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318阴周末参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长泰王氏家族值得称赞——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调研林冠福撰

小荷

在千年古县，状元故里的美丽长泰，世代流传着一个显赫的姓氏――西门王！而拥有这个美誉尊称的就是坐落于县城和平路中部的武安王氏祖祠。武安王氏祖祠始建于公元1254年，坐西北朝东南，背靠水晶山麓，堂号世德堂，已有近八百年的悠久历史了。武安王氏以忠孝为本，诗礼传家，世代名宦辈出，是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

西门王传至第四世开始分衍各地。西门王第四世王德祥于元初迁居泉州城行医，其孙西门王第六世王真治，字君仁，迁居安溪盖竹，传衍盖竹、珠洋、大垅格、池头等社；西门王第四世王德裕传子士杰，士杰传子文奎、文珍、文壁。西门王六世祖王文奎、王文珍的后裔相继迁居善化里（今枋洋）。西门王六世祖王文壁的后裔迁入人和里小银塘社（今农荣）传衍，西门王十一世祖王思忠迁居龙溪县（今龙文）樟山社传衍，西门王八世祖王泰生，王广生，王闰生，王朂生等房的后裔分衍洲仔、大垵、定枋、山前、仙斗、格坪头、后埔、大堀内、前坪、内林、奎路、封候、枧头、夫坊等社。西门王第八世王元祥定居江都高坑传衍,王元昭定居江都白泉传衍。西门王传衍至今近八百年,福运昌隆,人丁兴旺,遂成为武安巨族。

武安王氏于宋代肇居长泰县城西门，世代名宦辈出，尊称西门王。始祖壶山公，字仲敏，号壶山，开闽王第十四世裔孙。兴化仙游人，以文学举授漳州府推官，嫡子师禹登宋理宗癸丑姚勉榜第十八名进士。任长泰县丞，遂定居长泰。

状元姚勉为开基祖壶山公题撰像赞公讳仲敏，号壶山，兴化仙游人，资性颖悟，博极群书。光宁间，以文学举授漳节，推惠政，民戴之。宠嗣进士，擢泰尹，为公属邑，解组随任，遂占籍焉。公清白自持，贻留孙子侄。忝年谊若翁吾翁，敢不文辞赞曰：“干霄之本，深澜之源，沉物犹如此人。更可钦壶自号，怀祖在以源远流长，木茂成林，公其为武安巨族之鼻祖矣。泰山之木千年寻，昆仑之水亿万今。年侄姚勉拜撰

状元姚勉为二世祖师禹公题撰像赞沈浸乎诗书之府，从容于礼义之天。纯粹乎仁义之途，优游乎道德之贤，是公所体察而力到仔肩也。求志壶麓，行义壮年二尹，经画八里，歌弦水土。有政川泽，治平斯成，泰邑之父母，王家之祖先，能勿千秋俎豆，亿祀明禋。公讳师禹，节推公嫡子也。宋理宗癸丑第十八进士，授封泰丞，任满弗去，蕃衍孙支靡既云。年弟姚勉拜撰

状元王仁堪为武安王氏祖祠题撰楹联【瀛海送归帆到此地林磬天开依然辋水画图兰亭觞咏】上联中“瀛海送归帆”可指武安王氏系开闽王延政金陵遣漳支系，“林磬天开”可指开基肇业，欢天喜地。“辋水画图”是指唐代王姓状元王维的辋川诗画。“兰亭觞咏”是指书圣王羲之 著有《兰亭序》。上联译文或可为:开闽金陵衍派到此地长泰开基肇业，欢天喜地依然能如辋川、如兰亭诗书作伴。【壶山留旧牒愿诸宗诗书世守无替晋阳阀阅沂国科名】下联中“壶山"指开基祖号壶山，也指仙游县壶公山，“留旧牒”可指宗籍族谱。“诗书世守无替”是指武安王氏家训诗礼传家。“晋阳阀阅"是指山西太原王氏祖庭。“沂国科名”是指连中三元的王姓状元王曾，官至宰相，封沂国公。下联或可译为:仙游壶山留有宗籍族谱，祖上家训希望世代以诗礼传家，像王曾一样连中三元为王姓大家族争光添彩！此楹联可谓状元题撰左状元右状元唯愿诗礼传家，引经据典对仗工整，一气呵成，堪称铭祖德励后世的绝妙楹联。

