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第二故乡

山鹰🐓

一九五五年秋天，父亲率领全家人从水涧村迁移到西峰山村，那年父亲四十六岁，自此，西峰山就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在这块全新陌生的土地上，在众人新奇审视的目光中，父亲挺直腰杆，直面挑战，迎接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以自己的执着坚守和不懈努力，开创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方天地。
　　在上一篇《说说父亲》的美篇中，讲述了父亲当年在水涧村的风雨经历，概括了他前半生的生活阅历，故事的内容多少还有一点跌宕起伏，给人留下稍许的记忆，所以我就想把他后半生，也就是在西峰山村生活的四十多年的往事稍作梳理，虽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并没有多少可读性，但我还是执着的将它粗略的概括记述。透过历史的风雨，看看人生的艰难跋涉和无怨无悔，不为别的，就为平复心中的那份怀念，记住父母为家庭为我们的健康成长，所付出的心血和勤劳的汗水。 （父亲和母亲与小孙女在一起 1984年） 一个有故事的山村

　　西峰山村位于北京市昌平区西北的二十五公里处，村庄三面环山，东面则是通向南口、昌平辽阔的平原，穿过村边的省道南雁路，可直达北京市的门头沟和河北的怀来县。2019年京礼高速公路通车，西峰山站高速出入口仅距山村五百米，为方便西峰山村的交通，增添了靓丽璀璨的一笔。
　　这是一个古老的山村，宋辽时期这里就有了百姓居住的痕迹，那些充满传奇的神话，更为西峰山村增添了一份迷人的色彩，杨家将的故事更是久久的传扬，一口“六郎井”传颂了几百年的话题，口口相传坚信不疑，甘甜的井水抚育了一代代的村民。巾帼英雄穆桂英挥舞大刀纵横天门阵中的腥风血雨，却在望儿坨上留下了深情远眺的身影，群峰环绕的撂子台，牵动着一颗大爱无疆的母爱之心。 （村中的老井台，没有了人来人往的喧嚣，但沧桑的老槐树仍然陪伴身旁不离不弃） 岁月的风雨，曾留存历史的记忆，当年矗立村里村外的座座庙宇，印刻着山村生生不息的印记：祭奠生死的五道庙、天官赐福的三官庙、期盼风调雨顺的龙王庙、保佑一方平安的土地庙，无不寄托着世世代代的村民平安幸福的美好期待。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庄重的庙宇随风而去，但仍有一颗活化石屹立在山村小学校的院里，这颗近500年沧桑的老银杏树，历经风雨的祭拜，默默讲述着山村的历史，见证了一代代村民的生生不息。 （五百年沧桑的银杏树） 这是一个山峦耸立的战略要地，是群峰起伏的北部山区与辽阔平原的连接枢纽，穿过西峰山就是一路平坦直至京城，发生在这里的军事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1948年5月，华北野战军为配合东北解放军的战役行动，从察绥挺进热西冀东地区，当行至西峰山村时，恰遇国民党九十二军一四二师两个团进驻上、下店村，成为解放军东进的障碍。华北野战军三纵队（六十三军）并二纵四旅，在司令员和政委的指挥下，于5月18日的傍晚，以五个团的兵力将盘踞在上、下店两村的敌人团团包围，经过一夜半天的激烈战斗，将守敌1800人就地歼灭，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是在守敌的猛烈炮火的阻挡下，解放军也付出了伤亡3000余人的代价。 （上、下店战斗中，解放军战士向敌人发起了冲锋） （上、下店战斗中，因伤势过重而牺牲的解放军战士永远留在了西峰山村） 距离上、下店四公里的西峰山村，当年就临时成为解放军的后方基地，在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村中的那座三官庙就成为了战地临时指挥部。伴随着黎明的到来，前线受伤的战士被担架队陆续送到了西峰山，在路边临时战地医院简单进行包扎治疗后，又被担架队迅速转移后方医院。让人感到惋惜的是，有150多名重伤员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他们年轻的生命就永远的留在了西峰山村。
在1948年12月的平津战役中，西峰山村又一次成为阻击逃敌的战场。傅作义的104军在接应被围在新保安的35军时，在怀来遭到了解放军的重创，残敌沿着横岭、镇边城、高崖口一线撤返北平，逃至西峰山时，被匆忙赶来的昌顺二十六团的两个营阻挡在村南的河滩上，二十六团顶着猛烈的炮火，打退了敌人多次疯狂的反扑，顽强坚守在阵地上一天一夜，至11日傍晚，东北野战军十一纵队（四十八军）赶到，接手了阵地，将敌人又赶回了山里。经过一夜的战斗，解放军在高崖口地区将残敌彻底消灭，毙伤俘敌3300人。
别看西峰山村如今默默无闻，与周边的村庄别无二致，但在山村历史上也曾有高光的时刻，成为人们记忆中难忘的一幕。这种繁荣与热闹的场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1955年，国家建立工区，修建国防工程，大批工程部队进驻西峰山，小小的山村顿时变得热闹起来，绿色的军装穿行在大街小巷，口号声哨子声回响在村庄的上空。从那时候开始，就奠定了西峰山村繁荣发展的历程。一切为部队着想、一切为战士服务的理念占据了主导地位。从五十年到末期开始，一些带有服务性质的企业相继落户西峰山：邮局、照相馆、粮站、肉食部、饭馆、信用社、糕点厂、供销社库房、副食百货部等，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在西部山区老百姓的眼中，成为了大家羡慕的一个地方，愕然成为了一个商业小镇的格局。
　　那时候一条界线泾渭分明，就是以北流村为代表的政治中心，涵盖了政府机关、乡镇企业，而西峰山则是代表当地的经济商业中心，其繁荣的名声享誉在外，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本应选址在流村乡政府周围的工商管理所和税务所，却落户在了西峰山村，由此可见当年的知名度不言而喻。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岁月的变迁，西峰山也渐渐褪去曾经的光环。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呈现出私营个体经济的蓬勃兴旺，市场多元化的格局对集体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再加上当地驻军的精简整编，慢慢丧失了旺盛的人气，所以繁荣了三十多年的西峰山，终于在新千年到来的前夜落下了帷幕，那些人来车往、热闹非凡的商业服务部门，有的搬走、有的停业，已是门可罗雀、杂草荒凉，成为了人们记忆中的一段往事。 迁移的那点往事

