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媒从刊到报的转变及意义（192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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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媒从刊到报的转变及意义(1921—1949)

胡雪莲 杜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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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报党刊经历了从报、刊未分到报、刊分野，从以刊为主到以报为主的转变过程。中共中央正式办报缘起于党的六大，始于创办鼓动性刊物《红旗》与地方性日报《上海报》,并于1930年8月将二者合并为首份中央机关日报《红旗日报》,但不久停刊。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中共中央党媒基本保持一刊一报格局，渐由以刊为主转向报、刊并重。随着《解放日报》创办和刊物停办，中共中央党媒转为以报为主。从刊到报的转变引致党媒功能、组织形式和党管方式发生变化，“党报”概念随之变更，《解放日报》改版正是这一进程的结果。这进而引起中共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对象、传播效率、宣传话语及马克思主义话语发生变化，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作者简介：胡雪莲，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杜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原刊《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版。感谢杂志社授权发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报党刊经历了从报、刊未分到报、刊分野，从以刊为主到以报为主的演变过程。就前一种转变而言，建党初期的中共中央文件多混用报、刊概念，《向导》周报、《中国共产党党报》等中共中央机关报刊虽名称含有“报”字，但实际均为刊物。到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明确就报纸、杂志分别当如何办做出指示1。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总署规定期距短于7日、开张大于8开、版面排式为报纸形式者为报纸，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者为杂志(期刊)2,报、刊之分野已明。就后一种转变而言，藤田正典发现，在苏区时期，中共党报党刊逐渐从以刊为中心转为以报为中心3;叶再生经由统计党报党刊存续时长判定：“(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各级机关和干部重视报纸的宣传远超过刊物……与中共早期重视定期刊物的出版已有所不同。”4

中共党媒从刊到报的转变衍生三个问题：这种转变如何展开，引致党媒功能、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何种变化，对意识形态传播有何影响?探索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藤田正典和叶再生等的论见，更旨在回应两个相关学术问题：一是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媒介视角。长期以来，学界多从新闻史、思想史视角对改版进行分析。然则，报纸何以成为《解放日报》改版的媒介基础?二是媒介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系。黄旦主张报刊不仅是一种载体，更是一种交往关系5。随着报纸的引入，中共中央党媒形成何种新的交往关系，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有何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细致梳理中共中央党媒从刊到报之转变过程及所引致之党媒功能、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并探讨这一转变对《解放日报》改版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一、中共中央的办报缘起与探索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中央办报经历了筹议—短暂尝试—实践诸阶段，逐渐探索出以工人为主要宣传对象的鼓动报模式。

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办有《向导》周报、《新青年》、《前锋》、《中国共产党党报》、《中国工人》,均属刊物，但党内屡有办报之议。1922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创办《远东日报》。8月29日，《晨报》刊登《远东日报出版预告》6。但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以党的能力不足、恐不久被封闭、时机尚不成熟为由反对，办报未能付诸实践。1924年，共产国际为上海《民国日报》改组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与国民党合作打造了一张现代大型中央机关报。但随着《民国日报》右转，改组、合作以共产党人退出报纸编委会而告终。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早有出版日报打算的中共中央迅速决定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编辑。该报于1925年6月4日发刊，延续党刊编写合一和评论为主的思路，同时开设本埠要闻、国内要闻等新闻栏目，在副刊刊载小品、歌谣等通俗稿件，注重增强报纸的鼓动性。报纸“出版十期，销数即达三万，投稿通信与亲来接洽者，日以百计”7。因租界查封，报纸于6月27日停刊。

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中央再度提出办报计划。“四一二”事变不久，陈独秀在党的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出版一种党的日报，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就开始出版这种报纸。”8但随着大革命失败，这一计划未能立即实现。1928年六七月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明确将工作重心移至争取广大工农群众，“此种任务需要党的宣传工作之根本变动而增加对于扩大群众工作的注意”,而“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与煽动的条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报纸、传单、小册子、宣言等等),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9。这意味着，党刊的主要对象由知识分子转向广大群众。

此时，中共中央办有《中央政治通讯》《党的生活》《布尔塞维克》三种刊物。前两种为面向党内的通讯教育刊物，宣传功能由《布尔塞维克》承担。该刊物主要内容为中共中央文件、联共(布)重要文章译文、理论文章和长篇政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上发挥重要作用，但其艰深的内容及文字很难适应鼓动工农群众的需要10。鉴于此，六大提出“扩展群众中间的共产主义影响之基本任务，就是无论如何必须组织每日出版的销行全中国的工农报纸。报纸的文字、内容、价格要十分适合广大群众的能力、程度”11,办报一事被提上日程。

经过筹备，新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于1928年11月12日出版。《红旗》初期以鼓动刊物为目标，专门注意政治事件，每期对一周国内要闻进行评论，但由于缺乏对革命斗争的实际指导价值，被党内同志和工厂群众视为空谈。此后，《红旗》确定指导革命斗争的办刊方针，主要登载党的文件，但因鼓动性与实践性不足，而难引起读者兴趣。1929年中，《红旗》明确从刊到报的过渡方向，第24期起由书本样式改为报纸开本，由周刊改为三日刊，第40期起确定全国政治机关报的定位，兼顾政治事件分析与工作指导功能，风格稳定下来12。尽管《红旗》较《布尔塞维克》更为通俗，但亦难以深入广大工人之中。刊物缺乏工农通讯员，读者以党内同志为主，发行量停留于2000余份。自创刊起至1930年中，“印刷的数量上并未增加，而所发行的数量，反比以前减少”13。

