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机场餐厅的日子

.今日欢呼

民航归空军代管的记载。 当年的候机楼正面。 本想扛枪卫国 竟耍菜刀炒勺

曾经觉得这是一段不硬气的当兵历史——因为当兵六年，不戴领章帽徽，不摸枪、不出操，如果不上班，你可“一觉睡到日西斜”。民航兵自嘲：7083装甲兵（七零八散装假兵）。
曾经觉得这是个让人抬不起头的行当——造厨做饭、添煤烧火，油烟呛鼻，锅碗瓢勺叮当响。餐厅兵自嘲：入伍走对路，入行进错门。
这里——首都机场餐厅，在我的经历中也仅仅只有六年，却成了我魂牵梦萦记忆里最深刻的时段。
我曾经几次返回机场，每回都想到原来的工作的地方看看，都没有实现。我常常在卫星地图上俯瞰首都机场一号路、一号楼，尤其是一号楼东部的两层裙楼，那是留在我档案中记录走上社会的第一站——首都机场餐厅。
在中国饮食烹饪行业，40多年前的首都机场餐厅或许是个奇葩。一群厨子和“跑堂的”服务员从北京市各个著名饭店抽调到一起组成一个餐厅，1969年民航归空军代管，民航新添劳动力不再招工改为征兵。按空军的编制，餐厅被编为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运输服务大队三中队，这些原来的老职工与新征来的义务兵一样配发了上绿下蓝的空军军装。整个民航，鉴于国际影响，平常不戴领章帽徽，倒像一帮从空军集体转业的官兵。
1974年12月，我怀揣保卫祖国抱负，应征入伍懵懵懂懂地来到首都机场，经过新兵连集训一个多月后分到机场餐厅，于是有了荣耀的当兵历史。
别看餐厅我们这些是给旅客卖饭供餐的，领导大会小会讲“我们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方针的一线”，常常激励着我们这些年轻的“餐厅兵”热血沸腾，倍感岗位神圣使命光荣！可谓：盘碗刀勺连着世界革命，酒茶饭菜关乎中国形象。
首都机场是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帮助下建起的，候机楼、气象导航指挥楼都具有俄式风格。1958年建成启用。我不知道那时候机旅客如何餐饮？听老同志们讲，有那么一段时间，这里的餐饮服务是北京新侨饭店的分店，不属于民航管理。到了60年代末，民航要统一管理，餐厅要归民航直属，便由人民大会堂、新侨饭店、崇文饭店、北京饭店、和平宾馆等共抽调18名人员，他们“打起背包就出发”像支援“三线”建设一样，来到了当时还是非常荒凉寂寞的首都机场。
这些同志的家原来都在北京城里，听从组织安排便来到离城里几十里的地方，把家安在机场南大门外的南大楼生活区，一直干到退休。