世承天庞——王廷表、王莹之、王惟恕祖孙三代受朝廷旌表

王德裕，字国明，号平湖处士，在坊人。幼有志，操性聪敏超拔。年甫七八能属文，日记数千言。十三入邑庠，充弟子员，通五经，尤长于《易》。生于宋理宗壬戍，年十八宋亡。闻元诏至漳，拜哭于庭。裂衣巾焚之曰:“吾宋人也，不得复着此矣”遂隐居不仕。至正间诏选儒吏不应。延祐初，敕省臣访求遗逸，复征耆儒俱不就。教授生徒，学者宗之。———摘录《长泰县志》之《隐逸传》

武安王氏肇居长泰县城西门，重家教，倾心培育人才，历代名宦辈出。王师禹，登宋宝祐元年（1253年）进士，任长泰县丞；王惟恕，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及第，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中，广东副使，广西参政等职，为长泰历史名人之一。长泰民间世代相传“王姓三项巧”：“无皇帝穿五爪”“无封侯盖诏室”“无状元有牌坊”，讲述的是历代王氏先祖政绩显著，无负朝廷，深受皇帝恩宠的故事。

“父子恩元”匾额，木质，长1.98米，宽0.69米，匾的四周浮雕缠枝纹，这些藤蔓委婉多姿，生动优美，富有动感，寓意生生不息、万代绵长的美好愿望。中间镌刻“父子恩元”四个大字，字体优美，遒劲有力；右侧阴刻有“钦命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福建督学部院秦 为”；左侧阴刻有“同治光绪癸酉卯科中式第一名王耀坤、作仁，仝立”。因左款字有省略，分开应为“同治癸酉科中式第一名王耀坤、光绪癸卯科中式第一名王作仁，仝立”。同治癸酉为同治十二年（1873年），光绪癸卯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两科考试相距30年。这块清代末年的木匾保存完整，因距今已逾百年，红漆大都已脱落。

据民国版《长泰县志》记载：“同治间。王耀坤，字顺卿，在坊西隅，十一年壬申科恩贡。”“光绪间。王作仁，字绪之，在坊西隅，耀坤之子，二十九年癸卯科恩贡。”父王耀坤，子王作仁，均为今长泰区武安镇城关村西门人。恩贡，明清定制，凡遇皇室庆典，根据府、州、县学岁贡常额，本年加贡一次作为恩贡。

姚勉（1216—1262），字飞卿。南宋状元，是我国南宋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新昌县天德乡（今宜丰县新庄镇芳里村灵源自然村）人。因出自侧室，出生时为嫡母嫉妒，被嫡母抛弃野外雪中。两天后，路人拾之交回其父。姚勉长大后为纪此事，别号“雪坡”。

民间有姚勉“蹭状元”的笑话。说那年殿试结束后，举子们集中在金銮殿等待皇帝宣布殿试结果。皇帝翻阅了江西举子的试卷后，不满意地直摇头，说“今年江西状元要免……”，姚勉连忙下跪磕头：“姚勉谢主龙恩”。皇帝的本意是“今年的状元没有江西举子的份”，没想到被姚勉钻了空子。可皇帝是金口玉言，只得不情愿地点了姚勉为状元。此笑话纯属子虚乌有，不过是是利用他姓名的谐音编出的笑话。姚勉的《廷对策》，实际是“水涌山出，尽扫拘拘謭謭之习。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考官评其制策：议论本于学识，忧爱发于忠忱。”考官认为姚勉是“奇才也”，将其试卷列为第四呈皇上御览。姚勉选才用人的独特见解正好暗合了宋理宗的想法，宋理宗力排众议，将其从第四提到第一。胪传日，理宗望见姚勉“体貌丰伟”，喜曰：“真状元也”。

