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牟宜之

路上老僧

国士牟宜之

——读《牟宜之诗》有感

陆幸生

一

牟宜之是真正的国士。所谓国士是国家的文化精英和精神的支柱，是襟怀坦白心忧天下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

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也忧，退也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忠直耿介之君子；是特立独行，绝不附庸风雅的大写之人高尚之人。

一卷《牟宜之诗》170余首汇古今之灵韵，采天地之英华，出于至真至诚至善至美的锥心泣血之作，诚如诗人在去世前一年的诗作中即使饱经罹难依然还展示着的磊落情怀：

“从来忧道不忧贫，德操无价胜过银。肩挑承先启后业，才涌惊天动地文。一腔热血知珍重，两袖清风亦率真。要居庙堂勤为政，退隐江湖善其身。”

其中隐含着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和情怀。

尽管庙堂早就弃他而去，他也对庙堂庙主的随心所欲涂炭苍生的种种劣行洞若观火，也早已心生厌倦，及至文革种种倒行逆施已是登峰造极，烛焰滔天中，忠良遭陷，奸佞当朝，宵小横行，早已是一派乌烟瘴气，神州几无净土，唯剩凤毛麟角坚守良知的国士们怀一片拳拳报国之心，蘸千滴浓浓热血写血性诗章，呼唤大地回春。

然而，冷酷的现实，已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风雨交加霜欺雪侮之时，亲手开创共和国基业的一代国士几无立锥之地，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斯文扫地而文明堕落，道德沦丧莫此为甚了。

这个使国家民族蒙羞的时代，就是当今依然还被某些申公豹们追念不已，甚至以“唱红打黑”名义企图将扫入历史垃圾堆却没有遭到彻底清算的“文化大革命”阴魂召回，而使棺材中的僵尸打上时代的追光，配上神圣的音响，抹上迷人的油彩，继续以虚幻的声光色彩制造当代迷信来驱使并不愚不可及的民众依附于自己扑扑跳动的野心去九天示威去地狱完成鬼魂附体般的当代图腾，最终只能是一场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巫术的重演。

一场建立在弥天大谎上的喜剧、闹剧，最终以身败名裂而收场而谢幕。这些毫无意义的喜剧闹剧也只有在牟宜之、顾准、张志新、林昭这些国士先驱者理想主义者涅槃悲剧的映衬下才使人感觉到跳梁小丑们的可悲、可笑和可耻。国士牟宜之在1974年就有预言：

“安邦济世思有道，祸国殃民罪无穷。冷眼旁观桀纣事，宴客高楼瞬时倾”

在国士们在天之灵的注视下：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文革”构筑起的虚幻华厦高楼在民众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轰然崩塌。

鲁迅先生有言，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次以“文革”喜剧和悲剧出现的人和事，第二次“文革”余孽们的精彩表演却以闹剧和丑剧匆匆收场，尽管曾经喝彩捧角的遗老遗少们依然心有不甘，但是长江关不住，毕竟东流去。只有国士牟宜之那些傲岸精神和灵魂赋就的壮丽诗篇，会代代脍炙人口，不绝传颂：

“平生旷达不知愁，无私无欲亦何求。质本洁来还洁去，美玉无瑕青史留”

诚如当年牟宜之在吟诵完这些悲壮的诗句后，在自己故乡省会的医院中以顽强而不曲的颈项挺身而起翻坐病床，使热血涌向头颅，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生命的挽留，与黑暗的时代作最最彻底的决裂，他悲愤地带着尊严和圣洁走向涅槃、走向圆寂的大光明世界。

牟宜之将人生有价值的灵魂毁灭给世人看，使自己高尚的情操附丽于美丽的诗魂走进天国，在天空燃烧的却是他彩霞般明媚的品格、流云般高尚的人格和伟岸高傲的气节。李锐前辈称其诗为“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富矿中凝聚的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这些磅礴云天的精神穿越苦难照亮祖国蹒跚前行的步履，可谓生于忧患死于忧患，以悲剧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被称为士，这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读书人。而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所谓中产阶级，不是某种物质财富的象征而是担当天下的责任感支撑社会的使命感。是身负社会良知和知识载体的双重任务的践行者。孔夫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是由士人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所决定的。儒家思想的主体是“仁”，儒家经典中记载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仁”的探讨，其终极目标是实现身修的人格塑造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社会政治，这种理想目标的实现，若非弘毅之士，实难做到。《四书章句集注》谓：“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可谓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谓远矣。”士人以“仁”为己任，即当有“宇宙内事是己份内事，己份内事是宇宙内事”(陆九渊《象山集》)的担当意识，有事不避难、“临大节而不可夺”，甚至“见危致命”、“杀身成仁”、“死而后已”的宗教式献身精神。这些充分体现着儒家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彰显的是坚定不移的价值信仰、坚忍不拔的人格毅力和不改其志的理性自觉。

