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生涯（1）母校（原创）

民富

母校

离开学校后，有时几个朋友茶余饭后闲聊,不知觉聊些母校的事。有朋友问：哪个母校？他这一问，我就感到十分尴尬，也很惭愧，因为我一生只读过一个学校，那就是我们村的那所学校——龚河学校。

1965年9月我上小学，1973年7月我初中毕业。不间断的在一所学校读了七年半书——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半。

记得上学那天，父亲领着我去报名。一路上他时而牵着我的手，时而抚摸着我的头，走到城河外去庙岗上的路上，父亲就嘱咐我：

“在学校要尊敬老师，听老师话，上课要认真听讲，把学习搞好。父母亲不识字，队上分点粮食柴草之类，在堆儿上用麻杆写个名儿插着，主人去弄先得认牌子上名字。不认识字的就请识字的找，没有识字的人来，就在那等。有时候五六个，七八个不识字的人等识字的人来帮忙找牌子。等得急人，烦心！恨自己不识字。识字的人来了，有时候一找半天就找不见是那一堆儿。麻烦人家多不好意思呀。人家不说不高兴的话，自己心里也不好受，耽误人家的功夫。最后向认字的人说一堆谢谢的话，感激不尽。自己认得字多好啊！社会变了，你们有机会上学，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家人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下代身上。”我在父亲护送下去上学，多幸福，多喜悦啊，连连点头说“好！”。

“一放学就回家，不要在路上玩，不要走庄稼地毁坏庄稼。种粮食多辛苦呀，翻地、施肥、播种、除草、打药、收割、打场，哪一道工系都得使劲地干。你看那薅草的，顶着烈日暴晒，脸上的汗水直往土里滴。粮食是农民用汗水换来的，多么不容易啊！”

父亲和我走到庙岗上，父亲大概是见景生情，他接着说：

“我们今天去的学校已经是第三次转址的学校。第一个校址是寨子的农会。农会是解放时没收龚传惠家的房子。没有具体分给穷人。一套四合院有许多间，柴房、厅房、厢房、套子、正房、阁楼。分别设有农民委员会办公室、公物保管库、扫盲教室、孩子读书的学校。由于孩子逐渐增多，容纳不下，就转到庙岗上。借助庙屋，又在东西两侧盖些草房，把学校、供销店、医务室和大队办公室集中在一起。那时只有初小，高小的学生分别在孔湾杜岗和新集毛家台学校读。又过了几年转到汉营西边一块地上。汉营是大队中心点，往潘家河、杨家河和寨子距离都差不多。还有个讲究，‘汉营的先生，庙岗上爷，寨子孙子惹不得。’大家都希望一个地方多有些先生才光荣，所以选址修建在那里。”

不知觉走到学校。父亲把我交给老师，说了许多哀求老师的话，就转身回去。从父亲离开的那一刻始我就成了学校读书的学生。

学校是土墙草房，三栋。加上汉营猪圈一栋，给学校场子围成一个四方形式。没有围墙，场子不大，分成两块，一块植的树，有益夏天学生玩耍，一块是做操用的活动。'场地。猪圈门朝南开，与学校不相干。猪圈的东头与校舍之间有一条很宽的口子，主要是汉营和潘河学生的自由出入的路，也是学生去稻场玩的便道。西边校舍和北边校舍交接处有条口子，坡下是厕所。厕所是土墙围着的，没有顶盖，里面是个长方形的砖池子，男女厕所中间隔着一道土墙，分成两个门，北门进男生，南门进女生。去厕所要上下坡，遇到雨天和雪天很容易摔跤。即使老师修有土阶梯，走人的次数多了，也会踩踏得光滑。雨天不时就有同学摔得一身泥进教室的。厕所周围是老师的菜地。北边校舍和东边校舍之间的出口才是学生出入校门（实际没有大门）。出大门几步的南边有口井，汉营的社员和学校的师生都在这口井里吃水。再往前走几步就上雷孔路。

中午和下午放学站队，不管是哪个班的学生都必须站队从这个门里走出去上雷孔路。然后分方向，该往南走往南走，该往北走往北走。往北走的，老师送学生路队到庙后面。庙后面有条岔路，是往寨子南门口走的小路，一条是往东门口走的大路。老师望着学生走远了才转身回学校。往潘河走的老师送学生到柏树林。往杨家河去的老师送到黄营南。每个路队领头的扛着红旗，大家齐声唱着歌，别有一番生气勃勃的气氛。那时，根本没有家长接送学生。

