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山阴路 浓荫难掩刀光剑影

金波

石库门住宅、新里弄、花园洋房，大陆新村、恒丰里、花园里……绿荫下的“建筑博物馆”使一队队参观者流连忘返。

在上海的特色街区文化中，虹口是一个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区域。而那条长度仅600多米，瞿秋白、鲁迅、茅盾等文化名人曾经居住过的山阴路，更是具有神秘的魅力。

“虹口血案”背后的英烈

1903年，虹口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将四川路延伸至今鲁迅公园处，沿路两侧陆续修建了多条支路，今山阴路就是其中之一。

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祥德路，山阴路的路名1943年启用。它原名施高塔路，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11年越界所筑。路名也取自英国商人、1894年至1897年任工部局总董的施高塔。施高塔路北端的一小段，后为今祥德路部分，它们“无缝对接”，于是一条路有了两个路名。

山阴路340弄积善里紧邻祥德路。积善里分布着两排石库门住宅，1926年竣工。红瓦坡顶，青砖外墙上显出红砖水平饰带，简约美观。水刷石外墙面的过街楼、中西合璧的门饰，新式石库门特征明显。

340弄内一面墙嵌有一块英文界碑，而附近的祥德路25弄口也有块界碑，不过它却上刻中文。界碑，是工部局越界筑路后的势力范围与华界地盘的分界线。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这一带被日军所占。在华文界碑北面今祥德路26弄2号，是豪华的花园洋房，震惊中外的“虹口血案”发生地。1940年10月11日凌晨，上海市伪市长傅筱庵在宅邸被自己的厨师朱升源用菜刀劈死。当年山东汉子朱升源在日军眼皮下刺杀大汉奸，一举成名，而血案策划者之一、军统别动队大队长陈默的真实身份，却有点“云里雾里”。他1931年参加共青团。因策反国民党上海海巡大队长封企曾，被封密告出卖，1949年2月不幸被捕，4月27日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陈默后被追认为革命英烈，有关部门也证实了他的共产党员身份。

山阴路343弄的青庄，与积善里隔街而望。1918年建造时只有16幢花园里弄住宅，砖木结构假三层。1号和3号，分别为两位著名宗教领袖吴耀宗、刘良模的旧居。1949年他们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刘良模和徐悲鸿、梁思成等向大会联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建议获得通过。刘良模还是第三至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

沿着山阴路向南，来到208弄文华别墅。这里也住过一位黎明前倒下的烈士。文华别墅，新里，三层红砖房，三楼向南半圆形铸铁阳台挑出。黄炎培次子黄竞武曾在18号居住5年。黄竞武，清华大学毕业，留学哈佛获经济学硕士。抗战期间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投身民主运动。1949年他秘密发动中央银行员工，阻止国民党运送黄金白银去台湾，并对驻守上海的国民党武装策反。1949年5月12日上午被潜伏在中央银行的特务逮捕。5月18日凌晨被害，年仅43岁。

图为张家禾

壮志悲歌恒丰里

山阴路上的恒丰里，建于1920年代初，分属69弄（老恒丰里）和85弄（新恒丰里），大部分是三层及假三层的砖木结构石库门房屋。

新恒丰里由16幢2层砖木结构花园里弄住宅组成，西班牙式双坡屋顶带尖形老虎窗，清水红砖外墙，局部做简化的古典装饰和柱式。

老恒丰里90号坐北朝南，普普通通，但1927年却是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罗亦农任书记的中共上海区委，机关也设在老恒丰里69、70号。1927年，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69号成为起义指挥部联络点。

1927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老恒丰里90号召开会议，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江苏省委领导成员：原中共上海区委书记陈延年任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王若飞任宣传部长。会议进行到一半，传来非常消息，与会者迅速撤离。谁知陈延年等下午三点又回来探视，见情况无异常，便掉以轻心地到会议室研究工作。过了不到半小时，警车呼啸……陈延年、郭伯和等四人被捕。陈延年虽然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但由于叛徒出卖，使用化名、伙夫打扮的他身份暴露。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黄竟西牺牲于龙华枫林桥。

陈延年时年29岁，他是陈独秀长子。仅隔一年，陈延年的大弟、时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也在枫林桥就义。

图为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机关旧址

日籍党员中西功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章对吸收党员没有国籍限制。于是，在中共党员中，曾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外籍中共党员。这些党员来自朝鲜、越南、日本、印度、奥地利、波兰、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如：洪水、马海德、罗生特、爱泼斯坦等等。外籍党员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为人们所了解。

上海团校特聘教授、原虹口区委党校教师张家禾，长期生活在山阴路附近。他读的是历史专业，还在中学教过历史课。退休后，他创立了“张家禾虹口记忆传讲工作室”，更深入地挖掘虹口的红色文化史。