儒家这种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主体精神，使得中国士人在生命深处无时无刻不在高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命赞歌。他们心忧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用生命书写着一曲曲人性的赞歌。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顾炎武于衰朽末世高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于国难关头自我警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牟宜之而言有如其《闻彭大将军被辱有感集句而成》：

“一生忧国复忧民，白发斑斑老谏臣。安邦无畏平胡虏，济世有策犯龙鳞。夙慕忠贞常自励，只缘同病更相亲，苍狗白云任变幻，不愧东西南北人”

诗中充满了盈天的浩然正气，体现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儒家以“忠、孝、节、义”来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道德准则。同时也以此为道德价值坐标来反制君主。孟子将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上升到君民和君臣之间的关系牵涉到江山社稷兴衰危亡的大问题。

故孟子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也。”“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谏之而不听，则易位。”由此而衍生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所谓“文死谏，武死战”的品质，用生命以谏君主的过失必须具备的气质，如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

儒家入世济世忠君报国之情怀，不仅直接影响到天下读书人对于武士也同样适用的，有时文臣武将的殉道之壮举又是相互交叉着填充着中国的民族精神。故而文治武功相辅相成岳飞就并非死于战实际却是死于北伐中原的谏议而遭到宋高宗的猜忌被冤杀。而文武兼备之英才历代不绝如诸葛亮、文天祥、于谦、辛弃疾、袁崇焕等等皆是此类“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有勇有谋有文采有胆识的栋梁之才，他们的悲剧性死亡和战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均为殉道而死的忠烈之国士。牟宜之有《感怀身世》诗表现了同样的情怀：

少年仗剑万里游，满腹经纶，放诞风流。/青年疆场运奇谋，独闯虎穴，智取敌酋。/中年献璞遭馋陷，直言仗义，被黜为囚。/晚年边地久淹留，老骥伏枥，壮志难酬。/那堪往事去悠悠，无怨无悔，亦复何求。

诗人以简洁词句，精准地浓缩了自己慷慨悲壮的一生，概括了自己为创建新中国的业绩以及建国以后悲剧性命运以诗言志，即使命运多舛也绝不屈服的壮烈情怀。

诗人少年时期即立志报国投身共产革命，曾经组织参与了日照暴动，暴动失败流亡东瀛一度赢得房东少女芳心，但在美人情感和江山情结的选择中诗人毅然砍断情丝，归国抗日。在抗日战争中虽然周旋于国民政府的高官之间曾经出任乐陵县长，却满腔热忱地欢迎中共八路军肖华率领抗日挺进纵队进驻乐陵，举全县之力筹粮筹钱支持中共抗日武装，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在党的召唤下，毅然归队，最终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我党抗日武装，奔驰战场率领军民反扫荡，多次深入敌后冒着生命危险策动多股伪军起义。解放战争中他奉调东北，利用自己在国民党高层的关系，以策反蒋军为主业曾经“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策动国军一八四师起义，为解放全中国，可谓殚心极虑战功赫赫。

建国以后牟宜之在林业部和建设部工作，揭发过大骗子李万铭支持梁思成力主保留北京旧城建设北京新城的方案，对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提出过批评；建议有计划控制人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提出批评，并反对苏联长期在东欧驻军；主张正当的文艺批评，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逐出北京，流放边地劳动改造。1975年小平同志复出，批示让他从北大荒回山东老家过日子，山东方面拒不接受，导致牟宜之忧愤成疾，客死济南。而此刻，诗人在所客居的山东宾馆巧遇最后一批被特赦出狱的国民党战犯，最高当局指示发给钱粮安排职务予以优待，这批败军之将中不泛当年东北战场诗人曾经审讯过的对手。相比之下，战败敌手喜沐皇恩喜笑颜开；昔日功臣却郁郁寡欢不被宽宥，携家带口归宿无处。悲愤之余，诗人脑疾复发，可以抢救，却毅然选择了死亡，对那个倒行逆施的社会表达了无声抗议！时年66岁。