1956年，昌平西部山区的那次人口迁移，共牵扯到十多个大大小小的村庄，其中东面的柏峪口村和复兴庄村，搬迁到距原址1.5公里外的地方重建村庄，取名新建村。而位于西部山区的水涧村、鳌鱼村、大、小水峪村和王峪村等几个村庄则迁移到百里之外的大兴县集中安置，取名新建乡。
而那些单独迁移的人家，则在1955年的秋天提前搬迁，这一部分户数也不在少数，就说西峰山吧，不大的村庄就搬来了十余户人家，其中有水涧村的马富顺、跳梢的李德成和祖志忠，水台村的刘维义、刘维信、刘维忠、于富理、于富兴、韩宝贵、徐广金等户。
　　居有定所，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按照国家的规定，这次迁移统一搬迁的人群，则由国家集中建设新房，搬过来就地入住，省去了建设房屋的辛苦与劳累，让远离故土的人们心理平衡、皆大欢喜。
　　但对于那些单独搬迁、投亲靠友的迁移户来说，住房算是面临非常棘手的问题，于是这部分人各尽所能，有的购买房屋、有的赶紧选址建房。要说最幸运的当属水台村搬来的刘维义、刘维信和刘维忠三户人家，他们家中有几亩地正好位于西峰山村的村边，于是就在这块土地上建设新房，顺理成章就纳入了村庄的整体之中，多少年过去，这三家仍在原址上居住。 另外还有水台村搬迁户的于富兴、于富理、韩宝贵这三家，他们家的土地虽说也在西峰山村，可是却在远离村庄三里地之外的村北边，没有办法只好就地建房居住。因为在他们房屋后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路，他们居住的地方就被大家称之为“横道”。当年生产队时期，社员们在这里干农活，口渴了就近到他们家中的水缸里喝瓢凉水。不过居住在远离村庄的地方，生活上确实有许多不便之处，就说饮用水吧，周围没有水源，只好赶上毛驴驮上两只椭圆的木桶，到村子里驮水吃。那时候经常看见韩宝贵赶着三、四头毛驴到村子里来驮水的情景。1975年，西峰山在村北的河滩地上建设大寨田，他们这三户才搬进村子里居住，当时韩宝贵在刘廷秀家西院一处空闲的宅基地建设新房，于富兴建房之处则被安排在孔庆秀家一个空闲的后院，而于富理老两口无儿无女，属于生产队里的五保户，被安排在老井台西侧的三间房子里，这里曾是生产队饲养室所在地。居住地址的变更，让他们纳入了山村大家庭的怀抱，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父亲在自己妹妹马富芝的强烈要求下，最终决定搬迁到西峰山，可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他对妹妹说：我去西峰山是两眼一抹黑，没房没地的可怎么办啊。妹妹倒也不含糊，满口应承道：这个你放心，由我帮助你联系购买。 （马富芝与老伴薛青山的合影） 返回西峰山后，马富芝就四处打探村里卖房和卖地人家的消息，首先房子的问题得到了落实，卖房人为村西街的刘天喜，这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格局，正房三间由房主人一家六口人居住，东、西各有三间配房，南屋三间东侧一间是院子的过道，西侧两间是牲口圏，圈里圈养着两头毛驴。
　　刘天喜出售的是三间东屋，价格是900元。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9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了，价格之高令人咋舌，估计仅此一项就占了父亲迁移费的三分之一了。可是寻遍全村只有刘天喜一家能够出售房屋，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算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不管怎么说，全家人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地，自此两家人开始了同居一院的生活，时间长达十三年之久，我在1959年就出生在这个院子里。让人欣慰的是两家人相处的比较和睦，如同一家人相互尊重，始终洋溢着和谐的氛围。 （1956年1月，父亲购买刘天喜家三间东屋的房契） （购买房屋的发票） （1956年2月，父亲在西峰山村购买土地的地契） 父亲购买土地的事情，也很快得到了落实。按常理来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轻易不会出手的，而父亲购买的十二亩土地却非常的顺利，那是西峰山村数一数二的好地，土地上耸立着二、三百年郁郁葱葱合抱粗的大柿子树，被村民们称之为“大柿子园”。
说起父亲购买的这片土地，虽说地处西峰山村的腹地，但却不属于西峰山人所有，而是柏峪口沟里的和山铺村沈德海和沈长存两户人家的。原来和山铺村地处工区的范围内，也是需要搬迁的村庄之一，眼看搬往大兴县的日期日渐临近，正在焦急的时候，正好有人前来洽谈购买他们手里的土地，可谓皆大欢喜，双方一拍即合、顺利成交。这十二亩土地，父亲花去了1050元，购买房屋和土地这两项支出，一下子就花去了2000元，占了整个迁移费的三分之二以上。
聊起西峰山村土地的时候，有一种情况让人感到惊奇，别看环绕村庄几千亩土地，真正属于本村村民的好地却是寥寥无几。老人们说过：除了村中几户地主和大户人家拥有一部分好地外，另一部分好地就是为外村人所占有，而村民们手中的地块大部分是山脚下条条块块的山坡地和村北河滩上的石子地，从这一点看出，解放前西峰山村民的生活是非常的艰难。
就说父亲购买的这十多亩土地，寻根溯源，还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在西峰山村一百多亩土地中的一部分，被村民称之为“脂粉地”，李莲英死后，被家族后人卖给了海淀的一个大户人家，后来村民李振博与米长兴一起打官司，终于将这些土地收归二人所有，由于在土地的分配上产生分歧，致米长兴为此丢了性命，儿子米瑞风接手了分得的土地，没耕种几年，就在1951年转手卖给和山铺村的沈家了，最后竟转手到了父亲的名下。难怪父亲说过：地种千年八百主啊。
