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有多厉害？——文武双全，为国为民

秦皇鸟

“不想当政治家的军事家一定不是好的文学家，八成也不会治水，字也不知道好不好看，会不会教书育人就更不敢说了。” 可有一个人就不一样了：朱熹称他为：“本朝人物第一”；元好问说他是：“百年间不见一二的人物”；梁启超更是赞叹道：“五千年来历史中立德、立功、立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曾国藩，另一个就是他”。这个人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生于公元989年，谥号文正，后世也多称他为范文正公。司马光对这一谥号大加赞美，认为“道德博闻曰文，靖恭其位曰正”。“文正”代表着对一个人文化修养、道德境界的最高认可，也是对文臣的最高评价。其实练兵、治水、讲政治、做文章，单论哪一项范仲淹都不算其中最卓越的。但妙就妙在范仲淹一定是政治家里最好的将军、将军里最好的文学家、文学家里最会治水的，水利工程专家里最会统兵治军的，这些加起来就不是同时代的晏殊、欧阳修、苏轼、曾巩等人能比的。相较于同时期7岁就能写文章，14岁就中进士的晏殊，23岁的范仲淹仍籍籍无名，是少了些神童的传奇色彩。但他也不过才23岁，大有可为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他到寺里求签问：“日后能登上相位吗？”结果是：“不能。”又问：“那能做个良医吗？”结果也是：“不能。” 这便叫人不解了，求功名是理所应当，祈愿做个良医又是为何？可在范仲淹看来，辅佐明君、普济万民的心愿若是做不到，利泽万民的心也不会变，泽被苍生、造福于民这点看来，良医与良相也并无区别。公元1015年，26岁的范仲淹终于进士及第，被受职广德军司理参军，正式步入仕途。公元1021年，范仲淹调任到了泰州西溪，管理盐政。西溪濒临黄海，用的还是唐朝时修筑的旧海堤，早已多处溃烂，海潮倒灌淹没良田，范仲淹肯定是不能坐视不管。宋仁宗准了他奏请，范仲淹便开始了他的修堰工程。但这一年冬天大雪纷飞、潮势迅猛，仅是冻饿劳累就死了200多人，困难再大，工程也不能停。范仲淹仍然顶风冒雨走在一线，还把自己的官俸都贴了进去。前后历时三年，一条长达200多千米的新堤终于筑成，绵亘在黄河岸边。而后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母亲病逝的噩耗。范仲淹回到南京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商丘，为母亲守丧。在南京，受晏殊之邀管理应天府书院，范仲淹在主持教务期间以身示教，每每谈论起天下大事都是慷慨陈词。不止整个书院的学风，当时文士大夫矫正世风、崇尚品德的节操也都由此开始。也正是在这里，范仲淹名字开始被众人所知。丁忧期满后，范仲淹凭着一封《上执证书》奏请官家改革吏治，裁掉多余的，安抚有功的，成功进入宋仁宗视野，走到了京城，担任秘阁校理，去负责皇家图书馆的校勘和整理。此时的宋仁宗，虽然早已过了弱冠之年，但刘太后依旧“垂帘听政”，执掌军政大权。 公元1029年，刘氏为了彰显自己的绝对权威，想让天子率领文武百官在朝堂上给她祝寿，满朝官员是敢怒不敢言。此时范仲淹一道奏折，直指太后让皇帝和大臣站在一列，这就不对，一声下去，实在是振聋发聩。但这还不算，紧接着又是第二道奏折，直接请刘太后还政于仁宗。两道奏折呈上去，范仲淹喜提第一次贬谪，外放到了山西永济，一贬就是三年。出城之时，同僚们纷纷前来送行，对范仲淹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离开京城的这三年间，范仲淹虽是处江湖之远，却无时无刻不在忧其君，对朝廷的各种动向相当关心，时刻保持着进谏的热情。刘太后把持朝政，大小官员的一应任免都要她说了算。原本按照宋朝的规矩，官员任免是要走枢密院、政事堂的程序，但刘太后是想跳过就跳过了。范仲淹就看不下去了，上书劝谏道：“违规用人，不是太平之政。”朝廷想要废除职田养廉的政策，范仲淹就又站了出来，表示：“这可不行，官员要是吃不饱、穿不暖，就会越来越贪。”甚至连宋仁宗想要修缮昭应宫和寿宁宫，范仲淹再次直言道：“都遭雷劈了，就别逆天了。”但宋仁宗不愧是仁宗，尽管范仲淹的话都不怎么中听，但还是看到了他的一片赤诚。 公元1033年，最看不惯范仲淹的刘太后病故了，宋仁宗便立刻把范仲淹召回京城，并给他安排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差事：右司谏，就是专门负责找茬和挑刺的。