中国杰出的士人们最大的愿望是为帝王师，辅佐一代英主实践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春秋大梦。犹如姜太公、文种、范蠡、张良、萧何、曹参、韩信一流。然而，可以共患难，而难得共欢乐的君王们往往在功成业就之后就开始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把戏。帝王们其实是不需要老师的，他们自以为是天纵英睿的真理代表者，奉天承运的大皇帝，岂容他人教导。他们心目中的文臣武将只是自己开创基业的鹰犬，鹰犬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当年打江山时一切对功臣盟友们承诺都是一种权谋，他们表面上把儒家学术当成独尊的幌子，用于教化民众，收揽民心，本质上是一种统治的手段，儒表法里是他们玩弄权术驾驭臣下的法术。因而，对于某些信誓旦旦的承诺有时是并不能完全相信的，如果诺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话，随时就可能被猜忌所打破所撕毁，手段是能够完全突破道德底线而随意更换的，朝成座上宾，暮为阶下囚往往成为开国功臣们的历史归宿。

在专制者看来就是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而权力是绝对不能分享也是不受制约才能更加随心所欲地实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功成身退智者如范蠡、张良就看得很透彻，才有了“欲回天地入扁舟”的潇洒，饱经磨难的牟宜之也看得很清楚，他在《怀张良》的五言古风中说得很明白：

……暴秦既诛灭，刘氏制庙堂。辅汉成帝业，功高不可量。黎民困暂苏，子房愿稍赏。休生兼养息，恢复旧纲常。可以同卧薪，不可共登堂。激流当勇退，哲言讵能忘。知君隐微事，是为大不祥。刘吕狡黠心，验之早周详。功成怀禄位，身必遭祸殃。称疾就封邑，辟谷慕仙乡。愿随赤松子，还师石公黄。富贵视浮云，林泉乐倘佯。身全名节保，不愧为子房。萧樊被囚系，韩彭罹祸杠。功臣遭屠戮，刘吕任猖狂。兔死走狗烹，鸟尽良弓藏。古来亦如此，前事不可忘。

一句“古来亦如此”明白地暗示诗人借助“比兴”手法借喻的是当代写的是自己不可为人道的往事是“大不祥”的发生在君主近旁的“隐微事”涉及到今上身边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被称为当代吕后的江青，一个是被称为当代巨奸的康生，命运竟然阴差阳错地使这些人和事都和诗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两个他的山东老乡先后都在上海滩和他有过纠结。一个是人所共知的三流明星一些烂污事几乎人所共知，牟宜之不会不知，牟宜之曾经是想和项英、杨帆一样拍案而起阻止领袖和江青结合，被肖华劝阻；一是恰巧化名赵蓉的康生先后和诗人一起被租界巡捕房抓捕，当然后来都被具保出狱。这段历史只有牟宜之知道被专门招到重庆、延安先后向周、毛做出说明。

当年牟宜之被打成右派，老战友们为其鸣不平，就被当时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康生一句“莫须有”的罪名打入了地狱：“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的复杂关系，他也是一个右派”。恰巧这两个人都是和君主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飞扬跋扈的娘娘兼恶犬，后者却是君主身边不可或缺的佞臣加最最凶残的鹰鹫，命运就这样将牟宜之圈进了宫阙中的阴谋而万劫不复，尽管那时被无耻地称为阳谋。

君主们在权力的制高点上肆意玩弄权谋愚弄民心，可以点石成金地在阴谋和阳谋之间阴阳两手随意转换，万变不离其宗地是玩弄臣民在股掌之上，自以为得计。而他们恰恰玩弄掉的是人类最最宝贵的道德真诚。

唐朝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李世民对侍臣说：“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回答说：“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李世民说：“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所谓阳谋者，是公开信奉法家学术的权术大师，是连任何尧舜之道都无需作为掩饰，只是赤裸裸地杀戮和剿灭政治对手，无论其政治动机如何都是肮脏卑鄙无耻的。因此，看破廊庙庙主本质的良臣谋士们无不功成身退为首善之选如范蠡、张良；退而求其次的是放弃尊严装疯卖傻自辱其节如萧何、曹参之辈；如果保持自我而继续坚持人格秉性而为最终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酿成悲剧如文种、韩信延及当代之少奇同志、和彭大将军；就是三闾大夫屈原、左拾遗杜甫这样满腹经纶的忠君报国之士也只能怀忠烈之心披发跣足行吟泽畔形容枯槁悲守穷庐，最终的选择也只能是葬身江流。这些历史的悲剧成为牟宜之的现实关照，多次反复出现在他的诗中，比如他的《咏史诗》：

董狐如椽巨笔狂，修志从容论短长。忠良奸佞详评判，真实谬误细思量。石烧三日见璞玉，才辨七年识栋梁。安得青史留一墨，也是华胄好儿郎。

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事难。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做完。水落石出终有日，云开雾散见真颜。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需待后年。

