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篇人人耳熟能详的《陋室铭》,将对书房的想象刻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p><p class="ql-block">从刘禹锡的“陋室”到蒲松龄的“聊斋”,从杜甫的“草堂”到陆游的“老学庵”,从梁启超的“饮冰室”到鲁迅的“老虎尾巴”……读书人的书斋从来都不仅是存放书籍、查阅资料、方便书写的场所,而是著书立说、寄托情感、赓续文脉的精神空间。</p><p class="ql-block">随着网络、电子阅读的普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拥有一间实体的已非必需。但是在我们读书人的精神角落里,总会有一片天地,属于书房。</p> <p class="ql-block">书房既是有形的,有藏书,有陈设;也是无形的,安住着读书人丰富的精神世界。读书人在书房中读书、写书、藏书,思考自我、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他们既可以“入世”,将个体命运与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出世”,走向审美的、广阔的精神世界,与人、与天地相交流,与万物化为一气。</p> <p class="ql-block">讲书房,其实是为了讲人。书房是如何被塑造的?王子林先生认为:“书房应当是古人的生活方式和哲学思想的体现。孟子说过‘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如果读书人有了这种豁达的胸襟,就可以实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理想。”</p><p class="ql-block">《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古代读书人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体命运与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p> <p class="ql-block">“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晋书·天文志》记载,在古代的星象构图中,东壁是藏书的地方,是天上的图书府。</p><p class="ql-block">找到“书房的根”即书房的文脉,是书房历史的难点。</p><p class="ql-block">历史上第一间书房、第一个图书馆,已难觅踪迹,但我们的祖先充满了智慧,他们把传承文明的图书馆投射到了天上,使保存经典文献的事业变成永恒,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抬头望天,壁星永远都在。壁星的光辉将照耀我们的古人建造更多的图书馆,只要天上的壁星在,我们的文明就在。这是星空给我们古人的启示。</p><p class="ql-block">所以天上有壁星,地上就有鲁壁。“鲁壁出书”的故事,见于《〈尚书〉序》的记载。西汉景帝三年(前154年),鲁恭王刘馀在扩建王宫拆除孔子故宅时,发现墙壁中藏有《尚书》《礼》《论语》等儒家经典,传为孔子第九代孙孔鲋为避秦焚书所藏,宋代陆游《晴窗读书自勉》诗有“天全鲁壁藏,不堕秦火虐”之句。如果说壁星是天上永恒的图书馆,鲁壁就是文脉在人间绵延不绝的象征。“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p> <p class="ql-block">回顾书房的物质和精神史,可以见证这条文脉逐渐成型和发展的历程。现存文物中,与书房相关的早期画面,出现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如《读经图》《拜谒图》《讲经图》,画中文士席地而坐,手捧简牍,向高台上尊者拜谒求教。在后世传说中,也有不少关于私人读书场所的记载。相传战国时张仪、苏秦求学于鬼谷子的“游学洞”,屈原有“读书洞”、司马相如有“读书窟”(长卿石室)的传说。河南淮阳县西南的“弦歌台”,传为孔子读书处。山东鄄城的“陈台”,相传是曹植被贬出京后,读书饮酒打发时光的地方。这些读书场所一般选在僻静清幽之地,避免外界纷扰。</p> <p class="ql-block">早期的简策帛书难以储存运输,有限的图书集中于皇家,西周时期就有藏书机构“守藏室”,负责记载和保存文献的官员被称为“史”或“府”。传说中老子曾任的“柱下史”一职,也是掌管皇家图书馆的官职。汉朝时,长安未央宫旁盖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三家皇室藏书阁。为了方便贮存,防火防潮,藏书室用石块砌成,书籍用铜皮包裹,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的“石室金匮”。</p> <p class="ql-block">东汉文学家蔡邕藏书近万卷,《后汉书》中记载,蔡文姬归汉后,向曹操提及家中藏书,“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可见父女皆是爱书之人。</p><p class="ql-block">隋唐时期,纸张在民间日常生活中逐渐普及,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使得书籍的广泛流通成为可能。而随着科举取仕的出现,文人阶层迅速崛起,开始著书立说,书房藏书的需求增加。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在《陆文通先生墓表》中形容著作等身,称“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p> <p class="ql-block">唐代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文人在书斋中读书、作画、筹谋、著述的记载。有刘禹锡在陋室“调素琴,阅金经”;有白居易在庐山草堂“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也有悲惨如杜甫者,“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有研究统计,《全唐诗》中收录反映书斋理趣的诗共计两百余首,作者近百人,以书斋为中心的绘画更是延续到后世。种种迹象证明,在唐代时,就已经在文人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成为文学、绘画作品中重要的题材或意象。</p> <p class="ql-block">“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p><p class="ql-block">大文豪欧阳修曾在《读书》诗中直率地感叹。