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53）|《蚂蚁部队》：徐向前重奖赵瑞、杨诚二将军

罗学蓬

蚂蚁部队

八·一五后滞华日军覆灭记

罗学蓬 著

徐向前重奖赵瑞、杨诚二将军

徐向前除了指挥打仗，还尤其重视俘虏政策，他不厌其烦地在各种会议上说：“我们的兵员来源主要靠人民群众、翻身农民的踊跃参军，拿起武器来保卫胜利果实；但改造俘虏，争取把解除武器抵抗后、身上带有革命成份的士兵七天到半月的时间内，能补充到我们的作战部队中去，这是解决战斗中及时补充兵员、保证我军战斗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

因此，徐向前要求部属必须十分严格地执行俘虏政策，只要敌人放下武器，就不准杀，不准搜腰包，不准侮辱人格，给予他们人道的对待和阶级的教育，以使他们能在新旧两个军队、两种对比中提高认识，选择自己今后该走的道路。徐向前教育部属时说：“这些人大部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大都是贫苦农民的娃娃，只要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教育，他们就会变成为有理想、有觉悟，勇于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勇战士”。

太原城外的徐向前在为开拓兵源做工作，太原城里的阎锡山也没闲着，而且不谋而合，他和徐向前忙活的是同一件事。

这天，由于得到报告，说阎军中的一大批河南老兵闹事，要阎锡山兑现当年他们来到山西当兵时的承诺。阎一听大怒，马上将闹事的河南兵集中在坝陵桥复兴楼前的大操场上。他亲自赶去训话。

这批河南兵，是当初阎阎山在安平村和日本人闹崩后，日本人为了搞臭阎锡山，派飞机到处扔传单，把日阎勾结的内幕弄得来天下人尽知。蒋介石怕把阎逼急了果真破罐子破摔做了大汉奸，赶紧给阎喂好果子吃，不仅答应多拨军费，多给装备，还由中央责成河南南阳师管区，为二战区补充了三个师的新兵。

当时阎锡山向这批河南兵承诺，一旦打完仗，就把他们分配到山西各县，由政府负责为他们娶老婆，找工作，负责帮助他们“安家立业”。可阎锡山信誓旦旦的承诺，却一直没能兑现。

阎锡山站在检阅台上，双手岔着腰，对造反的河南兵们说：“我当初承诺的事情，本来在日本投降后就可以实现的，只是由于共产党捣乱，使‘兵农合一’政策做得不彻底，使本省籍的士兵不能分得应得的粮食和棉花，也使外省籍的士兵不能分配到各县去安家立业。因此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共产党是祸害你们的，是你们最大的仇人！”他还要求全军士兵都要以牺牲的精神来对付解放军，打仗的时候要豁出命去狠狠打解放军，彻底做到“有共无我，有我无共”的好军人。“只有把共产党打垮，把解放军消灭光，山西兵才能分到全部粮食和棉花，河南兵才能够娶上老婆，安置工作，才能在山西安家立业！”

和七年前一样，阎锡山这样次又是许下的一纸空头支票，而徐向前抓的俘虏工作却立见成效。对于来自广大农村的士兵，改造时间是“七天到半月的时间”，而对于像赵承绶、杨诚、沈瑞、曹近谦这样的高级俘虏，自然会长一些。

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徐向前把他的目光，转移到了杨诚身上。

这是因为，防守太原东山四大要塞之一淖马阵地的第八总队司令官，正是与杨诚有着生死之交的赵瑞。

赵瑞和杨诚是太原北方军校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又同在商震部下见习，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部队改编，又都到赵承绶部下当参谋。由于他俩对工作积极认真，深受赵的知遇信任，相处日久，愈形亲密。当时有人嘲笑他俩说：“包文正用的是王朝、马汉，杨六郎用的是孟良、焦赞，赵承绶用的是赵瑞、杨诚。”这虽是笑话，但事实也果真如此。

晋中战役后，赵承绶和杨诚及沈瑞、曹近谦等都到十八兵团敌工部学习。不久在兵团副参谋长王世英、敌工部长刘玉衡、科长赵世枢的领导下，在榆次上戈村成立军事工作组，由赵承绶任组长，杨诚、沈瑞、曹近谦等十几名阎军高级战俘为组员，共同向解放军提供了阎军的军事、政治、经济、民情、军心及阵地编成、兵力部署、火力配备等主要资料，并编写了对敌宣传的传单。

有一天赵世枢告诉军事组的人：“在邯郸起义的高树勋将军来看望你们，请大家到门外迎接。”

众人听后，马上出院整队。

赵承绶有些别扭，不太想去，他是上将，高树勋是中将，哪有上将站到门口去拍着巴巴掌欢迎中将驾到的？

杨诚看出赵的小心眼，轻轻提醒了一句：“拿自己当阶下囚看就好了。”

