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沈阳军区政治部75届101名干部子女上山下乡缩影回顾

尽然

原沈阳军区政治部75届101名干部子女

上山下乡缩影回顾

马学文

不久前，有幸参加了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子女，1975年，那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个小型聚会。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126中学(原沈阳军区八一二校）75届的毕业生。大家讲述了当年下乡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很值得回味。那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生活苦难和奋斗故事。虽然不能算感人，可也产生一番心灵震动和波澜起伏的情感思绪，下乡知青真的很不容易。

遥想当年，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干部及职工子女，101位青春芳华的时代少年，也就是十六七岁的年龄，如今，还算没有长大成年的孩子。可是在那个年代，他（她）们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新农民了。

岁月如梭，星斗转移，经过45年的社会历练，如今他（她）们已是满头青丝，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但回想起45年前的事情，依旧是历历在目，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个个都侃侃而谈。

虽然时间短暂，我也是只言片语听到他（她）们所讲的知青故事，但还是心存一份感念岁月的心情和激荡。作为当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温故而知新，还真有不少经历这批苦难的老人，后来事业有成。在他（她）们的身上，都能读到一篇篇奋斗和成长经历的故事。

1975年原沈阳军区政治部首长机关欢送75届下乡知青合影留念

首长和普通职工的子女一视同仁



1975年，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干部子女中，有多少是当年的知青？我在政治部首长和当年知青合影留念的照片上查，一共101人。其中男生50人，女生51人，男女比例基本是1比1。说明政治部的子女，男女生的比例，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相当平衡。

在下乡的干部子女成分上，上有军区政治部主任（大军区副职）的孩子，有各二级部长、科、处长（师团干部）的子女，还有军区机关的职工孩子。面对不同的阶层，在下乡这个问题上，绝对做到了一视同仁，没有谁的孩子可以搞特殊化而不去农村，没有谁的子女高人一等，或低人一等。

当年，军区政治部机关的首长要求非常严格。凡是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干部及职工子女一定要做工作，保证上山下乡的任务完成。谁家的孩子符合条件，不但做孩子的工作，还要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孩子不下乡，家长不管多大官？职务有多高？都要在机关大会上“斗私批修”，谁都不能“走后门”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军区政治部首长的孩子，带头走上山下乡的道路。领导的孩子不但带头下乡，在农村干得还非常好，吃苦耐劳，是一个青年点的点长。

由于他工作努力，认真负责，吃苦在前，在农村威信很高。下乡一年多，便担任了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他对政治部其他干部、职工的孩子，在政治、劳动、生活上的关心照顾，至今，这批知青们还是念念不忘。

1975年8月，沈阳军区政治部有一批刚刚高中毕业的子女，他们面临着就业、参军和上山下乡的实际问题。在生活的现实面前如何选择？不但是孩子们纠结的问题？也是对家长和大人们的严格考验。

面对这样的问题，政治部首长率先带头，让自己的孩子到农村下乡。然后，做各二级部长和机关干部、职工们的思想动员和教育工作，响应号召，让孩子们走上山下乡的道路。

二排中间是原沈阳军区政治部的首长与当年下乡的知青合影

首长用轿车接送

应届生们享受了高干待遇



人先天便有个体差异，身体条件各有不同。孩子们当中，有身体条件好，能干的；也有身体素质相对不好，不能干的。有随波逐流下乡的；也有特别不情愿下乡的；政治部首长带头做思想工作。

每天用自己的工作车，将应届毕业的孩子们接到机关，做思想教育和动员，然后再用专车将孩子们送回家。这样，反反复复，终于做通了孩子们的思想工作，使得政治部应该下乡的孩子，全部理顺了思想。为了做好上山下乡的工作，政治部还选派了一位优秀的女干部作为带队干部。

临下乡前，机关为每位孩子制作了一个装生活用品的木头箱子，一人送了一把劳动用的铁锹。临行时，个个胸前佩戴着大红花，部门首长和下乡知青合影留念。全体机关干部和家属列队，敲锣打鼓，热烈欢送，将101位孩子送到了农村。当时，到沈阳市东陵区高坎公社棉花大队的知青是15人，5男10女，加上这个青年点原有的老知青，大约有50多人。

军区政治部为了重视孩子们的上山下乡，还专门为下乡的孩子们在各大队建造了青年点，使他们到农村后有居住的地方。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这批老知青还能回忆起当时上山下乡时的复杂的心情。当他（她）们的胸前佩戴上大红花的时候，被欢送的人群簇拥着登上大卡车的时候，是一种光荣而激动的心情；卡车到达青年点，下车走进冷清清的知青宿舍，面对空旷的土墙壁，放下自己的行囊，失去喧嚣簇拥的场面时，孤独的心情占据了心灵，青年点一下子就变得鸦雀无声。锐子说：“当时真想大哭一场”。

这些从小在父母怀抱中成长起来，每天都在父母呵护下的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庭，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来到一个孤零零，眼前都是生疏的地方，没有亲人，而且又特别艰苦，谁都无法面对这样一个反差高深的“虎跳峡”。

