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活着，——品读余华的代表作《活着》

徐长玉

　　《活着》是余华先生创作于1992年的长篇小说，也是余华先生的代表作。小说发表30年来，先后被翻译成韩语、日语、英语等不同语言，在众多国家和地区出版，并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和话剧等，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喜爱。本人虽然早就知晓这部作品，但终因工作繁忙，无暇拜读。今年年初，趁着有时间，驱车到新华书店一口气买了五本文学类图书，其中就包括余华先生的《活着》（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二版）。近日，忙里偷闲，两读《活着》，既被小说主人翁徐富贵面对接踵而至的苦难经历所表现出来的无论如何都要坚强地活下去的人生态度所打动，也被作者巧妙的叙事风格和独特的写作视角所吸引。

　　《活着》叙述了作者（我)于上世纪80年代初前往农村收集民间歌谣时，遇见了一位正在耕田的名叫徐富贵的老人，老人饶有兴致地向作者（我)回忆了自己充满苦难和快乐的60年人生经历，说明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人生哲理。

　　小说可以分为一个引子加5次回忆共6个部分。

　　第一部分:引子，第1页到第9页，写作者（我）奉命到农村收集民间歌谣时与故事主人翁徐富贵相遇的情景。徐富贵是一个先后失去7位亲人的孤寡老人。在农村实行承包制后，他买了一头老黄牛，独自在1亩半土地上悠然自乐地耕耘着。为了激励老黄牛耕作，他给老黄牛取了一个和他一样的名字，并虚构了分别叫做家珍、凤霞、有庆、二喜和苦根5头大小不等的牛。这5头牛的名字实际上就是先后离他而去的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和外孙的名字。

　　第二部分:第10页至第40页。富贵回忆了年轻时候自己生活放荡不羁、嗜赌成性，进而在抗战胜利之际输光了父辈留下来的100多亩土地，因而从富家少爷沦为平民百姓的人生经历，和父亲因儿子输光了家产而被活活气死，妻子家珍留下了4岁的女儿凤霞，怀着身孕被丈人一气之下带回娘家并声称徐陈俩家从此一刀两断的不幸遭遇。

　　第三部分：第42页至第75页。富贵回忆了自己被国民党抓壮丁前后的故事。父亲死后，富贵浪子回头，改邪归正，并向因赢了自己家产而成为地主的龙二租赁了原本属于自己家的5亩土地，与母亲、凤霞自食其力，相依为命。后来，家珍终因不舍与徐家的亲情，带着出生半年的儿子有庆回到了富贵身边。不久，母亲一病不起，富贵只好进城给母亲请郎中。谁知郎中没请到，富贵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大约两年后，大难不死的富贵终于被解放军俘虏，并发放了盘缠，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然而，不幸的是，母亲已经死了，女儿凤霞也因高烧聋哑了。

　　第四部分：第77页至第139页。富贵回忆了自己从部队回家后，到儿子有庆死亡长达10多年的生活经历。先是在生活依旧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支持儿子有庆上学，忍痛把女儿凤霞送人，不久，凤霞因思念亲人而偷跑回来，家人因实在不舍而决定不再送人。接着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土地归公，大跃进，吃公共食堂，砸锅炼铁，三年困难时期，遍布城乡的饥饿，家珍得了软骨病。然后是儿子有庆在主动给因生小孩而大出血的小学校长——县长老婆献血过多，不治身亡。而县长就是富贵当年在服兵役期间的战友春生。

　　第五部分：第139页至第182页。富贵回忆了凤霞出嫁后的幸福生活和凤霞因生孩子大出血而丧命及三个月后妻子家珍的死亡、文革武斗中被打成右派的县长春生的自杀等一幕幕喜剧和悲剧。

　　第六部分：第182页至第201页。富贵回忆了女婿二喜的死和外孙苦根的死。妻子死后，二喜又当爹又当妈，把苦根拉扯大，并主动肩负起赡养富贵的责任，然而，在一次装卸操作中，却不幸被砸死。二喜死后，富贵承担起外孙的养育责任，5岁以后的外孙就会替外公干活了，可不过2年，7岁的苦根却因饥饿，独自在家吃了太多富贵煮的豆子而活活被撑死了。苦根死后，为了活下去，富贵买了头老黄牛，成天与老黄牛为伴，平平淡淡地活着。

　　读了余华的《活着》，给我如下启示：

　　第一，人生再艰难也要活着。小说中，不管富贵还是他的家人，都遭遇了常人鲜有的苦难和不幸，但没有一位因此而想到过死，相反，总是想着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当富贵把家产输光后，他母亲安慰他：“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尤其是富贵，不仅遭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从阔少爷变成穷光蛋，而且在沦为平民百姓的数十年间，先后有7位家人，先他而去，而且大多不是好死的，且寿不长。个中变故给他带来的一次次沉重打击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即便如此，除了年轻时因输光家产而产生过死的念头并立刻放弃外，此后的数十年间，生活无论有多艰难，家庭成员无论遭遇何种不幸，他都坚强地活下来了。不仅如此，当他的战友春生因接连被批斗流露出自杀念头时，富贵还劝道:“你千万别糊涂，死人都还想活过来，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死。”及至后来，当只剩最后一个亲人——7岁的小外孙也死了，他都忍着巨大的痛苦，没有去死，而是选择与牛为伴:“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

