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原创|毕士博在大同考古</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只有一个直觉:</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像精神病人被穿上了“拘缚衣”</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苏永华</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b></p><p class="ql-block"><b> (五)比云冈还早的方山石窟寺在哪里?</b></p><p class="ql-block"> 云冈石窟那真是天下闻名,尤其是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之后,绝大多数来大同旅游的外国人,都是冲着云冈来打卡的。法国人来得最多。他们前来的逻辑也很简单:我们的总统参观的地方,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所以我们也要跟上总统来看看。但大同对“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蓬皮杜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法国总统蓬皮杜不服云冈风水,到云冈一会儿,回去不到半年就死了。为此,我还买过一个法国记者在蓬皮杜死后两年出版的《病夫治国》,专门挑了乔治•蓬皮杜看了看,现在都记着蓬皮杜的那句话:“与别人相比,权力占有者受着自我陶醉这种人类最原始最强烈的倾向更大的折磨。他们觉得自己便是一切,应该受人爱戴,不容侵犯,不可缺少,应该与世长存。”这话说得真没毛病。然而,让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精神错乱者、一个老年痴呆、有脑溢血前兆、心梗前兆的病人和说不清是什么病的病人治国,往往会造成他的强迫症、抑郁症,甚至会产生妄想症,偏执那是常事,不知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还自我感觉英明无比,这就有毛病了。</p><p class="ql-block"> 毕士博没问题,是个正常人,他给云冈扔下一句“这是一种诞生在非汉裔的拓跋族统治之下,但却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石雕”就跑了;跑去找除了他,没有任何外国人知道的比云冈石窟雕刻的年代更早的金山寺石窟了。他的原话是:有人告诉我,在大同附近有一座叫金山寺的,是北魏时期三座石窟寺之一,但比云冈更早。毕士博团队到了大同,他就让董光忠打探这个叫金山寺的地方在哪儿?董光忠还真打听到了,说在于大同以东约50多里的阳高有个叫金山的山上。</p><p class="ql-block"> 4月16日一早,毕士博便派董光忠赶火车去探访,当天晚上董光忠就回来了。他向毕士博汇报,说金山寺找到了。接着就描述这座“金山寺”的具体位置:坐落在平原,靠近一座没有树木的孤立山丘上,高度也不高,顶部有一个火山口般的凹陷口。住在一个墙上挂着明代水陆画的小庙的僧人和他说,这儿就是我们寻找的金山石窟,但现在看不到了,在明朝的时候这座寺庙就“翻倒”了,把那些佛爷埋在了看不见的地方,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这个洞穴了。董光忠又说,我觉得金山寺石窟是被火山爆发的火山灰给淹没了,包括火山山体本身也被淹没了。他还拿出证据——一个火山灰的样本:相当细密的几乎是灰白色的棕灰色的火山灰土。对于董光忠的说法,毕士博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在俞家骥送给他们的清代《大同县志》里面并没有找到明朝有火山爆发的记载。返回北京后,他又问了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翁文灏告诉他,虽然中国北部曾经发生过活跃的火山活动,但近几个世纪没有发生过任何程度的火山爆发。毕士博又让董光忠继续了解这个金山寺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董光忠打问回来的仍然是个故事:很可能不是因为火山爆发被“翻倒”了,而是一场可怕的大地震让它“行走”了。这话编的——大同人把山没了,能说成“行走”了?老大同人可能就这么说,反正我是没听说过。毕士博试图找到金山石窟寺的下落就这样徒劳了。不止是他极度困惑地徒劳而返,即便连大同广灵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刘绪也对没找到方山石窟寺抱有深深地遗憾。</p><p class="ql-block"> 1976年,大同市博物馆应驻地部队要求,着手发掘北魏“文明皇后”之墓永固陵,希望山西省文工会派业务人员给予支援和协助。在刘绪的积极争取下,省文工会就派了白玉珍和他到大同支援这次军方对方山冯太后墓的发掘。加上大同市博物馆的解廷琦,参加发掘工作的业务人员总共才三人。也就是这次发掘和对周围群众的访问,发现冯太后墓在过去已被盗过三次。</p><p class="ql-block"> 第一次是在金代正隆年间(1156—1161年),怎么能确定?是盗墓贼在冯太后墓的后室西壁用白灰书写下了三行字:“大金正隆、□□六月、□□□□。”</p><p class="ql-block"> 第二次在金代大定年间(1161—1189)。这次盗墓贼更加嚣张,不但在墓室东壁用白灰书留下四行字:“大定、初五、□道,”还胆敢在甬道石券门西门框写下題记并留下贼名:“兴严方僧怀备到此,戌十月永耳。”</p><p class="ql-block"> 第三次约在清代光绪年间。</p><p class="ql-block"> 在方山永固陵发掘期间,刘绪他们也对《魏书》记载的方山石窟寺进行了勘察,但也是毫无所获。刘绪(1949—2021)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夏商周文化与田野考古》中的一篇《方山二陵的发掘与文明皇后的评价》回忆文章里说:“只有山之正南与东南方向值得怀疑。这里没有直接暴露出山体基岩断面,而是由自然石块堆成高高的陡坡,很像人为堆积。也许将其清除就会有惊人发现。”</p><p class="ql-block"> 毕士博们试图找到金山石窟寺的下落告吹了,刘诸他们希望找到《魏书》中记载的方山石窟寺也失败了。为什么找不到呢?毕士博的一位中国朋友告诉他,这个地名可能在某个未被记录年代的时间里更改了。而改地名是中国古人在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常用的一种做法。这个说法启发了我。有问题找专家。于是我问我大哥,他说,你找一本卫洪平在大同当纪委书记时给大同档案馆请财政局拨钱出的《大同县志》民国稿,2016年出的,线装,在“古迹志”找找看。我真是高人啊!他们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借了这套书,在第八册“石窟寺”第一页就看到了金山寺:“金山寺在上高庄村北之焦山,原名焦山洞。凿洞竖立佛像。相传于明隆庆年间由禅员外建立(该村尚有禅家堡遗迹)。年久失修,至清乾隆年移建于山之西麓,今名黑山寺。”至于焦山洞是不是毕士博和刘绪找的金山寺、方山石窟寺,那就不是我的事了,我能提供文字证据就很不错了。</p> <p class="ql-block">1973年,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p> <p class="ql-block">[法]皮埃尔•阿考斯 [瑞士]皮埃尔•朗契尼克著《病夫治国》,新华出版社1989年4月</p> <p class="ql-block">大同火山群中的一座</p> <p class="ql-block">1976年,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发掘方山北魏永固陵所拍方山二陵</p> <p class="ql-block">1976年,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发掘方山北魏永固陵时的墓道</p> <p class="ql-block">刘绪著《夏商周文化与田野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8月</p> <p class="ql-block">文礼所绘方山及周边古建示意图:③云冈④方山⑤永固陵⑥金山寺</p> <p class="ql-block">1925年,毕士博所拍方山长城和烽火台</p> <p class="ql-block">如今的大同焦山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