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化简述 第五十四节 直立人进化成智人(十一)——晚期智人资阳人

王洪斌

人类进化简述

第五十四节 直立人进化成智人(十一)——晚期智人资阳人

资阳位于华夏系四川沉降带之川中褶带内，龙女寺半球状构造和威远辐射构造之间，地处四川盆地中部，南与内江相邻，北与成都(相距88公里)、德阳接壤，东接重庆(相距257公里)、遂宁，西邻眉山，是四川省唯一一座同时连接成渝“双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资阳人”是以成渝铁路修建中在资阳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而命名的。

成渝铁路原是川汉铁路西端，西起成都，东抵重庆，全长505公里。1903年7月(清光绪29年)，时任四川总督锡良(1853-1917)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联名奏请清朝政府，修筑川汉铁路。川汉铁路预定线路自四川成都，经内江、重庆、宜昌，终点到达湖北汉口。1909年10月，川汉铁路部分路段开工。1911年4月，清朝政府与英、法、德、美4国签订借款合同，将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出卖。5月9日，清政府宣布“干路均归国有”。1911年8月，修筑近两年的川汉铁路宣告停工。1936年6月国民政府成立“成渝铁路工程局”，续建成渝铁路，后因抗日战争和经费问题等原因，又停工。1947年5月，整个工程陷入瘫痪。成渝铁路只在重庆到永川段修建了部份路基、隧道、桥梁，完成了总工程量的14%。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27日成都解放。尽管国家时财政相当苦难、当地条件极其艰难，为了稳固西南人民政权和造福西南人民，中共和中央政府还是决定兴建成渝铁路。1950年3月，西南铁路工程局在重庆嘉陵新村成立。4月，第一批工程人员分赴工地沿线，按铁道部的部颁标准重新对成渝铁路进行勘测。6月15日，成都举行了成渝铁路重新开工典礼。邓小平(1904-1997，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同志莅临致词，贺龙(1896-1969，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同志亲手将一面绣有“开路先锋”的锦旗授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直属部队组成的军工筑路第一总队。第一总队高举“开路先锋”旗帜，开赴重庆九龙坡、油溪等工地，揭开了修筑成渝铁路的序幕。此后，西南军区又从川东军区、川南军区、川北军区、川西军区和西康军区各部队总共抽调了3万多人，组成5个军工筑路总队，奋战在成渝铁路沿线的工地上。

1950年，军工筑路第四总队开始修建成渝铁路资阳段，在莲花山施工的过程中，施工队挖出了65件文物。

西南军政委员会接到消息以后，立马下达命令，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出土的文物，然后决定成立西南文物调查征集工作小组，亲赴现场进行考古发掘。

关于工作小组组长人选，邓小平想到了“江陵才子”张圣奘(1903-1992)。张圣奘1903年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府江陵县(今荆州市荆州区)。他精通英、德、日、俄、西班牙、葡萄牙等9国语言，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先后留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柏林大学，并获史学、经济学、文学、医学、法学等5个博士学位，1950年任西南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邓小平派秘书请来了张圣奘教授。

张圣奘到了西南军区以后，很爽快地就答应了邓小平的请求。临行前邓小平给他提了四点要求：第一，调查铁路沿线文物；第二，搜集已经出土的文物；第三，向下面传达保护文物的法令；第四，对发现的文物进行爱国主义宣传。

　　资阳人遗址

1951年3月，张圣奘奉命牵头组成一个10多人的工作小组到达资阳县(今资阳市以后，在资阳火车站以西1.5公里城关三贤镇黄鳝溪(现九曲河) 1号桥基处出土了龟化石。张圣奘对这里的土层进行了分析，认为下面必有惊喜，决定在这里开挖。

当地政府同意以后，马上征集民夫，从这里开始挖掘。碰巧当时阴雨连绵，给施工带来了阻碍，只好一边抽水，一边挖掘，日夜不停地挖了十多天，桥墩基坑已挖到地下8米，一件文物也没找到。民工们开始抱怨，是不是上面找错了地方，再挖下去岂不是白费功夫。

张圣奘坚信自己的判断，一定不会出错，毕竟他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他决定再勘测一下，看看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他脱下鞋袜，一个人走进了桥下正在施工的泥坑中，边走边观察，突然脚底一阵刺痛。那时又不像现在，到处都是玻璃碎片，他想弄清楚自己踩到了什么。于是弯腰摸索了一会儿，捞起来一看，竟然是化石碎片。张圣奘顾不得其他，赶紧又把附近摸了一个遍，又找到了几块化石碎片。