1955年的下半年，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正在酝酿成立高级社的运动，而此时父亲还在满心期待的购买土地，看到这个情景，有人特意提示父亲：说话就要入社了，你还在买地，小心这钱打了水漂。父亲却不以为然的说道：我知道这钱花的吃亏，那也得这么办，我初来乍到西峰山，就这样两手空空的入社，让别人瞧不起的事我不干。耿直倔强的父亲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明知道吃亏，也不做投机取巧、让脸面受热的事情。
　　1956年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成立农业高级社的热潮席卷全国，人们满怀希望的投身到这个运动之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把世代耕种的土地、牲畜、生产工具统一交由社里使用管理，一场大农业的生产模式徐徐拉开了序幕。
　　父亲刚刚购买的这十多亩土地，一天都没有耕种，就以它为资本加入了高级社，在旁人惊讶的眼光里，父亲是一脸的得意神情。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苍天不负有德人，父亲花了1050元购买的土地上有几十颗高大的柿子树，评林木价时作价1100元，虽说林木钱是在每年年终分红时分期返还百八十元的，但终归还是自己的钱，一点都没有吃亏，算是整存零取。而有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村中有两户没有土地入社的迁移户，面对热火朝天的入社场景，难免有些尴尬，只好从搬迁费中拿出一些钱作为入社的资本，算是找回了一点颜面。 身居异乡为异客

父亲搬到西峰山村，除了自己妹妹马富芝是一个熟人外，谁都不认识，可以说是两眼一抹黑，全新的环境、陌生的人群，对父亲来说无疑是人生的又一次挑战。
就说家庭用水的问题，首先摆在了眼前。西峰山是一个缺水的山村，只有一口十八丈深“六郎井”，成为村民唯一饮用的水源，没有电力，只有在井口的辘轳上挂上长绳，用尽力气才能一桶桶取出水来。那时候，一根取水的大绳几乎是家庭必备的用具，就是这根绳子也不是每户都能买的起的，往往是几户家族人员共用一根井绳。父亲初来乍到，只好暂时借用妹妹家的井绳使用，可是他们家的井绳也是几户共用，所以父亲咬咬牙，拿出几十元购买了一根牛皮井绳，在自家使用的同时，也方便了左邻右舍的相邻。
身居陌生的地方、面对审视的眼光，受到一些特别的关照是很正常的事情。刚刚成立的农业合作社，一切都是初创阶段，因地制宜、条件简陋，存放粮食和生产工具的场院没有房屋，只是简单地用木头支起了一个马架子窝棚，这个看场的活责无旁贷的落在了父亲的头上，二话不说立即上岗，半年以后房子盖好，就更换了别人看场了。几年之后，父亲又被队长派去看守场院，虽说心里不愿意，可还是服从安排走马上任。看场的活虽说简单，担负的责任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社员下工后，四处巡查一遍场院，该收的收、该藏的藏，特别是堆放在露天的粮食，要及时进行苫盖，防止突然降临的雷阵雨的偷袭。一天傍晚的雨后，父亲看到场院中一个电灯泡不亮了，就伸手摸了一下灯口查看情况，此时就像一根棍子打在了身上，一个后仰倒在了地上，原来是雨水浸湿了灯口造成了漏电，这时候他才知道了电的厉害。
　　看守场院的活不是很累，却是拴身子的活，白天黑夜都泡在场院里，家里的活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就免不了母亲的经常唠叨。等到第三次队长让父亲看场的时候，任劳任怨的他不禁发起了脾气：“你们这回爱派谁就派谁，我就是去上吊也不去了”让在场的社员不禁一愣：这家伙，老马也这么大的脾气呐，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僵持在那里，这时候就听见队部的房门嘭的一声被推开，闯进会场的母亲对着父亲大声的喊道：“看场的活就归你了，这不是欺负人吗”，拉起父亲就出了会场。大家面面相觑，只好另派了别人。
　　要说父亲就是个值夜班的命，躲过了生产队的场院，却没能逃脱在合作社喂牲口值夜班的命运，而且一干就是十来年，重要的区别就是，一个从心里头反感，一个是心甘情愿的死心塌地，这是知人善任的一种信任，这是不用看别人脸色行事的心悦诚服。 （1956年，母亲与十五岁的大女儿、十一岁的大儿子和九个月的二儿子，在西峰山照相馆的合影） 新中国的农村，开始了覆地翻天的变迁，从农村互助组到农业高级社的组合、直至人民公社轰轰烈烈的成立，让人们见识了人多力量大的辉煌壮观，而父亲这代人正是伟大变革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奔腾的时代洪流，让他们惊奇感叹。
1958年秋天，王家园水库动工兴建，千人大会战，红旗招展热火朝天，手推车飞奔，挥洒热汗筑奇观。为了早日完成水库建设，流村公社调动各村的精兵强将，实行大兵团作战，昼夜施工，只用一年半的时间，高峡出平湖的雄伟就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于1960年的夏季拦洪蓄水。时任全国共青团书记的领导欣然命笔：共青团水库。
　　父亲说：修水库那年的冬天，天气格外的寒冷，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可并没有影响大家热火朝天的劳动热情，依然奋战在水库工地的大坝上。伴随着大跃进式的跳跃和农村大食堂的普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的紧缺越发紧张，就连水库工地的伙食标准越来越低。那年的大年三十晚上，为了欢庆新年，工地伙房特别为大伙准备了饺子，这让人们的心情格外的振奋，下了工地大家一窝蜂似的直奔食堂而去，顿时食堂的窗口人潮奔涌、拥挤不堪。
　　多少年后，父亲还记得那幕场景，邻居刘天仓个子矮小，不到一米六的身高，在食堂窗口前一下子被人流冲到了，尽管他大声呐喊呼唤，可拥挤的人流还是从他的身上踩来踏去，父亲见此情况，一个健步冲了过去，一把将他从人群的地上拽了出来，避免了过重的伤害。 （碧波荡漾的王家园水库） （1958年，奋战在王家园水库工地上的劳动大军） （1958年，北京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师生，参与到王家园水库的设计施工） 尽管农村人民公社人定胜天，尽管组织起来的力量改天换地，但在自然灾害的面前仍然力不从心，从1960年至1962年，三年的干旱水涝，让粮食大幅度减产，再加上公共食堂过度挥霍，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都变得日益艰难，玉米皮、白薯秧、野菜树叶，竟然变成了日常的口粮，为保证老百姓渡过难关，国家实行了自留地的政策，允许农民自行开垦十边地，新政策的实施逐渐缓解了老百姓的实际困难。
