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东（音频）

河西走廊

　　1969年4月8日，为减轻城市管理和就业压力，给文化大革命以来日益增多的中学生找到出路，我随百万知识青年大军下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房东

从城市来到农村，我第一天就没有拘束感。队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红脸膛象刀劈斧削似的布满了皱纹。他领我走过三、四条田埂，来到与唐家院子相隔不远的一处竹木掩映的院落，说这就是我的家。

这个川北丘陵地区的自然院落住着四、五户人家，都姓杨，是一个祖父下面的叔伯兄弟。我的左邻当家人叫杨容光，女主人姓蒋，什么名字早已忘了。杨容光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杨开胜，小儿子叫杨开忠，女儿叫杨开群。杨开胜那时十七、八岁，是犁田打耙的好手，每天能挣10个工分。杨开忠只有十一、二岁，还在读小学，虽说不能挣工分，但每天放学回来编竹席卖，却是家里主要的副业收入。

杨容光早年当过生产队长，很有些经济头脑。一家四口人三个挣工分，还喂了一头母猪，两只肥猪。母猪两年下三窝小猪，喂到两三个月时拿到市场上就能卖个好价钱。杨容光会识牛口，逢场天到白庙、新场帮人当中介，买牛、卖牛的人都得托他，少不了有一笔中介费。那时农村人都抽叶子烟，杨容光种的烟叶抽不完，多余的烟叶拿到集市也能变换成钱。我下乡的那个地方没有大山、大河，也无经济作物可言，农村家家户户都靠编竹席换回一点油盐钱。一、二刀青篾席是家庭夏季纳凉用品，黄篾席是农户和生产队囤积粮食必需品，也是国家粮站大量收购的物品。

编竹席的人家每隔三、五月都要相约跑一趟广安或邻水，那些地方山大竹木多，买一车竹子会省不少钱，当然来回几百里路都靠脚板丈量。竹子买回来后，杨容光和大儿子负责划竹、片竹条，二儿子和女儿负责编席。常常是晚饭后一盏油灯，一家人各自占据堂屋一块地盘，“咔”、“咔”、“咔”，“唰”、“唰”、“唰”的声音一直响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杨容光隔壁是杨容富的家，他两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杨容富身材高大，国字脸，枣红脸膛，浓眉细目厚嘴唇，典型的川北汉子。多年生活的重负和营养不良让他略显清瘦，但胳膊上暴突的肌肉和双手掌厚实的老茧让人感到这是一个穷困压不倒的人。杨容富的女人叫许以碧，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三年后第二个女儿又出生。我们那个地方重男轻女，接连生两个女儿让他很没面子。杨容富本来话就不多，这以后话就更少，只一味地出工劳作。我们下乡时他的第三个女儿刚好出生，还在襁褓之中，他女人抱着婴儿出来看我们这些下乡知青时还包着头巾，这是当地女人们“坐月子”的标志。

杨容富是做农活的一把好手，二十四节气倒背如流。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晒苗？生产队长时时都要向他请教。看天象能知晴雨，观日月预测收成，杨容富就像一尊神，被供奉在大家心里。60年代还是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虽然取消了，但生产队几百人靠敲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有杨容富上工不受限制、下工不听钟声。他常常独自一人沿着水渠走，哪里缺口被人挖开了，他用泥堵上。那块秧田需要灌水，他又把渠水放进来。我时常看见他独自一人坐在田埂上，一顶斗笠遮挡住烈日的爆晒，旱烟抽了一杆又一杆，他看那禾苗抽穗的目光竟象看自家的女儿，田里的一颗稗草他都要仔细地连根拔掉。夏季暴雨说来就来，田里做活的人撒腿往家跑，杨容富却披一件蓑衣往田边走，把雨水冲垮的秧田缺口用稀泥堵上。旧历七月，谷子黄了，一群群麻雀飞来啄食，时常见他扛着锄头，挥舞着草帽，大声地发出“嗬”、“嗬”的吼声，把一群鸟儿惊飞。

