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央气象台》（1964年-2023年）

Samuel

陈 善 敏

【按语】
我于1964年来到中央气象台工作到现在2023年，已经接近六十年了。虽然有一段期间我曾经调到中国气象局的几个单位工作过，但四十多年来，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中央气象台度过的，我的这颗心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央气象台。在中央气象台的那个温暖的集体中，我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工作，认识了许多人、经历了许多事。重拾往事，值得我对自己一生的“气象人生”好好回忆。
我曾写过一些文章，记录了在中央气象台的人和事，在各种文集和报刊上登载过或发表过。包括＂《难忘的记忆－中央气象台60周年征文选》、《纪念中央气象台70周年征文》、《风雨征程—新中国气象事业回忆录—第一集》、《风雨征程—新中国气象事业回忆录—第二集》、《风雨征程—新中国气象事业回忆录—第三集》、《亲历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征文》等。还有些在中央气象台老干部集体中发表过。最近，我收集了在不同时期写的十二篇在中央气象台的经历，以及三篇介绍我的评论，编辑整理了一下，配上一些照片，编成一个“汇集”。现送给感兴趣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喜欢。在汇编过程中，虽然某些章节的文字，时间前后不同、内容有些重复，我在编辑时就不做大的改动了，望大家理解！ 一、回忆初来中央气象台的二三事 五、六十年代的中央气象台 七十代的中央气象台 八、九十年代的国家气象中心 二十一世纪的中央气象台 新中国第一位的中央气象台台长—冯秀藻 我刚来中央气象台时的台长—崔 实 我在中央气象台台长身边工作时的—李先坤 1、融入中央台这个大家庭
1964年我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就被分配到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台。刚从学校出来步入社会，就能在国家级的气象业务部门工作，我当时非常兴奋。在我第一次踏进中央气象台时，看到的是一幢红色的三层小楼(位于现气象科技大楼的南面，已拆除)，门前有两棵海棠树。台办公楼伫立在一个地面气象观测场的北面，观测场周围架设了一片各式各样的无线电电线。
我一走进大门，就被左侧房间里一位正在埋头工作的女同志拦住，她操着一口浓重山东口音，透过一个推拉门的小窗，上下打量着我这位毛头小伙子。以后我才知道，她就是台里的老预报员，后来担任情报组组长的冯佩芝老大姐。那时中央台办公楼不设专职保安，都是由工作人员轮流在门口传达室值班。大家工作责任心很强，一面在门口值班，一面还将工作任务带在身边做。她打电话叫来一位龇着两颗虎牙满脸堆着笑容的男同志。他步履矫健一路小跑热情地接我进去，带上了二楼。这位是当时中央台办公室副主任兰恩洪同志，1969年我入党时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我同班毕业的同学，一同分到中央气象台的有四位，除了我以外，还有杨增河、孙素芳和王易秋。当时的中央台台长崔实同志，专门在他的办公室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他向我们介绍了中央台的情况以及承担的工作任务，同时也讲了对我们的殷切期望。谈话中还提到他与我们北大地球物理系的系主任谢义炳教授很熟悉，赞赏北大为中央气象台输送了许多优秀的人才。1973年我被调到台办公室，在李先坤台长身边工作。李台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同志，他待人诚恳、作风朴实，并且放手培养年青人，充分发挥我的特长，给我压担子，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使中央台的工作十分出色。当时台办公室有两位秘书，一位是王陵同志，她主要负责行政方面的工作；我主要负责业务方面的工作。王陵的工作热情很高，能力也很强，尤其是她那惊人的记忆力和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匪浅。中央台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使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十分温暖而融洽的大家庭。
2、紧张有序的值班工作
刚来中央台时，我被分配在短期预报科工作，科长是洪世年同志；副科长是骆继宾同志。开始我被安排每天上预报分析班，值班分白班、小夜班、大夜班，几个班来回倒。科里还特意让老预报员带我们，记得程涛和李正齐同志都带过我。对于分析天气图，虽然学校里学过许多天气学的知识，也在学校预报实习台分析过天气图，但是到了正式值班时，因为要有时间限制，就经常显得十分忙乱。特别是在分析地面图和850毫巴（百帕）图时，我常常会漏掉系统，老同志们都热情帮助我修改。他们分析天气图非常认真细致，对每个记录抠得特别细，无论是气压、位势高度和气温值以及变压、变高和变温值，还是风、云量、云状和天气现象等，都仔细考虑到。为了保证天气图分析的质量，科里还安排老预报员，如：张驯良、潘汉明、陈联寿、李兆祥、余鹤书、范永祥等同志，为新同志把关，检查天气图分析中的问题，及时改正。记得他们口袋里常放着橡皮和铅笔，碰到我们分析不妥之处随时纠正，并向新同志耐心讲解，以提高我们的分析水平。
有时为了天气会商的需要，预报员们都等着要看图，报还没有来齐、图填了一半就要开始分析图。这对预报员要求就很高，时间紧又不能出错，加上当时可用的资料很有限，预报多以作定性分析为主，做预报难度大、压力也很大。中央台还担负对下面台站的技术指导的任务，所以分析完的天气图，还要按照一定的编码格式，通过气象通讯线路发给各地气象台站的同志们参考。每次编发分析码时，都是由预报员与填图员一起配合，由我们预报员把天气图放在透光的绘图桌上，上面再套上有经纬度网格的透明塑料版，根据实时地面和高空天气图上天气系统分布情况，选择出特征线，再挑选出每条特征线的特征点，按照经纬度位置读出一组组码，而填图员则很快地打成编码报文，送到通讯报房发出去。记得我到一些基层台站出差时，看到他们都将中央台发的分析图编码，还原成一条条特征线和反映的天气系统，勾画出一张张简易的天气图，作为分析预报当地天气的参考。
我刚来中央台时，预报和填图工作在二楼东面的两个大房间，会商室在北面；填图和分析在南面的大房间。在会商室里面最北头的东面的拐角，有一间值班员宿舍，我们在值大夜班时就睡在里面，为的是方便小夜班的同志叫班。
3、预报产品的对外服务
几十年来中央台在对外服务这方面变化最大，与现在相比，过去服务手段是十分落后的。以往每次的预报结论，就是靠打电话和发信对外服务，不仅时效慢，而且还十分紧张忙乱，所以用户谈不上获得有效及时的预报服务。每天早晨五点值班的预报员们就来到会商室，先仔细看图分析研究，查阅各种图表资料，再由领班主持会商讨论，最后得出预报结果。服务班的同志在电话间，按照需要服务的客户名单,一个一个打电话对外服务。有本市的电话还有长途的电话，等到把所有的电话打完，喊得口干舌燥，把吃早饭的时间都忘记了，有时还会一直拖到吃中午饭。
在有重要特殊天气时，就要出“天气公报”，七点多有会商结果，立即写出公报文稿。经过签发定稿后，还要送到局铅印室排字、校对、印刷。与此同时，“天气公报”的附图，要送到印图组制版后，再用胶印套版把图印出来。为了争取时间，把需要发送公报的各单位的信封事先都预备好。在把“天气公报”的文稿和附图准备好后，大家再齐心协力投入繁忙的装订、装信封、粘信封工作。实际上，这时局办公室的通信员的摩托车，早已在楼下等着要出发了。因为我们的“天气公报”，要报送给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各部门，所以必须要在十点钟前送到国务院的交换站，确实是相当紧张！
就连我们给中央和国务院汇报，或者向有关部门报告当前天气情况和未来天气预报趋势时，也只是拿着几张天气图去。现在我们的预报产品服务不仅形式多样，而且传输手段也相当先进。除各种报纸杂志平面媒体外，还有广播电台、电视台、手机、网站等信息网络手段，还有直接通中南海的光缆传输图像信息，电视台还有专门的气象频道，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呵！
4、团结协作的战斗集体
中央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单位就是通讯队。当时台里的通讯队就在三楼，报房就在会商室和填图、分析室的楼上。为了楼上楼下传递报文方便，在填图室房顶开了个洞，上下架了一根方筒形的木头通道，这也算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过去气象资料的传输大多用电传机，报务员每天手工操作工作量很大，不仅任务繁重而且环境嘈杂。每天24小时传送接收和发送各类气象报，电传机“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响个不停，我们二楼的同志们都觉得吵得要命，更不要说在三楼报房的报务员啦！
在中央台不论是报务员还是机务员，不论是填图员还是预报员，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保证天气预报业务正常运行。保证气象业务工作的不中断，必须坚守岗位、齐心努力。全台的同志们不仅敬业精神很强，对待工作十分投入有责任心。而且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紧密配合，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我在中央台工作几十年，常常为我们台有一股积极向上的风气而感到自豪。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在最乱的时期，中央台的业务工作一直保持正常开展，与国际和国内的气象通讯从来没有间断过，天气预报业务也从来没有中止过。记得1967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国务院许多部门工作都瘫痪了，只有气象局还在坚持工作。总理的赞扬，就是对我们气象系统广大职工工作的肯定和极大的鼓舞。