教室有两间屋的，有三间屋的。教室、寝室、厨房都不宽裕。班级有复式斑有单斑。低年级学生课桌是长板子做的八根材的桌子。短的桌子可以坐三四个学生，长桌子坐七八个学生。学生多了，短桌子可挤六七个人，长桌子可挤八九上十个学生。拥挤当然影响学习。学生写字常常为地方吵嘴，有时干脆打架。我就有一次旁边的学生闯我的胳膊，闯坏我的字，我就打他，两个人互打。结果遭到老师的严厉批评，拉我们两个到教室后面罚站。我们两让开了，刚好给其他几个学生腾出一些写字的空间，写字自然好受多了。我们站了一会儿，老师叫上位。我们一上位大家写字就拥挤了。那头的两个同学又吵起来了。老师正要去阻止，一男生用铅笔把一女生的脸给戳了一道红印，只差出血。老师气愤极了，一把把那个男生提出来，两眼瞪着他，不知说什么话好。只好去哄那个在哭的女生，擦眼泪，说：不挨大事，只是给脸巴戳红了，没事。那时的孩子不娇气，哄哄就不哭了。

黑板是两三块，甚至三四块长木板条拼接的，板条与板条之间的缝隙是用石灰参桐油搪塞过，由于干收湿张，裂缝就又出来了。时间一久，裂缝越来越大，有的地方桐油干脆掉了，就出现一些洞洞，老师写字还得躲过缝隙。板面极不光滑，上面好多坑坑洼洼，窝窝点点，有时窝点在字之间就误导学生，认为那个字那里有点或者横。黑板十分难擦，擦过之后板面全是一层灰蒙蒙的颜色，再写字就模糊不清。但老师不得不擦，又不得不写。黑板是用绳子拴着挂在土墙的老鼠眼里。（那时土墙是用板夹着打的，每一板墙都有个木棍洞洞，农村就叫它老鼠眼。）写起字来黑板不稳，摇晃有响声。老师还得左手按着黑板右手写字。

尤其记得的是教室窗户和墙上的老鼠眼。由于是土墙，里面又没有衬子，不好留窗户。教室没有光怎么行呢？就在土墙上挖洞，又不敢给洞挖大，就挖个圆洞洞，多开几个，有光就好。有一天一个学生想走进道，就从窗户洞里爬出去。在教室里有桌子垫着，容易钻进去，头和上身露在窗外，窗外离地很高，若继续往外爬，就会倒栽葱，头就得先落地，于是怕了起来，又因衣服厚实，身体被窗壁卡住，出不来，也退不进，就半截吊在墙上哭着呼叫求救。校园里老师才去把他抱住拔出来。钻窗户的事引起全校师生的关注。以后再也没人爬窗户了。

一天全班学生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黑板上头一个老鼠眼里一只老鼠伸出头来，呆在洞口一会儿摇头，一会伸腿，一会儿静静不动。一学生发现，惊奇地：“哎呀，老鼠！”一边哎呀一边用手指，全班学生都望去。都大声嘈哄。老鼠并没害怕，没有一点给头缩回去的意思。老师用教棍打，教棍短了打不着。老师叫一学生搬来凳子，站在凳子上才把老鼠赶进洞里。后来学校发动各班堵死老鼠眼的活动。

就是这样的学习条件，可老师们很敬业，学生很用心，父母很高兴。

到了四五年级，桌凳长短才是统一，每套桌凳只坐两个学生。仍旧是八根柴桌凳。学生拥挤现象好多了。行与行中间留有走道，老师课堂上检查习作和辅导学生就方便多了。为写字争吵打架的人也少多了。

人心不足呀。个别同学之间为桌子的面积多少而暗地争论，要求平分秋色，把桌子中间划道线，规定不准超过界线。并约法三章：谁超过界线被打三锤。有时无意间，不自觉地超过界线，对方不啃不嗯就打你三锤。只能哑口无言地接受被打的现实。

读四年级是刘老师和肖老师教我们。刘老师和肖老师夫妇俩的寝室就在我们教室后面，用花簿子（高粱杆子编织成的）立着算是一扇墙，用报纸糊着，下面立在地上，上面用绳子拴在横木上。有些调皮的学生下课乘老师不在时，故意把高粱脖子推着摇来晃去。有学生用掏蜂洞的竹签把纸戳个洞看老师寝室里有啥东西。只有一间床，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两床被子和两个枕头。床的一头一块木板支起的桌子上放着一盏煤油灯和几摞书本。

1968年上级要求各大队办初级中学。俗叫大队戴帽中学。这样，学校必须增添校舍。国家政策是哪级学校哪级办。因此龚河学校在老校址的基础上往北扩大了三倍之多的面积。在场子北边座北朝南修了一栋十间青砖青瓦的房子。没过两年，又在西边修了十二间红砖青瓦的房子。砖和瓦都是大队窑厂烧制的，是全校师生乘课间操或者劳动课，用手搬到建房地点的。从此学校有了能容纳六七百人的大操场，有了篮球场，有了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四周仍旧没有围墙。草房全部废除。母校后来发生过多次变化，但都是在原址基础上变化着的。这就是我的母校。

她培养了龚河村七个队的孩子，不仅消除了文盲，队上分柴草再不请别人看牌子了。同时培养了许多优秀者去读中学，上大学，最后参加国家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