赵承绶一愣，一笑，这才跟着杨诚出了门。

约十分钟后，吉普车开到，高树勋在王世英副参谋长的陪同下，下车和军事组的人相见。高和赵承绶等一一握手，连称谢谢。

尔后，高单独约赵承绶及王世英另室密谈。

其随从人员告诉杨诚、沈瑞等人说：“高现在的待遇和共产党的军区司令一样，毛主席对高树勋起义十分重视，并通令解放军部队加强策反工作，掀起高树勋运动”。

高树勋走后，赵承绶告诉杨诚等人：“高树勋原系冯玉祥西北军的军长。是我在南京开会，庐山受训时的老相识。他和增援太原的中央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在冯部同事多年，关系很深。这次前来山西是经中央的同意，是来策动黄樵松起义的。”

九月下旬，杨诚受刘玉衡部长派遣，到太原东山前线之黑驮、岗头一带，对阎军官兵喊话，讲解放战争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劝他们弃暗投明，向解放军携械投诚。通过二十多天的工作，使从前由杨诚任司令官的九总队官兵，知道了他和赵承绶都在为解放军工作，瞭解了共产党的政策。先是三五成群，接着成排成连地向解放军阵地投诚过来的共约三百余人。政策攻心初见成效后，敌工部将杨诚调回榆次，受到王世英和刘玉衡的当面表扬，并受到热情的招待。

十月上旬，王世英、刘玉衡对赵承绶和杨诚讲解了当时的敌我形势。1、党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对敌政策；2、分析了阎军扼守淖马八总队司令赵瑞的险恶处境和前途；3、党对赵承绶和杨诚优待的影响等。认为这些客观条件再加上赵承绶和赵瑞、杨诚三人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此时对赵瑞策反劝降，是有可能取得效果的。

于是，王世英命杨诚在敌工科长赵世枢的领导和帮助下，携带赵承绶的手章，用赵承绶和杨诚个人的名义，对赵瑞进行动员起义工作。

杨诚受命后，立即和赵科长还有赵承绶的副官陈永胜，前往太原东山拾儿梁，这里与赵瑞扼守的淖马阵地相距约十里之遥，在炮兵射程以内。其间沟壑纵横，双方都壁垒森严。赵世枢为了杨诚等人的安全，让他们隐蔽在村民挖过铁矿的窑洞里。

到达拾儿梁的第二天，由杨诚执笔，以赵承绶的名义，给赵瑞写了第一封信。内容略述双方形势，介绍他们在解放区受到欢迎优待的情况和共产党说一不二的政策，指明出路，劝其弃暗投明，起义归来。信上加盖赵承绶的手章，派赵承绶的副官陈永胜带信，秘密进入赵瑞阵地。因陈永胜以前经常随赵承绶到部队视察讲话，赵瑞所部官长都认识他，所以很顺利地见到了赵瑞，将信送到。

赵瑞

　　 陈永胜去后三、四天，毫无消息，反而在拾儿梁附近落下对方射来的十几发炮弹。

赵世枢对杨诚说：“赵瑞这家伙真顽固，不听我们的劝告，我们好心好意派人给他送信，他反而给我们送来炮弹。”

过了几天仍无动静，杨诚和赵科长研究决定，再以杨诚的名义给他写信，除前信内容外，又增写了他和赵瑞一九四六年在东沁线来远战役时他同杨诚说过的一段私房话。那时赵瑞对杨诚说：“会长教导得好，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你我弟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首先要谋求自身的存在。到了紧要关头，八路军这条路，也不能肯定排除。”

杨诚加写这段话的用意是，赵瑞即或不同意起义，也决不敢把此信交给阎锡山表功。他甚至会害怕这段话传出去，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样可能起到促进赵瑞早下起义的决心，加速起义的进程。

此信写好盖章后，交给刚俘虏的赵瑞部下一个青年少尉副官，密带此信放回原部，亲交赵瑞。当时阎军规定，由解放区放回的被俘军官，必须立即送交后方审查，不许留在原部队。因此该副官见到赵瑞时，当着好多人的面不敢交信，直到晚上往后方押送他时，才借口解手，在厕所内交给押送他的一个叫范务德的士兵秘密转到赵瑞手里。

过了两三天仍无反应，杨诚和赵科长焦急万分。

直到十一月十日午夜，杨诚在睡梦中突然被赵科长叫醒，说：“赵瑞派他的中校参谋王可，给你送信来了。”

杨诚闻讯又惊又喜，王可把赵瑞未装信封叠成方块儿的亲笔信，恭恭敬敬地交给了杨诚。

杨诚急忙展开，内称：“子诚兄：弟已决定起义，特派中校参谋王可和你联系，务请于十一日拂晓前命炮兵延伸射程，向淖马阵地后方位置射击，截断后路交通，掩护我率部起义。”

看完来信后，杨诚和赵科长、王参谋三人立即乘月明之夜，策杖出发，沿山路向第一线指挥部所在地观家峪前进，到了解放军旅司令部，见到司令员说明来意。旅首长兴奋地说：“我已接到前线电话，赵瑞率所部已在我军掩护下安全进入我方阵地，现正向这里行进，你们在此等候好了。”