最迟于1929年初，中共中央便酝酿于《红旗》之外另办小报。3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小报委员会，由李求实任书记。4月17日，由江苏省委主办、李求实主编的《上海报》创刊14。该报以一般工人群众能读的通俗小报为定位，常规设4版，一版为广告，二版为国内政治消息，三版整版和四版的上半版为工运消息，四版下半版为副刊。报纸出版后深受上海工人欢迎，到1930年，日常销量达3000余份，最高日销量过万份。《红旗》称赞《上海报》为上海工人群众的唯一读物、全国最好的地方报15。

193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旗》与《上海报》合并，并调入《布尔塞维克》编辑部部分同志，共办《红旗日报》。首份中共中央机关日报的创办，引致宣传体系发生系列变化。

其一，中共中央党媒功能的转变。《红旗》为全国政治机关报，负责分析政治事件与指导全党工作，《布尔塞维克》为理论刊物，负责宣传马列主义。两份报刊以刊载长篇政论、理论文章和文件为主，主要读者为党内同志和知识分子。党中央之所以将《上海报》纳入，目的之一为借助该报在工人中的影响力，改造《红旗》。《红旗日报》创刊后，初期设4版，一版、四版登载红军新闻、中共文件、联共(布)文件、副刊，与《红旗》相承，二版、三版登载国内外新闻和工运新闻，与《上海报》相仿。报纸力图综合全国政治机关报和地方性鼓动报两种定位，兼顾指导全党工作和鼓动工人群众的功能16。

由于两报定位差异较大，《红旗日报》存在顾此失彼的情况。《上海报》主要读者为上海工人，主持《红旗日报》创办的李立三坦言：“《红旗日报》的内容及语言工人很难看懂……给上海党的群众工作造成很大危害。”17党员干部和先进分子则认为报纸“对革命策略的进一步讨论和党的路线的更深刻研究和认识的方面是太少了”18,中共中央政治局亦批评“党报形成一个单纯的对外的宣传品，失却其对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作用”19。

其二，现代新闻体系的引入与改造。党刊在运作上通常采取“编辑—通讯员”模式，设一名主编、数名业务编辑，以编辑工作为主业。《上海报》创办后，始引入现代新闻体系。采访方面，报纸初期在上海各区分设一名特派员，负责联系并指导通讯员写稿，但遇到两个难题：一是工人通讯员既多不能鉴别新闻，亦常无暇写稿；二是由于不同工厂的工人通讯员工闲时间相近，负责与其会面录载新闻的特派员常有分身乏术之感20。为此，报社在各区另设四名访员，为区宣传委员之一，按日到区接头处集中录载消息21。发行方面，报纸初期由报贩公开贩售，遭遇报款难以回收、报贩被捕、报纸难以深入各工人区域等难题。江苏省委总行动委员会遂决定自办发行，一方面由报社公开和群众团体接洽，经过工会路线散发；一方面经过党的发行路线，推动支部向群众散发22。报社还自办发行网，在上海划定若干区，由特派员统筹雇佣专人派送23。

由此，《上海报》形成以采访员、工人通讯员为主的供稿体系和以组织发行、自办发行为主的发行体系，实际运作较为依赖采访员、特派员。为此，1930年4月，李立三批评《上海报》不是党报，“由党整个组织来办，由党负责采访发行，如果能够执行这一原则，《上海报》现在销一万份是不困难的”24。在此前后，江苏省总行委发布《日报采访工作条例》《推销〈上海报〉条例》,明确“要使日报真正成为党报”25,要求“各区必须将此工作由日报的特派员个人的工作上接受过来，变为整个党的工作，由整个党的组织力量去更扩大地进行”26。这是中国共产党较早从采访、发行角度界定“党报”这一概念。

《红旗日报》基本继承《上海报》的运行模式，并经由党组织向全国传递，由半公开改为公开发行，这使得报纸机关容易暴露。《红旗日报》创刊40天内，便有70余名工作人员及报贩被捕，十余处机关被破坏，“敌人甚至全体总动员，谋一网打尽”27。尤为严重的是，印刷所于1930年9月和1931年1月先后两次遭到破坏，报纸一度变成小页传单形式，日发行量由1930年9月初的万余份降至10月的4000份，再降至1931年2月的1000份。

其三，中共中央对报纸领导方式的摸索。与《红旗》相比，《红旗日报》不仅在内容上具备较强的地域性，其采访、通讯、发行体系亦严重依赖地方尤其是工会系统的支持。创刊初期，受益于李立三、李求实等在工会系统的声望，报纸运作尚较顺畅。随着形势变化，1930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和潘问友的《红旗日报》主笔职务。1931年1月，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王明为首的留苏派掌控全局，决定由留俄学生王稼祥、沈泽民主掌宣传机关。会后，李求实、何孟雄等工会领袖自行集会并被捕，上海工会系统严重受损。这使得报纸失去地方党委和工会系统的支持。王稼祥接手报社工作后，很快发觉无论通讯还是发行，“省委和区委不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报纸与工厂、各地区的联系极为薄弱，“很难获取关于工厂里发生的事情的信息”28。1931年2月14日起，报纸又由中共中央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