　　在那个困难的时期，甭管是农村、还是各个单位的大型企业，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各种办法缓解吃饭问题，就连在西峰山村蹲点的某个单位，也利用山村的地理环境，竟然也放养了一群山羊，而这个放羊的任务，就分配到父亲的头上。父亲正好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开垦十边地，山边、河套边，都留下了父亲勤劳挥汗的身影，那些条条块块中，玉米、土豆等农作物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长势良好，缓解了家庭困难，顺利地度过了生活中最艰难的那段时光。 农村的情况比较特殊，基本上是由一个或者几个家族组合而成，这种由血缘关系凝结成的群体，主导着农村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延续，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牢不可破的亲情纽带。对于一个外来人，要想融入这个群体，必须要有让人钦佩的人格魅力和彰显乐于助人的过人实力，否则受到一些嘲讽与排斥也就不足为奇。
　　虽说父亲带着十多亩土地入社，不逊于村子里老住户奉献的家底，可仍能感觉到现实生活中一些歧视的压力。那天，父亲从生产队拿回林木款作价的单据，看到只有550元的数额，不禁心生疑虑，这点钱明显低于左邻右舍的住户，心中不免有些焦急。吃过晚饭，父亲拿上单据，就来到西院刘廷顺的家里。
　　刘廷顺是东院刘天喜的大儿子，此时是西峰山村的联防主任，在村子里还是有一定的声望和话语权。看到父亲来到家里，忙起身相迎：大叔有什么事啊。父亲简单说明原委，将手中的单据递给了他。借着昏暗的油灯仔细的查看了一遍说道“做的价格是有点少”随即安慰父亲道：“您也甭着急，明天我去给您问问这个事”。第二天晚上，刘廷顺看到父亲时笑呵呵的说道：“事情给你问清楚了，是他们一时疏忽，少写了一半的价格”听到这话，父亲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其实父亲心里清楚，看到自己是外迁户就有点欺生，故意压低价格，如果自己不提出疑问，这件事就稀了糊涂过去了。 （老邻居刘廷顺和老伴李淑兰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合影） 说起刘廷顺，在此就要絮叨几句，这是父亲最好的邻居，四十多年左邻右舍的相处，两家人彼此相帮，如同一家人般和谐温情，不论谁家有事，都能看到彼此热情帮忙的身影。二十岁年龄的差异，却不能阻挡父亲与他忘年之交的感情。有一次，我与刘廷顺聊天，他曾对我说道：“对我大叔，我就像父亲一样的敬重”。仅此一句，让人深深的感动。
父亲与刘廷顺的交往情谊，可追溯到搬到西峰山的第二年，那年身为生产队干部的刘廷顺等几个人，为队里社员的利益着想，擅自做主用大杆秤多称的方法分配粮食，没想到被人告发到公社，于是大队赶紧派人将大杆秤封存，等上面派专人进行验秤。当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如情况属实，当事人将受到严肃的处理。刘廷顺的心里非常的焦急，忙找到父亲商讨办法，父亲安慰他不用着急，他来想办法解决此事。趁着晚上的夜深人静，两个人悄悄来到场院跳窗进屋，父亲凭着多年做买卖对秤杆的熟悉，只是对秤星稍加动作就完成了。第二天上面来人验秤，发现此秤称重不是多给了，而是少给粮食了，一场风波化险为夷。多少年后谈及此事，刘廷顺是心存感激的佩服。
　　父亲看到刘廷顺对自己的尊重，也就处处彰显出长者的风度，排忧解难义不容辞。八十年代初，东院的刘廷祥翻建老房，开挖的地基越过了石墙的中线，这不免引起了兄弟俩的争端，刘挺廷的老伴刘淑兰躺在沟槽中，阻止现场的开工，大家谁劝都不成，刘廷祥的媳妇王秀清只好求助于父亲出面调解。这两家都不是外人，手心手背都是肉，但父亲还是站在中间主持公道，来到现场一把将刘淑兰拽出了沟槽，然后对刘廷顺两口子好一阵耐心的开导，你还甭说还真是给面，从这天起，两家人再也没出现任何争执，直至房屋完工。对此王秀清感慨道：得回我大叔出面说和，要不然房子不会盖的这么顺当。
　　对于刘廷顺家中出现的困难和矛盾，父亲更是有求必应，绝不推脱旁观。那一年刘廷顺的三儿子盖好新房子后迟迟不搬家，原因是老两口答应给他的钱数还差1000元没有到位，刘廷顺万般无奈，只好请父亲出面协调帮忙。父亲毫不含糊，随刘廷顺来到前院，顺手从口袋里掏出1000元钱拍在小两口的面前，出口只一个字“滚”，小两口倒也听话，拿上钱什么都没有说，立马抬屁股走人。困扰了刘廷顺老两口多少天的烦心事，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父亲脾气耿直、说话直来直去，从不会点头哈腰、阿谀奉承，严肃的脸上几乎很少见到笑容，被人们称为“倔老头”。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居然与刘天喜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十三年之久，而且老哥俩相互欣赏、彼此尊重，确实是不可思议的话题。
要知道刘天喜可是个脾气暴躁的性格，嗓音高亢、胖胖的身材，整天嘟噜着的脸上没见笑过。最大的嗜好就是喝酒耍钱，每天两顿酒是生活的常态，对于赌博更是情有独钟，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对社会赌博行为可是管控严格，即使严重的哮喘病缠身，也要偷偷的约来几个牌友打上几把过过牌瘾，他曾说过，只要在玩牌桌前一坐，身体就清爽，咳嗽哮喘的毛病也好了，看看这牌瘾的魅力有多大呀。刘天喜虽说喝酒赌博脾气很大，但内心还是充满着孝顺的温情，他常年赡养着自己的瞎婶子，就住在他的里屋，虽说很少有亲切的问候，但每天端饭送菜准时送到瞎婶子的面前，直至为老人养老送终。
父亲是一个很有自知与律己之人，在与刘天喜同住一院漫长的日子里，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和做事的尺度，归置院子打扫卫生主动干在前面，对孩子们晚上外出玩耍的时间，都给予了时间规定，必须在九点钟之前返回，免得让人生烦讨厌。
有一年母亲心血来潮，也买来几只小鸡来饲养，准备养大后下蛋给孩子们改善伙食，父亲回来后，不免有些不痛快：本来院子就不大，再养几只鸡，就更乱腾了。也不管母亲同意不同意，顺手就把几只小鸡摔死了，此举让母亲好一阵埋怨。
