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靳以去世三十年了。</p><p class="ql-block"> 这是师陀先生（1910—1988）在病逝前，1988年5月15日发表在《新文学史料》里的文章《两次去北平》里的一句话，可以看作他怀念靳以的一声长长的叹息。旧情似水，佳期如梦;生离死别，牵念一生。在这人生将要作永别的前夜，师陀先生用他那只蘸满热心与赤诚的笔写下了对文友靳以一生一世的牵念和追忆，不舍和眷恋。许多人认为他的另一篇文章《怀念靳以》只开了头便打住了，不知因何原因，其实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续文。</p><p class="ql-block"> “文艺界的朋友，虽然我和靳以相识不能说最早，大概可以说是最早中的一个了。回忆起来约在1934年，他在北平编《文学季刊》，社址设在三座门大街十号或者十二号，就在北海公园附近。</p><p class="ql-block"> 有一天，我游完北海，顺便到三座门《文学季刊》编辑部去看他。那是座北朝南的上房四间，南屋三间，旁边有一间耳房作厨房，中间隔着一个相当大的院子，甬道两旁乱七八糟种着许多花草。</p><p class="ql-block"> 厨师传进去，他立刻迎出来。以前我读过他的小说，想象中他应该是个瘦子，至少是个胖瘦适中的人。不料现在向我笑嘻嘻伸出手来的，竟然是个穿着西装，满面红光,中等身材的小胖子。说他小，只是指他的年龄，当时也就二十多岁。我在这里结识了许多年轻的朋友，巴金也是其中之一。”</p><p class="ql-block"> 上面这几段话摘自师陀先生的《怀念靳以》，文章基本上到此戛然而止了。因为什么中断了呢？笔者枉自猜测，因为病。晚年的师陀疾病缠身，加上心情阴郁，曾经为工作和房子奔波不止。他和靳以的感情又非一般。“情至深处语凝咽，痛到无涯泪成河”。想必是这样的吧?</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 从师陀朴实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的相识相知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作为旧时代的幸运儿，他们选择了流浪和朝不保夕的生活，为祖国的前途以及自己的命运作着苦苦的挣扎和不懈的奋斗。在遥距家乡千里之外的北平，师陀（当时的笔名芦焚）勇敢的拿起了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化作一行行文字，化作一篇篇战斗的诗章，化作一枚枚尖利的匕首投向了反动敌人。而作为知己和编辑的靳以，对于朋友的文采和为人，很是喜欢和热爱，他们惺惺相惜，认作兄弟，当作挚友，在布满鹰眼和罪恶的京城演绎着精彩绝伦的华章和传奇。</p><p class="ql-block"> 师陀先生在《两次去北平》里满怀深情追述，他在《文学季刊》编辑部靳以这里除了认识许多文化界的朋友，如诗人卞之琳、作家巴金、沈从文、陈荒煤、齐同，吴组湘、高滔等之外，曾经许多次和靳以促膝长谈，谈爱情谈婚姻，谈文学谈作品，当然也谈政治和命运，谈书法和象棋，最后谈天气谈吃喝。夏天有时候结伴去北海泛舟，秋天携友去香山赏叶，春天里到城外踏青，冬日里来颐和园凭吊。毋庸置疑，他把这里当作了温暖的家，许多文友把这里也当作了自己的家。他绕有兴趣的忆起他和靳以等朋友曾经一起坐了人力车去东安市场吃三鲜饺子的轶闻趣事。那个时候虽然天下不平，但是他们自然有他们的欢愉和追求。</p> <p class="ql-block"> 当挚友靳以永远走了以后，他的夫人陶肃琼和《新文学史料》的编辑方殷都希望师陀写篇文章纪念一下，然而师陀很长一段时间保持沉默。他不是不想写，也不是无法说，他心底有太多的不舍，也有太多的悲欢，只是无法一一倾诉。他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推开自家阳台的小窗，遥望浩瀚天际里那一弯残月，心底里涌上来的满是潮水般的思念，对故友的早逝如此引以为憾，对他们之间的友情那么深怀眷恋。他在许多年后的文章中这样追思到:“我当时所以始终不曾写，并非我寡情薄意。自从他去世后，我总是把他记在心里，念念不忘，总感觉欠他一笔债。罪责在我自己，我不写日记，能帮助我回忆的材料又全部被人销毁。他死在“大跃进”期间，死于心脏病。从头一次见面，直到我去华东医院最后一次看他，他在我心里的印象永远无法磨灭。”</p><p class="ql-block"> 这是何等深沉的感情，又是何等复杂的心情。也许只有经历过才会真正懂得，人生的悲欢离合在社会政治的波涛汹涌那里，根本不值一提。个人的感情也只有和草木一样淹没在时光的隧道里。</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 靳以（1909—1959），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编辑家。祖籍浙江绍兴，原名章方叙，又名章依，字正侯，笔名靳以、方序、陈涓、陈欣、苏麟等。幼时他随父母迁居天津，少年时代就读于南开中学。