1931年3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将《红旗日报》一分为二：一是《红旗周报》,由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编，党内秘密发行，内容以党内文件及工作指示为主。二是《群众日报》,由江苏省委主办，为半公开报纸，内容以新闻尤其是工运消息为主。《群众日报》创刊后，销量有所恢复29,但随着中共在沪机关连遭破坏，报纸在几度休刊后停办。至此，中共中央党媒重新回到以刊为主的格局。

纵观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党媒的主要任务由引领知识分子转向鼓动工人群众，报纸因此而兴。在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全国政治机关报和地方性鼓动报两种办报模式，并试图将其合并为全国性机关日报，但因两者在分工、领导方式上的差异而遭遇困难并告罢。尽管如此，党成功探索出以新闻为主要内容、以群众为主要读者的鼓动报模式，并在改造现代新闻体系、中央与地方合管报纸方面积累了经验。

二、从以刊为主到报、刊并重

自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始，中共中央党媒基本保持一刊一报格局，渐从以刊为主转向报、刊并重。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对根据地报刊进行改组。一是将《党的建设》《实话》合并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二是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改组为党、团、政府与工会合办的机关报。中共中央党媒形成一刊一报格局，引致宣传体系发生系列变化。

其一，刊与报分工负责全党性宣传与地方性鼓动。报刊改组前，《实话》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主要刊载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文件、党的领导人的指导性文章，《党的建设》由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出版，主要刊载关于全党工作的指示性文章。1933年2月，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指出两刊“均不能按期出版，而且内容方面还有很多缺点，致不能完成党的机关报的领导作用”,决定创办《斗争》30。《斗争》采用报纸样式，每周发行，但开本、内容与刊物无异，介于报与刊之间。《斗争》以“真正党的领导的机关报”为定位31,主要刊载中共中央文件及指示、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领导人的文章，是中共中央指导全党工作的重要工具。

改组后的《红色中华》,则主要承担以新闻报道动员群众参与战争和苏维埃运动的功能。改组前，《红色中华》的主要内容为国内外新闻、苏区及红军新闻、苏维埃文件，主要功能为组织苏区群众参加苏维埃政权、指导各级苏维埃实际工作、揭破反动政治派别的阴谋、介绍各地工农革命运动及红军消息32。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张闻天及其秘书杨尚昆亲自参与报纸改版，确定“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南针，并加强其在战争动员中的领导作用”33的办报目标，将报纸由以国内外新闻为主调整为以苏区新闻尤其是鼓动性新闻为主，由不定期刊先后改为3日刊、2日刊。报纸新闻性增强，更注重面向苏区群众进行鼓动。

其二，中共中央党媒形成适应根据地特点的新闻生产体系。《红色中华》改组前，报社仅四五个人，组稿、写稿、校对一肩挑34,苏区新闻由中央政府各部门和红军各部队提供，国际国内消息抄录自白区报纸35。随着报纸由不定期刊改为3日刊、内容转向以苏区鼓动性新闻为主，原有的运行模式不敷需要。改组后，中共中央抽调新闻干部进入报社，设立《红色中华》编辑委员会；责成省与县一级的党、团、政府、工会及各军区政治部各选定一人担任报纸通讯员，组建起一支超过400人的通讯员队伍；开设新闻台，负责抄收中央社、塔斯社的稿件，报社兴盛时工作人员达12人。

由此，报社形成以通讯员、抄录和电台为主要稿源，以编辑为主业的运作模式36。相比以记者为主要稿源、追求独家新闻、以采访为主业、内部高度分工的现代新闻体系，《红色中华》报仍保留较强的刊物特征。1933年8月，曾任《红色中华》主笔的李一氓指出，报社同志极少参与新闻工作，仍偏于刊物工作，“在更发展的形势下，《红色中华》变成日刊了的时候，还是一个总编辑兼内勤记者兼外勤记者吗?”37张闻天批评报纸多是空洞、浮面的记载，主要原因是报社只是被动等待通讯员稿件，“而这些通讯员是依照他们自己的志愿来写他们的新闻的”38,提议设立专职采访员。尽管存在不足，这一模式使得党依靠极少数人力，办起一张发行量超4万份、辐射中央苏区的大报。

其三，形成党政群团合办报纸的管理方式。不同于《斗争》由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直接管理，改组后的《红色中华》在名义上同时受党、团、政府与工会领导。党中央之所以如此改组，主要是为了动员各方组织力量，建设报纸通讯与发行网络。实际运作中，报社仍主要受苏维埃政府领导，主编多由苏维埃政府任命39,日常业务由5人编委会自行处理，具有较强的“社报”特征。以故，1933年12月，张闻天批评报社与上下级之间缺乏有效联结，上级对其不领导、不利用，仅提供需刊载的文件40。瞿秋白指出，报纸内容只有“苏维埃建设”,而无“党的建设”,“所反映的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41。

