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美军顾问团的地下党(上)

不期而遇

<p class="ql-block">“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打入美军顾问团的地下党(上)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在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南京,从市中心鼓楼向西,有一条北京西路。在今天的北京西路67号,有一个大院,这就是建国后闻名中外的曾经接待过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南京军区华东饭店。可有谁知道,73年前,这个带点古色古香的现代建筑组成的大院,却是美军顾问团的办公所在地。在那风雨如磐的艰难岁月,就在这块普通而平凡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地下党员,机智勇敢地打入美军顾问团,在敌人的心脏里展开可歌可泣的斗争,谱写了流传千古的壮丽篇章。</p><p class="ql-block"> 一、遵照党组织指示,打入美军顾问团</p><p class="ql-block">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决以军事斗争有力地回击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这时,南京地下党的队伍迅速发展,斗争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南京市地下党公务员工委已经发展到110多人,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到地方的50多个机关、工厂、学校和商店,甚至连美国的驻华机构内也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他们积极开展工作,收集敌人情报,发展地下党员,发动国民党机关工作人员保护物资档案,准备迎接南京的解放。</p><p class="ql-block"> 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准备进行“和谈”。美国政府组织了军事顾问团派到中国来“帮助”谈判。1946年3月,美国正式组成美国陆军顾问团(包括陆军、空军顾问和供应顾问)和海军顾问团。顾问团的官兵总人数达2000人。顾问团以“备忘录”的形式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提出“建议”,用联席会议的形式贯彻美方的意图,实际上成为美国直接参与策划和指挥中国内战的一个军事机构。美军顾问团表面上打着“调停”的旗号,实质上是美国政府派到中国来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侵略工具。他们以援华为名,行侵略之实,掌握着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部门的实权,是涉及国民党政治统治核心的高级司令部。后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7月30日在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说:“的确在那一时期之内,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在运输、武器和补给上给予他们(指国民党政府)的部队的援助,他们始能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满洲的一大部分。”</p><p class="ql-block"> 美军顾问团来到南京后,在社会上公开招聘中国雇员。中共南京市地下党组织认为,这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极好机会。于是,专门研究安排有关地下党员参加考试应聘。1946年9月,根据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指示,担任南京市地下党公务员工委委员的姚禹谟以报考绘图员的身份,成功被录取,打入了美军顾问团空军组。和他同时打入美军顾问团的地下党员还有另外9人,分别是牛树森、郭功佺、刘家铨、鲍稚甫、杨伟民、苏瑜、陈松,加上同学鲁平(张杰)、张成章。他们分布在顾问团和大使馆的多个工作岗位上,组成了一个美军顾问团地下党支部。姚禹谟担任党支部书记,领导大家在敌人心脏里开展了巧妙的斗争,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p><p class="ql-block"> 二、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姚禹谟</p><p class="ql-block"> 姚禹谟,1925年3月1日出生于南京的一个普通中学英语教员的家庭,兄弟姐妹七人,他是老大。1940年9月,年仅15岁的姚禹谟考取南京中央大学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和厉恩虞、王嘉谟、潘田、鲁平等都是同学,1944年获得土木工程学学士学位。1941年11月,他参加了中共南京地下党外围组织“青年救国社”,参与创办进步刊物《学生》月刊;1943年,他参与、领导了中央大学驱逐反动校长樊仲云的学潮和南京学生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1944年6月,遵照地下党指示,他打入汪特外围组织“钟社”,秘密组织进步青年学生“读书会”,开展革命活动。1945年,参加南京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南京各界抗敌内援会”,做敌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印刷和散发新四军战报和传单。同时,遵照地下党指示,打入敌军事委员会东南特派员公署“南京站”青年组。1946年4月,由中央大学同学王嘉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p><p class="ql-block"> 三、在美军顾问团秘密开展地下斗争</p><p class="ql-block"> 美军顾问团的办公地点位于今天的南京市北京西路67 号,就是现在的南京军区华东饭店的所在地。顾问团的空军组有个绘图室。姚禹谟就在这个绘图室工作,担任绘图员。这个绘图室,国民党特务进不去,美国人又不经常过问,因此它成了姚禹谟他们开展革命工作的活动中心。他们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经常在绘图室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掌握敌人动态,收集敌人武器装备、新建扩建机场、飞机型号、军事训练等情报,及时向党组织提供敌人新的军事部署,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积极发展地下党组织。