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西南联大西迁之路（1）--长沙、益阳

风雨静

西南联合大学，一代知识分子的传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华北沦陷，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内迁南下，来到长沙，借用湖南圣经学校校舍，组成长沙临时联合大学，简称“长沙临大”。

        1937年10月，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经过长途跋涉陆续到达长沙。11月 1 日，长沙临大正式开课，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11月24日, 长沙首次被炸，自此轰炸警报不断，师生饱受惊恐，教学秩序更是难以维持。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汉告急，战争形势再趋紧张。连番的炮火轰炸，流血伤亡，断壁残垣满目疮痍的景象大大刺激了国人的爱国之心。

      1938年1月，战事日紧，局势愈益恶化，开学不到一个学期的长沙临时大学决意南迁昆明。2月，临时联大开始西迁。4月2日辗转到了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回忆那段历史，并思索当下。

      在很长一段时间，旅行都是看腻了当下的风景，想换一种景色去领略。在大数据的裹挟之下，我们的旅游变得单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马观花的打卡，常常走完一个城市却忘记了这里原本该有什么样子。

     《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的 作者杨潇从长沙出发，经由益阳、常德、桃源、沅陵、芷江、晃县、镇远、凯里、贵定、贵阳、晴隆、普安、盘县、富源等地，最终到达昆明，完成了这本书。这本书是追忆那段历史的故事，是对历史的思考。

　　抗日，抗疫，都对中华民族具有划时代的重大影响，值此中西争端之际，应该并不是简单的寻走这条路…… 我们此次活动名曰：“探寻西南联大西迁之路”，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的重走，而是按徒步者的节奏和兴致，回忆那段历史，寻找历史遗迹，选择合适的路段，欣赏风景，享受户外运动的美好。

      2023年3 月 232日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探寻”者，聚集在长沙，开始了“探寻西南联大西迁之路”。也许要理解西南联大，探寻奇迹的背后，就要回到最重要的那段迁徙之路，——当年300多名师生从长沙到昆明、横跨湘黔滇的1600多公里的旅程。

       23日上午，我们预约参观位于省政府大院内的长沙临时大学旧址—圣经学校。

　　圣经学校是一所传授宗教教义和仪规的学校。湖南圣经学校由基督教美国内地会于1917年在长沙创办的学校，校址在长沙东郊韭菜园，即现在五一东路湖南省政府二院内。

　　1937月，由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在此设立长沙临时大学，冯友兰、金岳霖、陈寅恪、潘光旦、顾毓秀、朱自清、闻一多、吴有训、赵元任等一大批著名教授，即在此聚合。

      20世纪80年代，湖南省人民政府迁移圣经学院原址办公，现在仍有一幢保存较好的圣经学校校舍成了省政府大院的3号办公楼。今已作为“湖南圣经学校旧址”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历史的见证。

　　在大楼的一层有一个小小的展览，展览讲述了圣经学校的建立，红色印记和长沙临时大学的历史。

　　1937年8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致函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指定3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借用湖南圣经学校校舍。三校在媒体上发布公告通知全国各地北大、清华、南开的师生校友迅速向长沙集中。

      11月1日，学生开始正式上课。当天，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并没有举行始业仪式，但在上午9时却忽然响起凄厉的空袭警报，日机来袭，盘旋于长沙上空。师生们无处可躲，幸而日军并未投弹。这正印证了长沙临时大学从建立起便在烽火中抗争，高举教育救亡的旗帜。这一天，也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楼内天井

楼内楼梯

院内樟树

　　22日，我也来到长沙，沿着杨萧说的路，沿韭菜园一路走，看到一排小吃店，槟榔、鱼粉、“鸭霸王”“秘制小甲鱼”，记忆中临大师生提及的各种熟悉的小吃重合在一起，让我觉得自己离他们更近了一点。”

        沿韭菜园路拐入中山路，这里1930年代就是长沙美食的三大商圈之一，“在这里可以吃到长沙夜宵中最常见的臭豆腐、饺饵、麻油猪血、糖油粑粑、汤粉、碱面，还可以喝到咖啡、白兰地和德国黑啤。”

