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四十年前插队的地方

平淡是真

　　2013年4月30号，我和当年同公社插队的知青同学回到四十年前我插队的地方——康桥公社粟邑大队。

本世纪初的一个秋天，我和黄晓玫回去过一次，那时多数人家土胚房都变成了砖房，木门变成了铁门，门楼也气派多了，可是村子里的路还是那样泥泞、肮脏。这次大不一样了，路都修成了水泥路，村子也扩大了，以前熟悉的闭眼都能找到的地方，现在只能边走边问。

首先找到的是粟邑大队学校，我插队的最后一年就在这当老师，招工的时候也是从这走的。当年的学校是一座大庙改建的，校园古朴、建筑高低错落有致。现在已经是一座平坦的现代化建筑的学校，校门里还停着黄色的校车。放假期间，校门锁着，没能进去看看，估计里面也没有当年的同事了，因为年纪最小的我也已退休了。

学校旁一户人家门口站着一位老者，顺便聊了几句，得知炮张村的张玉臣还健在，我们赶紧赶去2里路外的炮张村。玉臣和我是在大队宣传队认识的，他拉二胡，1973年和1974年的冬天直到过完正月十五，我们都一起在宣传队里共事，后来他到大队医疗站管药房，我去看病时能见到他，有啥事也愿意和他聊聊。玉臣是一个宽厚、善良、开朗、热情、随和的人，他比我们这些知青年长的多，我们都没大没小的直接称呼他玉臣，他从不见怪，总是笑呵呵的。这次我到他家时他在炕上躺着，我走到跟前称呼一声：“玉臣哥”，他直愣愣的看着我，说不认识，当我说出我的名字，他一下子从炕上翻身下来，语速很快地说：“你咋来了！快坐快坐。”接下来的交谈就更让我吃惊了，他的记忆力超好，如数家珍般说着知青的名字，连有的人当年招工到什么单位都记得，还拿出了保存了几十年的知青的老照片。想想真惭愧，他惦记着知青，而有多少知青惦记着他呢？

从炮张村到我当年住的冯中村只有五里路，我们却问了好几回路，变化大的不认识了。我首先去看的是当年的生产队队长安庆叔。安庆叔1.80米的个子，高鼻梁，凹眼睛，人很挺拔，曾是志愿军，回国后随部队在上海住过，有一张上世纪50年代初他穿军装戴大盖帽、手搂夫人肩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年轻时的威武和时尚。因为不愿随部队去北大荒，他转业回家务农。他当年对我们三个女知青极为照顾，农民一年每人分250斤小麦，剩下就吃玉米，他给我们的政策是：烧多少煤、吃多少粮就在保管员那领多少，不拘小麦玉米，从工分里扣钱。结果在西安市居民每月40%粗粮的年代，我们除了喝玉米糁稀饭，其他都是细粮，全公社知青只有我们有这待遇。回想起来我们也挺自觉的，从没多领过麦子拿回家，其实那时家里挺缺细粮的。本世纪初我去队上时，安庆叔还很硬朗，专门骑车子去给我买了一大包脆枣。 而这次，他躺在沙发上直直的看着我，显然认不出来，但一听我的名字，马上用手撑着沙发缓缓的坐起来，说：“饿的楞格，这娃你咋这么远的来了？”瞬间他的眼眶潮湿了。他明显的老了，腰几乎弯成90度，说话底气也弱了，85岁了，不容易。和他同岁的老伴得了重病卧床不起，还一再说：你吃了饭再走。离开他家时，安庆叔站在院子里送我，虽然腰直不起来，但他奋力的抬着头，挥着手，我已不忍再看，转身而去。

最后去的是我的房东家，我们三名女知青在那院子里住了两年多，直到队里给我们盖了新房。期间和房东处的就像一家人，我们每次回西安了，养的鸡都是房东大娘帮着照看，回来时她会仔细的把鸡下的蛋如数交给我们。房东大娘和大伯已经故去，想想本世纪初 我去看他们，都还很硬朗，别人不认识我，只有大娘还认得我，现在却不见故人，有点伤感。他们唯一的儿子东学、儿媳月艳见了我当然是很亲热。这两口子比我大一岁，1973年我下乡时他们刚结婚，东学顽皮，平时村里有人结婚他耍人家新娘时使尽了坏，结果到他结婚时队里的年轻人不依不饶的耍了一夜，最后月艳跳窗跑到公婆房间了事，这些都是月艳事后告诉我的。不过东学能干，小小年纪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本世纪初我去他家，他不在，说是在县城当包工头，能干可见一斑。这次去他家看见住房已经重盖，而且非常气派，可见他当包工头是挣了些银子。和他们聊了些村里的人，有些同龄人已经故去。月艳感概的说：“你们当年把苦下扎了，成天拉架子车，尽吃萝卜。”东学不以为然的说：“那时候都这样。”是啊，那时候劳动、生活那个苦啊！在地里干活累得半死，回来还要担水、烧火、做饭，有一年冬天菜油吃完了，只能酱油煮白菜……。下午2点了，我意犹未尽，还想继续聊，但是想着我们几人还没吃饭，起身告辞。月艳一再挽留在她家吃饭，但我看她身体不好，还是走了。

四十年了，一切都变了，只有石川河边的枣树林还是那样茂密，等到秋天，红枣挂满枝头，很想再在树下你追我赶的拾枣、论斤挣工分，唉，腿不行了，蹲不下喽。还有没变的，是我那颗怀旧、感恩的心，在那艰苦的岁月，淳朴善良的乡亲们给我的关怀和帮助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写于2013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