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欢送75届下乡知青的合影

军区政治部为101位下乡知青每人制作了一个装生活用品的箱子

小女生踩三脚没有挖出一锹土

接下来，便是他们如何面对劳动和自我生活的艰苦环境？知青里有男生，也有女生；有能力强的，也有体力差的；有会干活的，也有从来没有拿过铁锹的。

汤川平同学长得瘦弱矮小，体力那是相当差。女同学阳阳说：“别提川平干活了。第一次拿铁锹挖地，干踩铁锹，也踩不下去。一脚、两脚、三脚、四脚，也挖不出一锹土来，看着都跟她着急”。她不但体力不行，还不会踩铁锹挖地。大家听完：“哈哈”大笑。娟子说：“谁都不愿意和她搭伙干活儿，她光干却不出活”。川平自己说了：“所以，后来我就不干了。你们出工下地，我就不起床，等你们走了，我再起床。要不，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省得拖大家的后腿”。

那时，农村社员是靠挣公分生活的。川平一年劳动下来，公分挣得是全体社员里的最低等级是。公分一共分三等九级，最高是一等一级；最低是三等三级（九级），她是三等三级（九级）是最末位的，俗称“小半拉子”的分。

她们女生中，这届下乡的女知青，公分挣得最多的是娟子、晓文和沙利，年底分钱得了120多元，娟子拿回家，父亲给买了一块日本进口的西铁城手表；晓文、沙利，也挣了120多元，回家各自买了一块国产上海牌手表，晓文还背回家一袋百十斤重的玉米。沙利说：“有了手表，回青年点做饭方便多了”。汤川平说：“我好惨，回家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

别看川平不能干活儿，但人缘不错。干不动活儿，经常请假回家，回家回来带一堆好吃的。只要她从家回来，女生宿舍必是“蓬荜生辉”，不管男生女生都去她的宿舍，有好吃的啊！后来，带队干部安排她每天和沙利给知青烧开水，送开水。生产队和知青点将她安排到大队幼儿园工作，她的处境得到了改善。

谈到劳动，大林说：“沙利干活慢，我们知青都有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谁先干完，就去接没有干完的人，好一起下班，除草沙利总在后面。”

沙利说：“我干活认真，除草我便除边走，回头看见后面还有一棵小草，我就重新回去，用手把它拔掉。所以，就慢。”说到这里，沙利非常感慨地说：“特别感谢咱们青年点的点长！他对我们女生干活都特别照顾，尽量安排适合女生的劳动，不让干特别重的体力劳动”。

说起点长，晓文说：“记得我第一次做饭，就是点长安排的。他告诉我，晓文你第一个做饭吧，明天你做。第二天早上，我没有手表，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我怕起晚了，早饭晚点。我起床后，天还没亮，我就坐在厨房发呆。点长看场院从外面回来，看见我坐在那里。问我:你干啥呢？我说:准备做饭。点长说:你知道几点？我说:不知道？他看看手表说:才3点，你等着啊。他和另一位同学出去了，一会儿拿回来不少玉米、花生，我们点火烤玉米和花生吃。那时候，吃是大事。

地里活儿，女生干得比较慢的是耪地除草。好几里地长的垄沟，社员和男生都干完了，女生往往落在后面。

有一回，都到收工时间了，阳阳和沙利还没有干完。等她们干完，田地里没有其他人了。此时，她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倒地便呼呼大睡。直到带队干部没有看见她俩回去吃饭，回头到地里，才发现她俩在地边上睡大觉呢。

大昌，当时算是比较顽皮的孩子。刚到农村干农活，不适应早晨早起，谁起来，他都赖床。后来，分到果树队干活。队里安排他坐着大马车去四五十里地以外的抚顺炼油厂去拉沥青。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冷，坐车等于挨冻，他们跟着马车跑。回来浑身上下都是黑油油的沥青，洗都洗不掉。

最好吃的与最具特色的大饼子



知青除了要过艰苦的劳动关，还有一关是生活关。生活，第一便是吃。知青有自己的食堂，不用去老农家吃派饭。

解决知青吃的问题，军区政治部首长很重视孩子们的住和吃。建设了青年点的宿舍、食堂。还不断安排粮油，那时候的生活，就是管饱。

辽宁省当时是国家的工业省份，农业生产滞后，粮食不能自给自足，需要吃国家的返销粮。返销，就是农村也要依靠国家供给粮食。

每年，国家从其它省份调拨一部分粮食，供应辽宁省农村的农民。军区政治部本身也有农场，农场里生产的粮食、副食品和蔬菜供给青年点。虽然量小，但在生活方面，政治部首长和机关尽量满足青年点的供应。

青年点的主食当然是玉米面，这是当时的生活处境。每天，青年点都要安排一位女知青，专门给30几位知青做饭。时间久了，做出来饭菜，大家一看，便知道这顿饭是谁做的。

锐子说：“娟子烀的玉米面大饼子是光溜溜的最好吃了；沙利烀的大饼子上面总带着五条手指头印，最具特色”。娟子说：“我贴大饼子往锅上一烀，啪、就烀住了”。沙利说：“我怕沾不住，就拿手再抹一下，所以，就留下五个手指头印。”她们共同的经验就是凉锅烀，锅热了饼子就沾不住了。