《难忘的记忆——中央气象台60周年征文选》

陪同李台长和香港台长参观长城 中央气象台秘书科的四位同伴 陶诗言先生陪同美籍华人张捷迁教授来中央气象台 中央气象台的老预报员们聚会 二、有关“联心”的一些事 1950年12月中央军委气象局中央气象台“联心”骨干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杨鉴初、贾升堂、黄士松、顾震潮、叶笃正；
后排左起：章淹、冯秀藻、朱和周、李明熙、陈玉樵、陶诗言 翻开中央气象台70多年风雨艰辛的历程，它经历了：艰苦创业（1950年—1969年）、风雨历程（1969年—1978年）、改革开放（1978年—2000年）、世记跨越（2000年—）四个阶段。“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简称“联心”，它在中央气象台艰苦创业阶段，是非常主要的一段历史。虽然它仅存在了五年的时间，但它在中央气象台的发展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笔。涂长望局长曾这样评价“联心”工作，他说：”“联心”的成果是奠基性的，在中国气象事业发展历史上的作用是重大的。不论今后中国的气象事业达到如何现代化的水平，“联心”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我没能有机会经历过“联心”的那个年代，但非常崇敬中央气象台那段光辉的历史。现将我收集到的有关“联心”的一些史料整理如下，供大家参阅。
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气象研究所，改名为地球物理研究所，并将由南京迁往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中气象研究仅是该所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但从事气象研究的人员比较多。由于面临经费缺乏和资料缺少的现状，而且考虑到今后气象研究工作与实际气象业务结合的需要，因此当时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找涂长望局长商谈，希望能与军委气象局协作，解决地球物理研究所面临的困境。而1950年3月中央气象台刚刚成立时，技术力量非常薄弱。预报组只有4、5个预报员，很难承担起当时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气象保障以及负责全国长、中、短期和灾害性天气预报服务的任务，也急需得到技术上和人力上的支持。经过反复研究协商，于1950年4月7日军委气象局向中国科学院递交了在北京成立联合气象资料室和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的报告。之后，经过涂长望局长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赵九章所长磋商，于1950年11月27日正式在中央气象台成立了“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顾震潮和陶诗言和中央气象台的冯秀藻、曹恩爵都先后担任过“联心”的主任和副主任。早在1950年1月22日涂长望局长就曾专门写信给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世界著名的气象学家罗斯贝（C.G.Rossby）教授的顾震潮先生，请他回国参加新中国的气象事业的建设。于当年的5月份顾先生毅然决定放弃了奖学金及几个月后即可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克服了重重封锁阻力，在罗斯贝教授热情帮助下，打通了渠道，从瑞典回到祖国，投入了开创“联心”工作。当时“联心”集中了南京和北京著名的优秀的天气学专家，除了顾震潮先生外，还有地球物理所的陶诗言、杨鉴初、刘匡南、张震越、朱抱真等专家，他们与当时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员章淹、李明熙、牟惟丰、陈玉樵等人一起参与预报值班。地球物理所的叶笃正和清华大学的谢义炳、张丙辰，南京大学的黄仕淞先生等，也参加“联心”活动。在这些专家们的鼎力协助下，中央气象台才建立起来正规的天气分析预报业务。
为了尽快提高预报员的业务技术水平，“联心”在值班的实践中，将国外一些天气学理论与我国的天气系统的实际结合，不断地提高天气分析预报质量。为了摆脱技术人员缺乏的困境，“联心”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办短期训练班来培养天气预报员。当时顾震潮、陶诗言、谢义炳、谢光道、朱和周、张丙辰、顾钧禧和冯秀藻先生等都参与授课。培训班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天气预报业务骨干，除满足了当时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业务的急需外，还为全国各地区的气象台提供了支持，补充了技术人才的不足。“联心”还经常举办一些学术报告会，内容包括：研究成果报告、天气预报总结、数值预报理论、国外预报方法、国际科研动态等。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中央气象台的实际分析预报能力很快得到了提高。
　　“联心”还在中央气象台日常业务中，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例如，每天的天气预报需要绘制天气图，顾先生发现预报组用以填绘各地气象信息的天气图底图不合标准，他就请来从香港回来的有绘图专长的顾维周先生，以后又有曲声浦和沈念祖同志参加，他们一起重新绘制了符合国际标准，并带有区站号的和带有主要地形标识的，地面和高空各层次的各区域范围的一整套天气图底图。这些天气底图不仅提供中央气象台以后日常值班使用，而且成为全国各地气象台填绘、分析和预报天气的一种基本工具。另外，“联心”的同志们都深深感到气象信息资料和图表太少，很难做好天气预报。更重要的是当时预报员人手少，最初预报员还要担负填图的工作，几张天气图填绘之后，都没有时间充分的分析天气形势及准确预报天气变化了。针对这种情况，顾先生提出预报员不再填图，腾出时间多做分析预报工作。同时与清华大学合作，举办了填图员短训班，迅速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填图员，数月后便上岗投入工作。这种有效的工作模式一直被保留下来。 此外，”联心”还建立了一套严格完善的制度，如交接班制度、会商制度、发警报的程序和格式、叫班制度、班会制度等。其中“联心”开始建立的每日天气会商制度，让值班预报员能够听取各种预报意见，集思广益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分析预报质量和水平起到很好的作用。每周还组织一次扩大的“大会商”，除“联心”预报员外，还有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及气象局机关的专家学者参加，如叶笃正、谢义炳、黄士松、朱和周、谢光道、冯秀藻等出席，涂长望局长有空的时候也经常参加会商。可以非常荣幸地说，这些气象界的老前辈，也都为咱们中央气象台的分析预报业务尽过力。
　　“联心”的这种合作模式，在以后中央气象台的发展中一直都在保持着。例如，中央气象台气象卫星云图分析预报业务的开展，数值预报业务系统投入业务，以及一些大型科研攻关项目成果等，都是我们中央气象台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的合作的结果。
　　由于本人了解情况有限，可能存在错误或不准确的地方，恳请有关同志指正。

《纪念中央气象台70周年征文》

“联心”正在举行天气会商 “联心”预报员在讨论天气 三、记一次难忘的接见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1969年1月下旬的一次强寒潮，席卷了全国，很多地区下了冻雨，致使全国大范围交通受阻。电力线网和通讯线路，被沉重的冰凌压断，大片地区停电，通讯中断，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对国计民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得知了这场寒潮造成的严重灾害后，十分焦急。他两次紧急召集邮电部和中央气象局的同志研究这一问题，讨论应急措施。2月7日清晨，我怀着十分兴奋而又有些紧张的心情，随局军代表沈敏和张乃召副局长一同前往中南海。行前到会商室和同志们讨论了最近天气形势的发展，又带了几张天气图，匆匆上车。座落在北京府右街的中南海北门，朱红色的大门前，庄严地屹立着手持钢枪的战士。汽车缓缓地开近，停在门口。我们出示证件后，被允许进入红围墙。车向右转直驶西花厅。总理办公室设在中国式的四合院内，一套宽大朴素、整洁明亮的平房。进入正房的会议室，一张深色的长桌摆在中间。我们三人由秘书引领，坐在长桌的东侧。不一会儿，李先念副总理来了，他穿着一件中式的对襟棉袄。花白的头发，面容显得十分疲倦，一一与在座的同志们点头招呼。听说总理和国务院业务组的几位领导同志工作非常繁忙，往往通宵工作直到清晨。此时，周总理快步走进会议室。他身穿着在电影、电视中我们熟悉的中山装，佩戴着毛主席题字“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他一到会议室，我就感到气氛不大一样了，全场立即活跃起来。在那非常时期，总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夜以继日地处理着党和国家的各种大事，现在他又精神矍铄地来到我们中间，一起讨论关系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
总理向在座的各位点头问候，当看到我时，他老人家对着名单问我多大年纪，三十几了。我紧张地说二十八岁。他又询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学习什么专业，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时总理亲切地对我说：“你们应当到北京附近去看看天气变化对铁路、交通、工厂、农村的影响，做好服务工作。”又关心地告诫：“你们年青人，不要像我们老年人总坐在办公室，要经常到下面去。气象工作对国计民生各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因此你们要做好气象服务工作。”总理又进一步明确说：“气象对邮电、铁路、交通、航海、航空、工业、农业、牧业、渔业等各方面都有影响。”针对这次冻雨造成的影响，总理嘱咐说：“气象人员要到现场去看看，懂得一些气象对劳动人民生活、海上航行、铁路交通影响的情况。”总理的教诲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由于那次寒潮的侵袭，给通讯工作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地区通信网络阻断，气象信息资料的传输受到很大影响。总理对此十分着急，他抱着急切的心情说：“四机部也好，邮电部也好，在通信上都是落后的，落后！落后！地上、地下、有线、无线要区分开来，要严格保密，最重要的是改变落后现象。”他指示中央气象局：“要和邮电部很好地规划一下，研究解决。”总理询问全国有几个气象中心，对建设气象中心的通信问题极为关注，并要求邮电部给予支持。他指示“通信问题可让邮电部解决，把气象通信搞起来。”当时正处在“十年动乱”期间，由于种种原因落实总理指示的工作进展缓慢。但是总理还是顶着压力批准气象部门引进日本的计算机，建设国家气象中心现代化的气象通信枢纽工程，这为改变我国气象通信的落后状况，进入世界天气监视网的全球气象通信网打下基础。“十年动乱”后，特别是“七五”、“八五”期间，全国6个区域气象中心相继建成，使气象通信业务，以至整个气象业务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气象工作在世界气象组织中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这使我无限钦佩周总理的高瞻远瞩，永远怀念他老人家对气象事业的关怀。
　　总理在那次会见时还从科学发展的需要出发，讲到：“现代尖端科学也需要气象，不仅低空，还要中空、高空的气象资料。”总理还十分关心气象卫星的研究工作，他说：“在我们自己的卫星没有搞出来以前，要想办法接收美国卫星传递的气象情报。应该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气象火箭也要搞。……要自力更生搞基本建设，要改变落后面貌，搞气象卫星和气象火箭。”总理指示之后不久，我国的气象卫星研制工作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1970年1月，中国气象局开始筹建卫星气象中心，我国的气象科技工作者立即着手自己研制气象卫星云图接收设备，接收外国的气象卫星资料。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目前我国的卫星气象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地发展。我们不仅能接收国外卫星资料，分析应用的水平也相当高。而且还成功地发射了两颗极轨气象卫星，不久将发射地球同步气象卫星。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自己也从事过气象卫星资料的分析应用研究工作，切身感到气象卫星资料的应用为我国天气分析和预报，尤其是对热带和海洋地区的天气分析和预报填补了空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体会到总理指出的自力更生搞我们自己气象卫星的方针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我国气象事业取得的成就，受到国际气象同行的高度赞扬。
　　回顾往事，使我更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那次接见，使我终身难忘。

《风雨征程——新中国气象事业回忆录——第一集》

四、记一次随船海上气象调查 在海上运输的货船 1976年文革十年动乱刚过，全国人民被四人帮长久压抑的心情得到了解放，但是我国的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可以说面临要崩溃的边缘。百废待举，一切都才开始复苏，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憋着一股劲头，要以百倍的热情，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需要保证煤和电这些基础能源的供应。当时南方的煤炭非常短缺，“北煤南运”的任务很重，一些火力发电厂常常是在等煤运行，而海上航运则是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手段。周恩来总理早在1969年就对气象部门指示，我们研究气象就是为了保护人民，首先是保护劳动人民。气象对工业、农业、邮电、铁路、交通、航海、航空、牧业、渔业等各方面都有影响。气象人员要到现场去看看，懂得一些气象对劳动人民生活、海上航行、铁路运输等方面影响的情况。局领导和局业务管理部门对保障海上航运的气象预报服务工作十分重视，指示中央气象台要派预报员深入航海现场，了解气象对船只航行的影响，通过调查收集积累有关资料，总结海上气象服务的经验。
　　中央台的领导当即对海上气象调查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指派范永祥、吴富山、刘付照和我组成海上气象调查小组，并提出了具体任务和要求：1. 根据周总理指示，到航海现场体验气象条件对海上航行的影响，了解他们对气象部门的要求；2. 向海员调查了解海上气象情况和特点，以及海上航行过程中掌握天气变化的经验；3. 在船上进行海上和陆地气象要素的对比观测；4. 开展气象科学的宣传工作，普及气象知识；5. 根据情况适时开展现场气象服务。
　　在上海航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安排我们随运煤的货船跑一趟航次。航线是货船从上海港出发到秦皇岛港装上煤，再返回上海。1976年12月12日，我们登上了停泊在上海港黄浦江边的万吨货轮“战斗26号”，下午2时轮船启航。我们随身除了自带行李外，还携带了两套轻便气象观测仪，四人被安排在后舱的一个房间。首先，我们针对船上的具体情况讨论研究了任务安排，商定每天观测7次，观测时间定为北京时02、05、08、11、14、17、20时，观测项目有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云量云状和能见度，并将观测地点选择在前舱的甲板，驾驶室上面的平台上。并确定观测只在海上航行过程中进行，在抛锚停泊和靠码头时就不观测了。为保证按时顺利观测，我们四人分成两个班轮流值班。另外，我们还安排了抄录船上船员观测的资料，以及抄录船上接收的上海和大连海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形势分析和24小时天气预报等资料，以便进行检验和对比分析。
　　12日02时“战斗26号”由上海港出发，15日凌晨04时到达秦皇岛港外，先抛锚在泊位上停留，一直到18日上午10时才靠上码头装煤。20日上午08时装满煤炭的“战斗26号”起锚返航，到23日凌晨到达上海港。在整次往返的航行过程中，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每次按时观测，保证圆满完成任务。俗话说海上是“无风三尺浪”，而在航行中4、5级风经常可见，对于没有航行经历的人，遇到大风时都会呕吐晕船，浑身上下不是滋味。15日凌晨02时我们观测到16米/秒的7级东北大风，那时船体左右摆动很大，有人晕船很不舒服。老范和吴富山两人手挽着手，从后舱摇摇晃晃地穿过100米长的甲板，走到驾驶室上面的平台，坚持按时进行观测，取得了完整的宝贵资料。
“战斗26号”在秦皇岛停泊期间，船上的崔政委，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船员们向我们介绍了在航行中所遇到的一些特殊天气，反映了他们对天气预报的迫切要求。我们也宣传一些气象知识和解答了船员们提出有关气象方面的问题。船员们说，气象与海上航行关系太密切了，航海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天气预报，每次在航行出发前以及在海上航行过程中，从船长到船员，都非常关注天气预报。船员们还谈到航行中，他们最怕的是遇到大风，记得一次在海上遇到台风，船体左右摇摆竞达到45度。海水从烟囱灌进机舱，把锅炉里的火几乎浇灭，舱内的水齐腰深。船员们在剧烈摇晃的舱里非但不能停歇，反而要加紧抢险。他们齐心协力、排水供电、添煤加火、稳住航向，终于顶过风浪脱离险境。船员们还反映，除了海上大风外，海冰对航行的威胁也很大。记得1969年那次渤海海域结冰，他们这条船正好遇上。船被海冰冻在海上寸步难行，连船员的卧室内都结了冰。最后还是呼救，调来破冰船开路，摆脱了困境。船长和船员们提出最迫切的要求是，希望气象部门提供更准确的天气预报，希望不仅能提供24小时的预报，最好能给出三天以上的天气预报，以便他们能根据未来的天气情况，调度船只安排航期，更有利于航行的安全。我们回到台里后，台领导非常重视这次随船海上气象调查的成果，尤其是船员们的希望和要求，以及海上与陆地对比观测的资料，对日后做好海上航行的预报服务很有帮助。
不久前一天晚上，在老范家里我和他谈起那次随船海上气象调查的经历。他拿出了精心保存了33年前那次海上气象调查的总结，以及我们当年绘制的海上观测资料与陆地相应时段气象记录对比的天气图草稿。透过那一沓泛黄的稿纸，在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当年我们四个人在轮船驾驶室上面的平台上，手持轻便风向风速仪观测海上大风的情景。也仿佛见到，船员们在机舱里、在甲板上紧张地操作，与大风大浪搏斗的动人场面。海上航行，包括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气象，他们需要我们气象工作者提供更及时准确的天气预报和各种气象信息。我们要为能从事的如此重要气象工作感到自豪，同时也要体会到我们肩负责任的重大。