姚勉的老师乐雷发，字声远，湖南宁远人，因北上抗金的政治主张不为权臣所容，虽满腹经纶，却屡试不第。姚勉中状元后，认为自己不及乐雷发，特上疏皇上，请求将状元让给老师。宋理宗见是状元举荐，决定亲自面试。金銮殿上，理宗问以“学、术、才、智、选、举、教、养”八事，乐雷发“条对切直”，留下了著名的《廷对八策》。宋理宗大悦，当即赐以“特科状元”，赐田八百亩，敕建状元楼一座，授翰林馆职。

公讳廷表，号晶麓，以子贵封广西桂林府全州知州，奉直大夫。诰命 制曰：朕闻爱人者，教以义方，朝廷褒锡臣工必及其父，所以加答之也，尔廷表广西桂林府全州知州莹之之父，履坦居易，葆贞毓和骏发，嗣人展采为国，兹特封为奉直大夫，广西桂林府全州知州，祗沐恩休，益隆寿考。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王莹之，讳琼，以字行，号西塘。事父母至孝，为人恺悌，喜愠不形。自幼甘贫力学，至忘寝食。嘉靖戍子，领乡荐，判辰州，署府事。朝议分封宗藩，公力陈其非，便从之。辰人立石颂德以直道。调雷州，筑海岸，捍民田万顷。历知全州，迁金叶郡丞，有政教及民，全人思之，为立生祠。继转后军都督府经历。致政成国赠之曰:“身名俱全，进退两得。”后隆庆恩例进阶，其家居，日以书史自娱，虽父子贵显，视之淡如也。——摘录《长泰县志》之《芳躅传》

王惟恕，字行甫，号近斋。西塘公之冢子也。性端谨温厚，幼知力学，二十领乡荐，登嘉靖丁未进士第。历刑部郎中。明谳决，慎用刑，而庭无冤民。迁东粤宪副，历广西参政，皆有声称。尝署广西左布政，却羡金千余，归之公。以直道调归，卒于途，鬻衣钗为殡具。公持身如处子，处官事如家事，事父母如奉严君，对妻孥如肃宾客，虽燕居不见其惰容，诚金玉君子也。若忠谨之心，执法之守，冰蘖之操，其素定者乎？—一摘录《长泰县志》之《芳躅传》

十二世祖王墀公像赞（经魁公）刑部员外郎，前中书舍人，直内阁理办，制敕兼修实录玉牒，德经筵王墀敕命 奉天承运 皇帝敕曰：朕建储覃庆不遗于疎逖之臣。矧服官禁，近祗事纶，垣厥选甚华恩，不可后尔中书舍人王墀蔚有文誉，奋迹乡闱，抡试清途，直供秘省，典颁内制，宣演训词，夙夜在公，劳能茂著，兹用覃恩，实授尔阶徵仕郎。锡之敕命，夫右垣古两制之职，每选文学之士，以理之任，亦严且重矣，尔尚懋植敏修，祗服内禁，无旷厥官。钦哉！敕命！隆庆二年五月廿五日

王一范，字绥甫，号浣心。家贫嗜学，博极群书。与叔县尹从鹏、侄孝廉协梦，同方伯戴熺、观察戴燝，共研习於东山草堂，号东山五友。万历戊子领乡荐，署宁化县教谕，敦行力学，课督维谨。甲午分校江右乡闱，所拔多名士，称得人焉。戊戌成进士，授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留心国计，厘剔弊端。逾年升员外郎中，假归修先茔，辑族谱，训饬宗属，家政肃然。旋奉敕，总理蓟镇粮储，兼管屯种、盐法。羡余一归诸公，清勤自矢竟，卒於官。没之日，囊橐萧然。所谓以清白遗子孙者乎。——摘录《长泰县志》之《乡贤传》

十二世祖翼云公像赞公讳从鹏，字腾之，号翼云。以明经中万历乙卯京闱，豪迈嗜学，淹贯古今。与其族户部一范，孝廉协梦偕二戴，读书于东郭山中，诗文相高。后先俱登甲第，号曰东山五友。公擢湖广武陵县，友人戴君燝，作仙令诗送之。逮莅政精明有体，激浊扬清，外台文荐，值改秩以暮年乞归。武陵人为立去思碑，阻道者数里相望，宜共德行，推重一时，崇祠乡贤祀之。年弟柯彦拜撰