餐厅窗外就是客机坪。 自己觉得挺低下 领导说是很光荣

我们这批兵补充到餐厅后，全员已有100多人。负责培训我们的二分队长朱月英给我们阅读了当时《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关于民航发展的长篇通讯，之后她说，民航正在发展，我们要树立一辈子干民航的志向。据说，当时全国民航也就是5万人，国内航线不多，国际更是寥寥无几。后来民航在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员，退伍的相对较少。于是好多人，尤其是由农村入伍的大部分荣幸地“在岗退伍”留在了民航，一干干了几十年。
机场餐厅在候机楼东端的两层裙楼，一楼为工农兵旅客餐厅，服务面向国内旅客，而国内的旅客也非普通百姓。购买机票需要出具单位介绍信，乘客大多是出公差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卖给旅客的酒水，是当时的八大名酒，但都不卖整瓶卖散酒，茅台一杯（一两0.9元），整瓶8元，分杯卖可卖成9元。五粮液一瓶3元，零卖3毛5分一杯。泸州老窖特曲整瓶2.91元，零卖3毛一杯。
二楼为国际餐厅。为外宾服务。领导常常告诫：我们是处在反帝反修的前线，时刻提防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入，外国人给小费是“拉拢腐蚀”“糖衣炮弹”要坚决抵制。我那时非常想学美术，以至于很长时间一直在构思着这样一幅画面：一位身着白色工作服的餐厅服务员一手端着盘子，一手推开“老外”捏着几张美元的手——题为“拒绝小费防止腐蚀”。只是本人想得美好，却没有技能把构想变成图画作品。
有个现象今天说来，或许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当年为了提升餐厅服务，竟能从飞行总队乘务队调来好几位飞行乘务员，有上海籍女兵孟朝闵、沈玲娣和天津籍女兵吕建萍等。以今天的眼光看，空姐是服务行业的顶流天花板，当餐馆服务员属于“下放”，尽管同为上菜送饭、端茶倒水，却是天壤之别。那几位原先的“空姐”在地面餐厅端盘子倒也没有怨言，心情舒畅，乐不思“天”。
餐厅东侧为后厨，楼上楼下相连。餐厅规模虽小，却五脏俱全，有中餐、西餐，还管理着设在候机大厅的两个小卖部（一个烟酒类、一个工艺品类）和理发室。烟酒类的小卖部面积不大，档次极高，柜台里、货架上摆的都是那个年代普通人见不到买不到的茅台、五粮液等十大名酒和中华、熊猫、凤凰等名烟，外国人凭外汇券购买，国内旅客没有外汇券，只能望“洋”兴叹。除此，还管理着候机楼外设在另一座楼房的机组餐厅。
按空军编制，餐厅为中队，下设分队。厨房的厨子们为一分队，餐厅端盘子搞服务的为二分队，小卖部和理发室编为三分队。
开始，餐厅厨房烧的还是煤块。记不得哪年，在候机大楼东南外小树林建了一座压缩煤气站，从城里拉来大型的煤气罐通过管道输送到厨房，由此机场餐厅才告别烧煤冒黑烟的历史。

左侧飞机机尾遮挡的地方是当时的首都机场餐厅。 餐厅老师傅 个个都很“牛”

现在想来，当时三中队的一些老同志（我们称领工资的之为老职工，以区别我们这些领津贴费当兵的）还是很“牛”的。有的给毛主席、周总理服过务，有的还给朱德委员长当过专职服务员。
1975年时任餐厅主任（三中队中队长）的翁伯山曾当过人民大会堂的宴会组长，服务过多次国宴，据说老翁抗美援朝时期就在中美谈判的板门店搞过服务。记得老同志给讲过翁主任一个故事：那时中苏关系恶化，某日，苏驻华大使馆的官员在机场餐厅用餐，翁主任亲自服务，客人临别与服务人员致谢告别。翁主任的心中对苏充满敌意，假装说不好俄语，将“达思维达尼亚”按俄语的发音说成“我是你大爷”。苏方人员是中国通，对北京的俗语甚至骂人的话都“门清”，提出了抗议，还反映到了我国外交部。翁主任受了处分。是真是假，当时我们没敢求证。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看似普通的却有着独特经历的老同志缘故，使小小的餐厅在一些重大活动中享受了很高的待遇。
周总理逝世，餐厅好多老同志极为悲痛，嚎啕大哭。因为他们中好几位都直接与总理有过接触。那几天，相继有几位老同志被安排瞻仰了总理遗容。其中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理发室的李瑞勤师傅。李师傅曾经在机场多次为总理理发。理发时总理与李师傅拉家常聊天，得知李师傅家是通县的，便叮嘱说，要常回家看看父母。在机场工作远离城里，很艰苦，你们也很光荣，要安心工作，民航的服务工作非常重要，关系着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关系着中国的形象。一回，总理来机场迎接外宾，抓个空隙到餐厅看望大伙儿，为当时的18名职工送来18枚毛主席像章，专门问到理发室的小李。恰巧那天李师傅没上班。总理叮嘱餐厅负责人，一定要将毛主席像章送到李的手上，就说是我周恩来送的。
李师傅拿着当年总理送给的毛主席像章，悲痛欲绝，哭闹着一定要去瞻仰总理遗容，基层没权力，一直反映到民航总局，才为李师傅争取了一个前往瞻仰总理的名额。
毛主席逝世后，上级同样给予了特殊待遇，连续几天，每天都有好几位同志前往瞻仰毛主席遗容。我也曾几经要求，却一直没能轮上。好在，后来建了纪念堂，毛主席的遗容得以永久保存。1976年9月18日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追悼大会，餐厅有18人名额，这次很荣幸其中有我，我们的方位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外，只是那天是个阴雨天，灰蒙蒙地看不清主席台上的人影。
面案师傅柳玉清一口浓浓的山东口音，是整个餐厅岁数最大的估计有50多岁接近退休，模样有点像如今京剧名家尚长荣，人们都不称其柳师傅，一律都喊“柳大爷”。厨房编为一分队，分队长张绪金、副分队长董玉刚（被称为张头、董头），还有孙启安、汪光前孙桂林夫妇等，都是当时京城的名厨，80年代初， 刘百洲就在中央电视台做过烹饪节目，我想应该他是最早上电视讲做菜的厨师。
这些名厨，在城里原来的单位曾经侍候过达官显贵，国家级的党政要员，就是来到机场餐厅后也多次操持过中央首长举办的招待宴席。
比我们早入伍两年的上海兵姜洪云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973年7月份，周总理在机场二号楼宴请越南总理范文同一行，菜单由柳大爷和董玉刚商定，经张头同意后报外交部礼宾司的。姜洪云还依稀记得冷菜8个，有棒棒鸡，水晶鱼片，呛黄瓜，三鲜卷尖，辣白菜等；热菜五道有油焖大虾，烧四宝，四宝中有扒鱼肚，葱烧海参，鹌鹑蛋等，甜菜拔丝苹果汤是鱼翅汤，水果是西瓜盅。周总理对菜肴很满意，但对西瓜盅提了点建议，说现在新鲜水果很多，可以不用罐头，又新鲜且成本又低。