《难忘的记忆——中央气象台60周年征文选》

秦皇岛运输货船的海港和码头（一） 秦皇岛运输货船的海港和码头（二） 秦皇岛港码头上正在装煤的船（一） 秦皇岛港码头上正在装煤的船（二） 五、安康特大暴雨洪水灾害现场调查的回忆 安康遭受特大洪水袭击 中央气象台的领导和广大业务人员，非常重视深入了解气象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和对重大天气灾害的调查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收集积累资料，进一步了解灾害性天气系统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实地调查也是对业务人员的培养和教育，提高我们气象工作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记得在1969年1月份，一场寒潮冻雨灾害造成全国大范围交通、电力和通讯系统中断，2月7日我随局军代表沈敏和张乃召副局长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汇报。总理他曾亲切地嘱咐我，你们青年人，要经常到下面去，了解气象对国计民生各方面的影响，做好气象服务工作。他还嘱托，气象人员要到现场去看看，懂得一些气象对劳动人民生活、海上航行、铁路交通等各方面的影响情况。周总理的叮嘱和殷切希望时刻印在我的脑海里，牢牢记在我的心中。此后，台领导曾多次安排我们预报员深入基层赴灾害现场调查，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1983年7月份那次对安康特大暴雨洪水的灾情调查。
1983年7月31日陕西安康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安康老城遭受到灭顶之灾。7月28－31日陕南连降暴雨和大暴雨，汉江水位猛涨，防洪堤决口，洪水漫过城墙吞没全城，安康城遭受毁灭性灾害。据当时统计死亡人数达千余人，十万居民的房屋被冲垮，直接经济损失达4亿多元人民币。
在这次暴雨过程前，自1983年6月份以后，汉江流域的大片地区连续阴雨，有些地区下了大雨或暴雨，降雨量超过了历年正常雨量的一至二倍。7月18－21日陕南的一次大暴雨，过程降雨量有80－150毫米。由于长时间降雨，地表土壤含水量高，水分过饱和，使后期降水绝大部分都汇流到汉江，径流系数很大。7月份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接连发生大水，不少地方洪涝成灾。1983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防御特大洪水的紧急指示》，指出“据气象部门分析，今年我国许多地区降雨偏多，一些地方可能发生大水，对此必须提高警惕。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要做好防御特大洪水的充分准备，认真检查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做到有备无患，力争在发生不可抗御的特大洪水时，尽可能减少损失”。
国家气象局和中央气象台的领导，得知安康遭受特大暴雨洪水灾害后，当即决定派人前往灾区现场调查。这项光荣的任务，就落在我和热情、年轻的预报员刘宁身上。领导交待的任务是，除了要实地调查灾情以及暴雨洪水造成的影响，了解省、地气象台预报服务情况和经验教训外，还要转达国家气象局和中央气象台领导和同志们，对战斗在防洪抢险救灾第一线的气象工作者的亲切慰问。接到任务后我和刘宁心情十分激动，恨不得马上奔赴灾区，8月3日我们立即整装出发赶赴现场。
我和刘宁到达西安后，陕西省气象局领导十分重视，非常支持我们到安康灾区现场调查，提供许多方便条件。第二天由当时省局副局长孙海鹰同志带领慰问工作组，陪同我们乘车前往灾区安康。一路上我们看到在洪水之中，大片被淹没的农田，以及大量倒塌的房屋。当我们驱车来到安康地区气象局时，我被那凄惨景象震惊了。在安康气象局的院子内，许多灾民用简易的木棍和布单搭建了小棚子，有的老人和小孩还席地围坐在走廊下。气象局的职工在为他们烧些开水和稀粥。因为在大洪水进入安康城时，座落在老城东南面的气象局是处在一个缓缓的小山坡上，大量的灾民都涌进气象局。气象局的职工们，临危不惧，坚守工作岗位，克服一个个困难，一方面坚持日常观测和预报服务业务的正常运行，一方面投入抗洪救灾工作，协助安置灾民。
我们到达安康气象局后，主管预报服务工作的胡中联台长就向我们详细介绍当时的雨情、水情、灾情以及他们预报服务的情况。从7月28日08时到8月1日08时的这次陕南暴雨过程中，降水量大于200毫米的有汉中和郑南两个站，降水量大于100毫米的有29个站。安康地区的降水集中在7月30日08时至31日20时，紫阳、石泉、汉阴、安康、岚皋、宁陕等站降雨量都在100毫米左右。7月31日以前，汉江洪水已两次超过警戒流量，而这次汉江及其主要支流任河、月河、旬河、子午河等洪水都在暴涨，超过解放后有记载的最大流量。由于上游洪水来量太大，距安康100公里的石泉水库和距安康24公里处的火石崖水库承受不了，加上围堰被冲垮，不得已大量泄洪。汉江洪峰来势凶猛，流量增长太快，座落在汉江边的安康县城遭到洪峰的正面冲击。据安康水文站测量7月31日05时汉江安康段流量为9600秒立方米，11时为18100秒立方米，18时为29300秒立方米，此后水文站被冲毁。当晚水电部第三工程局测得洪峰流量达到34200秒立方米；最高水位为259.90米，而省防汛部门估算最大洪峰流量达到37000秒立方米。7月31日11时到23时，安康段汉江水位平均每小时上涨了0.75米，到8月1日凌晨1时最高水位高出安康老城防洪堤1到2米。查对史料记载400年前明万历十一年四月份（1583年5月），安康也曾遭遇洪水，全城被淹溺死5千人，当时最高水位为259.40米，最大洪峰流量达到37500秒立方米。
7月31日上午9时30分，省政府得到防汛部门的报告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宣布安康进入紧急状态，迅速组织群众转移，确保城内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另外，他们一方面向国务院报告，一方面指派徐山林副省长飞赴安康，协助指挥防洪抢险工作。下午4时，地区领导通过城内广播喇叭动员群众转移，同时公安干警、部队战士挨门挨户检查疏散群众。安康城是以老城墙当作防洪堤，虽然在洪水来前进行了加固和封堵，但在如此大的洪水面前，早就存在隐患的城堤终于经受不了历史上罕见的洪峰冲击。31日晚20时30分，一丈多高的水头从不同方向向安康老城袭来，东堤首先被洪水冲开决口，此后洪水从东、北、西三面翻堤涌进城，奔腾咆哮的浪头，冲毁房屋、卷走群众，安康老城全部被吞没。顿时人口密集而又地势低凹的安康老城，房倒屋塌、一片汪洋，只有为数不多的三层楼以上的房顶露出水面，许多稍高处仍滞留着被洪水围困的人群。
　　当安康地区气象局的同志带我们进入县城察看时，城内洪水虽然已退去，但街上仍然是泥浆一片，一些低洼处还有大量的积水。我们行走在安康大街上，看到许多解放军战士，用各式各样的工具疏通街道，在遍地瓦砾中，寻找遇难的群众，清理尸体。十字街头当中，并排安放着一具具裹着布袋的尸体。还有一些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在喷洒消毒药水。在临街的未倒塌的瓦房顶和屋檐角，以及大树杈和电线杆上，还悬挂着衣物、箱子、桌椅等家具，还有一具棺材架在一座瓦房顶上。在安康街头我们正好遇到省委书记马文瑞同志，他正带领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领导深入洪水刚退的安康城，沿街视察指导救灾。
　　8月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和李鹏，来到遭受毁灭性洪水灾害的陕西省安康县城，在汉江桥上停车，徒步走向江边的丁字坝，察看被洪水侵袭后的大桥桥体。他们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亲切慰问受灾群众和奋勇救灾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给灾区人民极大鼓舞。
　　8月11日我和刘宁回到北京后，就将赴安康灾区调查的情况写了份报告。台里还组织了一次汇报会，让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安康灾区现场调查的情况，并展示了我们拍的灾情照片，大家都深受教育。二十六年过去了，在我的脑海里当时的一些细节也记的不是十分准确了。但是，在这场特大暴雨洪水灾害中，安康县城全城被水淹没的场景，遇难群众遗体横尸街头的凄惨景象，以及大量灾民露宿街头的情景，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它鞭策着我们气象工作者，要时刻牢记肩上担负的使命和责任，鼓舞着我们努力做好气象预报和服务，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竭尽全力地工作。