牟宜之反复咏唱的还有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屈原和杜甫,却实在是自己坎坷身世的写照，他的心是和这些古代圣贤想通的：

汨罗江畔草离离，遥望荆天寄相思。形容枯槁侣渔夫，慷慨悲歌咏吾师。殷怀危亡忧秦寇，巨著光芒留楚辞。把酒临风长洒泪，千秋怨愤有谁知！

少陵一生命运乖，华章传世表中怀。经纶岂止文人份，抱负堪为王佐才。国破春城千古句，草堂花木四时开。诗圣泉下应含笑，弟子乘风后继来！

这些悲壮的诗句，慷慨可做金石掷地之声，何尝又不是牟宜之的悲呛心声回响呢？悲壮者必然是荒谬时代的产物，是理想与现实碰之毁灭后的余韵，如流星划过天际照亮真理前行的道路。他们有着殉道者的痛苦和不幸，他们本该有创业者的显赫和荣耀，然而，他们怀兼济天下之情怀，视功名利禄为粪土，视志节情操为根本，因此，他们秉性正直，光明磊落，他们心怀坦荡，绝不巧言令色，即使饱受磨难，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二

儒家忠烈人格和狂狷人格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其围绕的中心是儒家的仁者爱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前者在朝，后者在野，有时朝野又会因人因时事而转换。面对朝廷的召唤，如同庄子这样的名士宁愿在泥沼中当自由自在的乌龟，绝不愿意当庙堂祭祀用的牺牛，庄子生怕牺牲的是自己的独立人格，因此他始终安贫乐道在江湖中逍遥着自己的独立人性。

进步青年牟宜之早年参加了在野的共产党领导的共青团，日照暴动失败后去国求学，抗战爆发铁血报国，回到朝廷进入廊庙，虽为微官毕竟为朝廷命官，而共产党再次发出召唤，他毅然脱离朝廷而入了在野之党的军队，从此忠心耿耿为党军奔走效力参与对于国军的瓦解，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不世之功。改朝换代之后，朝野逆转，他在庙廊秉直上书，提出真知灼见，不仅不被采纳，反而惨遭放逐，全家沦落蛮荒之地，于是在朝再野，身份再次发生逆转。而他在临终前最后一首五言古风《论作诗》中表达的依然是不变的初衷：

……不为应酬作，哀尔病忧畦。不邀光禄贵，珍惜老头皮。不求藏名山，不忌弃敝履。可为知者道，遑顾俗人嗤。谤伤何足论，毁誉亦尔随。江河仍向东，可笑无知儿。作诗表素心，知我者其谁？李杜王孟辈，皆为我所期。古人不可见，我疑空尔为。飘忽刹那间，菽已鬓如丝。秉性本傲岸，所愿常相违。我自行我素，不畏他人讥。晚岁迫偷生，置身天之涯。栖迟贫病老，三字来相逼。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愧无扶摇力，宁做曳尾龟。菲食与恶衣，委蛇复委蛇。本无劳形事，作诗寄所思。肆态一狂吟，气舒神自怡。可以却寂寞，可以除病疵。可以抑我欲，可以忘我饥。旷达根气深，我寿必期颐。

……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牟宜之的长诗中的诗句，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在艰难困苦的流放生涯和人生逆境中，国士牟宜之是如何凝聚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对于理想的真挚追求和道家对于人生的旷达境界，将水乳交融凝聚于一体成就了狂狷性格的铸造。

忠烈人格和狂狷人格之间的区别在于践行这些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不同人具备不同的秉性和气质，前者以中庸而兼顾群体牺牲个性锻造忠臣孝子；后者以个体自由而蔑视礼法愤世嫉俗孕育坦荡慷慨悲壮之人生。其实他们奉行的都是建立在真善美基础上的理想及锻造自己正直而高蹈的人格，这些都是作为国士必须具备的品格。否定的都是乡愿似的伪道学伪儒学伪君子，捍卫的都是道德的真诚。

为此，亚圣孟子赋予了忠烈人格和狂狷人格共同的大丈夫气质。尤其是黑暗袭来人性泯灭道德沦丧礼崩乐坏天崩地析的洪荒年代狂狷人格更具有拔剑而起叱咤风云的叛逆性格，以特立独行苏世独立的精神昭告人性之觉醒，犹如炫目之闪电划破黯夜之深遂和漫长，呼唤黎明的到来。故孔夫子有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呼！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夫子最最反对的是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乡愿之徒，以假道德破坏真道德，以伪善行败坏真善行，以伪美好替代真美好。因为，一切美好的言辞而不落在实处均会失之于成为虚伪的大言、假言、空言就变得虚假而毫无诚意。明代理学大家王阳明对乡愿和狂狷者解释得更加透彻：