长征开始后，《斗争》编辑部随军出发，《红色中华》在苏区继续出版，从侧面证明中共中央党媒尚以刊为主。长征结束后，一刊一报复办，后分别改名《解放》《新中华报》。1939年初，中共中央将《新中华报》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决定新华社脱离报社，兴办一批中央级刊物，党媒结构出现重大变化。

党中央之所以于此时调整党媒，与1938年底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有关。鉴于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党反共倾向日益增长，六中全会决定加强党外宣传，注意“向全中国人民说话”42。此时，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全国性报刊主要有《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解放》周刊，前两种受战事影响，筹备离汉迁渝，《解放》属理论刊物，宣传作用有限，六中全会遂号召兴办报刊以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延安掀起兴办报刊的热潮。

在报刊兴办热潮中，中共中央党媒形成以一报一刊一社为主、多种刊物并存的格局。一报一刊一社指改革后的《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和新华社，均受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为中央党媒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延安还办有党内性质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八路军总政治部机关刊物《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学术类刊物《中国文化》、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国妇女》、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机关刊物《中国文艺》等7种中央级刊物。这引致中共中央党媒运作及管理方式再度发生变化。

其一，报、刊以全国性宣传为主要任务，功能趋同。《新中华报》改革前夕，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徐冰说“以前是地方性的，现在要在政治上变为全国性了”43,指出了主要变化。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刷新第一号”阐明内容变化：“今后与过去的主要不同点，将表现在代表中共中央政策主张等社论专论之增多，将表现在国内国外重要新闻的增加，将表现在对全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业绩更广泛的表扬。”44强调报纸全国性之增强。改革之后，报纸由5日刊变为3日刊，在全国范围发行，内容从以边区新闻和抗战新闻为主转为以抗战新闻和国内外新闻为主，主要定位从面向陕甘宁边区群众进行鼓动，转为注重面向全国群众开展宣传。

此时兴办的中央级刊物亦着重面向全国群众开展宣传。《中国文化》《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艺》均罕见地以“中国”命名，在全国公开发行，分别以面向全国学术界、青年、妇女、工人、热爱文艺的群众进行宣传为己任。《八路军军政杂志》在发刊词中声明任务之一为以八路军经验供给抗战人民与友军，亦注重全国性宣传45。这意味着在党媒调整后，报与刊均以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全国群众为主要任务。

其二，通讯社独立并组织化，报社仍以编辑为主业。1939年之前，《新中华报》与新华社为一个机构。1939年初，党中央决定将报、社分拆。此后，新华社设立编辑科、通讯科、译电科、油印科，在边区及各根据地建立通讯网、分社，成为一个具有独立采编部门、通讯网、分社组织、印刷部门并承担党中央耳目喉舌功能的机构。新中华报社则主要负责接收通讯社、通讯员稿件并加以编辑，仍以编辑为主业，工作人员虽有记者、编辑之分，但“一有采访任务，总是全体出动”46。

其三，党对报社从间接领导改为直接领导。改革之前，《新中华报》和新华社主要受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改革之后，一报一刊一社均受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但具体管理方式有别。《解放》由张闻天亲自担任主编，中央宣传部(后改为中央宣传教育部)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刊物选题和内容。新华社和新中华报社的党务和行政关系挂靠在中央统战部，受部长王明领导。

尽管党对报社改为直接领导，报社仍未能与党中央意志息息相通。报社负责人向仲华自述，由于对报纸应成为党的政策的宣传者、组织者认识不足，“故报纸的政策性是不强的，在工作中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47。更关键的是，报社由于受王明领导，不得不贯彻其办报路线与方针。报纸常规版面顺序为抗战新闻—国际、国内新闻—边区新闻，呈现明显的“以外为主”倾向。1939年2月，毛泽东为报纸题词“多想”,被报社中人解读为“要独立思考，要善于识别真假马列主义”48。

综观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党媒基本保持一刊一报格局，但分工与书写发生变化：一是刊与报从分工负责全党性宣传与地方性鼓动，转为共同承担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全国群众之任务；二是尽管于长征时期中断，中共中央机关报总体上从不定期刊向日报方向发展，新闻属性日益增强。其间，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以通讯员和通讯社为主要稿源、以编辑为主业、党管发行的办报模式。党对报社从经由政府间接领导转为直接领导，但也遇到党中央意志难以直达报社基层与报纸书写的难题。

三、停刊办报与报纸中心模式的形成

1941年初，中共中央再度对党媒进行整顿，大批刊物停办，报社与通讯社从分到合。

报刊整顿的第一步是停办中央部委刊物。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发文要求《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艺》暂时停刊4个月，并责成中央出版发行部准备条件使刊物4个月后能复刊，责成各刊物负责人向有关同志进行停刊解释工作49。党中央专门强调需向有关同志解释，显示此事非同寻常。4个月后，4份刊物均未复刊，而是就此停刊。从各刊最后一期看，3月5日的《中国青年》50、3月8日的《中国工人》51均言暂别两月，3月8日的《中国妇女》还刊载了《论出版专门妇女刊物问题》一文52,《中国文艺》仅出第一期，第二期稿子已备好。这显示刊物对停办并无充分准备。