《难忘的记忆——中央气象台60周年征文选》

安康遭受特大洪灾的照片（一） 安康遭受特大洪灾的照片（二） 六、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出发前领导的嘱托与期望 邹競蒙局长与陈善敏 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于1984年11月20日，离开上海港码头驶向南极洲，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去开创我国的南极科学考察事业。在出发前，党和国家的领导非常关心和重视，10月15日邓小平同志为中国南极考察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陈云同志也题词：“南极向你招手”，这极大地鼓舞了每一位南极考察队的队员，大家都想要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去攀登世界科学的高峰，去占领这片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尚未涉足的科学领域。10月13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考察队的同志们，并仔细认真地听取了考察队编队领导的汇报。万里副总理深情地嘱咐考察队：“要在思想上对困难估计得足一点，在装备上尽可能牢靠点，在生活上尽可能准备得丰富点，要保证不出事。”
当时的中国气象局领导，对气象部门参加首次南极科学考察工作也特别关心和重视。10月29日下午17：25，在南楼小会议室，邹竞蒙局长和章基嘉、骆继宾副局长，以及科教司王鼎新司长，气科院周秀骥院长和姚瑞新副院长，接见了南极气象研究室的全体同志。会议开始由南极室主任陈善敏介绍了南极气象研究室的卞林根、薛正夫、蒋维东、张永萍、李松如等五位同志的情况，并简要地汇报了中央领导接见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时的讲话精神，以及南极气象科学考察的准备工作情况。
骆继宾副局长首先讲话，他说：你们这次出发是我们国家第一次自己组织赴南极进行科学考察，也是我们气象部门第一次在中国领土之外建一个气象站。任务十分光荣，同时也十分艰巨，在我们气象部门也是一次“零”的突破。
南极气象是气象科学领域里的一门新的学科，目前还仅仅是开始，今后会有新的更大的发展。你们几位都很年轻，这个学科有了一个新的起点，所以你们肩负的任务是十分光荣的。苏联有一个1500多人的极地研究所，印度也开始了南极科学考察工作。我们中国也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南极科学考察队伍，这个任务有着深远的意义，也是非常光荣的任务。你们经过了长期充分地准备，相信你们一定能胜利圆满地完成建站考察任务。
接着章基嘉副局长讲话。他说，他今天我是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来欢送我国第一支南极科学考察队整装待发的气象工作者，你们肩负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南极气象科学考察的科学意义十分深远，我们知道在研究大气科学领域中，不可能孤立地只考虑北半球大气，南北半球之间的能量、热量和水汽相互交换是存在的，而目前我们对南半球以至南极的情况了解的并不多。今后无论是中期还是长期天气预报，都必须要注意南半球的影响。要建立全球大尺度大气环流模式，也一定要利用南极的气象资料。目前对南极影响全球大气变暖还是变冷的看法尽管不一致，但都认为南极是起很大作用的。在季风研究中，南半球对北半球的影响也可推测到南极。所以研究南极天气对今后中长期天气预报是必不可少的。
另外，今后发展的趋势是研究大气和海洋的相互作用，许多研究海洋的科学家对大气给予很大的注意，今后我们气象工作者要更加注意海洋的影响。我们知道南极的冷洋流在东南太平洋沿南美洲的西海岸一直北上到达秘鲁沿海，而厄尔尼诺现象会影响到西北太平洋沿岸，现在这类论文不少，这个课题也十分重要，这是海气相互作用的集中表现，其中也可以看出南极的作用，我希望你们也要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苏联的极地研究所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性研究单位，现在我们只设立了一个南极气象研究室，也只有6个人，今后可以发展得更大，由一个室变为一个研究所，并逐步开展各项研究工作，这也是四化建设发展的要求，所以它必将有一个快的发展。
今天我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来欢送你们，并希望你们在执行考察任务的过程中，注意身体、注意安全。已经去过南极考察的两个同志要尽量照顾第一次去的同志，你们会碰到许多困难，千万要注意安全。
周秀骥院长接着讲。他说，我和老姚是代表气科院来欢送你们赴南极考察的几位同志。你们肩负着我国气象科学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考察任务，这是一项很光荣的任务。国际上南极考察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了，在科学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业。日本的文部省的极地研究所也有相当规模，也是一个综合研究所，包括天气动力、大气物理、高层大气物理、地磁学和冰雪等研究，每年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我国的南极科学考察刚刚开始，你们就是一批开创的同志，年轻的事业是要靠年青人去做。现在你们只有6个人将来是要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我们的南极气象事业。我觉得我现在还可以去一去，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南极有许多大气物理现象，有很多现象我们还不了解，包括一些大气的声、光、电现象。大气环流的循环是从极地下沉，而赤道是上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循环。既然现在作为一项重要的项目发展，我希望你们把南极的观测长期搞下去，到2000年南极科学考察工作一定会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次考察活动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希望你们注意安全、注意身体，把任务顺利完成。
最后邹竞蒙局长讲话：刚才基嘉、继宾、秀骥同志都已经讲过了，我也是怀着非常高兴和羡慕的心情来欢送你们。气象部门第一批参加南极考察的同志们，你们是执行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过去我们也陆续派出一些科学工作者，参加其他国家的考察队到南极。这次是我们自己国家第一次组织考察队去南极，还要建立一个考察站，这在中国盘古开天来讲是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工作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南极的磷虾、南极的矿藏相当丰富，目前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我们中国经过解放以后30多年的奋斗，到今天才组织中国自己的科考队去南极考察，这也说明了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
你们是开创中国南极考察工作的先驱者，在我们气象部门也是第一批同志。开创性的工作是艰苦的，正如万里副总理讲的“在苦中求乐”。希望你们发扬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精神，把中国的南极科学考察事业搞上去。你们都很年轻，善敏是最大吧？都还算是青年，是一批南极气象工作的种子选手，肩负着开创我国南极气象事业这项有着重大意义的工作。在气象部门你们是代表全国67000名气象工作者，希望你们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你们这批种子队员要在思想上、工作上、身体上都将得到一次锻炼。国家花费很大投资，希望你们为国家争口气，为祖国争光。
　　你们要全面完成考察任务，按照万里副总理讲的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国内把准备工作考虑得周到一些，希望你们平安回来，丰收而归。你们要知道，虽然你们远渡重洋，远离祖国，但全国人民都是你们的后盾，我们气象局的全体同志也是你们的后盾，家里有什么困难，我们要为你们解除后顾之忧，还有接送的问题请鼎新同志安排一下。
　　骆副局长还嘱托：这次执行任务你们是和许多单位一起，同时还有船上的同志们，希望你们和兄弟单位搞好团结。你们11月20日由上海出发，到时我们去送你们。
　　邹局长最后讲：预祝你们胜利完成任务凯旋而归！我们还要到上海去迎接你们。

《风雨征程——新中国气象事业回忆录——第二集》

邹競蒙在上海港给考察队送行 章基嘉与考察队员在南极长城站 七、改革开放之初的我国南极科考事业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全体队员 每当我回想起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和54名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队友，奔赴南极荒原去开创我国南极科学研究考察事业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在出发前，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南极考察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陈云同志题词：“南极向你招手”，极大地鼓舞了大家，体现了党和国家以及全国人民对南极科学考察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我们每一位南极考察队的队员，都抱着要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去攀登世界科学的高峰，去占领这片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尚未涉足的科学领域。对我来讲，也是一段非常值得骄傲的经历，是抱着为开创我国极地气象科学考察事业，为气象人争气的心情，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
1、我国南极科考事业的起步
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们国家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与国际上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加大。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可以说是 “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有许多事情摆在面前要办，可是当时我们的家底还很薄，是“捉襟见肘”。但是党中央和国务院还是下决心，为使我国科技事业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积极支持我国的南极科学考察事业。国家对发展南极科考事业做出了规划，成立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为了了解南极、研究南极，从1980年开始，国家就有计划地，挑选各相关学科的三十几位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派出参加友好国家的考察队奔赴南极。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德国的南极考察站和考察船上，进行了气象、冰川、地质地貌、地球化学、海洋物理、海洋生物等学科的考察，其中包括派往智利南极考察队的我。这批年轻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在获得大量的数据资料、标本样品后，撰写了一些科学论文和报告，同时也向友好国家学习了开展南极科学考察以及建立科学考察站的经验，为我国1984年独立组队赴南极建站开展南极科学考察打下了基础。
1984年9月24日至10月5日，我作为中国南极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在联邦德国不来梅港举行的第18届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ientific Committee on Antarctic Research SCAR）会议。会议期间代表团介绍了中国南极考察的概况，并提交了加入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的申请。我还参加了南极大气科学组的分组会议，在讨论过程中介绍了我国南极气象科学考察研究取得的初步成果以及未来发展的设想。会议进行过程中，各国的科学家们都非常关心中国南极科学考察进展，特别关注我国将要独立组队赴南极开展科学考察的准备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在国际南极事务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2、踏上南极洲的中国科考队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由两队、两船四部分组成，全编队共有591人，除编队指挥部机关40人外，其中：南极洲考察队有54名考察队员；南大洋考察队有74名考察队员；“向阳红10号”远洋综合考察船有115名船员；海军“J121号”打捞救生船有308名船员。我所在的南极洲考察队是这次考察编队的核心，我们又叫它“登陆队”，是代表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踏上南极荒原的先锋队，所以每一个登陆队的队员都感到十分地光荣。当我们接受这项艰巨任务时，就清醒地认识到，填补南极气象科学考察研究空白的责任，也就落在我们的肩上。南极洲考察队主要的任务是在编队党委的组织领导下，在其它三个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在南极建立我国第一个科学考察站——南极长城站，以及开始我国独立的多学科的南极科学考察。
1984年11月20日，由“向阳红10号”和“Ｊ121号”两艘万吨级远洋轮组成的科学考察船队，满载着中国南极考察健儿离开上海港，驶往大洋彼岸。我们横跨浩瀚的太平洋，穿过炎热的赤道，途经大西洋，越过183个经度和98个纬度，行程一万八千多公里，驶向地球的最南端——南极洲。考察队员们不仅要做好准备经受日夜相反的“时差”；而且还要经历从冬到夏的“季差”调整。特别是长期的海上生活，对每个考察队员来讲都是个考验，都说海上“无风三尺浪”的确如此，在穿越大洋的过程中，船体时刻都在摇摆，最大倾斜度超过45°，舱内的物品滚来滚去，我们每个队员几乎都呕吐过，所以每天到船上饭厅吃饭的人寥寥无几。
经过远渡重洋的历练，考察船队编队于12月19日抵达阿根廷南端火地岛上的乌斯怀亚港。我国驻阿根廷使馆的同志前来迎接，当地海军军乐队也来欢迎。在这里我们又补充了淡水、油料以及蔬菜食品等，考察船队就直插南极半岛。12月26日，考察编队抵达南极洲的麦克斯韦尔湾，“向阳红10号”和“Ｊ121号”两艘船在海上锚驳待命。编队领导安排了三天时间，派 “海豚”式直升飞机和“长城1号”登陆艇实地勘察，选择站址。12月30日下午，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54名考察队登陆队员乘上“长城1号”登陆艇，终于踏上了冰雪覆盖的南极。12月31日，南极考察队在乔治王岛上举行长城站奠基典礼，我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插上了南极洲。
3、艰苦建站和科学考察工作
中国南极长城站的站址位于西南极洲南设得兰群岛乔治王岛南部（62°12'59"S；58°57'52"W），站区平均海拔高度10米，距北京直线距离17501.949千米。考察队利用南极正处于“盛夏”的最佳季节，夜以继日地开展建站工作。
长城站主体建筑是两栋高架式钢框架结构的桔红色房屋，其中一栋是工作室，另一栋是宿舍。另外，还有一些附设的建筑物，如：物资仓库、食品仓库、油库、发电机房、邮局、通信台和设备齐全的气象站。考察队员们既是科考队员，又是建筑工人，同志们每天工作16～18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南极恶劣的气候条件，给建站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但同志们发挥着团结奋战、顽强拼搏的精神，创造了令人吃惊的建设速度。在全体考察编队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1985年2月15日胜利完成了建站任务。从此，中国科学家有了自己的南极考察基地，为研究南极，合理利用南极作出中国人的贡献。我们仅用了46天的时间就建成了一个设备齐全的科学考察站，而且还实现了当年建站、当年越冬的创举。一些外国考察队都不敢相信，中国考察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建成了长城站，都来亲眼看看我们这批中国人创造的伟大奇迹。
建站工作是考察队的首要任务，但更重要的目的是科学考察，登陆队的同志们在一边建站的同时，抓紧开展各项科学考察活动。为了保证气象资料的完整性，从1985的1月1日起，我们就利用随身携带的轻便仪器进行观测，积累宝贵的资料。随着设备逐步完善，先后开始了地面气象观测、高空风观测、气象卫星云图接收处理、气象资料通信传输和天气分析预报等考察业务。当我们接收到第一份气象报和第一张气象卫星云图时，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在气象站观测场里两座高耸的测风铁塔，白色的百叶箱和围栏以及错落有致的气象仪器，是长城站别致的景观之一。外国考察队来参观时，都称赞从未见过这样正规的南极气象站。
1985年2月20日，中国南极长城科学考察站胜利建成， 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为团长的代表团，从北京赶来出席了长城站落成典礼。他们并向全体南极考察队员转达了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全国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慰问。南极长城站的建成填补了我国科学事业的一项空白，标志着我国的极地科学考察事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长城站的建成，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在人类和平利用南极的事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乔治王岛上的阿根廷、 智利、巴西、苏联、波兰、乌拉圭等国的南极站站长、科学家和美国“公主”号考察船船长等也来出席了长城站落成典礼。当鲜艳的五星红旗随着庄严的国歌徐徐升起的时候，我们这些为建设南极长城站废寝忘食、爬冰卧雪、辛勤劳累、不畏艰苦、从不掉泪的硬汉子们，却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就是我们这批中华民族的儿女，用自己的血汗，在南极冰原上建起了一座新的长城，亲身经历和见证了这件轰动世人的历史。
4、中国南极考察队凯旋归来
1985年4月10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船队顺利返回上海。5月6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国首次南极考察庆功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万里、习仲勋、方毅、彭冲、余秋里、周谷城、杨得志、张爱萍等出席了庆功会。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向全体考察队员热烈祝贺和慰问。他说：“南极考察事业对我国来说，仅仅是刚刚起步，与有些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摆在你们面前有许多工作，也有许多困难，要真正做出新的成绩，还要付出更大努力。希望你们再接再厉，踏踏实实，发奋努力，使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近30年来，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中国的极地科学考察事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冰天雪地的南极洲建立了中国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两个常年科学考察基地，还在北极建立了黄河科学考察站。目前正在筹备在南极冰穹A建立第三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在科研方面也开展了系统的有组织的研究项目，取得了令世人赞撼的成果。另外，在国际南极事务中，为我国赢得了合法的地位和权益。南极队员树立了难能可贵的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南极精神”，也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积淀，我国的科技事业，包括南极科学考察事业，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亲历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