两个家庭常年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磕磕碰碰的小矛盾总是难免。有一天傍晚，父亲从外面回来，一只脚刚买过大门坎，就听见刘天喜在屋中大声的发脾气，仔细一听竟然骂的是自己：“马富顺你算个什么东西，在我面前甩脸子，还敢说三道四的.....”反正是越说越不好听。让父亲一下楞在原地，本想悄悄退出去，采取息事宁人的方式暂时回避，但转念一想还是应该直面现实弄清原委，于是迈开大步直奔北屋，进门一看，只见刘天喜坐在炕上的小桌前喝着酒，绯红的脸庞映衬着慷慨激昂的情绪，看着进屋的父亲，斜楞了一眼止住了叫喊。父亲也没客气直奔主题：“大哥，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让你这么生气啊，我哪做的不好，你就当面说一声，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听到父亲的直言，他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父亲也就语重心长的继续说道：“兄弟我初来乍到西峰山，什么事情都不熟悉，还指望哥哥的关心照顾呢，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合适，还请当面指出多多包涵”。面对父亲诚挚的言语，刘天喜也觉得刚才的行为失态过分，也就不再言语了。过了几天，刘天喜与别人聊天时不无感慨的说道：“这马富顺真可以，嘡嘡嘡几句话，把我噎的无话可说了”言外之意就是非常钦佩父亲直言不讳耿直的脾气。从那以后，这老哥俩和平相处，相互尊重，体现出邻里一家亲的和谐氛围。
两个不同姓氏的家庭同住一院，终不是长久之计，看看孩子们逐渐长大，父亲心中也在暗暗的盘算批一块宅基地建设新房，于是悄悄的着手这方面的准备，于是今天买几根檩条、明天再买几根椽子，自己家里没地方存放，就放在了自己妹妹的家中积攒着。在大儿子二十岁的时候，父亲就提交了一份宅基地的申请，鉴于家庭的实际困难，顺利通过了生产队与大队的同意，可是到流村公社盖章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三番两次迟迟不予通过。
　　看到一个外迁户顺利通过了村里宅基地的审批，有的人就感觉不舒服了，先是找到生产队长王礼生，说这块宅基地有点大，能否割让出一条来，自己堆柴码草用。王礼生也没客气：“你以为卖猪肉那，随手用刀割下来就成了”。一计不成又来一计，用匿名信的方式举报到公社，说生产队批给马富顺的宅基地不合理、面积有些过大等。所以前两次父亲到公社盖章时，都被工作人员告知：审批的宅基地面积超标，需要重新核实后才能盖章通过。
　　这一天，心存侥幸的父亲又来到了公社办事的窗口，还与上两次一样又是无功而返，正待转身离去，就听见有人在旁边与他打招呼:“大叔、你那块宅基地还没批下来啊，”父亲转身一看，原来是本村居住不远的邻居吴少华，他今天也到公社来办事，正好看见父亲为宅基地奔忙的场景，不由同情的感叹道“瞧瞧您盖个房子多难啊，这么多年了，两家人住在屁股大的地方，连个拉屎撒尿的地都没有”。父亲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转身要走，忽然被那位工作人员叫住，要过父亲手中的审批表什么都没说，就给盖章签字了。这让父亲非常的诧异，原来吴少华与父亲的对话，让工作人员听了个一清二楚，不禁动了恻隐之心，这才二话不说予以盖章通过。 （1967年社员建房宅基地申请书） 经过近一年的施工，三间大瓦房顺利完成，一家人高高兴兴的搬入了新居，同时在这年的秋天，又圆满的为大儿子举办了婚事，总算了结了父母心中的一份惦记。说起大儿子这桩婚事，从相亲到订婚完全是由父亲一手操办而成。这个大儿子老实巴交、胆小怕事，直到八岁时才开口说话，还担心是个哑巴呢。
　　看到儿子长大成年，该是到了成家的年龄了，父亲又张罗起他的婚事。一次与刘廷顺聊天，他说七元村老丈人家的邻居有个闺女，除了个子有些不高外，干活做饭都没有问题。父亲听了不由心动，就让刘廷顺有时间前去问问，得知对方没什么意见后，父亲就跨上个褡裢一个人去相亲，见了这个闺女后，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但说话办事很让父亲满意，于是拍板定夺，就连下大茬订婚都是父亲一人前去商量。
　　大儿子听说对方身材矮小，还吭吭哧哧的有些不愿意呢，被父亲好一阵的训斥：“个子矮点有什么，能过日子听你的话就行了，找一个大个子你拿捏的住吗”，于是大儿子只好勉强答应。事实证明，父亲的决策非常英明，这个媳妇不但过日子是把好手，还生育了一儿一女，如今又增添了两个大孙子，为马家生生不息、开枝散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所以说，每个人来到这个时世界、投身每个家庭，都是带着各自的任务而来。 （大儿子马全旺与媳妇赵淑珍） 新房盖好了，大儿子也结婚了，可父亲身上肩负的责任，让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还有两个儿子也在渐渐的长大，还有三间房屋静卧在别人的院里，所以时时处处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也就留下了“抠门”的形象，经过几年的准备，父亲就想把刘天喜院里的三间东屋搬迁过来，1975年经双方协商，为保持刘天喜院子的整体布局，东屋不动，拆走南屋的三间房子，在自家的院子里盖起了三间东屋，暂时解决了眼前的燃眉之急。1981年，已是七十二岁的父亲，仍不得歇心，还在为儿子们结婚住房的事情冥思苦想，实在没有办法，就又找到村支书王礼生，以大儿子的名义，终于审批了一块宅基地，东拼西凑，又盖起了四间房子，三个儿子各有住处，父亲心中的焦虑才得到了一份安慰。 忍耐、忍耐：就是能耐 （西峰山供销社库房大院） 忍耐、忍耐：就是能耐，这是父亲的一句口头禅，同时这句话，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更是淋漓尽致、无懈可击。二十年的忍耐，让他从合作社干零活的小工，蜕变成一名退休工人，二十年执着的坚守，让两个儿子成为了集体单位的国家职工。苍天不负有心人，吃得苦中苦方能成正果。
说起父亲与合作社的结缘，那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就开始了，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结束，来来往往持续了二十年的小工生涯，期间的苦辣酸甜、种种的喜怒哀乐，曾让父亲感慨万千。