回去以后，他把这些碎片简单地修补了一下，拼起来一看，竟然是一个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

　　资阳人头骨化石

当时已经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只有周口“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那么这块头骨化石的发现，很可能证明，资阳这里曾经生活着一个新的古人类种族。

张圣奘马上把这个消息电告邓小平，邓小平也很高兴，又上报给政务院。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1892-1978)得知发现了一块新的头骨化石，马上让人把它送到了北京。

头骨化石送到北京以后，郭沫若亲自任命裴文中(1904-1982，时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教授主持对它的鉴定研究工作。而裴文中教授，正是当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所以这件工作交给他很合适。

　　资阳人头骨化石挖掘现场

裴文中教授拿到头骨化石以后，心情也很激动，他如获至宝，整天研究来研究去，决定还是要去发现它的地方看一看。裴文中决定，在原址两边继续深挖，总共花了33天，又挖出了很多化石，其中有犀牛、东方剑齿象、水鹿、鱼、马等。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石器、骨器，特别是骨针和穿孔石珠。有了这些，裴文中再研究那个头骨化石就有更多参考资料了。

头骨化石只有眉骨以上的脑颅和上颌部分。其顶结节、额结节明显发育，眉嵴显著发育且两侧相连，前额狭窄，鼻根部高而狭窄，具备较典型的南方人群体质特征。

经过长达6年的研究，终于有了结论。该头骨化石尺寸较小，表面平滑圆润，额部丰满，符合晚期智人的特征。而且应该是一个女性，年龄在50岁左右，生活的年代距今大概35000年。根据仅存的一颗牙齿化石判断，她患有严重的牙病。

因为头骨化石是在资阳发现的，中国科学院把这个古人类头骨命名为“资阳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新人化石”，也是我国南方第一个有明确地点的晚期智人化石，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乃至东亚人类演化和迁徙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资阳人头骨化石表面平润圆滑

资阳人化石为一较完整的头骨。面骨保存有上颌骨的一部分。头骨较小，表面平润圆滑，额结节和顶结节都明显突起，额部较为丰满。头骨内面骨缝几乎全部愈合，说明这属于一老年女性个体。其基本特征和现代人相似，但也保留了若干较原始的性质。其骨嵴比同龄同性的现代人显著，两内侧端几乎相连；前囱点位置较现代人的靠后；颞骨鳞部较低矮平整，弧度较现代人小，从而表明其脑量不大。因而被认为是晚期智人阶段的化石。骨锥底部缺失，残长10.82厘米。锥尖钝而光滑，呈深褐色。锥身有刮削加工的条痕。

　　与资阳人头骨化石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

与资阳人化石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有鬣狗、虎、马、中国犀、猪、水鹿、大额牛和东方剑齿象等。原研究者认为，这些动物化石分属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两个时代，人类化石与后者同时。1972年，发表了资阳人出土地点一件树木化石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数据，为距今7500±130年，有人据此认为资阳人属于新石器时代。1980年以来，有关单位对资阳人地层多次进行考察，采集了不同层位的动、植物化石，进行了放射性碳素断代和铀系法断代的测定，结果表明该地点附近的底层堆积比较复杂，从顶部的距今2170±70年到底部的39300±2500年，早晚都有。尽管资阳人化石出土层位不十分确切，但根据头骨形态及测量数据所表现出的若干原始性质，许多学者仍肯定他是旧石器晚期的人类。

考古工作者在资阳人化石出土地点以西170余米处的深7.8∼8.8米的砾石层中，发现了许多打制的石器。原料多为石英岩砾石，制作方法和类型与(重庆市铜梁区)铜梁旧石器地点的石器相似。还在资阳县(资阳市)鲤鱼桥一带与资阳人时代相同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植物化石，有树干、树叶、种子、果壳等。研究表明，当时的地貌和今天相似，气候则较为温和湿润。这些发现，使得人们对资阳人的文化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如果把时间回溯到距今40000年前的资阳地区，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这里生活着很多晚期智人。他们用的工具或许粗糙，但一直都在进步。文明的曙光已经在这里出现，终有一天，他们将告别石器时代，迈入新的纪元。“资阳人”的发现意义重大，这足以证明，“资阳人”就是蜀人的祖先，早在40000年前，他们就已经学会了使用石器，还会用骨针来缝制衣服，日常甚至还会用一些首饰来装扮自己。而且根据发现的麋鹿角可以证明，当时他们的狩猎活动都是有组织进行的。在旧石器时代，“资阳人”有这样的文明成果，实在是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