中国南极长城考察站奠基 章基嘉与考察队员们在一起 万里和胡启立接见全体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队员们 八、开创南极气象科学考察研究事业的回忆 1984年11月20日，“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J121号”救生船两艘万吨巨轮，载着中国首次南极和南大洋考察队的健儿们，伴随着热烈欢庆的锣鼓和雄壮有力的乐曲声，先后起锚离开上海港。考察船队将横跨浩瀚的太平洋，穿过炎热的赤道，途经大西洋，驶向地球的最南端——南极洲。他们肩负着祖国重托和人民的希望，开始了中国人独立考察南极和建科学考察站的工作，去开创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伟大事业。
1982年，我受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的派遣，参加智利南极考察队，赴智利南极马尓什基地进行南极气象科学考察。由于是到别国的考察站工作，一切都必须听从人家的安排，原商定的考察计划还未完成，一些考察项目也未能够进行完，就被调遣回到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说实话，当时我的心真有难以言状的苦衷，那是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1984年9月我作为中国南考会组团的成员，到西德国的不来梅港，参加第18届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实质问题的时候，由于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立考察站，不能作为该委员会和“国际南极条约”的正式成员，所以中国代表团和其他国家的观察员都被主席“客气”地请出会场，到外面走廊大厅去休息，喝咖啡。这种尴尬的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国际讨论人类共同关心的南极事务的会议上，中国的代表不能发表意见，这是与我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的。当时我们也憋着一股气，一定要尽快在南极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考察站，把五星红旗插到南极冰原。
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这不能不让人们欢心鼓舞。国内多数新闻单位，电台、电视台、报纸和杂志都在显著位置上报道这一惊人的喜讯，一些记者也随队作跟踪采访。许多国家对考察队将登上南极也非常关注。在这批首次南极洲考察队的队员中，就有我们气象部门的四名中青年气象科技工作者—陈善敏、卞林根、薛正夫和蒋维东。当我们接受这项艰巨任务时，就清醒地认识到，填补南极气象科学考察研究空白的责任，也就落在我们身上。
考察船队驶出了长江口，我回到自己的舱位，脑中浮现出考察队出发前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在上海码头的欢送仪式上，邹竞蒙局长右手紧握着我的手不断地摇动着，左手轻轻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嘱咐我们，要在考察队编队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与各部门密切配合，注意团结协作，一定要完成考察和建站任务。此情此景充满着信任、鞭策、期望和鼓励。局科教司和气象科学研究院的代表，上海气象局王雷、唐新章两位局长和市局的一些同志们也赶到码头欢送我们，他们深知赴南极一路上航行的辛苦，于是给我们每人送来一大包开胃食品。这些真诚的同志情意，体现了全国气象部门六万多战友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使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南极的气象科学考察队员深受感动。
　　南极大陆是一片荒漠神秘的冰原。人类探索它的奥秘是在大约200多年前才开始的。虽然目前世界已进入太空时代，但是我们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并不十分了解，尤其对南极的认识更知之甚少。由于南极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又要远渡重洋，穿越海冰区，因此，登上南极大陆是一项极为冒险的活动。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前后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南极科学考察，特别是1957-195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以来，许多国家在南极设立了常年的和度夏的科学考察站，进行了有计划的、多学科的综合性科学考察。1981年我们成立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先后选派了23位有关学科的科技工作者参加阿根廷、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和日本等友好国家的南极考察队，进行了气象学、海洋学、地质学、冰川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科学考察，为我国组队进行独立科学考察和建站打下了基础。在这批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中，就包括我们气象部门的卞林根、王友恒和我。在南极综合科学考察中，气象学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各国在南极科学考察站，都设有气象观测项目，并开展了有关南极大气科学的研究工作。派遣人员赴南极考察，也首先要考虑当地的天气气候特点以及变化规律。在学习了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开始规划我国的南极气象科学考察研究规划。
　　1984年初的一天，气科院副院长张家诚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局里准备在气科院组建南极气象研究室。他已向局领导建议，把我由气象中心调到气科院，负责此项组建工作。因为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并且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要树立献身的精神，希望我能带领院里的几位年青人把这副担子挑起来。张家诚同志是我十分敬重的师长，他的殷切的期望和鼓励给了我很大勇气。骆继宾副局长也亲自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并询问对开展南极气象科学考察研究的想法。1984年6月1日，局办公会议正式研究决定，在气象科学研究院设立南极气象研究室。在局、院有关领导和同志们支持、帮助下，南极气象研究室很快成立起来，并立即着手参与首次南极考察队的准备工作。在那次局办公会上还决定，在南京气象学院当年即将毕业的学生中，抽调三名到南极室。此后，我专程去南气院洽谈。南气院的领导非常支持，先在学院组织了一次报告会，由我向学院的教师和同学做南极科学考察报告，吸引了许多年轻的学生。一些应届毕业生要求参加南极科学考察事业的热情相当高，积极报名参加南极考察。在学院领导的关怀下，在高校毕业分配前，我们挑选了学习、品德、身体等各方面比较好的、愿意从事南极考察事业的张永萍、李松如、蒋维东三名同学，调到南极室。他们中年仅19岁的小蒋，就和我们一起参加了首次南极考察队，当时他是整个考察队中最年轻的一名队员。
　　首次南极考察队日夜兼程，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航行，於1984年12月26日穿过南美洲南部的德雷克海峡抵达南极洲，全部航程为11171海里。到达南极海峡时考察队员们一齐涌上甲板，海上的浮冰区冰山林立，有金字塔形、平台形等各种形状，我们见到最大的一块长约1000米，宽有300米，高有50米。估计露出海面的仅是整个冰山的1/5。海豹懒洋洋地躺在浮冰上；鲸在水中翻腾，有的还喷出几十米高的水柱；一群企鹅也在雪白的冰山脚下整齐地排列成队，像是欢迎来自中国的南极考察队员们。船队抛锚停在麦克斯威尔湾，这里是南极半岛顶端南设特兰群岛中最大的乔治王岛海域。编队党委决定派人乘“海豚”式直升飞机和“长城1号”小艇实地勘察，选择站址。三天的时间里郭琨队长带着我们白天巡视调查，晚上回到船上几个人趴在老郭住舱的地板上，从气象、地质、海洋等环境条件的角度对九个预选站址进行比较，写出了论据充分的倾向性选址报告。那是几个不眠的夜晚，虽然日落只有3－4个小时，但因为有太阳的散射使整个天空仍然是明亮的。我觉得我不仅是在为我国南极长城站分析气候背景情况，而且是在为我国第一个本土以外的气象站选址。由于我们的工作相当细致和充分，29日晚北京来电，正式批准了选址方案，大家兴奋得久久不愿去睡。12月30日下午，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54名考察队登陆队员终于踏上了冰雪覆盖的南极洲。
登陆队原计划搭好帐蓬，留下几名看守队员即回到船上过夜，待次日再带上部分行装物资和仪器设备，返回站址举行中国长城站奠基仪式。由于天气突然变化，海上掀起很大风浪，我们全部登陆队员被困在岛上。当晚我们将准备留给看守队员的几包方便面煮了一大锅汤，加上几听罐头，将就地吃了第一顿南极餐。54人分别围坐在几个帐篷里，畅谈我国南极考察事业的美好前景，激动的心情驱赶了一天的疲劳，外面大风呼啸也未能影响大家谈论的兴致。南极的夏夜是那样地短暂，不久就迎来了南极那美丽的曙光，新的战斗的一天又开始了，艰巨的建站任务在等待着我们。
首先就是要在岸边建一个卸货码头，队里集中主要兵力，投入了这场艰苦的战斗。大家冒着暴风雨雪，站在冰冷的海水里，仅用了五天的时间就建成了一个长29米，宽6.2米，深3.1米的码头。这样，500吨建站物资和考察仪器，就可以用吊车直接由货船卸到运输车上，大大加快了卸货速度。在长城站总体布局中，主体建筑是两栋高架式钢框架结构的桔红色房屋，这是专门为南极设计的。其中一栋是工作室，另一栋是宿舍。房屋的特点是保温、防火、抗风、抗寒，还可以防止被雪封埋。另外，还有一些附设的建筑物，如：物资仓库、食品仓库、油库、发电机房、邮局、通信台和设备齐全的气象站。考察队员们既是科考队员，又是建筑工人，同志们每天工作16～18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南极恶劣的气候条件，给建站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但同志们发挥着团结奋战、顽强拼搏的精神，创造了令人吃惊的建设速度。我们仅用了46天的时间就建成了一个设备齐全的科学考察站，而且还实现了当年建站、当年越冬的创举。一些外国考察队都不敢相信，他们花费至少两个年度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国考察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做完了，纷纷来到长城站，要亲眼看看我们这批中国人创造的伟大奇迹。
建站工作是考察队的首要任务，但我们并没有忘记科学考察，而是边建设边科考。为了保证气象资料的完整性，从1985年1月1日起，我们就利用轻便的仪器进行观测。随着设备逐步完善，先后开始了地面气象观测、高空风观测、气象卫星卫星云图接收处理、气象资料通信传输和天气分析预报等考察业务。观测场里两座高耸的测风铁塔，白色的百叶葙和围栏以及错落有致的气象仪器，是长城站别致的景点之一。外国考察队来参观时，都称赞从未见过这样正规的南极气象站。
1985年2月20日大雪纷飞，乔治王岛银妆素裹，衬托着考察站新建的桔黄色主体建筑更加美丽。这是中国南极长城站落成的日子，祖国亲人派代表团来到长城站，阿根廷、 智利、巴西、苏联、波兰、乌拉圭和西德的南极考察队也派代表出席落成典礼。代表团团长、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同志宣读了国务院的贺电。长城站的建成填补了我国科学事业的一项空白，标志着我国的极地科学考察事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长城站的建成，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在人类和平利用南极的事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章基嘉副局长作为代表团的副团长也来到长城站，代表局党组和气象系统的同志看望我们。他对我们的出色的工作非常满意，对长城站的气象站非常赞赏。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随着庄严的国歌徐徐升起的时候，我们为建设南极长城站废寝忘食、爬冰卧雪、辛勤劳累、不畏艰苦的硬汉子们，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我们这批中华民族的儿女，用自己的血汗，在南极冰原上建起了一座新的长城。
南极长城站建成后，南极气象研究室与有关单位的气象科技工作者一起，集中力量，利用首次南极考察获取的宝贵资料以及所有可能获取的资料，在南极的天气与气候、近地面微气象、大气化学、卫星气象等方面组织了科研攻关，并取得一批研究成果。1986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南极大气科学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十多个单位的科研工作者。气象界的老专家谢义炳先生和陶诗言先生以及周秀骥院长也参加了会议，并和我们一起讨论了如何开展南极大气科学考察研究的合作问题。会上提交了29篇论文，涉及了南极大气科学的诸多领域，会后编辑出版了《南极科学考察论文集第四集——南极大气科学》。1989年我国在东南极大陆上，又建成了中国南极中山站，并设有一个气象台。世界气象组织分别于1985年3月12日和1989年8月2日分配给长城站和中山站站号为“89058”和“89573”，还将这两个站纳入世界天气监测网。两个站的气象观测资料可以通过全球通信系统传输到各气象中心和气象台站，供各国气象工作者使用。这两个站已成为我国的南极气象科学考察和研究基地，使我国的南极气象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对推动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气象事业回忆录——第三集》

