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家堡村的大庙

张仲贵

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我叫张仲贵，1944年2月我出生在牛家堡的大庙旁。我是高祖父张有富的第五代后人。因世代为农，夠不上名门望族，故称不上传人。这牛家堡本是牛姓人家的住地，我们张户人家在大同城西，弟兄四人因吃有嗜好，牛家用两颗猪头作为交换成本，张家就离开比较富庶的村庄来到牛家堡定居，从此牛家堡没有牛姓人家，张姓成了大户。我们是二户即老二的后代，李，郝，王，白，杜，韩，只是后来少数外来户。追溯祖先系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

我的生身父亲张安，养生父亲是张银。张仲富，张仲义是我的兄长；张仲爱，张仲祥是我的兄弟。我十二岁随父母离开牛家堡，现年80岁，定居朔州。

山西是寺庙最多的地方，每个村庄都有庙宇殿堂，这是后人祭天祭地祭主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教育资源短缺，每个村的寺庙改成学校或学堂。牛家堡的大庙（极乐寺）座落在村的北端，中轴线两边对称，为四合院，有正殿三间，正殿有关羽塑像，东西两壁有桃园三结义画像，张飞在树顶，刘备抱着树根，实际应名为关帝庙。两侧有东西耳房各一间，是庙里住持人的居所。殿堂均有长方形雕着菱形格子的紫色门扇，院的东西两面各有长方画廊，正南有戏台，台右侧有戏子的化妆房，有炕可生火。大庙外西侧有土板墙围成的圐圙，内有土窑己毁。1951至1953年天旱无雨时仍有村民组织起来在这里杀羊祭天，企求风调雨顺，填饱肚皮。间或正月里也请戏班演唱，一盞汽油灯照得庙里四邻通亮，锣鼓喧天打破了沉睡的村庄。1954到1955年间村里王占金老先生在学校挑选几名学生（记的有张志全、张桂梅、张桂兰、张信、…还有我最小才十岁）排演了晋剧《刘巧儿》，又去三十里铺汇演获了一等奖。

大庙的南边是三官庙，据传，三官庙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庙内所供奉的神为三官大帝，即天官（唐尧）、地官（虞舜）、水官（大禹），信仰的渊源是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

中国上古时期就有祭天、祭地和祭水的礼仪，这是皇帝的权力，庶民百姓只能祭祖。人们常怀敬畏之心，虔诚顶礼膜拜，反映了人民对自然界的感恩之心。苍天覆盖万物护佑生灵，大地生成五谷负载万物，水源供给养分培育生命，因此民众对天、地、水均存敬畏之心。 民间流传的正月十五上元节即社火；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鬼节），均为祭奠祖先，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传统。

牛家堡村解放前没有学校，也没有私塾，没听说村里有什么文化人。能背读百家姓前几句的人也很少。每当年前年后，祭祖拜天时，人们都要到三官庙前听取主持人宣读家谱，谁是大户的，谁是二户的，三户的四户的。解放后三官庙做了学堂，有孔子画像，上边派来一位刘先生，背不过书要打板子，也不教算术。我七虚岁到这儿上了半天学，没有课本，七八个学生，不到中午假装小便跑回家了再也没去。而那位教书先生听说因精神失常喝了煤油，几天后一走了之。

三官庙左边有背靠背两个殿堂，一向南一向北，向北的有照壁，内有几个罗汉泥塑，向南的有三官模样的大帝。庙外有大石头垒成的台阶。这里俗称（当街）即村的中央，是人们谈天说地的场所。冬天农闲时，祖辈们戴着毡壳帽，穿着大裆裤，踏着牛鼻鞋，拿着旱烟袋，坐在石头上，谈论着今年的收成，看看家里的谷面糊糊夠不夠喝。他们把吸完的星火磕在石头上，再装上兰花，再对着火星吧哒几下，又长长地吐出烟雾，烟味里萦绕着长年的艰劳，辛酸，无奈。我们祖辈们在饥寒交迫中服从着上天的指令，叫你朝东绝对不敢朝西，那是五体投地的服从。他们把最好的粮食背着去周士庄交了公粮，如果过不了关，背回来还得重新筛簸，当春天杨树吐出新叶，摘下来煮熟后沤几天当莱吃。

旧中国时当街有口水井，水井背靠东有一土台，台上有一个小庙，庙里坐着土地爷。旧中国几乎村边都有土地庙，土地爷即社神，应该是上古神农氏的化身。当烈烈西风卷着黄土从村西刮来，井里的水便混浊不堪。五十年代此井填弃，便靠三官庙东墙外打了新井，井深十余丈，辘轳绞麻绳，麻绳系着柳条编的水斗，寒冬腊月，井口结冰，再撒上沙土，井口越来越小。