第二步是集中资源出版《解放日报》。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为集中力量办报，新华社由杨家岭迁至解放日报社所在的清凉山，由博古为首的解放日报社编委会统一管理。此后，《解放》《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相继停办，中共中央机关报刊仅剩《解放日报》,这对党媒运作及管理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一)中共中央党媒功能之转变。

报刊整顿前，中共中央党媒以一报一刊一社为主，多种刊物并存，兼具刊载文件、理论宣传、指导工作、发表政论、刊载新闻之功能。《解放日报》创办后，中共中央指明报纸使命为“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53,规定“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54,“《解放日报》(包含在日报上发表的党与政府的公开文件)应成为每个干部学习时事与策略的必需材料”55,赋予报纸指导整风的任务，将党内通讯、党员教育、鼓动群众、对外宣传四种功能集于一报。这引致中共中央党媒书写发生三种显著变化。

一是确立以新闻为主的书写方式。刊物以刊载长篇政论、理论文章、指导性文章、文件为主，报纸以登载新闻和时评为主。相较3日刊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为日报，新闻属性益鲜明。报纸出版后，除一版登载一篇社论、末版登载副刊、不时登载政论文章外，其余稿件基本为新闻。1942年7月18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指出“报纸既不是书籍也不是杂志，它的生命主要就寄托在大大小小的新闻和通讯上面”,进一步强调少登载些知识分子的议论，多书写新闻和通讯56。随着停刊办报和《解放日报》创办，通过新闻书写指导工作、鼓动群众、对外宣传，成为中共中央党媒的主要书写方式。

二是形成面向广大群众的书写导向。中共中央停刊办报的目的之一便是借助报纸的影响力联系群众。194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功能在于联系群众：“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57《解放日报》创办后，毛泽东为报纸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58。在改版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群众办报”的理念，要求新闻工作者以群众为师，学习群众的语言、生活，以加强报纸和群众的联系。经由从刊到报的转换，中共中央党媒完成从主要引导知识精英，到重在影响广大群众的转变。

三是担负统一宣传口径的功能。《解放日报》研究专家王敬认为，各地报道不时偏离甚至违反中央方针政策，以故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创办大型日报以统一全党宣传口径59。这一观点亦可从胡乔木、黎辛等多位报人回忆中得到印证60。《解放日报》创办后，始终处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紧密领导之下，成为党中央对外宣传的重要工具。中共中央规定一切政策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宣达，这不仅结束了此前中共中央党媒声出多元的局面，亦使得报纸担负了指导各地舆论、统一全党宣传口径的功能。

(二)报社组织方式之转变。

随着报纸中心地位的确立，中共中央将宣传资源集中于《解放日报》,引致报社组织方式发生变化。一是报社高度组织化。中共中央将新华社统归解放日报社编委会管理，陆续从新华社通讯科、马列学院、《解放》周刊及其他有关单位抽调适合做报纸工作的人员，解放日报社逐渐形成中央党报委员会—编委会—编辑部、经理部—采访通讯科、材料室、校对科、编办、总务科、会计科、发行科、广告科—一线采编、通讯、发行、印刷、行政人员的组织架构，从手工作坊式转为高度分工的组织形态61。二是全党参与办报。针对中共中央机关报此前存在的通讯员新闻素养不足、报社难以对通讯员进行有效管理、缺乏职业记者等问题，中共中央着力建设组织化的通讯社，在陕甘宁边区设立职业记者，在各根据地建立分社，构成专业化的新闻供给网络；对西北局、各级通讯员的供稿任务做出规定，在陕甘宁边区密密层层地组织起通讯网络，设立刊物及专栏开展通讯员教育，以全党力量保障通讯工作。由此，中国共产党成功对党刊和现代新闻体系进行改造，形成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色的党报组织形式，并影响至今。

(三)党管媒体方式和“党报”概念之转变。

黄旦提出，《解放日报》改版前之所以属于不完全党报，在于其时党报是“党组织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尚属思想和原则，经由改版，这一思想和原则化为日常规范和具体管理措施，“党报——组织的喉舌由此紧紧扎根在了党组织身上”62。事实上，党报原则的规范化、组织化并非始于《解放日报》,而起于中共中央机关报之兴办。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人员、宏观方向上管理出版物，“党报”在文件中指由党员创办、服从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报刊，这是符合刊物特征的。由于党刊机构简单，党通过指派合适的主编便可对刊物进行有效管理。随着报纸兴办，大量的稿件、庞杂的机构、繁复的采编通印流程很难由单个人掌握，采访、通讯、发行体系高度依赖地方党政群团的支持，新闻内容更衍生版面话语、新闻理念等书写难题，原有的“党报”观念和管理方式急需改变。1930年，李立三批评《上海报》不是党报，提出由党负责采访发行，始从组织角度界定“党报”概念。在《红色中华》改组、《新中华报》改革过程中，党对报社的领导逐渐加强，但始终遇到党中央意志无法直达基层的管理难题。《解放日报》创刊后，尽管处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紧密领导下，却依旧出现报纸版面编排不适当、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力等问题，报纸书写未能与党中央意志息息相通。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在改版致辞中，以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作为衡量党报的标准63。9月15日，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64,党报始有“完全”与“不完全”之分。一周后，《解放日报》刊发博古执笔的社论，阐释两种党报：倘若“一切依照报馆同人或工作人员个人办事，不必顾及党的意志”,便一定党性不强；“党报不但要求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65。“党报”从思想上、队伍上的概念，发展为组织上、书写上的概念。由是，中共中央以《解放日报》改版为抓手，一方面指导报社制定报纸检查条例、印刷与校对制度、办公制度，对报社实行科层制管理；另一方面确立重内轻外的版面结构、以我为主的书写方式，解决长期以来党中央意志难以直达报社基层与报纸书写的难题。这一过程不仅重塑党报，亦重新定义了“党报”这一概念。