长泰民间相传“王姓三项巧”——“无皇帝穿五爪”“无封候盖诏室”“无状元有华表"。可见武安王氏先祖辉煌显耀，盛极一时。武安王氏祖祠的建筑风格不同于一般的祖祠，大门绘门神，两旁有石鼓、花石窗，前有麒麟照墙、旗杆石、石碑等，屋脊用琉璃彩瓷贴绘成双龙戏珠，双凤戏牡丹及各式吉祥寓意的造型图样，栩栩如生，格调非凡。堂内高悬“世德堂”“进士”“世承天宠”等鎏金匾额，十分耀眼。正如祠联所题“余威满栋梁，看今朝美奂重新，紫电青霜，依然凛凛存生气；末议参帷幄，念几载先芬远隔，春蔬秋黍，未克区区展孝思”。

状元先师唐泰为文奎公题像赞 郁郁其精，岳岳其英，浩浩其气，耿耿其情，品性超迈，川岳挺生。左召右周，材艺纵横，历任湖陕，树绩朝京，王事经画，岁运先程，赐袍一袭，宠锡独荣，垂芳奕祀，萧邓同声。公讳应璋，字文奎，号良岗，司训公嫡子，侍御长兄也，洪武四年举儒士，授湖广陕西大使，才毅有为，擢直隶吴县，赋甲天下运独光，高皇赐袍旌之，公第四孙为余东坦，仰公德政，为公赞扬，特纪一班而已。年姻侄唐泰拜撰

据《武安王氏族谱》载，文奎公第四孙王朂生，字元曙，号齿隐，娶祁州知州唐泰第三女。因此，状元先师唐泰以“年姻侄”为文奎公题像赞。其中，“赐袍一袭，庞锡独荣”和“赋甲天下运独先，高皇赐袍旌之”都证实了文奎公“无皇帝穿五爪”并不只是民间故事，而是真正存在的荣耀。“高皇”就是洪武皇帝朱元璋。 上图石碑刻于大夫坊村王氏宗祠内，大夫坊村王氏属西门王衍派，如石碑所记正是“王家兴旺办学校，选址夫坊上庙后。姻亲唐公善教材，桃李芬芳英才浩。”祠堂内不仅供奉夫坊村王氏列代祖先牌位，也世代供奉着姻亲状元先师唐泰先生的牌位。六世祖文奎公，号良岗，明仕吴县县丞，后授御史，葬于水晶山麓，规模十分庞大。惜文革时期被毁，现依然能根据墓沿石灰石见识他的宏伟气势。

六世祖文壁公像赞敕命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朝廷设监察御史，欲共振朝纲励风俗，而弼成国家之治者也。苟非其人，不轻卑尊，尔湖广道监察御史王文壁，明经拔隽，擢授礼部主事，振肃风采仪职克祚，敕差南京后湖清查图籍，授置停妥，轻重适均，独持冰蘖，刚介不阿，钦锡御袍以褒旌之，敕差巡按湖广，尔王文壁尚称激扬之典，盖彰勤慎之名，历任蜚声厥有成绩，是用进尔阶文林郎，锡之，敕命以为尔荣，夫官以察为名，以言为职，在明大体而略细故，扶君子，而抑小人，尔尚无私于法，无挠于势。无讦以为直，无苛以为能，懋修不懈，用光训词。钦哉，敕命洪武十二年四月

六世祖文壁公，号松轩。授礼部主事擢湖广道监察御史。也授赐袍嘉勉，宠锡独荣。诏室位于祖祠后上方，文革时被变卖他人，然未动依旧保存完整。

西门王历代先贤名宦辈出，受朝廷恩表的坊表有:【世承天宠坊 】诰封知州王廷表.督府经历王莹之，之孙参政王惟恕。【薇省参知督府上佐坊 】 诰封督府经历王莹之,布政司左参政王惟恕。【聚奎坊 】 万历壬午科,林景中,王协梦,许享魁,陈一经,戴燝。【天思褒庞坊 】在善化里,赠中书舍人,王廷彰。【天庞流芳坊 】赠户部主事王守铨.万历戊戍进士，户部郎中王一范。【瑞应重熙坊 】 位于珠洋村南，至今保存完好。清嘉庆御封王国盛奉政大夫，钦赐御匾，旌表恩荣，坊表联：紫诰出天衢百岁三公应宠锡，纶恩颂海甸一堂五代乐升平。【登科坊】弘治已酉王耀。（西门王十世祖王谮庵，又称通判公）