193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系，后留校任教，曾担任复旦中文系教授，沪江大学教授等职。中学时代开始喜欢文学，在校刊发表作品，后分任《文学季刊》、《水星》、《现代文艺》、《中国作家》等杂志编辑和《收获》主编。解放后履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一生著作特丰。著有长篇小说《前夕》，短篇小说集《青的花》《虫蚀》《珠落集》《洪流》等，散文集《猫与短简》《火花》《沉默的果实》《红烛》《人世百图》《祖国—我的母亲》等，中篇小说集《秋花》《春草》等。1960——1983年，分别由四川人民和中国人文出版社出版了《靳以文集》上下卷和《靳以选集》1—5卷。</p><p class="ql-block"> 1959年11月7日凌晨，靳以因患心脏病不幸病逝于上海，享年50岁。（续）</p> <p class="ql-block"> 由靳以和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维持了两年，便因“太红”被反动当局查禁了。随后靳以和巴金合编起另外一本刊物《文季月刊》，它的前身是《文学季刊》，半年之后也因种种原因被迫停刊了。紧接着，靳以又接替了好友卞之琳主编《水星》，当时的北平处在外寇入侵，狼烟四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刊物的短命在所难免，但是文友们相聚在一起很快乐。查找师陀1934——1936年的著作年表，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三年师陀文学创作进入了第一旺盛期，主要以短篇小说为主，在前面三份好友主编的杂志上共发表有据可查的11部作品。其中有三篇《金子》、《里门拾记·受难者》和《落日光》比较受读者和研究者推崇和喜爱，也是师陀创作比较成熟和产生影响力的作品。这其中的功劳自然和好友靳以是永远分不开的。</p><p class="ql-block"> 由此，可以这样论断，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无疑是师陀和当时许多作家最初走上文坛的处女地，也是见证他们友情笃厚的发源地。</p> <p class="ql-block"> 师陀和靳以共同的挚友巴金在晚年创作的回忆录中曾深情的告白:“我常常想起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在北平的生活，当时我们都住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北屋，每人一个小房间，中间有一间大的办公室，靳以和我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两面，我们看来稿，看校样，也写信，写文章。人生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p><p class="ql-block"> “记得有一天，靳以把剧作家曹禺的剧本《雷雨》拿给我看，那时他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深夜里，我独自守在编辑部的烛光下，一字一句读完了数百页的本子。他写的太好了，我是一口气看完的，心潮澎湃不已。我仿佛看到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眼前徐徐拉开，我被深深的震动了。后来，就在杂志上连载了它。曹禺的文学梦也是从这里开始起航的。”</p><p class="ql-block"> 当然，朋友来了，雨天或者雪天，朋友之中比如老舍，之琳，师陀、从文等，他们也非常欢迎，结伴同行上街溜达，或者相聚一堂小饮数杯，或者去全聚德吃烤鸭。人生难相聚，相聚须尽欢。</p><p class="ql-block"> 原复旦大学文学院博士，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的周立民在其专著《星水微茫驼铃声》中如此写到:回首过往，我们看看这些人的一生，毫不怀疑的说，无论把他们放在什么时代，他们都会吐露芬芳，他们要实现和完成的“自我”是那么生机勃勃，百折不挠。一个喑暗的时代，因为有了他们的出现，蓬勃的力量如春之到来，万事万物焕发出奇异的光彩。</p><p class="ql-block"> 这应该是最中肯最具代表性的评价。</p><p class="ql-block">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师陀和靳以已过了百年诞辰。他们的文名千古流芳！他们之间的情谊万古传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邵永写于北京</p><p class="ql-block"> 2023年女神节</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