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红孩儿

那是一九五五年，我们的国家还贫穷落后。特别是新疆、西藏、青海等边疆地区需要大量的建设者。国家提出了“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的口号，鼓励内地的年青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内地的、沿海的大批的热血青年响应党的号召，高喊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的口号涌向边疆。 河北平原一户家境殷实的农家，有一个聪颖、乖巧又漂亮的姑娘。她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梳着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在村里是数得着的美女。家里她排行老小，在父母、哥哥、姐姐们的百般呵护下，她一直读到了初中毕业。成了当时村里唯一的女初中毕业生。随后又考上了师范。村里的人们羡慕不已。本家的亲人们更是为自家出了这样一个“才女”而感到骄傲。说媒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她放弃了这一切，和好友相约悄悄报名参加了青海省商业干部学校在河北省的招生。 谢绝了亲人的挽留，千里迢迢来到了青海西宁。培训结束后她被分配到了大通县商业局贸易公司（当时的大通县城还在一个叫城关的镇子上）。一下汽车（大卡车）她就傻眼了，干燥寒冷的气候，呼啸的狂风，飞扬的尘土，荒凉的土地，叽里咕噜听不懂的当地话......让她难以接受的远不止这些。没有房子，办公室和宿舍都设在帐篷里。没有厕所，荒郊野外找个坑解决。还有那难以下咽的青稞饼、拌炒面、伏茶水、煮洋芋......晚上躺在冰冷的帐篷里，听着狂风夹杂着狼的嚎叫声，她一夜未眠。第二天她没去上班，坐在帐篷边上望着眼前的一切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她后悔了，她想回家。公司经理很关心内地来的姑娘，找她谈话。用青海话语重心长地谈了两三个小时，可惜的是她一句也没听懂。从眼神和表情判断他是在挽留她。她不哭了，被经理的诚意感动了。决定留下来，从此开始了她在第二故乡——青海高原艰难曲折的人生篇章。 由于工作努力认真，她被调到了县委办公室当打字员，结识了当时任办公室副主任的我的父亲。她成了我的母亲。 一九五七年，新婚后的父母双双被调往多隆藏族自治乡（现东峡乡），父亲任乡长，母亲任妇联主任。当时，父母都二十出头，可谓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可惜，就在上任的路途中意外发生了。 一辆县委派遣的三批马拉着的马车（当时还算较高的待遇）载着我的父母和被褥、箱子等全部家当，半道上不知何故，一批马突然受惊，疯狂起来。另两批马随之受惊，三批受惊的马狂奔乱跳。车翻了，来不及下车的父母被压在了车下。父亲只受了点轻伤。而我的母亲腰椎受伤、头皮撕裂、血流如注、不省人事。当时的交通、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的卫生院简单处理后，在老乡们的帮助下用两匹马驮着一个担架，艰难跋涉，第二天才将母亲送到位于西宁的省医院。 苍天有眼，经过抢救不但保住了母亲性命，还保住了她肚里的小生命（我的姐姐）。由于伤势较重，随后又转院到北京解放军外科整形医院。在北京住了一年多院，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大小手术做了十多次，可最终结果是：右眼失明、额头植皮失败，满是疤痕。说穿了就是毁容了！残废了！ 从此，从小就爱美的母亲只好用一副茶色眼镜遮挡那只失明的眼睛，用厚厚的刘海遮挡那疤痕累累的额头。我没有见过受伤前母亲那漂亮的容颜，只是常听奶奶说：“你妈漂亮得很，大大的眼睛，弯弯的眉毛，黑黑的头发，高高的个子......”。当同学们来我家玩时，一看到母亲的面孔，大都略过一丝异样的神情，为此我常常有一种失落感和自卑感。有一天，我从柜子里翻出了母亲受伤前的那张照片，啊，好漂亮的妈妈，我成天怀揣着这张照片，“看，这是我妈”，给同学们一遍遍讲述着我妈妈的故事。 我的母亲在人生最美好的青春花季遭受如此变故，在心里和身体上都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但母亲是个热爱生活、意志坚强的女性。伤愈后回到了大通县，她烫头、修眉、穿高跟鞋。她要把自己打扮的还是那么美丽。 在单位里她努力工作从不要求照顾，回到家里相夫教子，里里外外一把手。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这样平静地日子没过多久，灾难再次降临到她的头上。 