　　何谓小工，就是当年生产队为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派出社员外出搞副业的临时人员，有活就去、干完活撤回。那时候生产队的主要收入除了香果、大柿子等水果收入外，经常外出搞副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济来源。父亲说：在合作社当小工，一天是两块五的报酬，后来又涨到了五块五，这些钱都是生产队的收入，每到月底，队会计刘维义就到合作社一笔结清，而父亲则是一分钱都没有，因为他挣得是生产队的工分。
我曾问过他，既然什么便宜都没有，怎么还干的这么起劲，那样的无怨无悔。父亲回答说：“一个人干活清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也省得勾心斗角的麻烦”。短短几句话，勾勒出父亲的无奈，隐约间也让人感觉他与世无争的超然心态。
　　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轰轰烈烈的成立，伴随着这股强劲的东风，农村供销合作社这个集体经济性质的组织，在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和期盼下也应运而生。而供销社的库房就落户在西峰山村，盖门市部建库房，开始了土木工程的建设，正好为生产队出人出工搞副业提供了机会，于是就经常派出社员参与到施工之中，整体工程完工后，剩下些零碎的小活，就留下一、两个人进行收尾的活计。 话说合作社基建后勤负责人叫张尚生，这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人，成天板着面孔没有一丝的和蔼，无论你活干的怎如何，他都能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找出毛病，让干活的人无所适从，落下了一个“鬼子”的外号。所以大家在他手下干活都有些犯怵，队长派到谁的头上都不愿意去，可父亲却无所畏惧，只要生产队需要，毫无怨言服从支配。开始的时候，张尚生对父亲也是挑个毛病找个刺，父亲手脚干活的麻利和有条不紊的活茬，他仍然是指指点点絮絮叨叨。脾气耿直的父亲难免有针尖对麦芒的较劲。几个回合下来，关系竟然渐渐的融洽起来，对父亲既钦佩又信任，每次分配完活后就走，也不再巡视监工的不放心了。从那以后，但凡是基建后勤有什么需要干的零活，张尚生都是指名道姓的让父亲去。
由于父亲勤快踏实、朴实厚道和吃苦耐劳的品性，深得领导和大家的信任，后来就向生产队提出长期雇佣父亲当小工的要求，毕竟基建后勤的零活太多，再加上库房大院也需要一个打扫卫生的人员，不就是一个人吗，生产队欣然同意，因为需要与合作社搞好关系，以后有什么基建的活就会优先关照第三生产队了。
那时候父亲需要干的活可真不少，喂牲口铡草投料，负责库房大院卫生的清扫，赶大车拉水送货，每天都是忙忙碌碌。早晨六点钟左右准时来到库房大院，将院子彻底归置一遍，当上班的职工八点钟走进大院，展现在眼前的是整洁干净的面貌。看到运输货物的车辆来了，父亲都是主动上前帮忙卸货，专门捡那些分量大的货物搬运，看到父亲不知疲倦的身影，就是库房组长石立定都很是感动：大叔您歇一会吧，别累着。
当年负责基建后勤的除张尚生外，还有古将村的王国信，这是个心灵手巧之人，既会木工、又懂电工，对工作极其认真，是张尚生得力的工作助手。张尚生经常外出联系采购，一般的工程安排均有王国信现场负责，有时候他也忙不过来，就将大库的钥匙让父亲临时掌管，这一下可招惹了麻烦。那一天，生产队派人到库房搞施工，看到父亲担负起领取工具和材料之责，有的人就非常的不舒服，回去以后就添油加醋的跟队长说起了此事，这让队长心生不满：派你到合作社干活当小工，竟然给人家当起管家来了。于是一句话，就让父亲回到生产队干活了。
没有了父亲这个打扫卫生的小工，几天之后，大院里就乱七八糟、杂物乱堆，大院内用水也没人拉，看到这个情景，单位主任不禁纳闷：这老马干什么去了。一打听，原来是回去了，赶紧到生产队去要人，对于张尚生的要求，队长还是给面子，因为以后还是要打交道的，可是这样的来来去去也有过两、三次。
后来在有些人的怂恿下，队长还是坚定的把父亲从合作社撤了回来，声称队里不缺合作社每月一百多元的副业收入，还是踏踏实实的回队里干活吧。这次张尚生再让王国信前来要人却碰了一鼻子灰。可是张尚生自有主意，生产队不给人，我就去找大队的书记王礼生，这点面子还是有的，王礼生亲自跟队长说了这个事，父亲再次到合作社当起了小工。有的人看到这个情况，又凑在一起出主意，这让队长吴景全很是为难：王礼生都出面说话了，我有什么办法啊。从这以后，父亲就在合作社里扎下了根，一直到七十岁退休。
在父亲当小工的日子里，做好环境卫生的同时，有很长一段时间充当着车把式的角色，当然了这可不是三匹马拉着的大车那样威风凛凛、招摇过市的架势，而是一头黑色的老骡子驾辕的破旧马车，搭配着一位身体精瘦的老人，可谓完美特别的组合。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西峰山村一直饮用村中那口古老的井水，1958年村子通电后，在深井中安装了水管，将井水抽取到井台上水泥铸造的方形水池里，拧开池子下面的水龙头，哗哗的池水就会流进水桶里，彻底结束了用井绳打水的历史。
　　为了用水方便，各单位都在自家的院子里建造了地下储水池，三、四米深的一池水可以使用十天半个月的。那时候库房大院、副食百货门市部的后院和肉食部的院里都有这样的方形水池，父亲的任务就是赶着装载一个大水罐的这辆大车，为几个单位送水，几次的往返，才能将一个池子装满水。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村子开始打机井的高潮，哐当哐当的机械打井声昼夜轰鸣，人们弃用了老井，将机井水铺设管线接通了自来水，父亲拉水的工作才宣告结束。 当时除了保障几个单位的用水保障外，父亲还承担着为合作社下属几个分销店短途运送商品货物的任务，那个年代，合作社还没有汽车，到沙河运输商品全凭单位的三辆蓄力马车，每天凌晨的四点多钟，车把式赶着马车，顶着满天星星就开始出发，八点钟上班之前，准时到达沙河的商品仓库，装满货物后不敢耽搁，在中午时分将货物运回到合作社的库房。
有时运力紧张忙不过来，父亲的这辆老骡子车就派上了用场，负责短途向几个分销店运送货物。那个场景至今让人记忆深刻：一辆老骡子驾辕的马车，慢悠悠的行走在公路上，赶车的老头徒步在大车的一旁，没有吆喝、也听不到鞭响，只有哒哒的马蹄声回响在耳边。父亲对这头老骡子很是爱惜，长年的相处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面对这位无言的老伙计，父亲倾注了最大的关照，除了精心饲养，每次装载货物，都要仔细的调整车辆的平衡，生怕增加了它的身体负重。只要车上装载着货物，不管路途远近，他从没在车上坐过，而是默默的跟在大车的后面。父亲说：一是心疼老骡子，二是这样可以防止车上的货物丢失。每当遇到上坡的路段，不用摇鞭吆喝，老骡子就发力前蹬，而父亲则跑到车后奋力推车，一幅同甘共苦的场景跃然眼前。