赵科长与杨诚、王参谋遵命等候，在天刚亮的时候，赵瑞和杨诚、赵科长在观家峪村前握手会面了，时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七时。

旅首长向赵瑞握手称贺，对起义官兵们作了简短讲话后，命赵瑞率部开往榆次地区休息整顿。杨诚也陪同赵瑞前往榆次。部队在前进中，兵团政治部给拍了电影。下午四时左右到达榆次城北十里之龙田村，村里已有准备，对食宿所需都完善备妥，起义官兵们脱离硝烟炮火来到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受到解放军和人民的欢迎优待，都很庆幸。

十二日早，杨诚和赵科长到榆次窑上敌工部，向刘玉衡部长汇报杨诚策动赵瑞起义所做的工作经过，将赵瑞给自己的来信当面交给了刘部长。

刘玉衡部长听后非常高兴，也送给杨诚一个喜讯：“徐司令员来电话让我告你，你的历史问题，一律不再追究。”

　　 这句话，让杨诚一辈子忘不掉。因为，刘部长郑重转达的徐司令员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就因为自己那点根本就不可能说清楚的历史问题——主罪是“曲线救国”当过几年汉奸头子，次罪是阎锡山手下的反动将领——就为这两大罪名，杨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文革劫难中那么多次的“触及皮肉”，没把他活活打死，连他自己都觉得简直是个奇迹！

　　 那些年里，他也曾在心里悄悄嘀咕过共产党言而无信，过河拆桥，推完磨杀驴吃。不过，当他后来知道刘玉衡的遭遇后，一腔怨气顿时消散得干干净净，他既不怨刘部长，更不怨徐司令员。承诺没有兑现，不是他们的原因，他们当初作出的承诺，巳经算不了数。

在杨诚、赵承绶等被俘阎军高级将领中被视为共产党人光辉形像的刘玉衡，曾是战斗在隐蔽战线的特别党员，抗战时期曾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里担任过常委，此后又在阎锡山托薄一波为他创办的山西新军总指挥部担任过视察室主任。这段原本清清楚楚光辉灿烂的革命历史，建国后却莫明其妙地成了怎么也洗涮不干净的严重政治问题。一九五五年，刘玉衡受到组织错误处理，从中央统战部文教处副处长的位置上，被一禅杖打到张家口行署教育局当了个小不起眼的副科长。到了文革，又升级为阎锡山留在大陆的高级特务，坎坷半生，受的罪，一言难尽。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主导下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开始启动，才始获平反。

在人与人的关系开始变得来正常的年代，杨诚当然也落实了政策。太原市委“起投办”给了他一个“起义投诚人员”的身份。这大概算得是共产党对他仁心宅厚了，因为严格说来，杨诚是被俘将领，如此破格对待，显然是因为他曾经有过冒险深入火线，策动赵瑞阵前反戈且荣获三百万元现金奖励的重大立功表现。不过，让杨诚心有不甘，却又不得不接受的是，他参予“曲线救国”，当伪军头子的那一段历史，依然如昔日般丑恶不堪。

让杨诚心理上稍感平衡的是，他同时又被有关方面协商成为一名太原市政协常委。正是靠着“起义投诚人员”和市政协常委的双重政治身份和地位，杨诚才算有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晚年。

十一月十五日，在刘玉衡部长接见杨诚和赵瑞时，当场奖励赵瑞冀南票（当时只能在解放区流通的货币）五百万元，奖励杨诚三百万元。赵瑞让杨诚从他名下的五百万元中拿出二百万元，转送给老上司赵承绶。

五天后，胡耀邦主任代表兵团前委在榆次城内设宴，接见并宴请赵承绶、赵瑞和杨诚三人，逐一握手称贺。他以平易近人，和蔼真诚的态度，勉励赵承绶和杨诚、赵瑞好好学习，自我改造，继续为解放太原贡献力量。

在龙田休息了十余天后，兵团命杨诚在华北军区敌工部长康健生领导下，帮助赵瑞将起义部队共约一千五百余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独立第一支队，以赵瑞任司令员。

部队改编后，在榆次剧院举行庆祝大会，刘玉衡部长主持了大会，兵团政治部派员参加祝贺。会上刘玉衡部长宣读了兵团颁布部队番号的命令和任命赵瑞为司令员的任命状，赵瑞和杨诚都登台讲了话，会后剧团演出了京剧“三打祝家庄”。部队官兵会餐享用了丰盛的饭菜，大举庆贺。

这一消息传到太原后，阎锡山对杨诚和赵瑞恨之入骨，痛骂杨赵二人是“蛇杂割”。得知赵瑞起义是受杨诚勾引，立即派人抄了杨诚在山右巷乙字十四号的家，并将杨妻李润珠抓到新城北街派出所，扣押了三天三夜。

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