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力，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也，固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千仞之意，一克念即为圣人也。

因此，狂狷者志存高洁心地坦荡无私无畏不戴面具毫无矫饰，他们不一定是圣人贤人伟人但一定是真人善人仁人。故而一般都将孟子、庄子、屈原列为狂狷性格的先驱，汉代名士李固、范滂、李膺，有着魏晋风骨的阮籍、嵇康、祢衡、孔融，大唐盛世中的李白及至明末与权奸对立的东林党人顾宪成、左光斗、杨涟等到徐渭、李贽、金圣叹，晚清民初的龚自珍等等。自从唐太宗甩着宽袍大袖立在金马门上看着汲汲于功名的士子们鱼贯步入宫阙高呼“天下英雄尽入吾殻中”儒家学术被独尊慢慢演化成了升官发财的敲门砖，统治阶级愚弄民众驾驭思想的精神鸦片，就可能被乡愿之徒利用成为实现自己读书做官发财博取功名、利禄、美色的工具。因而“学而优则仕”的引诱往往是荼毒蒙蔽士子们的罂粟，谬种遗传至今不绝。

当儒学开始宗教化成为官场伪学的标志时，就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唾弃。乡愿们以包藏祸心的虚伪面具横行于庙廊阿谀奉承取媚于封建统治者，媚上压下甘当迫害忠烈之士的鹰犬打手。此刻，狂狷之士就会拍案而起，挺身反抗了。

狂狷之士多是怀有未被世俗污染赤子之心的性情中人，他们侠义心肠率性随意而少城府，他们剑胆琴心而狂来说剑怨去吹箫，他们诗书满腹气冲斗牛，他们自负自傲性格刚强明媚，昂然独立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因此，他们不见容庙廊,易遭暗箭流言所伤。故李固致黄琼书中有言“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皎皎者易污，峭峭者易折”之说，龚自珍所谓“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所谓“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尙未消”。所谓童心者就是李贽所言“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故童心就是孟子所赞赏的赤子之心。

纵观牟宜之一生，就是这样歌哭随心率性，秉性光明磊落，耿怀赤子之心于一世的狷介之士，请看他的《少年行》：

少年颇负倜傥名，略触谈锋举座惊。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王侯将相了无意，农工学商各有情。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

何等的快意情仇，何等的旷达率性，何等的狷狂不羁，何等的勇猛精进，而落脚却在“大道如天任我行”颇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雄心壮志。如狂飙卷地穿越崇山峻岭化为大漠雄风，吹动飞瀑长虹；如清风入谷萦绕朗月明星，照耀山涧鸣泉曵动，空谷幽兰；阳刚和阴柔组合成天地交响，映照壮美之人格和光明坦荡的人生之路，尽管坎坷曲折，苦难丛生，却一往无前，不屈不饶，直到生命的终点，绝不向苦难和黑暗低头。

三

牟宜之诞生在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山东省日照市，那里背靠群山，面临沧海，风光秀丽，人文荟萃是春秋战国时期莒文化的发祥地，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被誉为“东方太阳城”。日照人作为天地间太阳和沧海孕育的子孙，有着阳光一样透明磊落的情怀，有着大海一样宽阔浩瀚的胸襟，有着高山一样坚定挺拔的脊梁。这里物华天宝，英才辈出，曾孕育过姜子牙、诸葛亮等一批经邦治国的人才，曾培养过孙膑、刘勰这样的大军事理论家和文学理论家。近现代更有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用生命和鲜血为这块热土写下了慷慨悲壮的历史。这里的人民从文习武，崇尚礼仪，讲究气节，因而养成了秉性耿直，坦荡淳朴的品格。牟宜之系东林之后，出生于乡绅之家，世家子弟，蒙学于私塾，后又在济南上过新式学堂，自幼得名师指点，饱读诗书，得我国著名训诂学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耳提面命，具有淳厚的旧学功底。然而，牟宜之身为旧学渊源深厚的知识分子却又是一个投身人民翻身解放民族独立自由事业的革命家，在他身上保留着诸多刚强果敢的革命军人气质和士人耿直率性始终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前半生他叱咤风云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疆场纵横捭阖可谓气吞万里如虎；后半生他遭受谗言饱经磨难，贬谪流亡边陲困顿终身，只能在极端贫困中坚守节操以诗情寄兴理想，追求精神的高洁和永恒。