父亲虽说脾气倔强，但永远是随和质朴和实实在在，每次装卸货物，都充当搬运工的角色，一次送货到南流村分销店，面对车上几袋子200斤重的盐包都不免发憷，两个人抬一包还是呲牙咧嘴摇摇晃晃。父亲看到这个场景挺身而出，让他们两个人抬起盐包放在自己肩上，步履稳健的就扛到了屋中的盐池里。这让组长王华清啧啧赞叹：这老爷子真行，六十多岁的年纪了，比我们年轻人身体都棒。
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合作社库房终于有了第一辆130牌汽车，此后的两年又添置了一辆南京格斯汽车，货物运输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伴随着后来两辆手扶拖拉机的加入，长途短途的货物运输进入了机械化的时代。父亲赶着的这辆马车才退出了货物运输的行列，改做清运渣土、从事后勤基建的临时运输工具。
正是由于父亲对这头老骡子的精心呵护，它一直是油光发亮、体质健康。父亲退休后，听说老骡子被卖掉了，竟是一脸的茫然，坐在炕上半天无语。从他那抬头仰望窗外黯然的眼神里，写满了对往昔的回忆、沉浸在对风雨相随老伙计的怀念之中。
　　在合作社二十年的时间里，父亲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喂牲口、值夜班的日子里度过的。要说人的命天注定，当年在生产队看护场院值夜班，父亲是那样的不愿意和反感，但最终也逃不了命运的安排，只是更换了时间地点。在合作社里同样是夜班工作，父亲的心情却是无悔无怨，这可能得益于合作社领导知人善任的绝对安排，是一种责任心与使命感的动力源泉。
　　那时候牲口棚和饲养室坐落在曾是村中老王家祖坟和烈士墓的所在地，迁走坟墓后，就盖起了房屋，成为了库房大院的一部分，这里隔着煤场的大院，每到夜晚这里静静悄悄不见人影，只有赶车人汤文斌（白羊城村人）和父亲一起住在偏僻的小房子里。 （父亲当年值夜班、喂牲口的小院旧址） 要说辛苦，就是汤文斌起早到沙河运输货物的时候，凌晨三点来钟，父亲就要起床为牲口饮水添料。父亲说：静静地夜里，周围常常听到异样的声响，借着幽暗的灯光，再看看圈里的大牲口，也是打着响鼻，用蹄子刨地，不吃草料直瞪瞪看着某一个方向。这个情景让胆大的父亲心里也难免阵阵的发毛。五点钟汤文斌起床套车，奔向沙河运输货物，这一折腾，父亲也就不用睡觉了，索性拿起扫笊就到库房大院打扫卫生。 （西峰山供销社库房大院一角） 父亲目不识丁，可干起活来却是一把好手，值夜班喂牲口，赶车送货、炒花生炒瓜子、腌咸菜可谓样样精通，就说腌咸菜的手艺无人可比，为了降低成本，合作社库房每年需要腌制一批萝卜咸菜，然后运至各个分销店销售。每当秋季来临，库房的大院里就堆积了几千斤的芥菜疙瘩准备腌制咸菜，从清洗、削切到腌制均有父亲一人承担，特别是咸菜的定期倒缸，那可是耗时费力的体力活，库房内一溜二十多个大缸，要将缸内腌制的咸菜逐个倒缸，这样才能保证咸菜的清香和不变质，一次倒缸就要两天的时间，虽说累的腰酸腿疼，可闻到腌制的咸菜发出的阵阵清香，父亲的心中就充满了成就感，毕竟是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啊。
从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合作社的汽车和手扶拖拉机替代了蓄力运输，父亲除了打扫卫生和值夜班看护后勤大院外，就显得没有那样忙碌了，但他总能找到发挥自己特长的地方。在紧邻煤厂的东侧，有一块近两亩的荒地，杂草丛生、坑坑洼洼，堆放着碎砖旧瓦。父亲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存在的商机，清理了杂物、平整了土地，用杂木树枝圈成了一块菜园子，春天的时候播下种子，夏秋时节，菜园内花儿盛开，各种各样的蔬菜郁郁葱葱、果实累累，源源不断的供应着单位伙房的用菜，降低了成本，保证职工吃上新鲜的蔬菜，让大家享受到了实惠，可谓皆大欢喜、众口称赞。这块菜园一直种植了五、六年，直到父亲退休后才被闲置下来。
　　父亲是个农民，但他始终坚守着做人的道德标准，性情耿直，说话办事直来直去，不论人前人后，都是坦坦荡荡、表里如一，就连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是深感佩服。
　　在合作社这么些年打扫卫生、归置院子，那些清扫的树叶、糟朽的菜筐、废弃的白菜帮子，都被他用手推车或者背篓运回家里烧火、喂猪，那些稍有价值的东西，如一块小木板、一根铁丝、一条还能使用的旧草绳，但凡他认为还能用的东西，都被收拾利落、码放整齐，放在明显的位置以备再用。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做人就是不要眼皮子浅，不贪图小便宜，既然人家信任你，无论干什么都要讲良心规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一个农民的朴实真诚，而这种人生的信条，贯穿生命的始终。一次母亲生病，结算药单时，我就让村医时玉珍写上父亲的名字，这样可以到合作社全额报销药费，没想到我的话被旁边的父亲听到了，马上予以制止：谁瞧的病，就写谁的名字，写我的名字去报销可不合适。任凭我如何解释，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观点，让旁边的时玉珍都无奈的摇头感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理解了父亲，理解了他的真诚和质朴，就是这种执着坚守的境界，让他在被人瞧不起干零活小工的位置上，一干就是二十年，终于修成正果，达到了人生一个完美的高度。 修成正果、圆满人生

命中注定终须有，自有贵人行船渡。话说父亲七十岁退休，两个儿子成为单位职工，所有这些都要感谢一个人，这就是西峰山供销合作社主任——仇延。
仇延，顺义人，曾在小汤山供销合作社当会计，由于工作突出，个人能力强，被提拔为领导岗位，七十年代初调任西峰山供销合作社主任。直到1982年才调到昌平县供销社总社任主任。这是一位颇具领导风范的领导，个子不高，微胖的身材，洪亮的嗓音，虽然笑容可掬，但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让人敬而生畏，敢作敢为，开拓进取，为西峰山供销社的繁荣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是一位在西峰山供销社担任主任时间最长的领导，前后将近十年，正是有这么长时间的相互接触，他对父亲的吃苦耐劳、勤勤恳恳的工作劲头看在眼里，记在了心上，并由此产生深深的敬佩和尊重。