朝廷有什么做的不对地方，大事就在朝堂上直接指出来，小事就写一封奏书。前面挡住了对权力想跃跃欲试的刘太后，范仲淹现在又该反过来教育宋仁宗了。刘太后死后，由仁宗带头，连同一众大臣免不了想要对刘太后秋后算账。范仲淹这时候又及时站出来提醒官家：“太后受命于先帝，辅佐您十余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能过于苛责。”仁宗也确实心很软，觉得是这个道理，马上又诏令群臣，不得论太后时事。江淮大旱，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去看看灾情，宋仁宗却不以为意。范仲淹马上发问：“如果宫里面停食半日，陛下什么感觉？”宋仁宗马上意识到没吃的是真的不行，随即派范仲淹去安抚灾民。前面刚处理完刘太后的事，接下来又轮到皇后出事。仁宗与郭皇后素来不合，郭皇后失手打了仁宗一巴掌，仁宗便坚决要废后。范仲淹等一众大臣纷纷上书，称：“废后皆前世昏君所为”，可仁宗这回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范仲淹本想第二天上朝当着官家的面继续劝，可仁宗愣是没给他这个机会，抢在范仲淹上朝前，先把他贬为了睦州太守。这次出京，同僚们对范仲淹的评价是：“范君此行，愈觉光耀”。不过这依然打击不了耿直的范希文，该说的话还得说。再到达睦洲后，范仲淹仍不忘在《谢表》中跟仁宗说：“以前有废后的朝代，也没见哪个因此得福了。你就保留她的后位，让她住在别的宫殿，等到她悔过了再让她回来。”当然，范仲淹虽是心系朝堂，目光却决不止局限在朝堂。在睦州，范仲淹重修严子陵祠堂，又兴建了龙山书院。“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便是出自于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 在睦州干了半年后，范仲淹又被调到苏州去治水。因治水兴学有功，第二年范仲淹又被召回京城，任职国子监。没过多久，又荣升为吏部员外郎，兼任开封知府，也就相当于北京市长。再次回到京城，范仲淹依旧在朝堂上发光发热。 “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这边范仲淹忙于整顿吏治，那边宋仁宗也乐得耳边清静，但有些问题不说不代表它不存在。范仲淹实在看不下去，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献上了一幅《百官图》，右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详细分析了朝廷官员升迁调免的问题，重在指出吕夷简卖官鬻爵、扰乱朝纲。吕夷简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立刻反击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吕夷简很会挑，这个“朋党”二字，正中仁宗的大忌。没过几天，范仲淹就又被流放出京，贬为饶州知府。当时不乏余靖等朝臣上书替范仲淹申辩。但有一谏官高若讷，却一点也不木讷，为了高官厚禄讨好吕夷简，说：“范仲淹该贬”。欧阳修知道后，立刻写了《与高司谏书》，讽刺高若讷所谓的“正直有学问”，斥责他迎合权相，不知羞耻。这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了，同僚们的评价也更上层楼：“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公元1040年，西夏李元昊称帝，起兵犯境，给宋仁宗来了个措手不及。危急存亡之际，宋仁宗又想起了范仲淹，匆忙将其召回，又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军事家范仲淹也自然没有让仁宗失望。他擅长排兵布阵，后世都称他“胸中有百万兵家”，同时也大力提拔将领，不以资历评定能力。狄青等名将便是在此时涌现，一连在前线赢了几场硬仗。范仲淹一面积极御敌，一面大型营田，同时还保持便民自由贸易，处置民族关系、务求实效，对延边少数民族诚信团结、慷慨优惠、严厉赏罚。以至于他去世后，“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范仲淹此时虽然守边坡年成效，但当时北宋与西夏在军事力量对比上还是处于下风，只能守不能攻。