回到家里，杨容富更显沉默少语。他只是坐在门槛上抽烟，一杆又一杆。他的两个女儿默默地编席，只有挡板撞击的铿锵声和竹条抖动“唰”、“唰”的声响。杨容富的女人还在奶孩子，乡下女人日晒雨淋，40几岁就像50多的人，我瞅见她的小女儿叼着干瘪的奶头，真怀疑吸吮出来的究竟是奶水还是血水。

院子的西头住着三家人，杨曲氏在杨家院子辈分最高，虽年过60但仍出工劳作。杨曲氏一辈子背太阳过山，年轻时佃田种，老了与儿子分家，还得挣工分养活自己。1969年公社党委贯彻上级指示要忆苦思甜，为了教育农民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各生产队用米糠、麦纰、南瓜花、豆渣熬了一大锅“忆苦饭”，把全队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唐家院子忆苦思甜。为加强教育效果，事先给曲老太婆做了布置，让她给社员们讲旧社会的悲惨生活。杨曲氏也不怯场，就讲她解放前当佃户的事情，说东家待人厚道，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都要请她们吃席。每年缴完地租，东家必定要送几大块腊肉，拿回家几天都吃不完。曲老太婆的话未说完，早引发一阵阵笑声。

杨曲氏的儿子杨容海虽与母亲分开过，但就住在隔壁。杨容海天生一副庸懒的模样，三天打不湿、五天晒不干。太阳升起一竹竿高才起床，人人都在地头劳作他才姗姗来迟。无论队长怎样骂，他都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无赖之下队长只好让他去喂牛，白天晚上睡在牛棚里，醒了就给牛添把草，谁也不来打搅他。别看杨容海一副木纳相，却讨了一个漂亮女人。那女人比他小得多，也是个不爱收拾的懒婆娘，一身衣服肮里肮脏，一对大奶奶总是从敞开的衣襟里露出来，没有一点避人或羞耻的感觉。他们有一儿一女，儿子先天脑发育不全，八九岁了还不会讲话，一只手僵硬的屈曲，走路偏偏倒倒，完全是个废人。女儿四五岁，长得眉清目秀、白净乖巧。我们下乡那年杨容海女人的肚子又大了，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

院子最西端住的是杨容海的叔伯嫂子许以秀，她男人去世后独自带着一双儿女生活。许以秀是那种吃苦耐劳的女人，她象男人一样出工干活，犁田打耙什么都干。儿子叫杨开明，队里的人叫他黑狗。女儿的名字已记不清，大家都叫她东秀。

和知识青年一道来的还有自行车、收音机、回力牌运动鞋、高领绒线衫、雪花膏、大白兔奶糖……这是城市文明的气息，是那个年代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向往，这让同一个生产队的年轻人羡慕得要死。

我用一节有线电话大号电池安装了一盏电灯，照亮了漆黑的夜晚。夏夜纳凉时我给他们讲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故事，当然也讲我自己步行串联的经历。那时知青喜欢串队，近一点的象二队的任小容、李宏果、张碧秀，三队的罗晓玲、吕雪、王代书，他们隔三岔五来串门。远一点的郑兴德、刘小言，一月、两月也会来一次。再远一点的就是杨康和蔡白帆，他们都是我的常客。只要远近知青们一到，喧哗呼号总能持续到深夜。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不出工的理由，买肉、打酒，煮他一锅，海吃一顿，让院子里的年轻人好生羡慕。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的知识青年或进厂当了工人、或在教育战线教书育人、或进入科研单位著书立说、或从战士当到了将军。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无一例外都过了“知天命”之年，回首往事竟是无尽的思恋。

30年后，我从医学院毕业成了一名内科医生，2000年原来生产队的一个小青年来看病，我才了解到杨家院子房东们的情况。90年代初期杨容光、杨容富相继去世，杨开忠从83年当队长，成了一百多户社员的当家人；杨容海的痴呆儿子早已病死，女儿长大后出落成一个美人，在上海打工时嫁给了当地的一个企业家，老家凡沾亲带故的都由她介绍到上海打工，成了生产队的名人。

（2007年7月19日完稿，字符：2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