周日乡村童年快乐时光

王仁堪（1848年-1893年），福建闽县人。清光绪三年丁丑科（1877年）以一甲第一名（状元）赐进士及第。初以翰林修撰入直南书房。1890年十一月外放任江苏镇江知府。1893年调任江苏苏州知府，同年因病卒于任。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犯台湾，战事孔急，王仁堪以朝官得阅看军报，并得及时向朝廷提出建议以救台湾之急。台湾著名学者王国璠曾于《王仁堪传》文末“转载中央研究院张秋雯小姐自《王苏州遗书》中录寄奏折三本”，事关台湾，文献难得。1893年，为“太后六旬万寿”各省举办乡试恩科。浙江主考殷汝璋（清同治十年二甲第17名进士）路过苏州时，遇其同年（同榜三甲第13名进士）周福清托人带亲笔信和银票前来为特定人行贿以通科场关节。王仁堪在苏州知府任上截获证据证人（包括污点证人）并将周福清捉拿到堂审问一通。周福清之孙后来都是名人:长孙周树人（鲁迅），知名作家、左翼文人；次孙周作人（知堂）,著名学者、汉奸文人；三孙周建人，社会活动家，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正是：王仁堪拿下鲁迅的爷。王仁堪性情率真，他中状元之前一年，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恩科会试落榜后对状元曹鸿勋很不服气，刻了一枚闲章，自称“落第状元”。及至自己也中了状元，光绪五年（1879年），王仁堪同曹鸿勋等人联名疏劾使臣崇厚。对自己的“儿女情长”之事，王仁堪亦不讳言。王仁堪殁后在苏州举殡，其后人将皇上、皇太后恩赏物件一一用龙亭舁出，以示其生前恩礼之隆也。

王仁堪品学兼优，直言敢谏，学识渊博，擅长书法，是不可多见的循吏罕兼文苑，虽官不过知府寿不满五十，政声文章书法名重一时，他的文章振藻辞林，书法称重一时，品貌端正秀润，初期深得慈禧太后和皇帝的爱重，奉旨在上书房行走。

王仁堪一生奉行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心系国家命运与民族危亡，不论高居庙堂还是外放地方，他不畏强权、刚正敢言。一专多能的王仁堪可谓集状元、清流、能臣、廉吏于一身，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勇于任事、鞠躬尽瘁、两袖清风，是传统士大夫的优秀代表，然而一代能臣终被淹没于历史云烟中，实令人叹息。

紫藤是我国著名的观花藤木，栽培历史悠久，唐代已有栽培的记载。李白曾有诗云：“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流美人。”形象地刻画出紫藤洒脱的姿态和迷人的风采。在中国古典园林，尤其是江南园林里很常见，这种灌木也可做盆景培植。

，是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癸丑科的状元（三年后的状元为大名鼎鼎的文天祥），字述之，号雪坡，古天德乡（今江西宜丰县新庄镇）灵源村人，他与汉之梅福、晋之陶渊明并称宜丰三大先贤。

姚勉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潜心读书写作，有诗文集50卷传世，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庚戌科状元方逢辰称其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

时人胡仲云将姚勉之文与苏轼之文相比，称“雪坡、子瞻以其文之驱涛涌泉，怒骂嘻笑皆成章篇，日与笔砚以相研”，又将姚勉其人与陈亮共论，称“雪坡、同父以其气之霆驾风鞭，豪放凌厉，自视无前，取高科如骞”[1]。

明代嘉靖五年的状元龚用卿尤其喜爱姚勉文章，览之终篇不知倦。他认为姚勉之文有益于世，不可以不传，因此特意作序评价说，“公之文，造理道，明经术，识治体。博贯之辞，如江河之润；昌大之气，如日月之明。直谠之心，如金石之固；经济之学，如渊海之深。有董汲之奇节，有诸儒之正议”[2]。