乡绅是中国农村特有的文化现象。自唐以降，贵族门第逐渐衰落，科举制度雏形初现，使得大批出身寒门尤其是农村的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仕途，从而改变卑微的社会地位一跃而入士大夫阶层，成为真正的白衣卿相。原来出身贵族的士大夫也会因失去祖业而成庶民，形成“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高岸为谷，山谷为陵”的历史大变局和身份大转移。

造纸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图书市场的出现，学术文化更加普及，以前为世家豪门所垄断的知识开始进入民间，为社会所有。乡间私人办学更加活跃，各地书院陆续出现，宋代就有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书院、应天书院等四大书院，开私人聚众讲学之风，为学术在民间的传播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乡间私塾的出现为农家子弟跃出农门提供了可资利用的途径，私人讲学在民间十分兴盛，不仅打破了豪门贵族对于学术的垄断，而且也使得拥有文化也具备农耕稼穑经验的乡绅阶层的崛起。乡绅以诗书礼仪传家，半工半读自食其力，一批由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出自这样的耕读世家而进入仕途，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他们一般都是农村的殷实之户，并在乡里有着较高的威望，可以借助自己的文化优势和宗族势力统领一方乡民，平时帮助政府收取赋税，教化民众，裁主诉讼，掌禁盗贼；社会动荡之时可以组织民团保护家园，免遭乱世涂炭。清末类似曾国藩、左宗棠等清代中兴名臣就是出自这样的乡绅之家，在抵御太平天国之乱时自筹军饷，组织团练，湘军的作战能力远远超过朝廷主力八旗军和绿营军，逐渐发展成为清军能征惯战的生力军，名重一时。曾国藩完全可以拥兵自重主宰东南半壁，然而他忠君报国为朝廷极尽犬马之劳，洪杨乱平，他主动裁军，成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典型和股肱之臣，后来又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者，是官僚集团中首先睁眼看世界的开明仕人。这就是乡绅和士大夫的典范，是当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服膺的前贤。因此，乡绅未必见得就都是土豪劣绅，具有儒家情怀的开明绅士并不少见，他们是平衡乡里阶级、贫富、官民矛盾保一方平安的积极力量，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就是这类角色。

牟宜之出生于乡绅之家当然有着良好的旧学功底，且还是东林后人，自然耳闻目染承袭家风，自有着东林党人的凛然风骨。他后来在乐陵县招纳民军组建抗日武装就有着当年乡绅招募团勇保家卫国的气概，后来这支大刀队整体化入八路军挺进纵队，他成为泰山支队的司令员，也曾有过和日本鬼子的拼死搏斗九死一生的经历。

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在与朝中宦竖、权臣、勋贵斗争失败被明神宗罢官，闲居家乡无锡，开办东林书院,。顾宪成为书院所题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证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关心国事民瘼，以讲学形成社会舆论抨击弊政，以在野身份积极介入政治斗争，为民意伸张正义。牟宜之诗承继东林风骨，以广泛的题材，多样的风格，围绕自己悲壮坎坷的人生，诗意栖息在生命的常青之树上，以始终如一的赤子之心去迎接人生的曙光和晚霞，在旭日中歌唱，在月色下苦吟……在有限的生命中燃烧着不息的生命之火焰，烛照着中国二十世纪多姿多彩有声或者无声的诗坛，诗魂始终璀璨着不灭的正义之光芒。

在他存世的179首诗中上至国家大事，民生疾苦，金戈铁马的风云，下至个人情感的悲欢，缠绵流连的情丝，流放边地的悲辛，对子女的关爱和歉疚，风餐露宿生活巨细，几乎事事皆可入诗，牟诗题材之广泛，形式之多变，风格之多样，语言之古雅，用典之贴切，诗的意绪自由自在地游走于豪放和婉约之间，呈现出“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的大家风范。

他的诗使用意象丰富多彩，随意绪流动而移情换境，缘事抒情任意转换水乳交融，毫无隔涩之感，绝无做作之意，从而使得诗的意绪和情感气韵生动一以贯之。其使用旧体诗的形式已完全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思绪接孔孟老庄，笔墨融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风骨接魏晋时的阮籍、稽康，诗风有李白似的浪漫，杜甫似的深沉，白居易似的晓畅，陆游似的沉雄，李清照似的委婉，从而构成自己绚丽多彩的诗歌王国。

