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学”的由来

艾亲

＞＞夏、商、西周时期，教育资源掌握在国家和贵族等少数有特权的人手中，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春秋时期私学兴起，教育的主要特征为自由办学、自由讲学，孔子是创办私学最杰出的代表；战国时期的齐国创办了“稷下学宫”，它是由官家仅在都城创办的高等学府，其特点是学术自由，待遇优厚。

汉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选出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小吏十数人到京城长安学习，请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博士”帮助培养，这批青年学成后被文翁委以办学的重任，文翁在成都城内设立“官学”，也称为“公学”，招收蜀郡各县优秀子弟入学，由于没有贵贱之分，故有了大众化、普及性的特点。由于学校的校舍主要是用石头垒筑建造的，故又称为“石室”。“石室”是全国第一个创办的地方官学，填补了中央太学与地方私学之间的教育空白。由于蜀郡“公学”成绩显著，朝廷便诏令全国各郡仿照“石室”兴办公学，从此全国各地有了公学。于是，文翁被公认为“公学始祖”。

>>文翁，名党，字仲翁，今安徽庐江舒城人，公学始祖，西汉著名循吏。

文翁是春秋末期勾践的谋士、一代贤相文种的后裔。文翁家境贫寒，但好学不辍。文翁的家乡是春秋时的舒国，深受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文翁到长安读书时，遍访名师，刻苦用功。到汉文帝时，文翁因德才兼备而被朝廷征召，并授爵禄。公元前141年，汉景帝任文翁为蜀郡太守，让其担负治理蜀地的重任。

文翁为蜀郡太守，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兴修水利，二是兴办学校。

话说发源于龙门山的湔江每每遇到山洪暴发泥沙就会淤积河床，河水常常泛滥成灾。比如繁县良田裂缝寸余，而湔氐县一片汪洋，两县均颗粒无收。文翁亲自坐镇关口，仿效李冰之法大力治理湔江。文翁先是疏浚山内的九条河流，使之汇入湔江；在关口下游的平坝建了自流的灌溉水系，把湔江之水分流到下游州县，涝灾旱情得以控制。史载，文翁带领民众“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兴修水利之后，蜀郡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

文翁治水是保证安定，是第一步，行教化是加强统治的需要，则是第二步。

当年文翁越剑门，过栈道，历尽千难万险到达成都时，看到的是夷狄之境、化外之民的景象。文翁遵循“先富后教”的儒家遗训，开始在蜀郡大兴教育，主要思路是引入中原文化，使蜀人接受文化的润泽。

文翁首先通过“察举”程序，从属吏中选定十多名优秀学员，自己担任教师，短时间内对他们进行强化训练；然后送往长安，让他们跟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等。为了减省费用，文翁买来蜀刀蜀布等特产交给学员们转赠给博士。数年后，这批学员学成归来，文翁要他们在成都“办教育”。当时朝廷对办学没有经费拨付，蜀郡的预算又很紧，文翁力排众议，从蜀郡拨出专款，其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垒起石屋，称为“石室”，又称“文学精舍”，其兼任首任校长。

“石室”具有公共性、普及性的特点，填补了中央太学与私学之间的空白，在教育史上有里程碑意义。文翁把第一批精英安排在县级以上重要岗位，他们迅速成长起来，有的做到了扬州刺史。

文大人在兴学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继培养了第一批政治精英之后，文翁又谋划了一个更为详尽的人才培养计划，即决定在郡内各县创办官学。

各地的“石室”建立后，川蜀地区的人才库开始产生“聚集效应”。文翁启动了一系列的激励机制，如，学员享受各方面的优惠；学绩优异者将委以要职；稍逊的也将视为察举人才；若干学员还被朝廷选入备用人才库。

文翁十分注重能力的培养，每次出行巡视都会让品学皆优的学员一同前往，让他们有机会“见习”并接触实际、处理事务，还让他们沿途现身说法宣讲教育新政的好处。在文翁的极力推动下，“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开始深入蜀郡人心。

“石室”的学员规模迅速扩大，学员的来源也逐步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文翁的延请下，一些颇负盛名的蜀郡文人也到“石室”做老师，讲学传道。据记载，司马相如先生到“石室”讲学时，听课者竟有千人之多。川蜀文风大盛，后世评价是“蜀地文风比于齐鲁”。

公元前110年，文翁在任上去世，蜀人在多地立祠追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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