　　第二，再艰难的人生也有幸福的时候。小说主人公富贵及他的家人一生可谓命运多舛，受尽苦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幸福和欢乐。比如家珍带着出生半年的儿子回到徐家时，给她的婆婆、丈夫和女儿带来的快乐；富贵从部队回来后给他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及他本人带来的快乐；在饥饿难耐时，家珍从父亲家里偷偷带回来一袋小米给家人带来的欢乐等。特别是聋哑女儿凤霞终于找到了如意郎君偏头二喜，并在不久怀上孩子后，给一家人带来的欢乐:富贵对女婿说：“我也想不到，先前最怕的就是我和家珍死了凤霞怎么办，你娶了凤霞，我们心就定了，有了孩子更好了，凤霞以后死了也有人收作。”家珍说：“要是有庆活着就好了，他是凤霞带大的，他和凤霞亲着呢，有庆看不到今天了。”二喜说：“要是我爹娘还活着就好了，我娘死的时候捏住我的手不肯放。”小说写道:“凤霞有了孩子，二喜就更疼爱他，到了夏天，屋里蚊子多，又没有蚊帐，天一黑二喜便躺到床上喂蚊子，让凤霞坐在外面乘凉，等把屋里的蚊子喂饱，不再咬人了，才让凤霞进去睡。”小说还写道：“人啊，活着时受了再多的苦，到了快死的时候也会想个法子来宽慰自己。”家珍在临死前，对富贵说：“这辈子也快过完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心满意足，我为你生了一双儿女，也算是报答你了，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凤霞、有庆都死在我前头，我也心定了，用不着再为他们操心——两个孩子活着时都孝顺我，做人能做成这样我该知足了。”

　　第三，亲情是再艰难的人生也要活着的终极理由。小说通篇在写亲情：父子情，母子情，婆媳情，夫妻情，姐弟情，岳父与女婿情，外公与外孙情，等等。小说还告诉我们，人的幸福来自亲情，人的痛苦也来自亲情。而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都不会选择死，原因同样是因为亲情。即便人在非死不可的时候，最割舍不下的还是亲情。比如，在被抓壮丁后，支撑富贵活下去的理由就是他想活着回家见他的娘、妻子和一双儿女。回到家后，富贵想：“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当儿子和女儿先后死去后，担心妻子受不了打击，富贵每次都向妻子隐瞒消息，而把所有的痛都自己扛，这同样是因为亲情。当妻子家珍意识到自己要死的时候，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的女儿将来没有人照顾。当女儿死后，家珍最不放心的是富贵，她说，“你还得好好活下去，还有苦根和二喜，二喜其实也是自己的儿子了，苦根长大了会和有庆一样对你好，会孝顺你的。”二喜死后，富贵心里苦得连叹息都没有了。可看看苦根，他又宽慰了，“先前是没有这孩子的，有了他比什么都强，香火还会往下传，这日子还得好好过。”苦根死后，富贵买了头老黄牛，“牛是半个人，它能够替我干活，闲下来时我也有个伴，心里闷了就和它说说话。牵着它去水边吃草，就跟拉着个孩子似的。”

“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在失去了所有亲人后，富贵套着自己的牛，边耕田边哼唱的这句歌词，更是表达了“天大地大没有亲情大”的思想感情。在富贵心里，虽然所有的亲人都死了，但为了和他们的亡灵在一起，为了守护他们曾经的亲情，即便让他离开自己的家乡不远万里去当皇帝的女婿，他也不会为之所动。

　　第四，时代的每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富贵及其家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一生所遭遇的诸多苦难，既有自身的原因，比如，富贵年轻时候不务正业，输光家产自然是咎由自取，而他的父亲被活活气死也是由他创下的大祸造成的；至于有庆和二喜的死则纯属由医疗事故和工商事故造成的，具有偶然性。但由富贵被抓壮丁而给家庭带来的变故，以及家珍的病、苦根的死，则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兵荒马乱、五六十年代的大面积饥慌与普遍贫困不无关系，而国家动荡、大面积饥饿与普遍贫困，则完全不能用个人的命运不济和不勤劳来解释，而是与时代的曲折遭遇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地主龙二和县长春生的死，同样是由时代发展的曲折遭遇造成的。这说明，不管是谁，哪怕是一介草民，都很难置身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之外，都要受到时代的影响，甚至都是时代的产物。对此，任何试图用“人生无常”来解释，或者用“平平淡淡才是真”来逃避的态度，都是消极的，不妥的。如果说，该小说有什么不足的话，我觉得就在这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努力发展国民经济和推动技术进步，并厘清国家与国民的职责边界，实现国家善治和个人自由发展，避免不当制度和政策给老百姓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第五，采用巧妙的叙述方法和独特的写作视角对顺利完成写作至关重要。在叙述方法上，小说采用了作者下乡，偶遇主人翁富贵，引发主人翁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忆的方式进行叙述。并且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和主人翁富贵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方式。这样便可以直接进入主题，写作就变成了作者记录，主人翁回忆的简单过程。而且，为了避免由主人翁一次性回忆完自己漫长的一生，而引发的读者阅读疲劳，作者有意把主人翁的回忆分为五次进行，每回忆完一段人生经历，就让主人翁从回忆中跳出来，并回到现实中来，与作者互动一番，以便让主人翁“歇一会儿”，然后再次进入回忆。如此，不仅显得内容更为真实，而且省去了以第三人称写作时通常不得不进行的大量背景描写和主人翁心理刻画等麻烦……

在写作视角上，虽然小说所写内容涵盖了上世纪抗战后期至本世纪改革开放初期60多年的社会历史，但作者却不对这段历史进行正面描述，而是借小说主人翁回忆其在这60多年历史中的遭遇，来说明“活着不易和活着就好”的道理。至于这段历史本身，国家自有公论，而作者完全无须卷入不必要的争论。

　　作者:徐长玉，陕西省志丹县人，长期在延安学习、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