两任指导员 经历都不凡

1975年时的三中队指导员周兰是位山东人，新中国成立前参军的老革命。丈夫是民航北京管理局指挥部（军队建制为司令部）参谋长王光才（军级）。夫妇俩都参加过渡江战役。记得，周指导员说，当年她是卫生兵，跟着作战部队进了南京总统府，往沙发上一坐，煊乎乎地把他们都吓了一跳，不知这是什么玩意？之后谁也不敢再坐沙发，生怕敌人藏有炸弹，愣是在地板上睡了一夜。
周指导员调离后，副指导员苗恩志接任。苗指导员60年代初当兵，1964年退伍分配到北京友谊商店当售货员，组建机场餐厅小卖部时抽调来的，不但重穿军装，而且还当上了干部。
起初，我不知道老苗在哪儿当的兵。一回，尚未转业还穿着军装的父亲到机场看我，那天晚上他与老苗聊了起来，两人越聊越近乎，他俩竟然曾经都是二炮部队的，而且都参加了60年代初西北某基地的导弹发射，还谈到他们西北基地某夜，某个设备上缺失了一颗螺丝钉，基地出动大量人员连夜寻找。西北戈壁滩上那个深夜，我父亲竟然与苗指导员同在寻找螺丝钉的队伍中。
老苗是河北交河（现泊头市）人，妻子在家乡当公办老师，时常来机场探亲，住在内部食堂后边由餐厅盖的几间招待家属的平房里。老苗一直想把妻子调来北京，费了好大劲也没办成，后来，听说老苗于80年代调往天津张贵庄机场，将妻子调了过去，总算结束了夫妻两地生活。
我在老苗手下工作时间较长，闻知老苗有趣的几则故事：
一则，老苗本职是商店工作。作为领导下基层，他总爱到他原来工作的小卖部帮忙。一天中午，他替吃饭同志值班。一位老外过来，老苗赶紧热情接待。老外指着一件商品问：“How much?(多少钱）”老苗猛一听，以为老外问好，连声回应：“How much，How much，How much。”弄得老外惊诧不已。正巧，小卖部的同志吃完饭回来，看到这一幕。赶紧与老外交流致歉，算是打了圆场。后来，老苗自嘲：我是当成了How are you 了，以为老外问好呢。
一则，在机场喊人名字，带姓，全称。比如叫我就是孙创宇，没人喊创宇。一次，老苗在办公室召集几人开会，桌上电话铃响了。老苗拿起话筒问：找谁？对方嗓门很大：我找恩志。听惯了“苗恩志”的老苗竟然反问：谁是恩志？与会的人都笑了，老苗才醒过劲儿来：你是找我呀？

此照片与本文无关。 忙时如打仗 一幅“上河图”