在风暴雪中观测风速 在观测场安装辐射仪 南极考察队员在讨论天气 在考察站实验室用仪器测雪样 九、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卫星气象业务的发展 我国的“风云”气象卫星 从我国气象卫星和卫星气象业务发展历史来看，可以说它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之初，为改变我国气象科技水平落后的状况，促进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在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关心下，我们就制定了气象卫星发展要将极轨气象卫星和静止气象卫星同时并举的总体思路。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拥有极轨气象卫星和静止气象卫星两大自主的、系列化的业务体系。1988年9月7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 “风云一号”A星极轨气象卫星，到1997年6月10日又发射了“风云二号”A星静止气象卫星，2008年5月27日发射了“风云三号”A星新一代极轨气象卫星，2016年12月11日发射了“风云四号”A星新一代静止气象卫星。我国的气象卫星和卫星气象事业，由看别人走、跟别人学、追别人跑，发展到现在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甚至有些卫星探测的技术水平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风云四号”A星首次提供的彩色卫星云图，反映的云系的结构和地物的特征，层次丰富、纹理清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特别是卫星上的“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采用红外高光谱干涉分光遥感技术，探测到大气的垂直结构，使我们的气象卫星对大气探测从二维观测进入到了三维综合观测。这项技术，已领先于欧美第三代静止气象卫星的水平。下面就将我了解的和经历的几件有关开展气象卫星和卫星气象的事情介绍如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的气象科技和业务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很大。特别是对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现代化的气象科学技术引进不多。在规划我国人造卫星发展之初，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先生就提出要搞气象卫星的设想。1965年6月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赵九章先生带领中国气象学会代表团赴法国考察，当时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局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蒋金涛同志作为副团长随同前往，局里还有易仕明同志也参加了考察。这是我们气象部门，经过多年处于封闭状态，第一次派团赴西方国家考察。通过考察使代表团开阔了眼界，看到并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对我国气象业务和科研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代表团对法国的气象观测仪器设备，计算机在天气预报中的应用等方面做了综合考察。内容包括高空平移气球观测站、防雹试验基地、气象仪器研究试验室自动气象站、毫米波测云雷达、空气污染观测、机场人工消雾设备、天气图填绘自动化等。代表团还参观了法国的卫星气象中心，对卫星气象业务的开展，也做了比较仔细的了解，并带回了一张气象卫星云图照片。代表团回国后，向局领导和科研业务人员详细介绍了这次考察的情况，大家对卫星云图照片非常感兴趣。当时中央气象台的骆继宾与蒋金涛商量是否我们也能开展接收云图业务，设法从国外引进一台卫星云图接收设备。但由于西方对中国在高新科学技术方面的封锁，直接购买非常困难。后来金涛同志，通过我国在东欧的驻外使馆，引进了一套APT卫星云图接收设备，之后因文革开始此事也就搁置下来。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非常重视。在文革期间，虽然许多部门的工作都停顿了，但中央气象台的业务工作，仍然坚持没有中断，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周总理也十分关注气象业务的发展，还非常关心卫星气象业务的开展。1969年1月下旬的一次强冷空气来临，席卷了全国大部分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很多地区下了冻雨，致使全国大范围通讯中断、电网停电、交通受阻。更严重的是，电力线网和通讯线路，被沉重的冰凌压断；木头的、水泥的、钢架的电杆和铁塔，也被冰凌压弯折断；铁路轨道结冰，火车停运，短时间内很难恢复，直接影响着脆弱的国民经济，对国计民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得知了这场寒潮造成的严重灾害后，十分焦急。他于1月29日和2月7日两次紧急召见邮电部、铁道部和中央气象局的同志，一起研究这一问题，商量应急对策、讨论采取措施。我有幸陪同局军代表沈敏同志和张乃召副局长，赴中南海的西花厅，参加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与几个部门的讨论。周总理除了感叹气象通信和气象资料收集和气象探测技术的“落后”状态外，他还非常关心气象卫星工作。他指示：要自力更生改变落后面貌，应该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和气象火箭。在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没有搞出来以前，要想办法接收美国的气象卫星传递的资料。1970年中央气象局与军委气象局合并后，为筹划开展研制气象卫星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气象部门与空军、海军和中国科学院大气所等单位组成了311研究组进行调研，并于1971年7月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卫星气象中心站”，这就是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前身。
　　按照周总理的先设法接收外国气象卫星传递资料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大气所组织人力研制出了接收国外极轨气象卫星云图的接收设备。1969年下半年张乃召副局长和当时中央气象台短期预报科科长骆继宾研究，决定在中央气象台开展气象卫星云图业务，并委派柳振华等同志去大气所学习气象卫星云图接收和机务维修。1970年夏，中央气象台成立卫星云图接收组，利用大气所研制的接收设备，接收美国极轨气象卫星ESSA-8发送的云图图片。此后又用定点厂生产的新设备接收NOAA系列的卫星云图。为提高云图接收质量，北大地球物理系、中国科学院大气所和中央气象台在电磁干扰小的北大未名湖畔的体斋成立了联合气象卫星云图接收站。中央气象台的柳振华、杨祖芳、郑光荣和张敏等同志每天都骑着自行车轮流去值班，并将接收到的卫星云图资料再从接收站带回到短期预报值班室提供给预报员使用，开始了卫星云图在日常天气预报业务中的应用。随着国外气象卫星探测技术的提高和国内接收设备的逐步改进，中央台除接收可见光低分辨云图外，还开展了接收红外云图，高分辨云图业务以及接收日本静止气象卫星云图的业务。此后，中央气象台领导根据气象卫星探测技术的发展，接收国外卫星资料的增多以及卫星气象业务在天气分析预报的广泛应用，开展了日常气象卫星云图业务，并指定由我负责。卫星云图大组包括：机务组组长柳振华、曹兆美；接收组组长王自祥、张敏和分析组组长范慧君。除每天向值班室提供云图资料外，分析组与陶诗言先生带领的大气所的一些同志，定期在中央气象台卫星云图分析组会商，与我们一起分析研究接收的卫星资料，分析组也派人参加每天的天气会商值班。1980年局里决定将接收国外气象卫星资料的任务转交给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云图接收组和机务组由中央气象台调到了卫星气象中心，卫星云图分析工作仍留在中央台。中央气象台除了本身开展卫星气象业务外，还和大气所联合办了几期培训班，对各省气象局和气象台以及部队气象部门的技术人员做过几期培训，使得接收和应用国外气象卫星云图的业务在全国气象部门得以广泛的推广和应用。1982年5－6月受到局里派遣，我赴曼谷参加世界气象组织和亚太经社理事会台风委员会组织的“利用卫星资料预报热带气旋讲习班”，并将从讲习班学到的应用气象卫星资料分析和预报热带气旋的位置、强度以及估计大风和降水量的德沃勒克（Dvorak）方法，介绍到国内，在以后的国际台风业务实验（TOPEX）中得到了应用。
　　1982年底，我接受了局里指派参加智利南极考察队，前往智利马尓什南极考察站的考察。1984年我又调到气科院组建南极气象研究室，并参加了首次中国南极考察队赴南极建立南极长城站和开展南极气象考察，从事开创南极气象科学考察的任务。从此，我也就离开了卫星气象业务工作，投入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另一项科技突破项目中去了。本人虽然只是接触过一些卫星气象资料应用方面的工作，但是对于气象卫星探测技术和卫星气象业务非常关注，因为它是我国气象科学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来我国的气象卫星和卫星气象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刻苦钻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每次我国利用气象卫星探测资料，开展卫星气象业务取得可喜的成就时，我都会兴奋不已，使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我们更加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一定能够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科技强国，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一定能实现。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征文》

风云气象卫星照片（一） 风云气象卫星照片（二） 风云气象卫星照片（三） 十、当好国家气象中心退休党总支的班长 国家气象中心退休党总支书记—陈善敏 2001年底退休时，虽然我曾离开过国家气象中心，调到气科院、南楼机关、华云公司有十多年，但我在中心工作有二十多年，中心的老同志都了解我，大家也都非常熟悉。所以在中心成立党总支时，大家都十分信任我，选我担任总支书记。下面我再介绍一下，五年来在国家气象中心党委和局老干办领导下，我和总支的同志们一起，配合中心老干办，在“自我管理”方面，发挥老干部作用的情况。
　　1、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做好党建工作

