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怎能如风……

老树

唯一的哥哥，如若在世，应该是六十七岁的幸福老人。如今，一双女儿长大成人，都有了幸福的家庭和稳定的工作，又各自有了自己的女儿。哥哥却没能等到这一天，生命便戛然而止。那年，他四十九岁。 两个女儿都很孝顺，生活好了自然没有忘记父亲。去年，姐俩在郊外山青水秀的中华寺墓园，购置了一块墓地，想让英年早逝的父亲，也住上漂亮的房子。恰好大侄女近日携放暑假的女儿从日本归来，便想了结这份心愿。 凌晨，我和老伴、小弟、二姐，驱车一同前往，陪两个侄女和二侄女婿，加上哥哥的大外孙女，一起去为哥哥“搬家”。令人感动的是，嫂嫂现在的老伴（我们也称他大哥）主动要求同去，并叫上他的儿子开车帮忙。 天气预报说有阵雨，我们做足了防雨的准备。不料一路上阳光若隐若现，无一点下雨的迹象，似乎吻合了我们此时的心情。空调车穿过闹市中心，越上城外大道，两侧葱笼飞驰而过，仿佛卷走了十八年前的悲伤，只留下淡淡的思念和回忆，与窗外的风儿同行…… 哥哥在我们五兄妹中最大，和小弟相差十二岁。同属猴。他从小受父亲熏陶，喜爱文艺，尤其喜欢话剧。父亲在当时生活很拮据的情况下，常带着哥哥去剧场观赏话剧。中学时的哥哥被话剧团选中，父亲却不同意，他认为喜欢艺术不一定以它为职业，还是读书最重要。哥哥没去上话剧团，爱好文艺的兴趣没有减，还是天天放学以后，抱着父亲给他买的价格最便宜的两根弦的秦琴自弹自唱。 我和小弟受哥哥的影响，渐渐也喜欢上了乐器。虽然不懂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的区别，只要能弄响，我们就喜欢，比如二胡、柳琴、扬琴、小提琴，后来我又喜欢上了手风琴，小弟又爱上了单簧管。当然，只是喜欢，家里人口多收入低，没条件送我们学乐器。我俩便趁哥哥不在家时，操起他的秦琴一个劲地拨弄。后来大姐从工厂工会借回几种乐器，有吹的，有拉的，有弹的，有敲的，这可遂了我和小弟的心愿，各取所爱，不亦乐乎。70年我下乡插队前，哥哥把参军提干后买的一把柳琴，送给了我。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刚上小学。哥哥在读高一，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整天吃不饱饭，饿得无精打采。刚巧征兵到学校，哥哥便报了名，年龄不够，他就软磨硬泡，终于说服了部队领导，接收了他。那一天，我正在大跃进时推倒的断壁残垣下，和小朋友们玩耍，看见哥哥飞奔着从矮墙外冲了下来，手里挥着一张纸，狂呼着：我当兵了！ 那时，我只知道哥哥当了兵就不会挨饿了，并不理解从军的真正的意义。果然，哥哥去了大连的海岛，当上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就再也没有饿过肚子。他不仅吃得饱，还成了连队的文艺骨干，所有的爱好，都有了用武之地。后来，他提了干，当上了师里的文化干事兼俱乐部主任，每天带领战士业余文艺宣传队，到各个海岛为战士巡回演出，成绩斐然。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穿上军装的哥哥，给我们全家人带来了很大荣耀。每年的春节，街道便组织小学生敲锣打鼓前来慰问，满院子的人都露出羡慕的眼光。奶奶最是得意，笑得嘴里叼着的大烟袋锅一个劲地晃。六十年代物资短缺，买什么都要排长队，由于哥哥参了军，所有的购物证，都盖上了两个红灯笼，加上“军属光荣”的戳记。无论买粮还是买菜，都不用排队，就连到浴池洗澡，也都可以骄傲地穿过长长的队伍，优先享用。 最快乐的时候，是哥哥回家探亲，一身戎装，衬着年轻英俊的脸庞，我和弟弟感受着无与伦比的自豪。他带着我们俩逛街，买了好多漂亮的作业本、水彩笔，还有罕见的圆规、画画的放大尺等。有一年哥哥还拉着我的手，到照像馆拍了一张合影，让我开心了好长时间。 七十年代初，我和弟弟随父母走五七道路下乡插队。为了却父母的心事，就在启程的前几天，哥哥从部队回来，和热恋中的嫂子成了亲。接着，他又陪着我们，把家从沈阳搬到了辽西一个偏僻的山村。 第二年，哥哥离开了部队，转业回到家乡，机关和文艺团体任他选择，可在那个崇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他选择了去工厂，一干就是十年。工厂同样成了他施展文艺才能的广阔舞台。这期间，省里开展安全生产保护教育，筹拍两部关于安保题材的故事片《笑比哭好》、《祸不单行》，两个剧组都选中了他。在这两个剧组里，哥哥如鱼得水。既在片中饰演一位老工人，同时还担任场记。电影《笑比哭好》的插曲，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歌唱家王洁实、谢莉斯演唱的。 两部片子的拍摄结束前，哥哥在四川的拍摄地病倒了，高烧不退。虽然痊愈，却留下了致命的病根，没法继续拍电影了，调到电影厂的事自然也就搁浅了。哥哥只能一边工作，一边与病魔做斗争，这一斗，就是十年。 尽管哥哥所在的工厂，为他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条件；尽管嫂嫂不离不弃照顾了他那么多年；尽管他与疾病作了顽强的抗争；尽管他还没有看到两个女儿穿上婚纱；尽管他对亲人还有着太多的留恋，却终于没能如所有人的心愿。十八年前也是八月的一天，他万分不舍地离开了他的妻子女儿、年迈老母、弟弟妹妹、战友同事，以及这个给了他许多快乐和痛苦的世界。 写到这里，纵然思念如风，我的眼泪，仍然不争气地涌出眼眶…… (掇笔于2011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