</p><p class="ql-block">在书房内饱读诗书,逐渐成为一种刻入读书人骨髓的生活方式。</p><p class="ql-block">作为读书人精神空间存在的书房,承载着主人的心性与志趣,故而文人墨客在为书房取名时,往往选用寓意深刻的词句,并辅以表示空间的斋、堂、屋、居、室、庵、馆、庐、轩、园、亭、洞等字眼。文人也多将文集以书房命名,如陆游《老学庵笔记》、赵孟頫《松雪斋集》等。</p> <p class="ql-block">图书的丰富催生了藏书业的兴盛,收藏书籍尤其是珍本书,成为文人一大雅好。宋元明清几代,私家藏书不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乡绅、商贾乃至一般的读书人家都开始出现藏书的习惯,藏书家人数剧增。如福建莆田藏书家方峻,其“白杜万卷楼”藏书约在五万卷以上,是宋代全国最大的藏书楼。到了清代,有明确史实记载、藏书达5000卷以上的藏书家已超过3000人,并涌现出“清代四大藏书家”。</p> <p class="ql-block">南宋词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说,“世间万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并专列《书籍之厄》一节,担心书籍遭受“书厄”荼毒,可见藏书家对书的珍视。周密出身藏书世家,祖孙三世积累,靠着“具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p> <p class="ql-block">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也是极爱书之人,在青州时曾有藏书楼“归来堂”。二人爱书成痴,宁可“饭蔬衣练”也要购书,以至家中“几案罗列,枕席枕籍”到处是书。靖康之难后,夫妻二人千挑万选,带着“书十五车”南奔逃难,没能带走的书籍尽遭洗劫。没过几年赵明诚去世,李清照又只身带着大批书籍南下,一路走、一路丢,不是被掠走,就是被小偷凿壁偷去,只留下丈夫所著的《金石录》。她在《金石录后序》里感叹:“何得之艰失之易也。”人的命运与书之聚散,令人无限唏嘘。</p> <p class="ql-block">书房中也有不少趣闻。东汉时期的文学家王粲,博闻强识,却有一个怪癖,喜欢听驴叫。他去世时,曹丕参加葬礼,还令前往吊唁之人集体学驴叫。传说他在家中专门建了一个“吟驴亭”,一边读书一边听驴叫。诗人陆游也曾调侃自己的书房,作《筑书巢》一文,称书房“乱书围之”,仿佛一团鸟窝,甚至有客人来访时,想进进不来,进来了又出不去,左右为难,引为笑谈。北宋名臣韩琦的书斋“昼锦堂”建成时,差人请好友欧阳修写记。欧阳修闭门拟稿,一挥而就,当即送与韩琦。可到了晚上反复琢磨,又觉得起句“仕宦至将相,锦衣归故乡”太平,马上差人快马追赶,一定要把那不甚满意的初稿追回,补上两个“而”字。</p><p class="ql-block">可见,文人的书房生活并非只有埋首书海,而是相当富有情趣的。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他在解释其缘由时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把诗书、金石鉴藏与下棋喝酒等日常娱乐并列。周密的父亲周晋在《清平乐》中记录过自己的书斋生活:“图书一室,香暖垂帘密。花满翠壶熏研席。睡觉满窗晴日。手寒不了残棋。篝香细勘唐碑。无酒无诗情绪,欲梅欲雪天时。”在满室图书中考据金石、品香插花,又可饮酒作诗、观梅赏雪,自成一方天地,何乐而不为?类似的还有清代大学者钱谦益,《藏书纪事诗》中记录他在书斋“怀古堂”中过得丰富多彩:“明窗柒几,丹黄校勘,似陆龟蒙;蒲团若碗,栖心释梵,似白乐天;归池泼墨,淋漓绢素,似米元章;钟鼎彝器,金石翰墨,辨别款式,似赵明诚;而忍辱不较,阉户自守,又似管幼安。”</p><p class="ql-block">明清时期是书斋史上的鼎盛期,文人学士建造了大量风格各异的书斋。简朴如归有光的“项脊轩”,年久失修,空间狭小,却有“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的景致;雅致如张岱的“梅花书屋”“不二斋”,种花垒石,景色宜人,主人终日坐卧其间,“非高流佳客,不得辄入”。</p> <p class="ql-block">在大理洱海边,我们看到了刘瑞升老师的书房,那是他一生践行霞客精神,重走霞客路的大荟萃,洋洋大观,让我们叹为观止。</p> <p class="ql-block">在一篇题为《移动的书房》的文章中,作家冯骥才迎来了又一次书房“革命”:这一次,iPad是他“流动的书桌”,汽车和飞机是他“移动的书房”。</p><p class="ql-block">他扪心自问:“我的书房书桌,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书房书桌了吧?”</p> <p class="ql-block">在洱源凤羽古镇尹土巡检司博物馆,我们也见识了霞客书屋的古朴古香。感觉到历史的传承,发黄的古籍诉说白族人民对汉族文化人徐霞客的一份敬重。</p> <p class="ql-block">凤翔书院的红色书屋则揭示了凤羽人民在时代风云中的英勇壮举,体现了凤羽儿女的家国情怀和不凡业绩。</p> <p class="ql-block">作家冯骥才在一篇题为《书房的革命》的文章中提到:“近百年来书房的革命更剧烈、更全面、更深刻,如改天换地一般。”</p><p class="ql-block">他总结,百年来,中国书房的第一次“革命”发生在五四时期:文体由文言变为白话,工具由毛笔换成钢笔,文字排列由竖到横,由左至右;印刷工具由木版刻印改为石印,再变为胶印;洋装书渐渐替代了线装书,书架的样式和放书的方式也完全发生了改变。</p><p class="ql-block">循着这一思路,让我们把目光转向20世纪初。对当时的读书人而言,书房不已再是藏书读书、静态内观之所,而是新思想萌芽、时代风云汇聚之地。事实上,随着现代印刷术的发展,报章杂志的普及,革命的火种从一间间书房中燃起,在中华大地掀起一片燎原之火。书房千百年来逐渐凝固的美学内涵也为之一变。</p><p class="ql-block">书房经历自身“革命”的同时,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书房里的变革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国。</p> <p class="ql-block">长江之滨,我也有一个小小的书斋:天行健书斋。这里是我放飞自我的地方,也是实现人生目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万类友)的重要空间之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