餐厅的早餐比较简单，外宾是牛奶、面包、黄油、果酱等。内宾是大米稀饭和小包子。早上除了部分人员备料午餐，其余的厨房的大部分人都集中在二楼面案“会战”包包子。包包子也成为传播消息、谈古论今的“沙龙”。
二楼餐厅的服务间有块黑板，记录订餐和预定贵宾休息室的信息。常常预约的单位有外交部、中联部、国旅、华旅（华侨旅行社）、青旅等，订餐标准多为5元（每人），那时5元标准的菜肴里就有海参鱿鱼大对虾。偶尔有8元的，那就是很高的标准喽。
一到饭点，整个餐厅异常繁忙。
配菜间的当当的切菜声、火上的勺子撞击炒勺的声音，构成了厨房特有的锅碗瓢勺交响曲。
只听一声声吆喝“走菜”……火上（灶上）的火头兵端着大炒勺将烹调完成的菜肴菜倒进盘子，张头、董头等老师傅们，再将装盘的菜肴整理一番，喊出一声：走菜！鱼贯而入的服务员们便迅速地将菜端走……“走菜”一词，被我们广为用之，什么工作开始干了称“走菜”，准备出发了也称“走菜”，等等。
出售给旅客的早餐多为：小包子、大米粥、榨菜。午餐的饭菜有固定的几种：红烧鱼（大黄花）、木须肉、宫保鸡丁、宫保肉丁。酱爆鸡丁、酱爆肉丁、古老肉、炒两样、熘肝尖、烧南北……
凉菜有：酱猪肉、酱牛肉、三色蛋……主食：米饭（米饭真好吃，据说就是地地道道的天津小站米，之后我再也没吃到过这么好吃的大米）、小花圈，还有木须炒饭、三鲜炒饭、肉丝炒面、三鲜炒面、肉丝汤面、三鲜汤面……好吃得很呢！
改革开放后，人尽其才、货畅其流，一个城市都汇聚了南北西东的风味菜肴，按说只要市场有需求，就会有人去经营。可在我居住的小城，虽有南北大菜，似乎各大菜系都有，可始终没有令我难以忘怀的当年首都机场的炒面、汤面、酱猪肉、三色蛋等，没有当年机场餐厅给我留下的独特的西餐味道，比如很臭很黑的吉司，还有清煎蛋……现在邢台所谓的西餐店也主要就是煎牛排，而且已经中餐化了味道。
餐厅的服务不单单是一楼二楼的饮食事务，还有一项很“牛”的业务工作，就是负责设在候机楼西侧的与餐厅对应的裙楼二层（一层是进港口）的大型休息室和二号楼（中央首长迎送贵宾休息室）的服务。简称“烟茶服务”。那时礼宾制度还没改革，一是大型欢迎仪式在机场举行；二是除茶水外还有烟、啤酒或者啤酒兑橘子汁等服务。后来的航站楼，贵宾休息室有了新的名称叫：总统休息室。
二号楼一有任务，接受任务的服务员领到中华烟、龙井茶等物品，推着小车从餐厅穿过候机大厅到西边的休息室，也是踌躇满志、洋洋自得，骄傲得很呢！我们的邢台同乡战友张志芳、郝小林就是在二号楼服务时与邓小平、华国锋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过合影。
莫非仆人眼里无伟人？见过众多国字号的中央首长的服务员，对其他高官不惊不奇，不卑不亢。有一回，郝小林执行贵宾休息室烟茶结束，推着物品车从乘客拥挤的候机大厅穿过，两位军人近前一指远处有坐有站的几个军人说：“那是张……副总参谋长。能不能给安排个休息室？”郝小林回答：“那得预订。”“我们没预订行吗？那可是张……副总长啊。”“没预订，副总长也不行啊。”郝小林说得很干脆。倒也不是“牛”，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不预订，一个服务员可没权力随便安排。