对于这一中共新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学界长期以来多将《解放日报》改版视为毛泽东和党中央针对报纸初期办报方针不当所做出的调整性举措66。其实，改版固由短时段的办报方针不当所诱发，但亦是中共中央党媒由刊趋报十余年变化的结果，根据有二：一是从刊到报之转变为《解放日报》改版提供了报纸媒介形态、科层制改造路径和直接动力；二是《解放日报》改版的关键举措，即全党办报、完全党报、版面刷新，并非延安时期首创，而早存在于中共中央办报过程之中。因此，以《解放日报》改版为形成标志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思想，不仅体现出中共根据革命实际对苏联新闻模式的创新，亦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报纸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党刊思想的发展。

这种以报为主的中共中央党媒格局一直持续至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四五月间，党中央对新华社和《解放日报》进行改组，形成以通讯社为主的格局。编委会的领导重心从《解放日报》移至新华社，除边区新闻外的一切稿件统由新华社编发，新华社一身肩负采集新闻、编发社论、广播三种功能，并指挥各地分社运作67。在此后的《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总社迁往太行、四大队分设与合并等事件中，党中央均保持对新华社的密切指导，使其成为中央指挥解放战争、向国内外进行宣传报道的有力工具。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共中央党媒方形成一报一社的格局。

四、从刊到报之转变与意识形态传播

综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媒逐渐从以刊为主转为以报为主，这包含四层含义：印刷形态从书本样式变为报纸样式，期距从不定期刊缩短为日报，主要内容从理论文章、政论文章、文件转为新闻和时评，报纸从地方报、政府报升格为中央机关报并位居党媒体系核心。媒介形态之转变引致党媒功能、组织形式和党管方式发生变化，“党报”概念随之变更，这对中共意识形态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对象从知识精英转向广大群众。

在印刷媒介中，刊物形同书本，属于“思想性”媒介，主要刊载文件、长篇政论和理论文章，需要读者进行深度阅读，主要面向知识精英。早期的中共中央主要机关刊物，如《向导》周报、《布尔塞维克》,主要读者均为党内同志和知识分子。建党初期，这一书写方式尚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需要，但随着中共逐渐发展至群众的行动的政党，其弊端日益显露68。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列宁式政党的革命路线，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须是大众的而非精英的，是通俗的而非深奥的，中共党报正是因此而兴。相较刊物，报纸属于“感知性”媒介，采用吸引大众参与的版面形态，主要刊载精炼、引人兴致的新闻，适合大众进行快速阅读，更可通过读报的方式向底层传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69从《上海报》《红旗》与《布尔塞维克》,到《红色中华》与《斗争》,再到《新中华报》与《解放》,党报与党刊在分工中，始终处于通俗与深奥、大众与精英的两端。经由《解放日报》创办，中共中央党媒转为以报为主，确立了面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导向，推动中国共产党从知识分子型政党转变为群众型政党。

第二，党媒的组织传播属性增强，传播效率大为提高。

刊物采用同人编辑的手工业工作方式，稿件多来自党的领导人、办刊同志和通讯员，文章署名刊发，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以故，党刊常具备路线斗争与理论争鸣的功能，部分刊物，如《实话》《党的生活》《党的建设》,甚至以党内讨论为主要功能。读者不仅可经由投稿、致信参与文本生产，更可在阅读理论、政论、讨论文章中获得马克思主义建构的参与感。

随着从刊到报的转变，报刊稿件剧增、机构趋于庞杂，文本生产需经历繁复的采编通印流程，个人属性减弱，组织属性日增。除领导人文章外，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所登稿件基本不署名，具有鲜明的集体风格。党刊的路线斗争与理论争鸣风格亦大为减弱，取而代之的是统一口径的权威表达。尽管报纸书写仍需由具体人员完成，但受限于党对版面、新闻内容、新闻导向、文风等的规约和科层制的管理方式，书写者个人的创造空间大为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组织书写。读者不仅无法再经由理论争鸣与讨论文章参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亦不再居于与编辑部平等对话的地位。作者与读者从个体间的对话关系，转变为组织对个体的传播关系。

这种转变显著提高了传播效率。《解放日报》曾两度刊文阐释报与刊之区别：一篇为博古撰写的《党与党报》,指出报纸是影响人们思想的最有力工具，但手工业工作方式的落后习惯使有些同志醉心于“办个独立刊物”,宁愿选择影响比较小的工具70;一篇为胡乔木的《报纸是教科书》,他在文中发问：“为什么宁可看着好多力量花在一些销路不大的杂志和小册子上，却不愿意安排一下把报纸的内容搞得更精彩呢?”71不难看出，报与刊之差异在于：刊物为手工业工作方式，销路有限、影响力小；报纸为组织化的宣传工具，销路广泛、影响力大。经由从刊到报的转变，中共宣传文本得以经由新闻采集—编辑—校对—印刷—发行—阅读的组织网络进行快速生产和大规模传播，传播效率大为提高。