可以说诗人是以诗歌为生命来书写人生，抒发慷慨，著幽洞微，弘扬正气，抨击黑暗，长风短调，律言绝句，诸体皆备。如叙写民生疾苦的长调《潼关夜》完全可以和杜甫的《三吏三别》相媲美；他客居日本时所写的与房东小姐枝子美人英雄款款深情的七律和两首五言古风，其中蕴含的绵绵情意，完全可以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相比肩，而其中的思想境界似乎又高出一筹。牟宜之在叙事、写情、状物、描景、造境、义理等诸方面都具备精深的造诣，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及运用已经到了熟能生巧，巧能升华，了然于心，妙手迁得的境界。请看他1933年所写的《客居东京》：

东瀛居处也清寥，水竹萦回远市嚣。纯真少女勤照料，落难英雄暂逍遥。柔情莫把雠仇忘，清酒且把块垒浇。木屐宽衣谁识我，雨中缓过樱花桥。

这是作者在当时党中央左倾盲动主义指使下发动日照起义失败后，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在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宣传部长他的姨夫丁惟汾的资助下留学日本时所作。作者在日本所居住的地方，青溪环绕竹篁幽幽，远离喧闹的城市显得清净而安谧。纯洁天真的少女枝子对他殷勤照料含情脉脉，使他这个落难的英雄感觉到了逍遥和自在。在美丽多情的东瀛少女温柔的情感攻势下，诗人始终没有忘记家仇国恨，因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铁骑正在蹂躏践踏着中国，暂且借助这浓烈的清酒浇心中的离愁和块垒吧，足蹬木屐身穿和服谁能够认出他的真实面目呢，在微微细雨中缓缓倘佯在樱花簇拥的小桥，思考着自己的未来。诗中情景交融，在一幅水墨淋漓的小桥流水竹影摇曳樱花缤纷的画中心思重重的作者，在报国情怀和美人情感中纠结着彷徨着犹豫着寻求着最后解决的答案。后来，他的两首五言古风《赠枝子小姐之一、之二》不仅详尽细致地描绘了他和枝子真挚美好的情感，并对枝子美丽贤惠的外貌和品质及家世有着生动的描绘，同时，对于这段敌国之间的男女之间纯洁的恋情给出了答案，作者不无遗憾地沉痛宣告：

……我本江海客、浪迹漫八方。微服出国门，逃难滞异邦。常立拏云志，效力在疆场。何况中与日，交恶为对方。迎娶敌国女，是为大不祥。我欲归国去，携伊渡重洋。伊也难安置，愧对老丈娘。不敢枉薄幸，岂能任轻狂。迷海回头岸，悬崖急勒缰。顽石不可碾，白璧无瑕伤。决然舍之去，分别在他乡。终身不复见，犹如参与商。祝伊结好运，永世遥相望。

他毅然决然理性地了断了这段异国恋情，作者其实心中也是充满着痛苦的：

羁旅愁思苦，辗转睡不成。东瀛明月夜，共望两心同。

读了上述缠绵悱恻而又不失理智的诗句，我们是不是会对牟宜之的剑胆琴心“儿女情长英雄气更长”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这些五言古风使我们联想到的是汉魏时期的名篇《孔雀东南风》和《木兰辞》那种一唱三叹有着相同的感受呢？！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满腹经纶诗书才学道德文章皆优，文武兼资治国安邦堪称国士的人才，却在建国后遭遇种种磨难，这既是性格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斫取春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牟宜之有一首五言古风《拟李陵赠苏武诗》俨然而存晚唐诗人李贺的悲凉，很是那人寻味：

孤鸿天际飞，万里一翱翔。胡马失其群，日暮途茫茫。与子本相亲，何况在朔方。延宕岁时久，长年做边氓。吾本将门后，古道热衷肠。难容不平事，愤起挺胸膛。一朝犯龙鳞，发配去远疆。万里奉遥戍，扎营在毡房，身为汉家使，战死誓不降。不见援兵至，将士具已亡。一旦为胡虏，持节牧牛羊。凡经二十载，历经沧与桑。今遂言离别，能不内心伤。伤别在今夕，共此灯烛光。今夕难再有，为君更举觞。佳会苦夜短，须臾夜已央。参辰具已没，去去即远行。寒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送子出郭门，漫步上河梁。执手长太息，涕泗忽沱滂。关塞多荆棘，道路阻且长。行行重行行，人马莫玄黄。努力加餐饭，随时更衣裳。华岳复河洛，平安抵帝乡。帝乡崔以巍，宫阙何煌煌。新贵多显赫，贪佞塞庙堂。傍行狐与兔，共事豺与狼。常怀临渊意，小心辟祸殃。勉力事圣主，赏赐百千强。愿子崇明德，祝子寿而康。嗟我留绝域，腥膻与酪浆。举目皆异类，起居亦荒凉。夙夜梦见君，梦君在我旁。醒来徒惆怅，引领遥相望。