剩烟折箩菜 时常过嘴瘾

部长以上的贵宾们用香烟、啤酒、橘子汁等只是象征性的，开瓶剩下的很多。那时，那些搞烟茶服务的战友们都很自觉，每次都将这些剩的东西交予保管员。保管员是个老职工，矮个儿，河南人，他不抽烟，休息室剩回来的东西堆在设于二楼餐厅一间小仓库。这里保存着大量散烟：中华、邓小平爱抽的熊猫、华国锋抽的郴州等。还有半盒、多半盒的。这些烟卷就成了餐厅年轻的烟民或预备役烟民们觊觎的对象。烟民们时常向那位保管员软缠硬磨乞讨香烟，那位仁兄总是歪着脑袋，故意躲着不看我们的脸，可经不住几句哀求和夸赞，他似乎很不情愿打开小仓库门，给抓上一把两把的，有时还能拿到开了口只抽了几支几乎还是整盒的大中华、大熊猫！
啤酒撤回，半瓶多半瓶的就不再进库，就摆在服务间的台面上，谁赶上谁喝，那时就一种啤酒：北京啤酒，4角8分一瓶。我们常常跑来解解馋，咕嘟咕嘟一气喝个痛快。还有崂山矿泉水，散发着特殊的矿泉味道，以致在我的味觉记忆里，总觉得有那种特殊的味道的才是矿泉水。而对现在到处都能生产的矿泉水有种排斥感，就因为缺少“崂山”那个特殊的难以言表的碱性味。
餐厅不时还有折箩菜，给职工吃。折箩就是从餐桌上撤下的剩菜，现在让人听来，不免有些反胃。可当时不但首都机场餐厅的职工们吃折箩，老职工讲，北京饭店的折箩菜都每份一毛卖给职工呢。不过，机场餐厅的折箩其实很干净。散客点菜，一般不剩。折箩都来自订餐的宴会。外事部门的订餐接待很讲究，实行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分餐制”：一桌人将筷子直接伸向菜肴的现象几乎没有。主宾同桌，多是主人用公筷公勺为客人夹菜添汤，桌上剩下的菜，都没有交叉污染。折箩菜很是高级，有海参、大虾，西餐有青煎蛋，这是比较还能吃的西餐，鸡蛋中间夹着火腿，有着浓浓的黄油味奶油味。
因为那个时期，这些酒都是由34号特供的，市场上见不着。而小卖部的商品却都有这些名酒、名烟。三中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战士探家时，经中队领导批条，可卖给一瓶名酒。当时，茅台酒8元一瓶，五粮液3元一瓶，差5块，那时节可是大钱呀！都嫌茅台贵，大都的希望批给五粮液，而领导总是舍不得给批五粮液，往往推荐：给你批瓶茅台吧。还得向领导软磨一阵才能获得一张五粮液的批条。
仅此，餐厅就让机场其他单位特别羡慕。现在想来，1975年，大批“资产阶级法权”，餐厅的领导怎敢有胆量让自己的员工享受这样的“特权”？且也从来没受到上级制止。