说到仇延，就不可避免提到他的老伴王德令，别人前来就任都是一个人，而仇延却是拖家带口而来，除夫妻外，还有两个七、八岁的女孩，一个是女儿小欣、一个是侄女小恭，还有三岁的小儿子小三，一家五口人就住在库房大院西边屋后的两间平房中。
说起王德令可不是一般的人物，算得上供销系统的一个女强人，在仇延还是一个小会计的时候，人家已经是小汤山供销社的主任了，六十年代曾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称号。后来因身体有病，才病退回家养病。当仇延调任西峰山供销社主任时，她也就跟随丈夫前来，担当起抚育孩子、照顾家庭的担子。
由于仇延整天忙于工作，老伴身体有病干不了重活，又要照顾几个孩子的生活深感力不从心。父亲看在眼里，就主动上前帮忙，干些力所能及的小活，如负责挑水、打扫院子卫生，点火生炉子等，有时两口子带着孩子们回小汤山老家，就将房门钥匙交由父亲保管照看。那份信任如同家中的长辈一般，慢慢的仇延口中的老马也变成了大叔的称谓。要说仇延后来积极主动、满腔热情的为父亲办事，其中王德令的所起的作用更是功德无量。
1975年，西峰山供销社准备在流村公社招收一批职工，仇延主动告诉父亲：“这次招收工人，我准备让您家的老二到合作社来上班”仇延的话让他既激动又担心：“就是不知道生产队放不放人”，看到老人的疑虑，仇延安慰道：“您就放心吧，我说没事就没事”，果不其然，父亲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当合作社到队里办理粮食关系时，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这还了得，不经生产队讨论决定，合作社就敢到我这里来要人，坚决不成。看到这个情况，仇延很是不满，就找到大队书记王礼生从中斡旋，并放出话来：老马的儿子不让来，那西峰山的人就一个都不要。最后在王礼生的协调下，正在修建沙通铁路工地上的二儿子还是如愿以偿的来到合作社上班了。
再有两年父亲就七十岁了，感觉自己是时候回家养老了，就跟仇延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被仇延当场回绝：“您就这么回家了，怎么着我也得给您一个圆满的交代吧”，听到他的话，让父亲一时琢磨不透，心想：一个干小工的老头，还能有什么圆满的结果啊，既然人家挽留，那就凑合着干下去吧。
这个机会终于等来了，1979年西峰山供销社有一批老职工要办理退休手续，而且还有一个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随风而至，那就是这批老职工的子女可以顶替接班。仇延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要给老人一个意外的惊喜。为了这份惊喜，仇延悄悄的托关系、走后门，多方努力奔走，终将一个七十岁农民户口的老人转办成国家职工的身份，同时办好了退休手续，一个让父亲惊奇的故事就此诞生。
在为父亲办理转正和退休的过程中，司机马全来开着130汽车，拉着仇延游走在昌平人事局和劳动局等各部门，竟然不知道他是在为自己父亲忙碌着退休的事情，直到手续办理停当，仇延才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此时才如梦初醒。
在仇延的特别关照下，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一个在合作社干了二十年农民户口的小工，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国家职工，并且光荣的办理了退休手续，那份荣耀让父亲如在梦幻中，让他最为欣慰的事情，还是三儿子也顺理成章的顶替接班，成为了一名商业职工。
　　父亲圆满的人生结局，让不少人都非常的羡慕，就连常年与父亲在一起的电工王国信也钦佩不已，对父亲说道：“老爷子真行，自己退休了，还把两个儿子都弄成了国家职工，我两个儿子也来到了合作社，但却是合同工”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慨，透露出羡慕的神情。
　　父亲的事情，也让村里人感到吃惊，不禁对他刮目相看：“这个老马，整天介不哼不哈的，一不留神就成了退休工人，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弄进合作社当了工人”，虽说有些嫉妒，但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父亲的勤劳和朴实，终于得到了回报，当他与西峰山供销社干部职工和即将退休老人一起合影的时候，身居照片正中的他，那份欣慰和自豪达到了人生的顶点。
　　这批老职工光荣退休，他们的子女也顶替上班，可其中的故事并没有结束，由于退休与接班子女身份户口的互换，成为了一批拿着退休金，户口却是农民的老人，导致了所在村庄不予接收的尴尬。那时候还是集体经济的生产队时期，人家说的也有些许道理：你们拿着退休工资，还要生产队给你们提供口粮，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于是生产队拒绝口粮的供应。没有办法，这些老人逐级上访反映情况，现实的矛盾，让新政策的实施遭遇到难以为继的局面，破解这个难题，就敷衍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些农村户口的老人，每月领取退休金，定期到粮站领取米面粮油。这个现象千载难逢，想想很有情趣，特此寥寥数笔，还原那段曾经的历史。
1999年1月1日父亲去世，享年90岁。

九十风雨话无踪，
殚心竭虑皆为空，
回望荒草孤坟影，
片语之言述人生。 七十八岁的父亲，仍忙活在田间，步履稳健的播种春耕（1987年） 父亲和母亲与孙子、孙女在一起（1985年）。 父亲与母亲在收获院子中的白菜（1985年）。 父亲和母亲与家人们一起收拾玉米（1990年）。 父亲和母亲一起摘辣椒（1993年）。 我们与父母在一起的合影（1997年）。 父亲与母亲的最后一场合影（1998年11月）。 父亲的退休工人通知书（1979年5月）。 光荣退休 农民户口的北京市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