        而现在，这里早已成为长沙网红墙所在地，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兴地标和“流量密码”。

　　1938年1月，战事日紧，局势愈益恶化，长沙临时大学决意南迁昆明。1938年2月，临时联大开始西迁。

      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时分三路迁移：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教授率领，成员包括教师及眷属，体弱不适于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坐海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

      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带领，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抵达蒙自、昆明。

      第三批为“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体检，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随队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成员包括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等人。

      从长沙到昆明，1000多公里的路程，要用两条腿完成，这在平时，恐怕大家会觉得那是怎样的不近人情。其实，当时的青年学生们也很彷徨。国难当头，是奔赴前线，还是继续读书，许多同学都在这种矛盾中纠结       

　　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正在制定誓死保卫湖南安全的宏大计划，对迁校主张并不赞同。
　　梅贻琦却说：“一个民族，他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什么？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这难道不比打仗更加艰巨吗？”
　　但西迁谈何容易，张治中到临时大学演讲时说：“贵校蒋梦麟先生和我商量迁校到云南的问题，我说汽车也没有，船也没有，要到那里去，最好就用两条腿走，这也是一种教育。”

　　针对此次西迁，从学校到政府都作了周密安排。学校发给步行团每位学生旅费20元，教授每人65元。准备行装要花钱，买纸、油布、雨伞等，学校雇了20名炊事员，自带行军锅灶，又买了3辆大卡车，其中1辆运载炊事员和炊事用具，其余2辆运载行李。同时，指派2名校医为随队医生。

　　为了确保旅途安全，张治中特派湖南省政府高参、陆军中将黄师岳担任步行团团长。临行前，黄师岳作动员：“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他还勉励大家要维护教育事业，将抗战进行到底，努力完成这一历史壮举。

　　“旅行团”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每人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须的生活用品。

　　1938年2月19日下午5时，湘黔滇旅行团在长沙临时大学租用的圣经学院操场举行开拔仪式，由300多人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踏上征途。

　　一段行旅之路，往往就是一场蜕变的过程；一个传奇背后的关键，往往就是一段不平凡的旅途。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是在一场漫长旅途中完成了升华和蜕变：他因政治失意而携弟子周游列国，一路上屡遭困厄，他却在这颠沛的旅途中，重新确认了人生的价值坐标，彻底放弃了政治追求，彻底转向思想的构建。

　　在这1600公里的跋涉中，很多师生也同样是完成了生命中一次重要的蜕变：他们遇到了在书斋里不会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切身感受到了自己生活的土地，感受底层的社会和生活。一路的困苦和危机，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共振，带来了创痕，也带来了甦生。

　　徒步是一个过程，滋养了人的生命，让一个人能够更自如地面对未来不确定的生活。这条西迁之路，彻底刷新了他们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之后的人生。

　　师生们经历的困惑、抉择与磨砺；聚焦于三座大学如何在战乱中破茧重生，最终成为我们所知的那个西南联大。

　　益阳--湘黔滇徒步团出发地。

       2023年3月23日，我们来到益阳，徜徉在益阳古城残址、新益阳“古城”及资水河畔。

       1938年2月22日，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乘船经三天两夜到达益阳，船只抵湖南益阳城外清水潭，因上游水浅不能前驶，遂于23日舍舟登陆。

      二月的洞庭湖水波浩渺，风带寒意，上岸后，正式开始三千里的徒步远征。出发之前，长沙临时大学的通告里写道：“查本校迁滇原拟有步行计划，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

     从资料中我看到” 湘西土匪众多，张治中布置出生于湘西的作家沈从文与湘西各方势力协商，告知：有一批穷学生将“借道”湘西与黔境到云南读书，请传令沿途各“广棚”“土棚”和“斗板凳脚”， 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对其进行骚扰。“