那是一九六零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除了饿肚子外，雪上加霜的是我那爱舞笔弄墨的父亲被打成右倾分子投进了监狱。羞辱、歧视接踵而来，我们一家被赶出了县委的家属大院。母亲在贸易公司找到了一间四面透风废弃了的办公室把家安顿了下来，捡了一个破门板用砖头支起来作床，下雨的时候，母亲把我们搂在怀里打着雨伞，地上则摆满了接雨的盆盆罐罐。每天少的可怜的供应粮食还不够我和姐姐填饱肚子，母亲只能喝点我们吃剩下的稀汤。这样饥寒交迫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母亲的身体扛不住了，1.62米的个子，体重只剩了八十多斤，走路都开始打摆子了。平时的朋友、亲戚早已躲得远远的，如同陌路人。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看着嗷嗷待哺的我和只有两岁的姐姐，母亲痛苦、无助甚至绝望！ 擦干眼泪后，母亲自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辞去公职，带着孩子回老家。因为她不能看着两个女儿饿死，她要坚持等着我的父亲出狱，要等到全家团圆的那一天！ 一个瘦弱的女人，怀抱着小女儿，手拉着大女儿，泪流满面、一步三回头地离开那个让她肝肠寸断又割舍不下的地方。 回到了河北老家，我们母女三人都成了农村户口。从没干过农活的母亲拖着病残的身体下地摘棉花、锄红薯、掰玉米......她的嫂嫂看着小姑子落到了这般田地也不时发难。我母亲顾不了这一切，泪水咽到肚里，咬着牙养活着自己和她的两个女儿。 一年以后，父亲出狱了，把我们娘仨接回了青海大通县。在农村奶奶家住了一段时间后，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县委大院。 一九六六年，父亲被调到新城公社任社长，我们举家前往。不久，“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刚上任不久的父亲成了“新城公社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父亲被无休止的批斗、改造。当时已上小学的我和姐姐也被同学欺负。此时的母亲已不再流泪，她变得非常的坚强。所谓的批斗就是被一群无知的人羞辱、打骂。母亲担心父亲承受不了这一切，天天开导父亲。“没关系，大不了咱不当干部了，回家当农民去”。 有一天深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我隐隐听到母亲和父亲在商量着买农具、回农村老家盖房子的事，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筹划着未来的日子。 为了保护父亲，我的母亲常去陪着父亲挨斗。有一次，那些造反派们在父亲的棉大衣上倒上了墨水，撒了尿。愤怒的母亲拿着大衣找到造反派头头李书珍，把那大衣摔到了他面前理论。后来他们见了母亲都灰溜溜的。 我们姐妹俩在学校被同学打骂、被老师无端指责是常有的事。我清楚地记得，我的老师在班上给同学们说，我是走资派的女儿，也需要改造。当时只有8岁的我吓坏了，不知道什么是“走资派”，更不知道怎样“改造”。只感觉到大祸临头了，哭着跑回了家。母亲知道后，强忍着愤怒搂着我说：“别怕，有妈妈在”。 从母亲的语气里我得到了安全。第二天，我看到母亲找到了那个老师聊了很长时间，聊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这样几句话至今我还记得：“大人有错，不要记在孩子头上，你们有气就撒在我头上吧，你要教育你的学生不要欺负同学”。 文革的那些年，我家的日子异常的难过。气氛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父亲成天遭批斗，心情和身体都不好，我们姐弟三人太小不懂事，是我的母亲默默地照顾父亲和她的三个孩子。用她那瘦弱又带着伤残的肩膀支撑着这个家！ 其实，伤残和病痛一直折磨着我的母亲。那只失明的右眼时常发炎，偏头痛经常发作，医生也诊断不清原因的双腿一直肿胀，受伤的腰椎常常疼痛......可从小到大我不记得母亲要求我们照顾过她，哪怕是在她80多岁高龄的今天，挂在嘴边的还是那句话：“你们歇会儿吧，我来干”。 小时候，我们姐弟三人从头到脚，衣服、裤子、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白天上班，晚上做针线活，搓麻绳、纳鞋底、撕羊毛、补衣服......母亲手里总有干不完的活。小时候我真以为当妈妈都可以不睡觉，因为我没有见过母亲睡觉、休息。晚上打发我们睡下后，她就坐在灯下缝补衣服。早上当我们睁开眼睛时，母亲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早饭上班去了。我的母亲就像一个不停地旋转的陀螺！ 我曾天真地问母亲；“别人的妈妈为什么还有时间聊天、串门？”妈妈说：“人家家里活少呗”。 那时，家里不富裕，冬天的棉衣裤只有穿在身上的一套。