建国后的三官庙成为村民们开会议事的场所，当夜暮临近，耳边会传来反复地呼喊声 ：全村老乡们！吃完饭赶快来三官庙开会了……喊话的人站在房顶上，手里拿着个铁皮做的园锥形的喊话筒子。开会也是煤油灯照明，当时每户一月供应一斤煤油。

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官庙成了斗人，打人，圈人的场所，罗列罪名，捆绑无辜，囗号不断。所有神塑碑记砸的粉身碎骨，胆大的人把断砖木料，拿回家去，或盖房，或铺路，各尽所用。传说民兵队长杜生义又名二红孩打人非常积极，把他二大爷还打了耳光。

文革后三官庙成了圈养牛羊的地方，后来成为宅基地建了私人房院，从此三官庙无影无踪，只有当街的大石头记录着他的前世来生。

　　村的北端有两个高庙座落在十米高的人工夯成的土台上，四周砌砖包裹。座东边的叫黑虎庙，单间坐南向北，内有黑虎爷手拿钢鞭宝剑，怒目凝视，老人们说因三十里铺吸我村风水而建，下有夯实土道可上。座西边的高庙座北向南，室内有菩萨画像，向南有几十个石头台阶可拾级而上。1949年解放大同时，有五六个、十几岁的小号兵站在这里练习吹号，号角流下的口水滴嗒滴嗒流在庙台上。庙宇有时成为解放军的宿营地。而金秋十月，村民们忙着收割庄稼，土路上传来吭吭吭，列列列的赶车声，啪啪啪啪的鞭声；稀有的麻油作为润滑剂，也挡不住车轱辘的吱吱声。枪林弹雨也挡不住饥寒交迫的人们不务农时的劳作。

我在老家十二年的日子里，经受了1949年解放大同的隆隆炮火，记得妈妈抱着我坐在炕沿下，下到窨子里，躲避飞来的枪子儿和飞机扔下的炸弹。也见过炮弹炸穿了房子，炸死了驴子。见过顽固军（国民党）进院抓鸡搜粮，见过村里的汉奸抓人捆人。我和解放军（人们还叫八路军）闹着玩，双手夹住我脖子拨萝卜，经常把小米饭山药汤送给我吃。牺牲的烈士都送到水峪村，1954年，我们师生去水峪村烈士灵园扫过墓，一排排坟堆前的木牌上写着烈士的名字。1956年我在张家口烈士灵园的殿堂里看见了董存瑞的名字，也第一次看到《董存瑞》的电影，难忘同学们看到董存瑞捨身炸雕堡的一刻失声痛哭的样子。

高庙现在只剩两个土台子，登临四揽，牛家堡，三十铺，周士庄，骆驼坊，同蒲铁路尽收眼底。

　　村东有座孤庙，只有一间殿堂，坐北向南，四周土墙围成圐圙，占地约两亩，室内空荡无门，什么神像已马虎不清，夜幕降临，蝙蝠翻飞，阴森可怖。晨光熹微，便有飞鸟齐鸣。我们很少来这里玩耍，大庙是我们光顾的圣地，或踢毛键，或玩泥錢，（两个铜钱夹块泥巴用木棍儿穿过滚功，凉干即为泥钱。）即使寒冬雪天也大汗淋漓。须晴日，或放飞哨鸽，或用木棒玩打腿。（木棒打木棒，打到台阶上就赢了对方的木棒）文革期间，破除四旧，这座庙宇已荡然无存。

　　1950年，政府派来一名教员叫李德元，校址选在大富根（又名裁缝）院里的东下房，房内有一套间小屋，供教师住宿。当时没有课本，李德元脾气暴躁，打杨财（我的表哥）打断了木棍。李德元呆了一年就被调走，我只学了国语第一冊，第一课是：人，一个人。手，两只手。

1951年秋季，杨注老师初师（相当初中吧）毕业后调到我村教书。解放后农村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文盲，能认识自已的名字就不错了。村里最有文化的人当属张子荣，扫盲时他当老师，木板上写着：你，我，他；马，牛，羊之类。所以十七八岁开始上学就不稀罕了。我记得最大的学生是张运，念了几天书就去朝鲜当了志愿军，半年后负伤回来，被电网烧掉四个指头。张仲金（我二老妈的三儿子）也念了几天书参加了解放军。其次最大的学生有张旗，张志全，张立盛，张义山，张鸿喜，张桂梅，张桂兰，张凤英……他们都是跳班生，想念几年级由自己决定了。和我同班的学生有张志林，张立堂，张宝，张浩，张立义，郝宝，李玉财，张林，张绿山，张偑，张仲有，张仲魁，张志永，张红久，李守身，女生有张荣山，张银兰，张淑兰，张爱花，张作兰，张秀兰，张爱花，张桂花，张荣花，李红梅，张桂玲，郝玉梅……因家庭劳力短缺不能上学的还有很多。我入学时是年龄最小的，受到杨注老师的器重。我当领队，唱歌打拍子，出操做操喊口令。我们学唱的第一首歌是郭沫若作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还有《志愿军战歌》，《团结就是力量》。那时就开始戴上红领巾。