　　益阳市位于湘中偏北，跨越资水中下游，处沅水、澧水尾闾，环洞庭湖西南，居雪峰山的东端及其余脉，湘中丘陵向洞庭湖平原过渡的倾斜地带。益阳古城坐落于资江旁，传秦汉就建邑，明清乃至民国都曾繁盛于江南，是一座明清古巷建筑群。

      从资料中，我们看到了古城有着原汁原味的老街老巷老房子。

         益阳古城已经面目全非了，老房子几乎拆除殆尽，老街的石板路我们也没有看到，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新建的”古城墙“

　　这里大概是五六十年代的房子。

　　新益阳，新修的“古城”、“古城墙”

　　仅存的基督教堂。

　　我们离开益阳，继续前往常德。

      当年的湘黔滇旅行团，王钟山同学回忆“从益阳到常德行三日，每日行程不过30公里。第三日仅20公里，但感到很累。于是在常德休息三日，这是有行军经验的正确安排。经过这样的锻炼，师生们得以逐步适应艰苦的徒步行军。”

        

      而我们乘车前往常德，用时2小时。

       当年的旅行团员们在常德休整，他们是否想到几年后这里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常德战役。

      常德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继上海、南京、台儿庄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1943年，中国军队七千余人与来犯的日寇三万多人在常德打了一仗。就是抗战历史著名的常德会战！

      英国《泰晤士报》称“常德保卫战”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国军将士在抗日战场上谱写的气壮山河的史诗！有诗为证：“孤军奋战保常德，官兵视死皆等闲；八千勇士血流尽，一寸土地一寸血。”

        我们来到常德，去凭吊常德抗战烈士纪念碑。

      入住湖畔酒店，自行环柳叶湖（西洞庭湖的一部分）徒步，这是北京的常德朋友极力推荐的。

　　“湘黔滇旅行团”的老师闻一多，当时他决定同学生一起步行，出发前，有的同学担心闻一多经不住长途跋涉，劝他不要受这个罪，他安慰同学们说：“前方在浴血抗战，许多人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们在后方，吃些苦怕什么？我的身体还可以，保证能走到昆明，你们不必担心。”

　　他认为，屈原能写出那些爱国爱民的诗篇，跟其大半生被流放、熟悉民间疾苦密不可分。他态度坚决地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15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在“湘黔滇旅行团”的旅行人中，有才华横溢青年诗人穆旦（查良铮），当时他还是大三的学生。穆旦“带着一本小型的英汉字典上路，一旦记住了某页的内容就把这页撕下来。到达昆明时，字典已经化为乌有”。这是一个怎样博闻强记又刻苦用功的人？

　　1942年，穆旦怀揣着一腔报国热情和诗人的浪漫情怀加入远征军的。他为民族救亡从军赴难，为诗意人生而投笔从戎。一个诗人的浪漫和伟大，或许就正体现在将自己置身于大时代的洪流当中，上马能击贼，下马会赋诗。

       滇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由于战区指挥官失误，导致大败退。撤退的军队穿越的野人山，成为远征军的噩梦。才华横溢的诗人穆旦，也险些葬身野人山。也许我们可以设想，穆旦参加的“湘黔滇旅行团”3500里“长征”，不经意间为其4年之后穿越野人山积淀了人生的坚毅品质和勇敢浪漫。

        我在湘西的大地上寻找穆旦的踪影。哪条河流、哪座山岗曾经触发过诗人的灵感，他又在哪一块巨石上，抑或哪一棵大树下，背诵英汉字典呢？

      行走在联大师生当年走过的路上，山河依旧，却早已物是人非、风物流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蜿蜒盘旋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大小车辆往来飞驰，山岭河谷，不再是阻碍。

　　当年参加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们徒步行走路程每天不过20至30公里。关山夺路，山高水长，当时的道路怎可和今天同日而语？他们只是一群读书人，还得沿途防范土匪的袭扰，更何况那时的社会环境远非我们今日能够想象。

      我们安车代步，寻访一个个联大师生们驻扎过的村镇、行走过的道路，不过是要追寻那些在历史的烟尘中远逝的背影，印证在浩瀚的史料中存留的精神气质和动人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