诗人虚拟了汉代名将李陵兵败被俘后，屈辱地栖居于敌营，却有家难归的悲苦心路，在与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的汉使苏武告别的场面，将李陵和苏武的形象混搭而附丽于自己的心绪，尽诉自己心中冤屈和悲愤。诗人悲秋写怨，咏史寄情，沉郁之恨，悲壮之意，跃然纸上。李陵乃名将李广之孙曾经率五千精兵深入匈奴腹地，身陷重围，久等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援军不致，及至寡不敌众，全军覆灭，李陵被俘，原准备暂且栖居胡营，伺机归汉。然而，武帝听信谗言，杀尽李陵全家，绝了李陵归汉之路。李陵由此而成了叛徒的代名词，而牟宜之一反传统之用典寓意，依然将李陵视作落败的英雄，与之和坚持气节的苏武作等量观借古人来书写自己的怨愤。犹如在林彪元帅身殒外蒙荒原后诗人只是用平和的笔触写出了一代名将林彪元帅的悲剧，其中并没有多少奉旨讨伐落井下石的意味：

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萧墙祸端何曾料，宫闱秘事随与谋。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超然世外的淡泊，有着某种看惯春花秋月的超脱，站在历史的高度俯视宫廷的丑陋，高岭建瓯的视角依然关注的是民生的疾苦。从某种意义上说林彪确实可以和李陵相比拟，他的叛逃其实也是无奈地被逼迫于某种阴谋或者叫着阳谋的算计。林彪曾经害过人，也曾经奉旨害过人，那是在阴谋层出于宫廷萧墙的非正常年代，他的未能免俗，也导致了他本身的悲剧。但是他在抗战和内战中的赫赫战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牟宜之的评述是客观公正的。林彪对主公的心思洞若观火却为了明哲保身而违心地当面称万岁，背后却将主公称为“B-52”战略轰炸机。官场的两面人格毒化了灵魂终于因为阴谋阳谋的互换而祸起萧墙最终被逼仓皇出逃葬身在温都尔汗，也可算着是“一世英雄寂寞收”的真实写照。

当年，司马迁企图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辩解，被施以宫刑。惨遭屠戮后司马迁发愤著书，才有了《报任安书》中那段震撼人心的感悟：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人只有在失意困顿的时候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世态的炎凉和世事的沧桑。文学史中那些脍炙人口思想深刻艺术感染力强的诗文皆为抒写仕途困顿、人生蹇蹙、生活潦倒、心情苦闷的篇章，无疑这些诗文皆是古典文学中最为出彩最有传世价值的作品。故韩愈有言：“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欧阳修道：“诗，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的说法是不错的。胸中块垒心底怨愤、难以伸展的抱负和理想、对于黑暗的反抗和斗争统统化为笔底波澜借助奔涌的诗潮而汪洋恣肆地澎湃千里来展示其磅礴的气势。这就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真理。如果牟宜之继续在朝廷高官厚禄，没有被打入另册，不具备艰难困苦流放边陲的切身感受，就不会出现那些真切感人的诗篇。充其量和郭沫若一样在主公庇佑下，仰承鼻息，秉承旨意写一些歌功颂德类似靑词或者马屁诗一类的浅薄玩意儿，还能够传承后世百代流芳吗？然而，牟宜之和郭老毕竟是不同人格和风骨的两类人，他们的人生阅历所追求的诗文品格是大异其趣南辕北辙的，尽管在抗日战争的陪都他们曾经是朋友。

最后，谨以小诗一首悼念国士牟宜之前辈：

沧桑波澜化诗工，

孤愤难得古今同。

浩气萦空洗天青，

碧血吹雨染梅红。

日照丹心写日月，

长夜赤子赋长虹。

苏武持节悲北海，

杜宇泣血唤春风。

牟宜之，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市，1925年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日照暴动；抗战时期以乐陵县长的身份，投身抗日洪流，接应八路军115师挺进山东，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后出任115师山东军区独立1旅政委，策动多股上千敌伪军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兼敌工部长，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并参与策动敌184师起义。全国解放后曾在北京市、山东省、林业部和建设部担任有关领导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被下放黑龙江；1974年邓小平同志批示牟宜之回关内休养，但未能落实；1975年故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