到了清代，胡思敬又有跋语云，“雪坡诗文，在南宋群贤中挺然独秀”[3]，并且《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雪坡集》五十卷提要，对姚勉文章的评价也很高，称其“文亦颇媕雅可观，无宋末语录之俚词（按：俚词又作俚语，《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写作“俚语”，而在《四库全书总目》里用的是“俚词”）”[4]。

姚勉治学作文意在经世致用，作品中往往流露出作者心系国计民生的政治家情怀，以及敢于直言、侃侃不阿的评论家气质，所以好友方逢辰称其操守、议论、气概“欲为天下国家兴事立业”。

图为华中师大文学院谭邦和教授手书姚勉集2013年夏于桂子山

一、求士以文，不若淑士以“道”

姚勉的政治关怀，在他的万言雄文《癸丑廷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该文中，针对“选举之八事”的策问，姚勉用“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5]来立说，从道与文，本与末，体与用，气节与言议等多个角度展开论述，揭露了科举制度在南宋暴露出来的弊端，表明了姚勉对科举现状的不满。

他分析说：

求天下之士者，科目也；坏天下之士者，亦科目也。

士不务道，惟知工于声病之文；用不适时，惟知习于套括之学。其未仕也，用力惟在于此；其既仕也，从政曷知其方？失在于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非科目坏之乎？大抵科目之取士，惟在于文，不在于道。故天下之士不习乎道，惟习乎文。

每至三年，谓之大比。群聚以考其艺，誊录以观其文。不求之乡评，不本之宿望。惟其文足以惑有司足矣，初不必素行之可以服乎乡里也······然此犹自能之者也。

固有平时不稔于文声，一旦忽腾于榜帖，由私径以鬻举，挟厚赀以倩人，公道益亡，科举遂陋。[6]

虽然科举让姚勉获得了殿试廷对的资格，但是他对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和只考文才、不重素行的科考现状却有理性且深刻的认识，对于由私径以鬻举、挟厚赀以倩人的科场舞弊现象尤其不满。

同时，他还对“未仕者志高科，已仕者志高位，不得不止，愈进愈贪，弃父母，左亲戚，背坟墓，远乡邦，逐逐然惟利禄之计”[7]的奔竞之习进行了猛烈批判。

在姚勉看来，上有科举利诱，下有奔竞之习，朝廷以文求士，导致士不务道，而要改变这种心术日坏的士习，就应当用“道”来救弊，所以他认为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

姚勉指出，“以道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以文而求天下之士，蛊其心也”[8]，新士习首在正人心，只有天下人贵天爵而轻人爵，尊义荣而轻势荣，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利禄之心重、科举之念强的不良风气，也就是说“求于末者，不若求于本”[9]，知“道”则无所不能。

不仅是科举之士需要知“道”，而且那些通过资荫入仕的人也应该知“道”。

他在《癸丑廷对》中论及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对任子之法发难，“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三载取士，仅数百人，而任子每岁一铨，以百余计，积至三岁，亦数百人矣。泛观州县之仕，为进士者不十之三，为任子者常十之七”[10]。

任子之法起自汉朝，是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种特权，而到了南宋官及则任，导致冗员之弊十分突出。所以姚勉大胆地攻击道，“阀阅鼎盛，亲故复多，挟厚赀而得美除，结奥援而图现次。考第未满，举剡已盈，寒畯之流，亦安能及”[11]，如此任子对寒门子弟必然不公，久而久之也造成了社会风气的败坏。

后来的清人赵翼谈及宋代的荫子状况时也说，“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12]，可见，任子之法在宋代大行其道已经泛滥成灾，朝廷对官员的优待也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负担，姚勉主张裁抑也是敏锐地察觉到了时政之弊。

但是科举制度推行已久，不可轻言改革，所以断言他“反对科举制度”[13]的提法还有待商榷。其实，姚勉对科举制度的态度是倡导改良而非“轻议变革”[14]，他只是对当时的科举现状表示不满，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所以他说，“不为应举觅官之谋，无以行致君泽民之志。故英人伟士，亦屑于科举之学；而名公钜卿，率由乎进士之途。伊川格言，亦日修举业以及第；紫阳前辈，且尝自儒级以发身。虽进以文，无悖于道”[15]。只要无悖于道，科举制度在姚勉的观念中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姚勉因此提出两点具体的改良建议，“一曰严考校于其始，二曰公覆试于其终”[16]。这一严一公之谋就是倡导精选考官和严格覆试，以此来杜绝科考之弊，从而为朝廷选拔出有真才实学的官员。

