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37年中,原东北军67军在对日军作战中失利,军长吴克仁殉国。67军政治教官刘冲(做兵运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营长董东翘联系了少校副官韦郁周,于1938年初的一天,来到中共武汉办事处。要求将东北军67军部队拉过来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中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充分肯定这是十分正确的决定。同时建议鉴于当前形势,名称不要搞得太红了,部队宜采用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的名称,以便于发展。周恩来副主席当即写亲笔信交给刘冲,介绍他们去找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司令员。</p><p class="ql-block">1938年2月,刘冲等一行人来到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司令员、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接见后按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研究该部定名及归属等项问题。刘冲也列席会议,他介绍说:这个部队大多是东北人,希望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单独编为一支部队。</p><p class="ql-block">于是,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于1938年3月正式组建。董东翘为司令员、韦郁周为副司令员、刘冲为政治部主任。</p><p class="ql-block">笔者祖父周树东,1895年生于安徽巣县,私塾先生。思想进步,立志于救国救亡。1926年听说了苏俄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又听说冯玉祥倾向苏俄。即抛家弃业前往投奔,至郑州被军阀拦阻。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周树东义愤填膺。此时他已经知道了江西有共产党红军,毅然再次抛家弃业前往江西投奔工农红军。然而又未成功,他行至安徽宣城双桥即被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拦住。不得已返程至芜湖遇同乡同学留下来教书,同时坚持寻找共产党组织。大约到了1935年,他的进步思想被中共地下党员方纯一等人注意到了,经长时间考察后向他亮明身份,发展他参加地下党的组织活动。</p><p class="ql-block">随着日本侵华事态的不断恶化,周树东和方纯一等人也于晥中开始加紧策划组织抗日武装的行动。先是联系红枪会首领方立华拟利用红枪会改造为抗日武装,被地主刘华凡、苏宗武等破坏而未成。之后又被巢县县长马伯珊委任为巣县人民抗日自卫军副司令(只是空头名义,部队要自己组织。)又遇到中共党员冯文华(冯玉祥侄孙,原为冯玉祥的警卫员)、张凯帆组织成立的巣县抗日游击大队,撕了马伯珊的委任状,参加抗日游击大队。6月,巣县抗日游击大队二支队支队长王子龙、政治指导员方纯一被叛变投敌分子曹仁民、李彬、昌登贵、靳华堂等人枪杀。此事变之后,巣县抗日游击大队并入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周树东也到了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任交际股长。</p><p class="ql-block">1938年4月,周树东又把二个儿子带到挺进队参军抗日。笔者父亲周正全是长子,16岁留下来参了军,次子周正刚14岁,因为还没有枪高,被劝回家。</p><p class="ql-block">挺进队是最早开进皖东的抗日武装,第一仗是管家坝战斗。很快就发展到1000多人,改名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下辖三个支队。最壮大时达到2000多人,拥有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几十挺,装备优于新四军四支队的部队,因此,挺进纵队送给四支队部分轻重机枪。</p><p class="ql-block">笔者年轻时就听父亲多次说起过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知道了自己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是挺进队的成员,因此对挺进队的历史尤为关注。父亲于2010年88岁时写的回忆录中写了祖父寻求革命道路的经历及祖父将他和弟弟周正刚带到挺进队参军的经过情况。回忆录也写了他在挺进队担任了宣传队员和营副官,祖父是挺进队的交际股长。还写到大约在他参军半年右右,挺进队被用不正常的缴械方式合并到新四军四支队老八团。父亲写道:详细的原因至今我也没有搞清楚。</p><p class="ql-block">笔者上网在百度上查阅资料,基本上查清了这个历史情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从查阅资料得知,挺进队从成立到并入八团的不太长时间中,名称由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改为挺进纵队,又改为挺进团。始终由新四军老八团代管,老八团是原鄂豫皖高敬亭红28军的老底子核心主力部队。原九团政委高志荣等一批第四支队干部被派到挺进队加强组织领导。巢县抗日游击大队并入挺进纵队后不久因意见不合,不久后又独立出来。</p><p class="ql-block">遗憾的是,这样一支由旧军队改造的人民武装——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最终未能如同同样为原东北军的吕正操部队和万毅部队那样得到良好发展。</p><p class="ql-block">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缘由。</p><p class="ql-block">第一,第三支队支队长刘子清原为土匪收编进入,匪性不改为国民党顽固派收买叛变,给挺进队造成严重的损失。</p><p class="ql-block">第二,政委刘冲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队伍对内对外均产生很大矛盾。</p><p class="ql-block">第三,四支队主要领导对挺进队的不信任和本位主义思想。碍于周恩来副主席的亲笔信,才勉强收留这支原东北军部队。但是,在具体指导上让挺进队自我解决粮饷,独自向皖东发展,无异于让挺进队“自生自灭”。</p><p class="ql-block">当时任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参谋长的赵启民(1910~1997),1955年授衔中将,任海军副司令员。他晚年回忆说:“对挺进队缴械收编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也是因为上了国民党特务挑拨离间的当。”</p><p class="ql-block">吕正操(1904~2009)这个名字,我最早是小时候看长篇小说《烈火金刚》时知道的。长大后又知道了他不仅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还是中共七大选举的中央候补委员,1955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副部长、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57位开国上将中最后一位去世的,享年105岁。</p><p class="ql-block">万毅(1907~1997),满族,1942年率部起义参加八路军后任滨海支队司令员,也是中共七大选举的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率部返回东北,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司令员,笫四野战军42军首任军长、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全国解放后历任炮兵副司令员、志愿军炮兵司令员、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国防部五部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总后勤部顾向,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p><p class="ql-block">笔者父亲周正全的军旅生涯后期,是在万毅将军任部长的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任空军装备计划处处长,正师职。</p><p class="ql-block">有人研究了军史之后得出结论:一支队主官的命运往往会决定了这支部队的命运。</p><p class="ql-block">我觉得上述结论很有道理,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的首任司令员董东翘在首攻作战中负重伤离任,由副司令员韦郁周接任司令员。董东翘后来于1943年任晋绥军区二分区副科长时在山西牺牲了,他的结局似乎就显示了挺进队的结局。</p><p class="ql-block">高志荣、张恺帆、冯文华、等人生前都曾回忆在挺进队的经历,也都认为当时对挺进队的处理是不正确的。</p><p class="ql-block">高志荣(2004~1984)湖北麻城人,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过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曾任新四军四支队九团政委,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政委。解放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p><p class="ql-block">张恺帆(1908~1991)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宝山区委书记、沪西区委,抗日战争初期与冯文华组织成立巢县抗日游击大队,任政委,冯任大队长,曾并入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任二支队教导员(也有说二团政委),皖中区行署副主任,解放后任合肥市市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等职。</p><p class="ql-block">冯文华(1909~1968)冯玉祥将军侄孙,193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巣县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二支队支队长,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参谋长,五支队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参谋长,全国解放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开国大校。转业地方后担任国家体委某局局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参考文献:</p><p class="ql-block">1、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的历史发展》。</p><p class="ql-block">2、《最早进入皖东抗日的-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却被新四军缴械解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