本人与战友刘继明在二号楼廊道下。 东西南北兵 都是亲弟兄

我们是民航归空军后第六批兵，首批是1969年的河北衡水的、之后有1970年～1971年山东江苏的、1973年上海和河北保定的、1974年河北张家口的。百余人的小小的餐厅曾是“五湖四海”，人员来自十几个省份，有北京、天津、山东、河北、辽宁、河南、山东、江苏、上海、江西、湖南……
有两个1973年的兵“外号”现在还记得，一位是保定籍的，人们喊他为“达瓦里氏”（俄语同志的音译），一位是上海女兵被叫做“金娃娃”。“金娃娃”长得一副娃娃脸，充满了稚气，这个外号起得倒也贴切。只是一直没闹明白保定那位仁兄，为何被人起了那样一个名字。我们到来时，
“达瓦里氏”等保定兵，和“金娃娃”等上海男兵和女兵，已是餐厅的主力。保定兵，可谓只吃面食拒绝米饭的北方饮食习惯的典型代表，凡遇食堂吃米饭就撇嘴，宁可啃窝头。而上海兵是离了米饭都不能活，剩米饭弄“泡饭”也不愿吃馒头。
那时节，食品尤其是副食品匮乏，东北更甚。1971入伍的老兵是辽宁铁岭、朝阳等地的，一年春节他们几个探家，带着东西太多，专门叫我们几个新兵帮着提行李过站上车。几大行李提包内装很单一：一个提包里塞的是一袋面，另一个提包装着半爿猪肉……这得益于餐厅拥有特殊进货点的便利条件，购得面粉、猪肉。如果没有多些人买站台票进站，单凭他们自己根本拿不了上不了车。
上海兵睿智，聪明，有着大城市的文化色彩。
北方兵不乏会拉二胡、吹笛子的，有点洋味的也就是拉个手风琴、吹个口琴。而小个子上海兵唐国根会拉小提琴，琴是从家里带来的。姜洪云写诗，胡新华等打篮排球。记得几位上海兵饭后扶着餐桌围在一起，唱起独特的歌。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种不同声部的唱法叫“和声”。他们唱的“和声”非常好听，其中吴永强有节奏地发出“努嘎、努嘎……”声音伴奏，神情专注，甚是滑稽，引人发笑。在餐厅的一次联欢会上，上海兵编了一个说唱类的小节目，说的是餐厅学服务英语的事，有两句台词，至今没忘：“peper （配坡）是报纸，pepper（潘坡）是胡椒面。”他们都流露着上海的自信——除了上海产的东西，别的地方产的包括北京他们都看不上。其他人离京探家大包小包带一堆，而上海兵回沪探家肩背一个军挎包一身轻，轻蔑给我们甩一句带上海腔的普通话：“回到上海再买。”
上海人讲普通话可能有几个音发不好，记得有次班务会上，上海兵向明海读报纸，读“勃列日涅夫。”几个字怎么也念不利索，连他自己都乐了。也是在那次联欢会上，上海女兵创作的一个节目，主题大概是不怕困难，要向朝鲜电影《一个护士的故事》护士学习。上海人语速快，表演时竟说成了“一个护士的裤子”，发现错了，慌忙纠正为“一个裤子的护士”，顿时哄堂大笑，成为很长时间的一个笑谈。
南北的语言差异，也弄了不少笑话：
其中一则：某日，保定兵孙小恒在宿舍仰脸躺在床上，无聊地“扯蛋”，发出忧伤的感叹“咱连个媳妇也找不上，以后死了，不知谁给我打幡？”一旁的上海兵陈鸿烈有点学生气儿，他真以为战友遇到困难，当即接话：“别愁，我给你打幡。”引来满屋笑声。
一则：我们常学上海话的词汇：阿拉、侬、册那、小八腊子、瘪三……某日，我们邢台同乡战友建民一边握铲于大锅炒菜，一边喜形于色学着上海话：阿拉，瘪三，阿拉瘪三……连连数声，宛若唱歌。战友李武听着，噗嗤一声笑了，这一笑，让其他人也听出毛病，顿时笑成一团。
一早报纸到 还有电视瞧

餐厅还有一个便利，一大早就能看到当天的报纸。
那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首都各大报纸除北京直接印刷发行外，外埠印刷都在各省会城市。每早，各报派一辆轿车到机场赶头班飞机运送航空版。司机都在餐厅吃早餐，与餐厅的服务员混得很熟。每每送给餐厅几份当天的报纸。
除了能先看到报纸，如果我们想进城，通过服务员的联系就可搭上报社返城的送版车，省下五六毛的公交费。报社的司机吃完饭，还主动问，有进城的没有？搭的车辆多为当时部级干部才可乘坐的上海牌轿车。有回，我还荣幸地搭上了一辆“红旗”，这不是报社的，是大军区首长的坐骑。
那时我们内部食堂有个红灯牌收音机，一边干活一边听广播，常常惊叹，隆重的迎宾仪式刚一结束，车队甚至还没走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新闻。听参加二号楼烟茶服务的人员说，新华社的记者提前就把稿子写好了，记者站在休息室门口，走进一位中央领导人他就在名字上画一个勾。他到机场来就是只是核对人名，看看原定哪个领导人没来。核对完后，就电话通知了编辑部。这也算我最早时对时政新闻写作奥秘的了解吧。
一楼餐厅东南角摆放着一台那时极为稀少的电视机，屏幕很小，还是电子管，开机得预热几分钟。每晚电视机前很是热闹，在最前面的总是爱调台的“达瓦里氏”等几位。
那时，自己的视力还很好，常常在最后边，将椅子摞起来坐上看。
在这台旧电视机里，战友们渐渐感受到了国家渐渐开放的某种新鲜的风刮来，看电影《望乡》，男兵们激动议论数日，1979年某日电视一则苹果广告（当时不知这叫广告），也让一堆年轻人惊奇传诵多天。 餐厅搬新址 结束从军史