在科举取士依然盛行不衰的南宋时期，君与臣的首次相遇就是在殿试的时候，所以那一次通过科举考试才获取到的面圣机会殊为难得，那一篇廷对策（又称殿试卷，御试策）在整个科考中的意义也非同凡响。

君王求贤若渴，士子怀忠一吐，风云际会的殿试正是在问答之中展开了上与下的一次政治互动。从廷对策的言论往往可以看出一代王朝的政治形势以及一批士子的智慧学识，且殿试卷的好坏也将决定着一场科考的最终名次。

宝祐元年的癸丑廷对，姚勉正是通过“以道淑天下之士”来正人心、新士习的一番高论才使理宗“乃于其道，不于其文”[17]亲擢他为第一，得以状元及第。

可以说，那篇流传至今的状元策秉承策问要义以对，词气恳切，洋洋洒洒的文字大多针对时政大务而发，识见高远，此类文章在南宋晚期的历史上甚至历代状元文中都是难得一见的大手笔。

二、立中道，奖直言

姚勉的策论于初考之时获得“议论本于学识，忧爱发于忠诚。洋洋万言，得奏对体”[18]的高评，并在覆考、详定中接连获赞，还因此博得“奇才”[19]美誉。

奇在哪里？不仅是这篇文章的思想文采高超出奇，更在于他精明地抓住策问中“毋略”二字大作文章，在对圣问八条逐一陈述之后，又自觉进献二说，“一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二曰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20]，这就是姚勉针对时事日非、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而提出的治国之策。

“所谓立中道也者，盖欲清去朋党”[21]。立中道就是指朝廷在用人时要秉执公道，不要使大夫有东人西人之议，不要使天下有川党洛党之说，做到立贤无方，无偏无党，这样一来朝堂上自会有人才出现、君子聚集。

姚勉在《癸丑廷对》一文中直言时政之弊“在于用一宰相，则用一般人，一相既去，则凡在其时者，皆指为某相之党而尽去之”[22]，因而他建议理宗精别真伪之朋，审察君子小人孰正孰邪。结合欧阳修《朋党论》的观点，姚勉分析说，小人私于为身，故而以利为朋，君子则公于为国，属于志同道合，所以“小人之伪朋不可有，君子之真朋不可无也”[23]。

姚勉的这些看法，确实点到了南宋政治腐败的要害，只可惜理宗猜疑心重，导致吴潜等贤能的宰相总是遭到罢免，而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却得以执政弄权，并且不仅姚勉的建议没有得到真正的采纳和施行，甚至连他本人在后来也被指为吴潜党，免归而卒。

“所谓奖直言也者，盖欲广通下情”[24]。奖直言就是提醒皇帝要虚怀纳谏，愿受臣下直言，即“帝王大德，在于纳谏。朝有直言，谓之国华”[25]。在权相史弥远逝世之后，宋理宗亲政初期，南宋朝廷曾在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姚勉高度肯定了理宗的端平初政，并兴奋地将其描述为“天日昭苏，积郁顿舒，久蛰咸奋，谏官论事，御史斥奸，侍从有论思之忠，百官有轮对之直。以至草茅投匦，学校上书，华国直言，何减庆历”[26]的盛世景象。

但是好景不长，至淳祐初年奸相柄政则“纯用私党，布满朝端，示缙绅以意而使之不敢言，扼学校以吭而使之不敢议”[27]，于是直气日销，从而导致“凡而封事之文，类如举子之策，平平论事，小小立言，惟恐伤时，姑以塞责”的朝廷气象。针对这种现象，姚勉建议朝廷“上法仁祖之盛时，次用端平之初政，广辟言路，旁通下情”[28]，并且强调“言不可从，置之无害，倘或可用，岂小补哉”。