白天，调皮的我们姐弟在土堆上爬，沙堆里钻，上树翻墙头......晚上回到家里，脱下满是泥土的棉衣、棉裤，我的母亲就忙碌开了。又是拍打又是洗刷，早上我们被叫醒时，干干净净的棉衣裤早已在火炉边上烤得热乎乎的。穿在身上暖暖和和，至今我还能感觉到那种温暖！ 那些年，家里缺吃少穿的，吃点肉、蛋就是一种奢望。为给孩子们增加点营养，母亲常去杀猪的地方接点猪血，回家蒸一蒸，切成块再和蒜苗或葱炒一炒就算一盘荤菜。过一阵子，母亲也会买一条猪尾巴（比肉便宜）回来，改善一生活。以至于在我成年后几十年坚决抵制猪尾巴。不想回忆以前的日子。 在饭桌上，母亲总是给这个夹菜，给那个添饭，磨磨蹭蹭不肯大口吃饭，我心里明白，饭菜有限，她是怕我们吃不饱，我也将计就计，给姐姐和弟弟说好，少吃一点就说吃饱了。多留一点给妈妈吃。不懂事的弟弟控制不住自己，我就用眼睛使劲瞪着他，后来他干脆不看我，低着头大口地吃个饱。（当然，他吃饱后免不了要被我揍一顿。） 我的母亲温柔善良，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总是低声细语，从不冲我们发火。也很少打骂我们。记得有一次下雨了，小朋友们都穿着雨鞋钻水坑玩，我没有雨鞋，忽然想起姐姐有一双黑色皮靴。 当我玩够了，穿着水泡透了的皮靴回到家里时，生气的父亲举起了巴掌，我的母亲用身体挡住了我，事后母亲告诉了我，皮鞋不能当雨鞋穿，泡水后鞋就坏了。还有一次，母亲买了几米松紧带，准备给我们做裤子用。趁母亲不注意，我揣着松紧带跑到院子里，叫了一群小朋友玩起了跳皮筋。当我拿着失去了弹性已变成了绳子的“皮筋”回到家里时，姐姐告诉我：“你闯祸了”。母亲看着一脸惊恐的我，没有吭声。事后她也没再提及此事。其实，我已感到深深的愧疚。 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女性，她缝制的衣服、鞋子我们穿出去都会被大人小孩夸奖。什么织毛衣，绣花等样样都干得漂亮。她把我们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时，我家的物品都分类摆放，厨房里的油盐酱醋各种调料，都贴了标识。后来。我们姐弟仨勤快能干都得益于我母亲的言传身教。 文革结束后，我们一家才过上了平静地日子。父亲官复原职，工作顺利，我们姐弟仨学习努力，母亲的脸上才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忽然发现，伤残后的母亲依然美丽！ 那些在文革中整过父亲的人都害怕受到报复，托人来我家说情，我的母亲笑着说，过去的事情就算了！还嘱咐父亲不要计较，要宽宏大量。 母亲深受政治风浪冲击之苦，她不希望她的孩子们再从事行政工作。在我上初中时，母亲就一再告诉我们，不要参加什么政治派别，不要从事行政工作，将来学门技术，安安静静地靠技术吃饭。我们仨遵从了母亲嘱咐，什么党派都没参加，各自从事了一辈子技术工作。 母亲也是个开明的女性，她不要求我们做儿女的守护在她的身边，她常说：“ 你们能飞多远就飞多远吧，只要你们过得好就行”。如今，我们姐弟仨分布在相隔千里之外的地方，日子过得都还不错，我的母亲非常的欣慰。 在家里，母亲是贤妻良母。在单位里也是个努力工作、认真负责的好职工。她当过老师、打字员、出纳员、营业员、做过人事和安全工作。 记得在大通照相馆工作的那些年里，为了给单位创造效益，她不顾伤残的身体，背着沉重的照相设备领着年轻人下乡，到农村、到山区给那些农村的孩子们拍照。到老爷山上为游客拍照，一年的任务半年就完成了。 每到年终，母亲总是拿回来一些“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之类的证书。 　　几十年过去了，苦尽甘来。如今，母亲日子过得悠闲安逸。尽管病痛还不断袭来，但她仍坚持料理自己的生活，从不张口麻烦儿女，她常对我们说；“你们忙吧，好好工作，好好培养孩子。”像住院做手术这样的大事都没有通知我们。 每次回去看到的是母亲日渐沧桑的面容，越来越多的白发。腰也弯了，干活动作慢了，刚说着的话转身就忘了......不禁心里一阵阵酸楚。 每次我离开家时，母亲都不送我，若无其事的在厨房里干活，或者干脆躺倒床上睡觉去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不想让我看到那离别的泪水，她想让我没有牵挂地离开。我则是背起行李冲着屋里喊一声：妈，我走了！头也不回的冲出家门，然后悄悄抹一把眼泪。 今年，我的母亲已是88岁高龄。早在2017年，我就把她接来洛阳和我们同住。用最大的努力弥补她失去的一切！ 愿我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母亲幸福快乐！ 后记 2024年11月5日21：00，我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愿天国里的母亲，没有灾难、没有病痛，平安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