几年来，我和党总支一班人，坚持学习政治理论，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文件时，自己无论事务工作多忙，都挤出时间通篇研读，领会精神，还带领总支和各支部的委员一起先学一步，并带头在全体党员中进行宣讲。在2005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自己认真通读先进性教育的所有材料，做好笔记，积极参加中心组织党员知识答卷活动。在先进性教育的四个阶段，事先都有计划，并在全体退休党员大会上做动员，每个阶段结束也都做总结。一些在职的同志都称赞，老同志对党的感情最深，学习最认真。2006年6月我还获得国家气象中心“学习党章做合格党员”征文的一等奖。
为了使党总支更好的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我们总支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为加强党总支工作制度的组织建设，建立起日常工作的自我运行机制。在我的提议下，形成了四项制度。① 建立了日常民主商议制度 中心老干部中碰到关键事、紧急事或与大多数人相关的事，党总支都要召开支委扩大会议统一思想、集思广益，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形成了民主决策的风气。② 建立年度工作研讨会制度 每年初总支和中心老干办都召开工作研讨会，把中心的老干部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做到当年工作有总结，来年工作有计划。同时，邀请局老干办和中心领导以及有关部门同志出席工作研讨会，进一步加强与各级领导的沟通。③ 建立老同志信息反馈制度 我们建立了老干部与中心领导和职能部门之间的正常沟通渠道，每月第一个星期三是全体中心老干部的例会，把这项工作定格为既报喜又报忧，真正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也确实帮助中心的老同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④ 建立“三自四好”评比制度 每年在退休人员中开展“三自四好”的评比工作。年底表扬一批“三自四好”先进个人，这项工作对“三自四好”工作在中心的推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还注重学习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在2004年和2005年与机关服务中心党支部一起举办座谈会，会前我准备了经验交流材料，通过座谈也学习了兄弟单位的好的经验。最近我们已经和北京市气象局老干办商量好，准备到他们那里去学习取经。
2、严格要求自己，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
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变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时时处处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在中心离退休同志中间，在党总支里我十分注意要“严于律己”，做一名副其实的好党员，事事走在前面，处处起表率作用。不仅要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且有为大家办事的方法和手段。在2003年非典期间，我起草了一封信，经党总支同意发给中心的全体离退休同志，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下，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另外还和老干办的几位同志一起，不顾个人的安危为大家发放临时出入证。2004年根据局大院改革精神，大中心要分为三个中心， 由于分家退休队伍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为实现老干部工作平稳过度，由我提议召开了总支扩大会，提出共产党员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在调整过程中做到“人心不能散、活动不能断、工作不能乱”，并及时与领导沟通。在我们的积极努力下，分家工作非常顺利，并且三个中心的退休同志们还一起，共同圆满地完成了建党83周年的文艺演出任务。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和党总支的同志们都非常重视，过完春节后就立即召开总支扩大会研究，并利用例会进行动员宣讲。在先进性教育过程中，由我组织召开了6次党总支扩大会，结合老同志的特点，对每个阶段都有安排、总结。由于组织得比较好，先进性教育基本覆盖了每个党员，使全体党员真正受到了教育，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
3、用感情、动真情，把老同志紧紧凝聚在党总支周围
中心的老同志们评价我是“为人正直，平易近人，有很强的亲和力”。离退休人员中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愿意和我商量，老干办组织活动也都找我共同策划。老同志生病住院我尽量抽时间到医院看望，老同志病逝也总要到八宝山送上一程。2002年分房时退休干部中有位80岁的老同志，因夫妻长期不合分居，自己独居北区平房，夏天潮湿、冬天寒冷。我知道后多次与老干办向中心有关部门反映、协调，最终为老同志解决了一套一居室住房，使这位老同志更好安度晚年，也使老同志体会到了组织的关怀。2001年大中心整合时，有一批提前退休的同志，年龄都在40多岁，这些同志思想比较活跃，由于提前退休出现各式各样的想法，为了稳定退休队伍我经常深入他们中间，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和他们促膝谈心，使他们很快调整心态，找到自己退休后的定位。中心还有一批50年代初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同志，因为级别待遇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产生一些情绪，我知道后立即与有关部门沟通，尽快落实了这批老同志的职级待遇问题。以自己的真心爱心，关心每一位老同志，用感情动真情，把国家气象中心的老同志凝聚在一起。
4、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心构建和谐社会积极做贡献
我平时十分注意耐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同时还积极与有关领导和部门沟通。几年来在老干部队伍中比较突出的焦点问题就是医疗待遇、福利待遇、改革成果共享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中心老干办、党总支的同志们想了很多办法。一方面积极与有关领导沟通，反映老同志提出的各方面问题；另一方面争取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并使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与此同时，我和中心老干办、党总支一起组织了许多活动，以开展专题报告的形式来启发老同志调整好心态，更好欢度晚年生活。这几年来在我的提倡下，陆续请了原副局长骆继宾同志为大家做“退休后换个活法”的专题报告；请原老干办赵东儒主任为大家做“如何过好老年生活”的专题报告。这些专题报告深受老同志的欢迎。同时我们还利用老干部例会和老干部工作会的机会，及时把上级领导的关心传达给老同志，又把老同志们的问题及时反映上去，帮助领导解决老干部关心的待遇问题，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这也可以说是支持了中心业务现代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促进的作用。
5、积极组织参与局里和气象中心老干部的各项活动
为活跃老干部退休后的生活，我积极主张要多组织老同志参加各种健康有益的活动。中心老干办和党总支组织了许多文娱和体育活动小组，自己也尽量抽时间参加活动。每年元旦春节，我们都组织老干部联欢会，为活跃气氛有时我还亲自担任主持人。
另外，我还担任了中国气象局老干部合唱团副团长，积极参与、协助局老干办做好合唱团的管理工作。在合唱团我注意尊重局老干办和几位团长，能团结广大合唱团团员，主动配合聘请的老师，为搞好合唱团积极出谋献策，化解矛盾，对全团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合唱团里，自己积极参与管理认真排练，配合局老干办圆满完成合唱团多次演出任务，得到老同志们和有关领导的好评。
2005年在全国气象部门“三自四好”先进表彰活动中，国家气象中心退休党总支被评为气象部门“三自”先进集体，我也被评为“四好“先进个人。
另外，再谈一谈对过好退休生活的几点看法
从2001年底起，我退休已经有五年了，自己虽然还被邀请干一些事，但总归和以前不一样，没有压力了。对于退休的老同志来讲，退下来以后主要的不是干工作，而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过好退休生活。下面我来谈谈对过好退休生活的几点看法。
1．要注意身体多参加活动 对于我们这些退下来的老同志，退休以后，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少给单位和家庭增添麻烦，这也是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另外，就是要多参加各种健康的、有益的、适合老年人特点的活动。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不仅个人心情舒畅，而且还广交了朋友。有了这些知心的老朋友，个人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可以相互倾诉、相互沟通，对于缓解不良情绪也十分有利。快乐地过好每一天，使自己的精神永葆青春。所以说，健康和老友，这两点都很重要。
2．要摆对位置调整好心态 我们老同志退下来后，要重新摆对自己的位置，今后的工作任务主要靠在职的年轻同志们来担当。相信他们也会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尽量低调，留给别人更大的空间。我们要经常换位思考，特别是对原来负一些责任的老同志，要真正相信在职的同志们会把工作做得更好，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更多的理解、更多的支持。老同志要理解支持年轻同志；反过来，年轻同志要尊重关心老同志。这样才有利于形成和谐的氛围。
3．大家共同培育和谐集体 为了使国家气象中心老同志们离退休后的生活更充实，我们总支和中心老干办的同志们通过统一思想，一致认为，必须依靠广大离退休人员大家的共同努力，一起把这个集体培育成为温暖和谐的大家庭。在贯彻“三自四好”活动中，我们依靠中心领导，调动骨干积极性，团结广大老同志，与老干办密切配合，在自我管理中发挥应有作用。在中心退休集体中，体现出一种新风气和新面貌，每个老同志都能以饱满热情，融入到集体中，共同创建一种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上述观点和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