</p><p class="ql-block"> 从1946年9月到1948年12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以姚禹谟为书记的美军顾问团地下党支部,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工作。他们机智勇敢,相互配合,获取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这些情报由姚禹谟上交给地下党南京市委负责人,然后再上报给中共中央。</p><p class="ql-block"> 在姚禹谟领导的美军顾问团地下党支部中,有一个地下党员叫刘家铨。刘家铨和姚禹谟是中央大学的老同学,又是由姚介绍加入共产党的。他在美军顾问团秘书处印刷厂当秘书,负责文件的打印、复制和照相等工作,许多先进的复制、照相等设备都由他掌握和使用。正因为如此,美军顾问团凡要刘家铨复印、复制的文件资料,他都可以将它多复印、复制一份,交给姚禹谟。此外,在美军顾问团其他部门就职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她)们可以将能够拿到手的机密文件交给姚禹谟,由姚迅速转交给刘家铨复制后,带出美军顾问团,上交给地下党南京市委负责人。例如,像全国机场平面图、国民党空军各大中队驻防地点及其飞机类型、数量、雷达盲区降落的信号等,都通过刘家铨拍成照片或译成中文材料,由郭功佺用小字抄在薄纸上,腊封后由姚禹谟上交给地下党南京市委。尽管顾问团安排了一名美军下士担任绘图组组长来监督他们的工作,但由于姚禹谟他们机智灵活,相互配合,竟一次也没有失手。</p><p class="ql-block"> 那时候,地下党工作大部分都是单线联系,印材料、带材料、交接材料都要非常细心,丝毫大意不得。为此,他们动了不少脑筋。每次刘家铨搞到材料后,就来到建邺路的一家茶馆,在那里假装下围棋,见到姚禹谟来了,便起身上厕所,两人在厕所里不用讲话便把材料交接完毕。</p><p class="ql-block"> 1948年底,美军顾问团快要解散时,鲁平、姚禹谟发现军用仓库里有全幅百万分之一的中文彩色军用大型地图,这地图大得可覆盖一面墙,折叠后仍然显得很大。姚禹谟组织几个党员相互掩护,终于安全携出由岗哨严密守卫的顾问团大门,由鲁平上交给党组织。</p><p class="ql-block"> 还有一次,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到中国。地下党负责人林徵要求姚禹谟他们迅速了解魏德迈来华的目的。正巧,这时绘图组接到一个临时任务,是一个精简中国组织机构的草图《中国机构改组意见》,需要复制。上司本来是让担任绘图组组长的美军下士本人画,以供魏德迈讨论而不让中国雇员插手。但那个美军下士没水平不敢画。姚禹谟趁势接过来,边画边抄,复制一份,立即上报给南京市地下党负责人林徵,使党组织及时了解了这一重要情报。</p><p class="ql-block"> 1949年2月25日凌晨,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在南京地下党的策反下举行起义。在舰长邓兆祥的指挥下,“重庆号”满载574名官兵于26日凌晨胜利抵达解放区的烟台港。“重庆号”起义震惊中外。国民党反动派惊慌失措,遂派空军第12中队的侦察机前去照了相,还准备派轰炸机去炸沉该舰。是地下党员郭功佺通过其弟弟郭功侯搞到了这张照片,及时向党组织报告了敌人要炸起义军舰的消息。地下党员鲍稚甫英文好,他通过老熟人直接或间接地向美军了解了许多情报,以使我党我军及时采取应对措施。</p><p class="ql-block"> 四、战斗堡垒——美军顾问团里的地下党支部</p><p class="ql-block"> 在姚禹谟的领导下,美军顾问团地下党支部每两周过一次组织生活。大家谈形势,也谈工作和学习情况,并相互传阅革命进步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黄炎培的《延安归来》,还有毛主席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那时,姚禹谟家里有一台美制军用短波收音机,他就用这台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新闻广播,记录解放区的重要新闻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重要讲话。收听记录后,立即向党内外同志进行传播,并散发传单,极大地鼓舞了敌占区广大群众的斗志。这台收音机,解放后南京714厂(熊猫电视机厂)曾出高价收购,姚禹谟坚决不同意,一直把它视如珍宝般地收藏在家中留作纪念。解放后的一天,姚禹谟的父亲在处理家中的铁床时,竟发现床脚的铁管内还收藏着解放前的秘密文件。</p><p class="ql-block"> 为了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地下党支部还在青年会中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乐群社”(原名“励群社”,后改为“乐群社”),定期举办联谊活动,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的丑恶嘴脸,使广大群众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1948年庆祝世界和平日那天,群众集会盛况空前。参加大会的人,除了工人、学生、失业青年和民主人士外,还有苏联大使馆人员。大家纷纷愤怒谴责国民党的反动行径。当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美军顾问团中有部分华籍雇员提出了“提高待遇、增加工资”的要求,开展了罢工斗争。姚禹谟及时地加以组织和引导,扩大了罢工势头,迫使美军顾问团作出让步,答应了华籍雇员的合理要求,使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一个月后,美军顾问团被迫离开南京,先后撤退到上海、福州、台湾、香港等沿海城市。</p><p class="ql-block"> 有趣的是,1948年12月,美国政府决定将美军顾问团撤销,印刷厂移交给美国驻华大使馆,原美军顾问团所使用的一些先进的印刷、复印、照相等机械设备,都移交给美国驻华大使馆。印刷厂的中国其他雇员全部辞退,唯独把能够掌握使用这些复印、照相等先进设备的刘家铨留了下来,移交给美国驻华大使馆继续使用;不仅雇用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而且还一直雇用到1949年8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撤回美国为止。不言而喻,这给姚禹谟他们开展地下斗争,起到了多么大的便利作用。</p><p class="ql-block"> 多少年后,姚禹谟回忆起当年那一段经历,深有感触地说:美军顾问团地下党支部的全体党员利用自己占据的岗位,都为党作出了贡献。解放后,原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也这样无比感慨地说:“王嘉谟、姚禹谟领导的公务员工委很了不起,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搞得那么活跃,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他们都是少有的英才,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