第三，中共宣传话语趋于“新闻化”和“在地化”。

传统的载体论认为，媒介为形而下之载体，意识形态为形而上之道；载体如何，仅关乎意识形态之传播渠道，而无关其实质与内容。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理念，以为媒介不仅构成内容传播的渠道和载体，更以提供尺度、创造环境的方式对内容本身进行全面构型72。从刊到报之转变，不仅变更话语的书写主体和对象，更以“新闻化”和“在地化”的方式重塑交往关系。

在时间上，刊物期距较长，新闻性弱，与读者的关系较为松散。在空间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为全国性刊物，所论或为抽象的理论问题，或为全党性的工作问题。报纸与此不同：一是新闻化，在从刊到报转变过程中，中共中央党媒期距渐由不定期刊缩短为周刊、3日刊、2日刊、日报，新闻属性日益增强，主导性话语由理论、政论文章转向新闻和时评。二是在地化，上海新闻之于《上海报》《红旗日报》,中央苏区新闻之于《红色中华》,陕甘宁边区新闻之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均占重要版面。这既缘于报纸采集新闻的便利，亦系指导工作的需要。《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此点，形成由近及远的版面结构。1944年，毛泽东指示各地报纸当以本地新闻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73。这使得报纸报道日益贴近读者工作、生活，塑造读者与媒介之间的“紧密感”“习惯感”。《上海报》创办后，江苏省委发现：“电汽群众每日不见日报就问，吴淞多人亲至上海来买。”74《解放日报》改版后，毛泽东注意到一种现象：“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他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75由是，读者与媒介从松散的阅读关系，转为日常性的交往关系；报纸亦由此深入干部群众日常生活，发挥指导实际工作、移风易俗的功能。

第四，马克思主义传播话语从显性转向隐性。

在刊物上，马克思主义以显性方式被书写于理论和政论文章。在报纸上，新闻事实被置于书写的首要位置，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隐性方式被表达。正是在这一逻辑下，中共中央在办报伊始便强调，“日报要用群众自己的态度，从叙述新闻中宣传(党)的主张”76。1945年，报纸因夸大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对战事之影响，被毛泽东认为违反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受了资产阶级影响77。版面作为制约新闻书写框架的技术性存在，在1930年《红旗日报》创办、1933年《红色中华》改版、1939年《新中华报》改版、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中屡次出场，成为倍受中共中央关注的政治问题。易言之，党媒是否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再取决于所写内容是否聚焦马列，而在于是否在书写的全过程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与党中央意志息息相通，即博古所谓“报纸的每条消息，每个字句都是代表党的，每个字都不能闹独立性”78。经由从刊到报之转变，马克思主义从显性的言说转化为广大群众日阅而不知、习焉不察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由此深入人心，从一个显性之物转化为人生存于其中的环境。

媒介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并非单向的，报纸本身亦经受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改造，这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办报伊始便确定报纸的主要方针和功能，对版面、内容、文风、稿件书写方式设置具体规则，通过科层制将党中央意志传递至基层，通过党组织开展报纸的通讯、发行、阅读工作等等。这既是为了充分发挥报纸的宣传鼓动功能，亦旨在使现代新闻体系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传播需要。由此，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色的党报模式，为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重要力量。

注释

1《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1941年7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63页。

2《出版总署关于登记内部期刊的几个问题的解释》(1953年5月13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三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

3[日]藤田正典编:《中国共産党新聞雑誌研究》,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76,35頁。

4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4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238～239页。

5黄旦:《报刊是一种交往关系——再谈报纸的“迷思”》,《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96页。

6《远东日报出版预告》,《晨报》1922年8月29日,第2版。

7《本报启事》,《热血日报》1925年6月24日,第4版。

8《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26—1927)》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63页。

9《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192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15—1937》,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822页、826页。

10地方党组织和共产国际均曾向中共中央反映《布尔塞维克》过于深奥,难以看懂。1928年2月起,李维汉对上海各区委、工厂进行巡视,发现该报很少有群众看,纵使本党同志亦只有少数能看的。见《徐海蚌特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3月2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县委文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一九三四年六月》,1988年印行,第221～222页;《与沪西区委书记及组织谈话》(1928年2月20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九二九年二月》,1985年印行,第6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布尔塞维克〉杂志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3月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0页。

11《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192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15—1937》,第826页。

12问友:《过去一百期的〈红旗〉》,《红旗》1930年5月10日,第1～2版。

13忠发:《党员对党报的责任》,《红旗》1930年5月10日,第1版。

14《上海报》曾使用《白话日报》《小沪报》《天声》《晨光》《沪江日报》等名称,本文统称“《上海报》”。

15问友:《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红旗》1930年3月26日,第2版。

16向忠发:《我们的任务》,《红旗日报》1930年8月15日,第2版。

17《李立三自述(1940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619页。

18编者:《实话五日刊的任务》,《实话》1930年10月30日,第10版。

19《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1931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71页。