先进集体国家气象中心退休干部党总支（一） 先进集体国家气象中心退休干部党总支（二） 十一、不忘初心使命、继承光荣传统 陈善敏 实践证明，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各条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普遍共识。通过学习，也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新中国，经历了70年的艰苦曲折的战斗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取得了令人瞩目成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全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幸福感越来越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我们为伟大祖国母亲，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这也充分说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出的“四个坚持”的正确性。同时证明了习近平同志倡导的，要树立起四个自信：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理论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制度自信；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文化自信。
新中国气象事业70年的发展过程，尤其是40多年改革发展实践，使我们也深深感到，我国气象工作与其它各个部门一样紧跟整个中国革命事业发展步伐，融入国家的发展的大潮，也反映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一个侧面。最近看到一篇反映孕育我国气象预报业务的“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材料，提到70年前新中国的气象局刚成立时，气象预报业务是一穷二白。而当时涂长望局长和赵九章所长决策，由著名气象学家顾震潮和陶诗言带领，在中央气象台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联心”将中国科学院与气象局的一些精锐人才聚在一起，承担起中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业务，并对全国天气预报业务进行指导。老一代气象工作者在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埋头苦干，克服了一个个难关，他们对气象工作的热爱，干事创业的热情，踏实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为年轻人做出了榜样。“联心”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一定能力的天气预报骨干，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填绘、分析、预报基本工具和工作流程，开创了会商室的集体预报制度，为建立完整的气象预报业务总体架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5年春，“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被撤销。同时，中央气象台预报科成立时，顺利地接替了“联心”的分析预报业务工作。之后，中央气象台会商室里，除了天气图资料外，又先后增加了卫星云图资料，以及数值预报产品等，使得天气预报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地提高。而今新一代中央气象台人发扬不断创新的精神，引进许多最新的技术，精心打造了一些有高科技含量和非常实用的新系统。回顾中央气象台预报业务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它是一代又一代中央气象台人发扬“团结奋进、顽强开拓、恪尽职守、创新奉献”精神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包含：“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反映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作为提升中国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措施。我们将体现中央气象台人核心价值观的中央气象台的精神，归纳为：“敬业、严谨、融合、进取”。也就是中央气象台人对气象事业无限热爱，全力奉献给气象工作的敬业态度；是中央气象台人对待气象工作饱满的热情，一丝不苟、刻苦钻研的严谨作风；是在中央气象台这个和谐集体中体现出的同志间真诚相待、互相配合的融合氛围；是中央气象台人具备的积极向上、知难而进、追求极致把一切做得最好的进取精神。这是我们老一辈中央气象台人和年轻一辈中央气象台人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发扬这种精神是我们承担我国气象业务“国家队”中每一个人的光荣责任。在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央气象台人的革命精神，传承和宣扬中央气象台光荣的革命传统，为实现科技强国的伟大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国家气象中心退休老同志的演出活动 国家气象中心退休党总支组织参观“北大红楼” 十二、我爱中央气象台这个大家庭 【写在前面】从2022年6月到11月，中央气象台离退休办公室和退休党总支为迎接二十大召开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组织了老同志们参加撰写自己的《我的气象人生故事》的活动。期间我把以前写的几篇回忆文章，整理为这篇《我爱中央气象台这个大家庭》。其中有些内容有点重复，在此作一个说明。 陈善敏 2001年中国气象局党组批准我回中央气象台退休，让我无比欣慰。因为我打心眼里热爱中央气象台这个集体。如今我退休已经20多年了，岁月可以催人老去，但却抹不去脑海中的记忆。
新中国建国初期（1950年3月1日），政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所属的直属业务单位——中央气象台。七十多年来，中央气象台的机构几经变迁，名称曾更改过好几次，人员也像流水一样不断更新和变动。早年，中央气象台曾一度与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合并，1978年后相继更名为北京气象中心和国家气象中心，此后又经历了两次分分合合。2019年又被世界气象组织命名为世界气象中心（北京）。其主管部门最早是中央军委气象局，后又改为国务院所属的中央气象局、国家气象局、中国气象局。但不管怎样变化，在对外发布灾害性和重要天气预报和警报时，一直都是沿用“中央气象台”这个名称。在我的心中“中央气象台”永远是一块金字招牌，我也愿意一直称呼它为中央台，因为它是我心里最热爱的集体。
1964年我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台。刚从学校出来步入社会，就能在国家级的气象业务部门工作，感到非常兴奋。在我第一次踏进中央气象台时，看到的是一幢红色的三层小楼（位于现气象科技大楼的南面，现已拆除）,门前有两颗海棠树。它伫立在一个地面气象观测场的北面，观测场周围上空架设了一片各式各样的无线电网。当我刚一走进大门，就被东侧房间里一位正在埋头工作的女同志拦住。她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透过一个推拉门的小窗，上下打量着我这位毛头小伙子。以后我才知道，她就是台里的老预报员，后来担任情报组组长的冯佩芝老大姐。那时中央台办公楼没有专职保安，都是由工作人员轮流在门口传达室值班。大家工作责任心很强，一面在门口值班，一面还将工作任务带在身边做。不一会儿电话叫来一位龇着两颗虎牙满脸堆着笑容的男同志，他步履矫健一路小跑热情地把我带上了二楼。这位是当时中央台办公室副主任兰洪同志，1969年我入党时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们一同分到中央气象台的一共是四位同学，除了我以外，还有杨増河、孙素芳和王易秋。当时的中央台台长是崔实同志。他专门在他的办公室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他的音容笑貌至今难忘。我被分配在短期预报科工作，科长姓方，后来换为洪世年同志，副科长是骆继宾同志。后来老骆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他在工作和生活方面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为了保证天气图分析的质量，科里还安排老预报员，如：牟惟丰、张驯良、程涛、潘汉明、袁信轩、陈联寿、李兆祥、余鹤书、李正齐、范永祥等对我们进行专门指导。这些老前辈有的已经仙逝，有的仍然在做着贡献，他们永远是我心中的榜样。
1973年10月，我被调到台办公室，在李先坤台长身边工作。李台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同志，他待人诚恳，作风朴实，并且放手培养年青人，充分发挥我的特长，给我压担子。当时台办公室有两位秘书，一位是王陵同志，她主要负责行政方面的工作；一位是我，主要负责业务方面的工作。王陵的工作热情很高，能力也很强，尤其是她那惊人的记忆力和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我至今难忘。后来中央台办公室设立秘书科，我和她一起搭班子，带领科里十几个人把台里的各项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
在中央气象台工作和生活的日子里，我常常为台里有一股积极向上的风气而感到自豪。在1966到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在最乱的时期，中央台的业务工作始终保持着正常开展，与国际和国内的气象通讯从来没有间断过，天气预报业务也从来没有中止过。记得1967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国务院许多部门工作都瘫痪了，只有气象局还坚持工作”。总理的赞扬是对我们气象系统广大职工工作的肯定和极大的鼓舞。1969年1月7日我作为中央气象台气象预报员陪驻局军代表沈敏和张乃召副局长一起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汇报当时影响全国的大范围寒潮灾害，这是我第一次与共和国总理有近距离接触。总理听完汇报，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气象工作对国计民生各方面都有直接影响，你们一定做好气象服务工作”。总理的谆谆教诲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中央气象台是个实时业务单位，凡有重大天气发生时，就要出“天气公报”，早晨七点多时会商结果出来，立即要写出公报文稿。经过签发定稿后，还要送到局办公室的铅印室排字、校对、印刷。与此同时，“天气公报”的附图，要送到印图组制版后，再用胶印机套版把图印出来。为了争取时间，把需要发送公报的各单位的信封事先都备好。在把“天气公报”的文稿和附图准备好后，大家再齐心协力投入繁忙的装订、装信封、粘贴工作。实际上，这时局办公室的通信员的摩托车，已在楼下等着要出发了。因为我们的“天气公报”必须要在十点钟前送到国务院的交换站，及时交给中央领导和各部门参阅。
在中央台这个集体中，不论是报务员还是预报员，不论在任何时候和情况下，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保证天气预报业务正常运行，保证气象业务工作的不中断，必须坚守岗位、齐心努力。全台的同志们不仅敬业精神很强，对待工作十分投入有责任心，而且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紧密配合，关系十分密切。准确、及时、创新、奉献，成了中央气象台这支铁军特别能战斗的金字招牌。让人欣慰的是，这种传统被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
1982年5月台领导派我赴泰国首都曼谷，参加亚太经社理事会和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所组织的“利用卫星资料预报热带气旋讲习班”，主要任务是学习德沃勒克（Dvorak）卫星云图分析方法，并在中央台和国内各气象台推广。同年11月我作为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员，被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选派到智利南极马尔什基地，参加智利南极考察队工作。1984年11月我再次踏上南极参加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历尽千辛万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南极长城气象站。
　　1986年组织上调我到中国气象局机关工作，后又在局所属的中国华云集团任职。这段时光里，人虽然离开了中央气象台，但台里的如何变化和成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2001年11月我光荣退休了，回到中央气象台这个集体让我颇有些落叶归根的感觉。20多年的退休生活，更加深了我与中央气象台的感情。中央气象台退休党总支是中国气象局大院成立的第一个党总支。领导和离退休老同志们十分信任我，让我连续担任了四届（12年）的党总支书记。能为大家服务，让我感到退休生活的充实和美好。在台党委的领导下和广大党员的支持下，我和离退休干部办公室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着力抓党的建设工作，想老干部所想，急老干部之所急，注意及时与领导和老干办之间的沟通，反映老干部的需求和意见；提出“轻松生活、和谐向上 ，我为退休集体做贡献”的文化建设理念；组织党员和广大退休老同志参加各项健康的、有意义的活动，在活动中大力倡导和宣扬正能量，使中央气象台的老干部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得到大院兄弟单位和局外单位的羡慕和称赞。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现在虽然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但我的心依然年轻。往事如歌，中央气象台这个集体给了我施展才华的舞台，给了我更多的温馨和关怀，给了我许许多多的美好记忆。
　　我爱中央气象台这个大家庭！ 世界气象中心（北京） 【附录一】

退而不休 执着热爱 为和谐集体作贡献

——记国家气象中心退休党员干部陈善敏同志

五位全国气象部门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附录二】

退休干部陈善敏同志先进事迹

【附录三】

一个为党真正做事的人

郭 义 平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气象中心合唱团一群老同志排着整齐的队伍，正在为演出进行排练。队伍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一位年逾古稀老人，他表情是那么的专注和投入。他叫陈善敏。
在气象中心老同志们都喜欢叫他老陈。老陈算是中央气象台的老人了，2001年在司局级领导岗位退休后，本该安度晚年的他，却一口气连续担任了12年退休党总支书记。这源自于他在老干部中的崇高威望和充沛的精力。平日里他上午总是很忙，但忙完了总是不忘到我办公室问问“有什么事没有”。
今天他穿了一件鳄鱼牌花格子衬衫，从里到外透着一副年轻人气派，一点也看不出他已经75岁了。一落座他就兴奋地和我说，来之前刚刚参加完中国气象局合唱团对外演出的彩排 ，作为顾问他对局合唱团近来取得的进步很满意。我不住地打量起他来，私心里想，难怪大家这么喜欢他，原来在其儒弱、谦和的外表下，骨子里总是透着一股子朝气。 作为一名老领导，虽总是一副长者风范，却没有一点架子。十几年来，他和在岗时一样，尽职尽责，把对党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了老干部工作中。
谈到对党和退休集体的感情，他说其实就是一种坚持，一种信仰，一种人生态度。2008年他提出“快乐生活、和谐向上”的单位文化建设理念，工作中他总是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开展适合老同志特点活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心老干部文化氛围。就在上周新一届党总支组织主题党日活动，到平谷鱼子山抗日纪念馆进行参观学习。全体党员面对鲜红的党旗，共同缅怀英烈，再一次感受到了作为党员的历史责任。 据老陈说这样的主体支部日活动至今已坚持了11年了。老陈虽然退了下来，但这个传统却被新一届总支传承了下来，对此老陈倍感欣慰。
在新总支成立后老陈曾给支部成员上过一次党课。他说，做好退休干部党的工作需要一种奉献精神。加入党组织无非是一种信仰，人生在世除了生物属性之外，还有社会属性，还有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还有一种担当和责任。我觉得为老同志志愿服务这项工作很有意义。 在老陈的影响下，中心这个退休干部大家庭，过去和现在，那里的共产党员大都发挥着模范和骨干作用，他们和老陈一样坚持信仰，默默无闻地工作，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今年三月一位老专家病重住院，思想上有些消沉，总支和支部闻讯后分期分拨去医院和他聊天，排解了他的苦恼，受到家属和医生的好评。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唱响时代主旋律，在党员群众中营造正确认识改革、支持改革、拥护改革，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的环境，党总支组织开展了“我的中国梦”“我的幸福家庭”等大型征文活动，广大老同志积极响应，由衷发出“新风正气扑面，对党充满信心”的心声。去年在举国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之际，中心老干部自编自演的大型情景诗朗诵《老有老的骄傲》，受到局领导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最近党总支搞了一项问卷调查，老干部们最喜欢的休闲方式竟是参加单位的活动。
　　老陈有点老顽童的性格，和他在一起总是愉快的。他喜欢旅游，特别喜欢和中心退休同志一起出去。去年他们自费去了三峡和台儿庄，今年又去了壶口瀑布等地方。据退休办一起去的同志回来讲；“有老陈在我们省心多了”。去年底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提出，老干部工作要坚持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的价值取向。为了适应新常态下的老干部工作，切实推进老年人思想和现代技能的与时俱进，保持积极进取的的生活情趣，老陈发起组建了老干部微信群，如今已发展到50多人，作为坛主，他在不余遗力地为传递正能量和新媒体知识而奔走呐喊。
　　今年我也该退休了，老陈早早地就把总支书记的担子交给了我。 望着镜片后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我为他仍然不停歇地在为离退休老党员干部服务，继续履行着一个普通老党员的职责而感动，也激励着我兢兢业业地干好这届总支书记。
　　我们大都是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共和国一起走过来的人，有过快乐也有过忧伤， 建党之初我们党才50多人，发展到现在拥有8000多万党员，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执政党，我们对党充满着更多更大的期待。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是我们党在新的形势下赋予老干部工作的重要使命，只有身体行我还能做更多的事情，老陈最后如是说。

（原载二〇一五年七月一日《中国气象报》三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