几年前，一位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进入他的视野：日本三重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中西功的介绍，相关资料稀缺，在《虹口区志》上，张家禾也只查到寥寥几笔。这更激起起了张家禾的研究兴趣。

张家禾通过阅读中西功的著作、到档案馆查阅当时的一手史料，终于逐渐还原了这位特殊的中共党员的形象。原来，中西功是一名红色特工人员，他提供的情报预测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巧的是，他谍报生涯伊始，就住在山阴路124弄（留青小筑）28号。

中西功的经历，与另一位曾在山阴路居住过的日本著名共产党员尾崎秀实有着密切联系。

《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尾崎秀实，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他与德国人佐尔格后来组成的“佐尔格”情报小组声名远扬。

尾崎秀实从上海回国后，对日本和东亚问题发表大量评论，在日本引起轰动，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1937年6月，尾崎秀实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兼私人秘书，成功打入日本政府高层。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尾崎秀实向苏共党员、“二战谍王”佐尔格提供的战略情报，被送往莫斯科。尾崎秀实还准确预测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间。

东京的“佐尔格”情报小组两位负责人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在中西功回日本的前一周，已被“特高课”秘密逮捕。中西功频繁的活动终于引起日本情报部门的怀疑，1942年6月12日夜晚，中西功在山阴路留青小筑寓所被捕。之后，他被押解回日本审讯。在狱中他撰写中共党史，1945年日本投降后获释。

花园里，山阴路145弄，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花园里弄住宅，环境幽静。低矮的围墙、小铁门、小花园具有日式建筑风格。当年，尾崎秀实住在2号。1928年至1932年他任东京《朝日新闻》社驻上海特派员，结识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与鲁迅、夏衍、冯乃超、王学文、郑伯奇、田汉、成仿吾等来往密切。尾崎秀实著有《现代中国论》《中国社会经济论》《暴风雨中的中国》等。他在狱中写给妻女的书简集《流星般的爱情》成为战后畅销书。1944年11月7日，尾崎秀实与佐尔格在东京被秘密绞死。

山阴路铭记着中西功、尾崎秀实等国际反战人士的贡献。尾崎秀实不会想到的是，1949年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国旗的曾联松，从1947年起就居住在花园里6号，直到1999年10月19日逝世。

图为中西功著作

木槿花开东照里

山阴路133弄，100多年前落成时取名日照里，抗战胜利后改称“东照里”。它与山阴路2弄的千爱里均为昔日日本侨民、军人的聚居点，日式新里。

千爱里的知名度，与其3号的一位居民、鲁迅挚友内山完造及内山书店不可同日而语，尽管鲁迅与内山完造先生在千爱里留有合影。

同样，1933年3月，东照里12号那间亭子间接纳的房客、鲁迅先生的“知己”，更是名声赫赫——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

当年，瞿秋白在上海养病，他十分佩服鲁迅的人品和文才。对一直无以谋面，“始终引为憾事。”经茅盾牵线，1932年春末夏初他与鲁迅第一次会面。因遭国民党当局悬赏通缉，1932年11月下旬和1933年2月上旬，瞿秋白两次到鲁迅寓所避难。

1933年3月初，鲁迅托内山夫人为瞿秋白夫妇在东照里12号租亭子间。瞿秋白夫妇入住东照里后，鲁迅先生即去看望。4月，鲁迅和茅盾也相继搬到大陆新村，大陆新村与东照里仅隔一条马路，他们交往更频繁。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文艺，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瞿秋白以“鲁迅”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杂文。瞿秋白不仅编辑《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长篇序言。鲁迅题写“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相赠。

瞿秋白夫妇在东照里只住了三个月。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苏区。临行前几天，他冒着危险，来到鲁迅家中，向“大先生”“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道别。

茅盾在大陆新村住了两年，搬家前的一天，茅盾到鲁迅家辞别。谁知鲁迅心情沉重地告诉他：“秋白被捕了。”

瞿秋白牺牲后，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决定为好友整理出版文集。为了瞿秋白的遗作《海上述林》，鲁迅抱病呕心沥血……

在瞿秋白旧居和鲁迅故居旁，木槿花在初夏的阳光下悄然怒放。她朝开暮落，生生不息，寄寓坚韧、质朴、美丽，以及永恒不变的爱和信仰。

1950年，大陆新村住进了一位起义将领。他是电影《战上海》中刘义的原型——刘昌义。刘昌义之子刘定远告诉笔者：他的父亲已于1994年因病去世，而刘定远与90多岁的母亲至今仍住在大陆新村老宅。

山阴路上，茂密的法国梧桐映衬着各式各样的建筑。据说半个世纪前，山阴路上栽种的是杨树。相同的是，百般风情难掩往日的刀光剑影。

（节选自《浦江纵横》，作者：金波）

图为瞿秋白寓所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