大家共同的评价：“她们两做出来的玉米面大饼子好吃，现在还想那口大饼子的味道”。

为了改善伙食，她们还发明了“炒炉果”。什么是“炒炉果”？炉果在东北是一种点心，食品，吃起来发出很脆的声音，香甜可口。

女知青做饭时，中午烀玉米面大饼子，晚上把午饭剩下来的大饼子切成小块，放在锅里再炒一下，拿出来便成了“点心”，这叫“炒炉果”。

院里的红砖房是军区政治部机关给下乡知青盖的食堂

东北的一种点心叫炉果但知青们吃的炉果不是白面的是自制的玉米面

凤求凰

青年点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孩子，也正是青春发育和面对爱情懵懂的时候。有的孩子懂事早，有的孩子傻乎乎的，对爱情知之甚少，甚至看不出一点火候。

有一位男知青看中了美丽年少的娟子，她长相确实像她的名字一样俊秀美丽。一双熠熠发光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红扑扑的脸庞，青春靓丽，红里透白。一位男知青相中了娟子，他担心别人也看中娟子，他神秘地告诉周围的男知青：“她是我的，你们谁也不能看中娟子”。时至今日，过去45年了，大林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大林问娟子：“你知道谁追你吗”？娟子说：“不知道”。大林说：“你没看见他天天去你们宿舍吗”？娟子说：“知道他去，没感觉。我找对象是回城以后，我觉得没人追我，才在单位匆匆忙忙找了一位就结婚了”。

在农村当地，谁家农村的子弟要是能混到找一位女知青当老婆，那是家庭里的面子。生产队长的儿子是开大拖的。“大拖”就是农村最大的拖拉机。这在农村算俏活儿，技术活儿，是谁都眼热的活儿。他不但在农村干俏活儿，人长得还帅，据说是当地农村的美男子。标准的中上等个头，1·75米，浓眉大眼，周正的脸型。不管任何时候，人的形象都是一个人的总体面貌，能给他（她）人激发分泌荷尔蒙的感觉。

他看中了知青中的一位干部子女，他拼命追求。现在女知青们回想起来，当年这位女知青经常深更半夜跳窗户进屋。回来兜里不是咸鸭蛋、就是煮鸡蛋。要不就是当地的咸菜，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的。

甚至有人在沈阳女知青家门口的马路上遇到了开“大拖”的帅小伙，都没有想起来，他来这里干什么？直到两人结婚了，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们俩搞对象呢”。这就是那时候的单纯和傻。

据说，在她们下乡的知青点，有两位城市女青年被当地农村男青年“忽悠”走了芳心。

当年棉花大队青年点的宿舍房

当年青年点的女生宿舍 火炕已经扒掉了 房子还在

哭写决心书扎根农村60年

到农村去，他们说：“最艰难的是让我们写扎根农村60年的决心书。当时，我们都非常不情愿，都是趴在被窝里哭着写的。当时，真的有那种感觉，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去沈阳了，我就是农村人了”。

听他（她）们说起扎根农村60年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一位亲戚。当年，她和这几位一样，也是75届的中学毕业生。她下乡的时候，带队干部也曾动员她写决心书，《扎根农村60年》。1976年的春节，带队干部到她家，做她父亲的思想工作，让他表态，动员女儿写扎根农村的决心书，永不回城。她父亲没有同意，不让孩子写。当时，带队干部告诉她父亲，写了决心书，就让她第一个入党。我的这位亲戚在农村干得很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农村集体收鸡蛋缴公，她和另一位叫小梅的同学收了两天，没有吃一个鸡蛋。收鸡蛋是得罪人的活儿，两天没有人送饭，饿晕倒在收鸡蛋的现场。

最终，沈阳军区政治部75届下乡知青都没有干到60年。后来，有参军的，有回城的，大林在乡下干得时间最长，他在乡下当了小学老师，是最后一批抽调回城的。

沈阳军区政治部在沈阳市东陵区高坎公社棉花大队75届下乡插队的15名子女们，短短的几年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阳阳说：“1976年8月，我在乡下得了扁桃体炎，高热、咽喉疼痛。深更半夜，是锐子同学套着毛驴车，将我送到公社医院。我一天没有进食，输入的红霉素药物又很刺激胃，浑身上下难受得很。病体疲乏我睡着了，等天亮护士来拔针时，我抬头一看，青年点很多同学都来陪我，他们都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这让她收获了一切！感动了一生！

1975年沈阳军区政治部子女下乡到高坎公社棉花大队的知青

40多年不忘 也不变的知青情结

亚利和杨阳回到棉花大队与当地老乡的合影

1999年沈阳市东陵区棉花大队的知青和带队干部合影

当年的知青合影

1975年下乡到沈阳市东陵区高坎公社棉花大队的8位知青如今已经是花甲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