云山房

二战的爆发，与德国纳粹主义思潮泛滥有密切的关系。希特勒的极权和暴政与德国民众的支持密不可分，因为希特勒就是通过民众投票选举上台的。在他屠杀犹太人，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不仅仅是德国军队、工商业、金融业等方面的社会精英支持他，普通民众对纳粹政府也非常服从和支持。

很多历史学者指出，在纳粹德国时期，德国人民生活在盖世太保的监控之下，人民除了屈服，别无选择，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学者指出，纳粹主义当时深入人心，民众也是纳粹政权的合伙人和共谋者，他们的服从是甘心情愿的，并不全是出于恐惧。纳粹政权当时赢得人心，一个原因是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福利，这些经济利益是老百姓拥护纳粹政权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一战后德国民众普遍存在一种“受辱”情节。感觉受辱的德国人，希望在纳粹党治下实现“民族复兴”，恢复日耳曼民族的荣光。在希特勒执政期间，经济成就和领土扩张改变了一战后德国的贫弱状态，再加上希特勒刻意营造的“个人魅力”，使得很多普通德国人与纳粹的合作是自愿的。为什么以“德意志民族复兴”的名义，很多人就丧失了基本人性，丧失了对“非我族类”的同理心，参与了大屠杀呢？

德国心理学家朋霍费尔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揭示了社会性愚蠢现象，指出人一旦交出了自我的意志，成为了某种思潮或者意识形态纯粹的工具，就会形成一股山洪一样迅猛的群体性的毁灭性的愚蠢力量，他们能做出任何最为罪恶的事情，身处其中的个体，已经失去独立自主的判断能力，像僵尸一样被操控，即使干的是灭绝人性的恶事，却仍然认为他是在从事一种崇高正义的事业，始终不可能了解这些事情是怎样的罪恶。他们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力完全丧失，他们拒绝任何与灌输的思想相反的信息，跟这些人对话，就犹如面对一台机器。他们仿佛已经被某种力量控制，面对一切复杂的问题都只知道重复一些套话、大话和空话。他们似乎交出了自己的意志，是非对错已经完全丧失了，失去了自己应该拥有的判断力。他们存有的人性会被恶魔般地扭曲，它会对人们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地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损坏。这个时候任何与他们观念相背的人都可能被认为是敌人，甚至会被作为告密揭发的对象。

朋霍费尔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揭示了纳粹主义思潮下德国普通民众的心理状态，而另一位德国学者格茨·阿利在《希特勒的受益人》中，从经济利益角度考察了德国民众和纳粹主义的关系，认为德国普通民众配合和协助纳粹，自愿并积极与纳粹合作，是因为这么做对他们自己有益，能给他们带来实惠。而并非如通常的看法，是纳粹德国的洗脑宣传、逼迫或希特勒的个人魅力的吸引。因为对这些德国民众来说，拥护希特勒带来的安全感，配合纳粹带来的好处和实惠，才是他们忠诚于纳粹，自愿配合协助这个邪恶政权的真正原因。阿利在《受益人》一书里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证明，纳粹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掠夺了欧洲其他地区，让普通德国民众得到了很大的物质利益。纳粹对别国的掠夺，带给德国民众丰厚的物质利益，大多数人对当时政权的拥护是纳粹有计划的物质收买和利益唆使的结果，人们正是因为被收买而作恶。阿利出生在战后第二年，他经常听到身边的长辈说起希特勒时代的美好生活，哪怕是经历过战争缺胳膊少腿的人，也从来不提二战时期吃过什么苦。慢慢地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才发现了这些叙事背后的真相。

“面包和马戏”是罗马帝国时代的诗人尤维纳利斯创造的比喻，意指罗马帝国对民众的愚民和腐蚀。我国学者徐贲在其著作《暴政史：二十世纪的权力与民众》一书中解释说，“面包和马戏”，在经济层面上，是给人们一些能让人们满足的“实惠”和“好处”；政治层面上，“政府不是通过道德示范或优质公共政策来引导公民过自由、尊严、有责任感的公共生活，而是故意把他们引向一种只顾眼前享乐，只关心单纯物质满足，而没有精神向往的平庸生活。”这种“利益”不仅仅是“面包和马戏”，而是一种复杂利益。希特勒极权主义带来的利益除了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等物质方面的利益之外，还有“心理、情感和精神满足的利益。”一战《凡尔赛条约》签订之后，德国人“洗刷国耻”和“民族复兴”的心理需求甚至超越了物质利益，希特勒的统治并不单靠暴力和恐怖来维持，而是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

研究纳粹的权威学者、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在《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中也说，第三帝国是一个“合民意的独裁政权”。记者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书里记载了二战后他与10位普通德国人的交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当时虽然也感到身边的事情“不对劲”，但是只要自己不“惹是生非”，也可以安稳地过自己的“还不算太坏”的生活。一切正如很多学者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积极配合，盖世太保也不可能实施那些种族政策。因此，徐贲在谈到阿利著作的时候指出，我们要思考的，正是“人为什么会自愿参与他们的良知本不允许他们做的事情？”对于德国民众来说，纳粹政权可以给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富和荣耀，这么爽，自己还要脑子干什么？既危险又没用，交给希特勒不是更好？从某种程度上说，德国普通民众和纳粹政权是这场肮脏抢劫的合谋者、合伙人，而并非受害者。