其间本村代课教师叫张爱（他父亲叫曾胜元，住三官庙西侧）教我语文，《小铁锤》的课文记忆犹深。张从山也是村里有文化的人，他死于1960年5月9日大同白老洞矿难（死者684人）。他教我的一支歌是： 剪发头那个戴镜子儿，手拿钢笔自来水儿……还有王德林交给我一把铜号，让我学吹号，说我象个小八路，以后去参军吧…

秋天我们到地里捡茬子，春天我们到树林捉露猴，去厕所挖虫蛹，课间时大家共抢一个球，满头大汗，不亦乐乎！腊八时给老师送粥，平时给老师送乱淹菜，过时节请老师到家里吃黄糕燉肉。

二年级第四冊才开始学算术，学两位数的加减法，杨老师带领我们去三十里铺中心小学参加汇考还获得了第一名。

学校没有桌凳，我们自己从家里搬来桌子放在炕上当书桌，盘腿坐在凉炕上，念书时随着朗读声屁股一起一落，脑袋一点一点，朗朗读书声传到街上。每人必有一块石板，两面（四周镶着木框）可用石笔（石头棒棒）写字。对与错就在石板上看看，哪还批改作业呢！

1953年冬季学校迁址到大庙。庙宇己破乱不堪。门扇全无，荒草从生。在大庙西侧盖了三间宽的筒子房，就地取材，杨椽杨檩，泥草盖顶，一个大炕能坐三十多个学生，一至四年级初级小学复式班。又从三十铺顾来姓韩的代课教师，从中高庄顾来姓董的代课老师，他们任教时间很短。我在大庙学习两年，每年一元伍角的学费难倒了我的父亲，也因此放弃了到驾遇皂念高小的机会。其间学校来过浑源师范来的两位实习女教师，身穿白上衣，梳剪发头，海蓝中裤，千层底黑布鞋，教我们唱歌跳舞做广播操。我们不分男女手拉手，唱着（你来呀我来呀大家来，一齐来做少年操…）伴随着欢快的脚步，忘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爷爷和父亲。就在那年学校买了个小茶炉放在戏台上，偶尔我们还能喝上热水。但油漆味儿让人难以下咽。下学时按离家远近排队，村南的同学走在最前面，唱得歌是《革命军人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

1954，1955这两年，我们20多个同学排着队，我领着去三十铺学校庆祝六一儿童节，杨老师把讲话稿让我背熟，庆祝会上代表牛家堡小学发了言，后来就和周士庄，三十铺，王千户庄的同学拉起歌，我喊着周士庄学校再唱一个好不好，大家说，好！要不要，大家说，要！于是（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的歌声和鼓掌声响彻了三十里铺上空……（建国初，三十里铺设乡政府，我村张荣任乡长，是张荣和村长张占给我开了迁移户口）

杨注老师住在大庙的东耳房，办公住宿一个家。他有时弹琴，我也跟着彈，也有时夜晚和他作伴。我也和张浩一起去后铺村领来他的媳妇儿，住在大庙南面张作兰叔叔院里。杨老师是独生子，早年丧妻留有一子小名叫重锁，后又娶周庄刘氏，在牛家堡安家立业二十年后调到周士庄小学校（也在庙里）直至退休在怀仁定居，于2022年离世，享年90岁，魂归后舖村故里。

　　1956年农历正月初九我离开牛家堡小学迁往张家口市大兴园巷小学读书重读了四年级，临行前杨老师写私信给我，他写道：老师再也听不到你喊一二一的声音了…我在高庙下面无人的地方失声痛哭。张家口之后又去繁峙县，五台县读书，学校都在大庙寺院里，1959年2月迁到太原五中，1961年9月知青上山下乡来朔县马场劳动和工作。

　　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恢复了高考。1980年前后牛家堡小学校搬出大庙迁到村西南的新校舍。

解放后的牛家堡经过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学大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旧貌換新颜，一年一个新变化。我记忆里的牛家堡慢慢消失了。每次回村，总有（顽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笑话，而离开故乡时又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了。每次回来也总要到大庙里转转看看，这里有我童年的足迹和消失的读书声，歌唱声，打闹嬉戏声，以及同学的身影。而这里己把大庙改建为极乐寺，殿堂金碧輝煌，神主仪态万千。亭台上悬挂着一顶千斤铁钟，系老中医张富捐铸，这钟寄托着后人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怀念，对平等的追求，对和谐的向往，对人性的鞭挞，对恶人的惩戒。一个文明，和谐，友善，诚信，平等，公平，正义，法治，幸福的时代向我们走来，如果时代发展的需要把牛家堡拆迁了，牛家堡人的精神将和极乐寺同在。

这是我1947年住过的房院。

　　张仲贵于 2023年2月20日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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