1980年1月，新候机楼启用，老候机楼（原来的一号楼）暂时闲置了。餐厅移到了新候机楼（如今的一号航站楼），老楼三楼房间大都改成了宿舍，我和几个战友被安置到了候机楼三楼一间铺地板的房间，一直住到我退伍离开。有一段时间，原值机室（一号楼前厅）临时改成图书阅览室。我们差不多每天晚上到阅览室逛逛，在那儿首次看到了各省的党报大展览，看到每天的《河北日报》自有一种亲近感。
新候机楼设有东西三个大餐厅，东餐厅为隔离餐厅（出境边检后的区域），当时还没装修好。用的是西端的两个大餐厅，其中北边的餐厅为外宾餐厅，有一幅泼水节的壁画，因画中有裸体少女沐浴，曾引起轰动，还有一段时间被遮盖。
我们是当兵来的，很看重军人的身份，但民航归军队的历史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当兵的生涯也要结束了。
1978年10月，领导传达邓小平同志要求：“民航按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要按企业来办。要把军队的一套改过来。”一时间，我们心里感到空落落的。
不过，还真是实行了“按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1978年年末开始，我们每月有了七八块钱的奖金。要知道这对于拿津贴费 的当兵的人来说，可是一笔大钱。仅此，让北京卫戍区机场警卫营的战士羡慕得要死。
机场的兵味渐淡。
1979年初，是民航最后一次征兵。之后，民航开始了招工。餐厅新进的人员，除应届中学毕业生外，大部分是返城知青，还有好几位是部队退伍的。女的端盘服务，男的抡勺炒菜。让我们感伤的是，我们还没退伍，这里已来了新的退伍兵。餐厅人员成分发生了变化。
这时，1980年启用的机场新候机楼比老一号楼大五倍，跑道长了，航线多了，航班多了，旅客多了，整个机场扩大了。运输服务大队升格为运输服务部（相当于师级）餐厅也不叫三中队了，升为营级。
但距离脱离军队建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1980年3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关于民航总局不再由空军代管的通知》，从3月15日起，民航总局不再由空军代管，归属国务院直接领导。
1980年底，我离开了首都机场。 1986年1月18日，本人在《邢台晨报》发表小通讯，介绍机场餐厅的战友情况。 首都机场的邢台印记

后来得知，1986年机场餐厅发展为餐饮公司，一直留在机场餐厅的邢台战友李武、张志方、郝小林担任公司经理、书记等要职。闻之，甚是激奋，便在我供职的《邢台晨报》发表了一篇通讯《在平凡而神圣的岗位上》。这下，机场的这几位哥们在家乡可是出了名。那时间，飞机票很难买。很多邢台出差者知道首都机场有邢台人，拐弯抹角找到他们求买机票。等于这篇报道也给他们找了麻烦。
我记得，有一回我要去石家庄，在邢台站的月台上遇到邢台市织袜厂厂长杨廷和办公室主任何则耀上北京，由此乘机到南方办事，愁着买不上机票。我随手在笔记本写了个便条裂下交给他们：找到咱邢台老乡，就行。
之后，我多次给机场的哥们“批条”让帮着买机票。我这些战友挺给面儿，我介绍去的，不但给买了机票，还都给予热情接待。邢台市标准件厂厂长张旭国与邢台市电镀厂厂长吴林建一行去美国考察，登机前机场的邢台老乡设宴饯行，回来还受到隆重接机洗尘，好长时间，张厂长感叹不已。
后来新的航站楼启用，里边设有总统休息室。若有重要国家元首来访并需要在机场举行迎接仪式，还在老候机楼前的停机坪，那继续使用二号楼（贵宾休息室）。1992年，我随邢台市市长邹本真以及其秘书王会勇（王会勇后任邢台市委书记、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到京参加一个活动。晚上应当时机场餐饮公司的负责人李武、张志方等邢台老乡的邀请到机场吃饭。饭后，李武、张志方请邹本真一行参观正在装修的二号楼。李武介绍走廊和地面整体铺的红地毯，出自邢台化纤地毯厂。邹本真霎时高兴，当听到还要换家具时，便建议采用邢台蓝鸟家具，并介绍了蓝鸟的质量和声誉。后来，蓝鸟家具真的进入贵宾候机室。
……
离开机场数年，民航情结未断。
民航归军的历史逐渐远去，最后一批民航兵是1979年的，如今也大都退休，机场在职的熟人已无，机场变化巨大，面貌全新，我们感到陌生。首都机场餐厅已成为北京首都机场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大型国有企业，以首都机场为总部，在大兴、天津、南昌、呼和浩特、长春、哈尔滨机场设立分公司。包括中餐、西餐、亚洲风味餐、咖啡厅、休闲茶艺等十余类餐饮业态。
今非昔比，不知还有谁知道我们的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