英国学者理查德·埃文斯则认为阿利的“利益说”淡化了纳粹统治的暴政极权本质。提出了硬暴力、软暴力和隐形暴力的概念。他认为在纳粹主义与民众之间，在实在的、可量化的硬暴力之外，还有软暴力和隐性暴力。理查德·埃文斯致力研究纳粹历史，出版了很多著作，在他的《第三帝国的到来》一书中，这位历史学家就详细地讲述了文明程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德国人民在极权统治之下，怎样接受了少数人对仇恨的宣扬，怎样从一个本来很有教养的民族，走向了道德和文明的绝境。埃文斯所说的软暴力和隐性暴力在我国学者徐贲的《暴政史》一书中被总结为五大类：一是威胁，通过对少数人的直接暴力在整个社会上制造寒蝉效应；二是鼓励举报，造成人们之间的深度不信任和猜疑，人们因为恐惧而卖力地举报他人以表现自己的忠诚；三是暗中监视，并让人们知道，他们在被暗中监视；四是宣传仇恨和暴力，把暴力当成一种正义行为，同时，人们也会随时害怕别人的“正义暴力”落在自己头上。五是全面动员“法制暴力”，让政治镇压的功能由普通法院、监狱和收容所来执行。例如1934年纳粹德国颁布的法律规定，对纳粹领导人发表“恶意”言论的，严重者都要处以死刑；“恶意流言”也被视为非法。各种罪名罗织的恐怖之网之下，人们随时自我审查也审查别人。正如埃文斯指出的那样，“恐怖行动针对的远远不是特定的、普遍不受欢迎的少数人，而是无远弗届地波及每一位公开表达异议的人，包括偏常人士、流浪者以及一切不符合传统规范的人。”

暴力、软暴力以及隐性暴力一起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性中的极度自私、冷漠、残酷等等恶的一面，这些也是极权统治对人心和伦理道德破坏至深之处。正是制度之恶与人性之恶的相互激发，造成了极权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滔天罪行。

德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研究纳粹现象中提出了两个学术概念“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极端之恶这个词是阿伦特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中提到的，是从康德那里借来的一个术语。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不可理解呢？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于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平庸之恶”是指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有人把平庸之恶理解成一种“螺丝钉理论”，就是说普通人只不过是某个官僚系统中的一个螺丝钉或齿轮，只是服从程序、执行命令，所以冷漠地成为了杀人机器的一部分。可是阿伦特自己明确表示不赞同“螺丝钉理论”。还有的人把平庸之恶理解成大众导致的恶，经常说“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阿伦特也不会赞同这种理解。因为如果你把责任推给所有人，泛泛地加以指责，那么就无法再追究任何特定个人的责任。阿伦特反对所谓集体罪责的观点，她主张应当追究个人的责任。

“平庸之恶”的概念是阿伦特提出极端之恶概念十年之后的1961年提出来的。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是一体两面，同一个主张的两个面向。如何理解这种纳粹大屠杀这种新颖的罪恶？什么样的人才会犯下这种极端之恶？难道他们是怪物、是恶魔吗？这个问题困扰了她很久。后来，阿伦特从和自己导师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通信中获得了最初的启发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雅斯贝尔斯指出不能将希特勒看作恶魔，看成神话人物般的存在，必须看到其中完全平庸的性质。他说就像细菌可以造成流行病的灾难，但细菌仍旧只是细菌。阿伦特接受了这个重要的见解，她同意纳粹没有任何恶魔般的伟大。但当时她这个想法还比较朦胧抽象，直到15年之后，在报道艾希曼审判的时候，她才写下了更加明确的见解。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产生的极端之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就丧失独立判断能力，从而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权政府之下普通人的道德选择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阿利尖锐地指出，二战结束后，人们和纳粹分子的那种命运联盟“就像变魔术一样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夸张的“对希特勒的抵抗”。然而在战争结束前，这种大规模的抵抗从来没有发生过。阿利说，在希特勒统治时期，人们广泛地对政府感到满意，他告诉自己的德国同胞，“你们并没有抵抗过希特勒，因为你们是希特勒的‘受惠者’，是希特勒时代‘心满意足的窃贼’。”虽然不断有人说，导致人们屈服的根本原因是恐惧，但是也有犹太学者从受害者的角度书写，认为那些选择对被送往车站的犹太邻居“吐口水”、“谩骂”和“殴打”的人们，对“死亡行军”和“大屠杀”袖手旁观的普通人和落井下石的普通人，都与纳粹分子一起构成了“共谋罪”。埃文斯也认为，“即使处于纳粹独裁政权之下，人们依然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道德选择。”事实上，确实也有少数人选择了帮助犹太人。所以，除了反思极权体制是如何形成的，学者们对于普通人的人性和道德的拷问也值得每一个人深思。埃文斯也认为：“搞清楚纳粹是如何以及为何上台的，在今天与在过去一样重要——或许随着记忆的消退，变得更为重要。”“德国人为什么不阻止希特勒成为希特勒？”我们看到很多学者的研究早就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极权统治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其体制对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破坏至深。在“复杂利益”的诱惑和对极权统治的恐惧之下，人们不仅丧失思考能力，不再区分事实和谎言，还丧失了基本的同理心。在极权统治下，人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一个人放弃了自由，也就放弃了责任和道德。一个人所处的外部环境直接支配了他的心理模式，因为放弃思考的心理习惯可以给他们带来足够的安全感。

普通人如何在暴政之下做一个好人，如何避免平庸之恶，阿伦特主张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做出独立判断，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这种独立判断的思想源头是苏格拉底“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义”，这样他至少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不违背自己内心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