20求实:《本报一年工作之回顾》,《上海报周年纪念册》,上海:上海报社,1930年,第16页。

21《江苏省委通告第十九号——关于上海小报发行、采访工作》(1929年6月13日)、《江苏省委总行委通知第十五号——关于区教育委员会及日报访员的决定》(1929年7月24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 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月》,1984年印行,第36页、219页。

22《江苏省委总行委通知第十三号——关于日报发行及各种集会参加人数统计问题》(1929年7月24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 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月》,第216页。

23求实:《本报一年工作之回顾》,《上海报周年纪念册》,第15～16页。

24《上海准备五一的工作——立三同志在上海第一次活动分子会报告》(1930年4月),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 一九二七年九月—一九三四年八月》,1987年印行,第258页。

25《江苏省总行委通知第一号——关于日报工作》(1930年3月21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 一九三○年一月—三月》,1985年印行,第621页。

26《江苏省总行委通告第八号——日报采访工作条例》(1930年4月4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 一九三○年四月—十二月》,1985年印行,第18页。

27《江苏省总行委紧急通知——关于拥护〈红旗日报〉事宜》(1930年9月28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 一九三○年四月—十二月》,第384页。

28《雷利斯基同王稼祥和沈泽民谈话记录》(193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29《本报整理报费启事》,《群众日报》1931年3月24日,第1版。

30《党报委员会的通知》,《斗争》1933年第1期,第1页。

31《党报启事》,《斗争》1933年第2期,第12页。

32《发刊词》,《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第1版。

33《特别通知——关于红色中华的通讯员问题》,《红色中华》1933年2月4日,第4版。

34任质斌:《回忆红中社》,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回忆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35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0～141页。

36韩进回忆,报社最兴旺时,“除了编委会五人之外,管通讯来稿的一人,校对一人,发行一人,文书一人,以及几个机关行政工作人员。当时没有专职的记者,报上刊出的‘记者’,实际上就是编委会的成员”。见韩进《我党在根据地的第一个通讯社》,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回忆录》,第19页。

37氓:《论目前〈红中〉的任务》,《红色中华》1933年8月10日,第4版。

38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1933年12月1日),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426页。

39先后担任《红色中华》(苏区版)负责人的6人中,除杨尚昆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外,其余5人均隶属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其中,周以栗任苏维埃政府内务人民委员,沙可夫、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李一氓任职于国家保卫局,王观澜任红色中华报社业务主编。

40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1933年12月1日),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1卷,第427页。

41瞿秋白:《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1933年8月7日),《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4～565页。

42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1938年10月15日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纲),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10页。

43《本报召集延安文化界座谈会记录》,《新中华报》1939年2月16日,第4版。

44《新中华报改革的意义》,《新中华报》1939年2月7日,第1版。

45毛泽东:《发刊词》,《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创刊号,第1页。

46王揖:《延安〈新中华报〉简史》,《新闻研究资料》1987年第2期,第32页。

47《向仲华自传》,《向仲华》编辑委员会编:《向仲华》,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4～145页。

48缪海棱:《延安初期记者生活片断》,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编:《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年印行,第24页。

49《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1941年3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第96页。

50《编者致读者》,《中国青年》1941年第3卷第5期,第52页。

51《本刊启事》,《中国工人》1941年第13期,第17页。

52周俊:《论出版专门妇女刊物问题》,《中国妇女》1941年第2卷第10期,第40页。

53《发刊词》,《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第1版。

54《中共中央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1941年5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第97页。

55《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1941年12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5页。

56《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解放日报》1942年7月18日,第1版。

57《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1942年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第126页。

58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刊题词》(1942年3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59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60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46页;黎辛:《博古,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黎辛、朱鸿召主编:《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235页。

61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第12～13页。

62黄旦:《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审视》,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7页。

63《致读者》,《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第1版。

64《毛泽东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何克全的信》(1942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4页。

65《党与党报》,《解放日报》1942年9月22日,第1版。

66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认为,改版的主要原因是报纸版面编排不适当,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力(第20～21页)。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亦将改版归因于报纸创刊10个多月实践中的方针、内容、文风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54～755页)。

67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62页。

681923年起,多位读者致信《向导》周报:“贵报只向着有成见有智识的一些不生产的及利害相反的人们说话。”(《读者之声》,《向导》周报1923年第26期,第196页)“希望你们,即应注重下层工作,组织工农阶级的专刊,作普遍的宣传、组织、训练。”(《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之重要》,《向导》周报1926年第161期,第1595页)“如贵刊者,实在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我们苦人不但看不懂,买也买不起了。”(《豆腐涨价与向导周报》,《向导》周报1926年第166期,第1669页)这些刺耳之语见诸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不仅诉说个别读者的意见,更折射党内的反思。

69《〈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

70《党与党报》,《解放日报》1942年9月22日,第1～2版。

71乔木:《报纸是教科书》,《解放日报》1943年1月26日,第4版。

7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17～19页。

73《怎样办地方报纸》(1944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61页。

74《江苏省委通告第三十五号——关于日报工作》(1929年9月25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月》,1986年印行,第193页。

75《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194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56页。

76《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第54～55页。

77《扫除新闻报道中的资产阶级影响》(1945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71页。

78《博古年谱》,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编:《博古文选·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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