关于这些主张，姚勉并不是只在嘴上说说而已，他自己还将直言时政落实在了行动中。对于当时轰动朝野的“立石三学”之事，他就曾大胆地指出，“夫斥逐学校之士以禁天下之言者，此（蔡）京、（秦）桧、（韩）侂（冑）、（史弥）远之时所为耳。今日圣君贤相，讵宜有此哉”[29]。位卑而敢言就是姚勉立朝为官的精神风范，其气节文章被时人所敬重，同时这也正是他仕途不顺的症结所在。

三、筑城壁，教民兵

姚勉不仅有文才，而且还有武略，其《庚申封事》一文畅言时局，分析敌情，在国难当头之际提出筑城壁和教民兵等军事主张，充分显示了他经纶天下的政治才干和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

理宗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发动全面侵宋战争，意欲彻底征服南宋，东路军由忽必烈率领，进攻鄂州（今武汉武昌）。时任沿江制置副使的南宋将领袁玠是奸相丁大全的党羽，他在鄂州之战前对百姓横征暴敛而失去民心，致使渔人以渔舟济北来之兵，并且还充当向导。经过这次痛苦的教训，姚勉分析指出，导致这种局面的内在原因是丁大全超擢起用袁玠，欺蔽聪明，雍塞言路，朋奸罔上。这种畅论天下时事而首重内因的思路，足见姚勉密切关注现实，具有很强的实践才干，并非属于那种专事空谈的迂腐书生。

卫国退敌，重在知己知彼。姚勉在分析了奸相主政、用人不当的内因之后，随即提出对外抵抗蒙古军的四条策略：“一曰筑城壁以卫州郡，二曰教民兵以护乡里，三曰分责任以全境土，四曰一体统以集事功”[30]。

第一，鉴于“鞑长于野掠，短于攻城”[31]的特点，根据“鄂渚有城则不能攻，长沙有城则不能拔，豫章有城则不能近”[32]的经验，再结合“衡、全、永以无城而破，兴国、寿昌以无城而破，瑞阳、清江又以无城而破”[33]的教训，姚勉看出了城之有无的利害关系，所以大力倡导筑城壁以抗敌，可谓知兵之言。

第二，蒙古军队之所以战斗力强，其重要原因就是全民皆兵，那么应对之策也宜采用“乡乡皆兵，处处皆寨”[34]的办法，因此姚勉又提出教民兵以护乡里的策略。教民兵，至少有两大好处，其一，可以减少朝廷的军费开支，其二，有利于发挥人民战争的伟力。

南宋晚期，宋蒙（元）边关战事不断，不招募新兵则无法抗敌，既招募新兵却粮饷不济。“今之备边，重在兵食”[35]，教民兵恰好可以不用官费来解决粮草问题。他分析指出，“农隙讲事，寓兵于耕，盖亦近古也。主佃相养，贫富相资，可以弭奸，可以教睦，亦不费官也”[36]。

同时，姚勉还提出了分责任以全境土的建议，意在强调朝廷要分权于宜阃大臣以便宜行事。

此外，他还看到了南宋守帅数易之弊和诸路宋军都无纪律等社会现象，并借轮对之机禀告皇帝，其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于此可见一斑。

放肆优秀一举夺魁腾 飞

综合来看诸如《癸丑廷对》和《庚申封事》这些篇目的内容，有的标举万世理念，有的应对一时急务，大都体现出姚勉文章敢于针砭时弊、善于洞悉根本的思想特色，也充分展示了姚勉其人治国理政的才能和学以致用的追求。

书斋之内，姚勉潜心钻研的是儒家有用之实学，考场之上，姚勉用心写出的也是弘扬儒家担当精神的道德文章，无论是主张科举之士应该知“道”，还是建议朝廷用人应该“立中道”。

姚勉笔下的各条策论谋略，往往体现出他对国家大事的高度关注，对天下苍生的深切关怀，对社会现实的深度思考，彰显一种勇于担当的主人翁精神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这就是古代的儒家君子和科场状元所具有的大视野、大格局，也是今天的青年学子和高考诸生应该培养的大胸怀、大气魄，更是各个学校应该不断追求的“状元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