范仲淹已经到了疲于奔命的程度，但就北宋目前的烂摊子而言，即使他殚精竭虑，也只能够停留在“维持守势”的局面。此时范仲淹虽有远大的政治志向，却也无可奈何。“人不昧，将军白发征夫泪”就是边线的真实写照。“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他也是真的看在眼里，忧在心里，否则怎会夜不能寐、楼不能倚、酒不解愁呢？ 好在宋朝不愧是古代GDP排行第一的朝代，打不过但是能熬，也赖于范仲淹“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以守为攻熬了三年，李元昊终于撑不住了俯首称臣。范仲淹也因出色的军事才能，升任为枢密副使，也就是北宋军队的副总司令。欧阳修等谏官趁热打铁，向官家联名举荐，说“范仲淹有宰相之才”。宋仁宗也觉得挺合适，准备让他当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范仲淹自然推辞。但两个月后，这个坑真的空出来了，宋仁宗再一次将渴求的目光投向范仲淹，这个时候再推辞也不合适了。同年9月，宋仁宗以北宋帝王礼贤国事的最高规格，在天彰阁召见了范仲淹，范仲淹大为感动，知遇之恩无以为报。范仲淹便写下了《答手诏条陈十事》，除了“府兵法”之外，其他九条都得到了仁宗的支持，在全国推行，这也就是庆历新政。这一场新政虽不如王安石变法来得声势浩大，但究极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却也是与此一脉相承。一年后，范仲淹再次上书提出改革科举、恩荫、职田、徭役等多项制度。这样的改革无论哪朝哪代，自然都会触及贵族利益。贵族们便联手反击，再次搬出之论，抨击范仲淹等人。这一次不用仁宗开口，范仲淹已经懂了，又到了该走的时候。自请外放在邓州任职时，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饶是范仲淹再怎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第四次外放，也不免生出了“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心情。只可惜这次，范仲淹没能等到宋仁宗的召回。公元1052年，63岁的范仲淹病逝在徐州。 纵观范仲淹一生起起落落，四度贬谪，却何时不是进亦忧、退亦忧？太后把持朝政时怕官家无权，官家掌权后又恐行事极端遭后事骂名；朝中有蠹虫要扫除奸佞，吏治有弊病要力推革新；宦游途中负责修堰、治水、兴学；边境起战事，还得要冲锋陷阵在一线。比起晏殊，范仲淹是少了几分圆滑，多了几分偏执。面对不平之事，从来都是直言不讳。虽不是福大厦之将倾的人，却是每一次在朝政飘摇之际，为仁宗朝立住主心骨的人。梅尧臣曾写《灵乌赋》劝范仲淹：学报喜之鸟，拴紧舌头，不要多事。范仲淹立即回写了同题《灵乌赋》给梅尧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的诗词也是极富特色，永远饱含一腔鞠躬尽瘁的热忱。比起宋词里惯有的浓词艳曲，他更关注的是民风教化和国事安危。“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他看看得见民生疾苦，也看得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几经浮尘，仍不期期艾艾，穷且益坚，仍不坠青云之志。”比起广为人知的“塞下秋来风景异，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以及“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他还有一首《剔银灯》反倒更叫人唏嘘！“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人的一生连一百岁都活不到，少年时心智未开，老了又羸弱憔悴只有中间那一段，怎么能忍心用来追逐功名利禄，真是口是心非。嘴上说着没意思没意思，“汲汲空浮名，不如求一醉”，实则更是满腔愤满无可发泄下的自嘲。为官至此，为人至此，再不堪称完人，倒时不知怎么才算是完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这样的人，又怎能与范文正公一道同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