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上海知青“支边”新疆

半角斋

作者：张业新

1963年6-9月近2万名上海知青远赴新疆兵团参加边疆建设，这是自1949年以来，上海最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知识青年，支援外地建设的行动，并计划五年内动员22万名知青支援新疆兵团，随后的4年每年5万人 。

1963年拉开上海知青远赴新疆参加边疆建设的大幕，至今已有整整六十年，当年的上海知青大多已是耄耋之年。今天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不多，或是将这段历史混同于1968年以后全国范围的上山下乡。

要厘清这段历史，就要先了解当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招收各地青年的历史背景：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进疆的解放军加上起义部队近20万人，要解决自给自足的问题，就必须发扬南泥湾精神，开展大生产。1954年10月，中央政府命令驻新疆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六军大部，第五军大部，第二十二兵团全部，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劳武结合、屯垦戍边。进入1960年代，生产建设兵团已初具现代化规模，有了大型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程度已领先全国。还建起了八一毛纺织总厂以及糖厂、酱油厂、石河子医学院等许多现代化的工厂和学校，“实行工农商学兵多种经营”。

“但仍有近七亿亩比较好的草原还没有完全利用，丰富的矿藏有待开发，需要内地城市的大力支持，需要上海人民、上海青年的支援”。

从当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工厂收缩, 初高中毕业生找不到职业,升大学的毕竟是少数。 社会青年从几千人、几万人发展到一二十万人,而且趋势还在不断地增长，1963年预测，1967年上海青年劳动力将达98万人，待就业的青年达64万人，存在比较大的就业压力。

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1962年‘伊塔事件’，中央高层考虑到建设边疆、巩固边疆、保卫边疆都有战略意义”。（“伊塔事件”：1964年，在分裂分子的煽动下，一些不明真相的边民外逃，他们抛下家园，土地无人耕种。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兵团沿边境线，组建了几百个民兵值班连队，为暂时外逃的边民守护家园，代他们耕种丢弃了已荒芜的耕地。民族同胞返回家园后深受感动，不仅增近了民族团结，也使边防更加巩固）。

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反和平演变的问题,提出引导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到广阔的天去。

1961、1962年已经有少量上海知青到新疆去,比较大规模的动员是从1963年开始的,至1966年初，已有八万五千多名上海青年学生，报名参加支援新疆建设。

为了更好的发展新疆建设兵团的建设，1965年7月5日，周恩来、陈毅出国访问，返回时途经新疆，在石河子专门接见了上海知青。

1966年5月17日，农垦部副部长、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亲自到上海动员知青进疆。

张仲瀚在当时的上海政治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广场”，作了一场2个多小时的报告。他认为上海知青有文化、素质好，有利于新疆建设，“我们要消灭三个差别，把大上海移到新疆去”。

张仲瀚说的三个差别，指的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他说“这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屯垦戍边，建设美丽新疆的战略思想，要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设成有农业、牧业、副业、工业，有学校、托儿所、医疗以及其他服务业的许许多多的小上海，我们需要上海青年的加入”。

当时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已有一百多万人，二百多个农场，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工厂。

张仲瀚说，赛福鼎同志（新疆自治区主席）是维吾尔族，他愿意率领各族人民的代表到星星峡（新疆东大门“第一咽喉重镇”）去欢迎你们。

这次大会，除文化广场内的一万四千多人外，八个区还组织了三十四个有线广播会场，总计四万二千余人听了报告。

会后，团市委在静安区威海街道、华山街道、愚园街道、武定街道、虹口区东长治街道、徐汇区湖南街道、万航街道、闸北区开封街道等等行政街区，组织学习讨论，并在全上海掀起了报名去新疆的热潮。

在上海，那时候还不叫知青（知识青年），凡是没有升入高中、技校、大学赋闲在家的，统一被称作“社会青年”，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后，就是“支边青年”，意指支援边疆建设，与后来上山下乡的叫法是有区别的。

各街道下属的居民委员会负责动员工作，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的夫人傅曼芸，时任复旦居委会主任、上海市妇联委员，责无旁贷地担任起动员社会青年到新疆去的工作，她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家喻户晓，动员了不少复旦子弟报名。

截至1967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继安置了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浙江、江苏等省市知识青年共12.7万人。其中,上海市的知识青年就达9.7万多人,占六省市进疆到兵团总人数的76%以上。

当时周恩来总理、农垦部部长王震和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会谈,定下来，上海每年动员二-三万青年到新疆去，这就需要一笔安置费。

王震和曹荻秋商量,凡上海动员一个青年到新疆,给兵团1000元安置费，农垦部出200,上海市出800，用于新疆兵团给知青添置农具、建造房子、制作衣服和3年的生活费。

上海还承担了各项杂费，如宣传动员费、出发困难补助费、办公经费等。

新疆兵团北疆分散安置的上海知青实行工资制，按初高中修学情况，每月工资28.5-36.5元不等，另外再发26%的补贴.对南疆集中安置的上海知青实行供给制，每月发给知青伙食费13元，零用钱第一年每月3元、第二年每月5元、第三年每月8元（当年知青通称的“三五八”）；每两年发棉衣1套、棉帽1顶，每年发单衣1套、衬衣1件、棉鞋1双、单鞋3双、毛巾1条、袜子2双。

1963年11月以后，农一师对上海知青的口粮定量由原来的35斤调整为38斤，油、肉食定量也适当提高标准，元旦、春节增加油、肉、细粮的供应量。

由于1966年中央关于知青安置经费的政策有所调整，新疆兵团知青的安置经费标准由此前的每人1000元降为每人400元。制作棉衣棉被的棉花由兵团负责提供。

当年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传唱的歌曲是《南泥湾》和《咱们新疆好地方》，知青报名参加新疆建设兵团的表格，是《上海市区（县）XX年中等学校（高中）招生报名表》，出发前每人发放一套绿军装，虽然没有领章帽徽，出发时胸带大红花，乘坐的是专列。三年以后第一次回沪探亲，乘坐52次列车，是当年全国最长的一条客运列车线路。

上海知青中最出名的是鱼姗玲（后任兵团侨联主席），“家里无论如何说服她,说服不了,坚决要去。到最后临上火车了,她妈妈塞了400块钱给她,说你带着,到那里你看吧,你看看不行,就当作路费回来。最后她不要,她说我既然下决心到新疆去了,我就要在新疆扎根,我不会回来的,当然我会回来看你们,但是我不会做逃兵”。《新疆日报》，报道了农一师胜利第十七农场上海支边青年鱼姗玲的事迹。

1963年以后，不少上海知青到新疆建设兵团，因为有初高中文化，成为了各团场中小学校的教师，为兵团二代的教育立下功勋，有不少孩子相继考上了内地的名牌大学，这些兵团二代后来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创建美丽新疆的主力军。

鱼姗玲与复旦也有缘，她的哥哥鱼行洲，是复旦化学系教师，《解放日报》刊登了鱼姗玲的事迹后，复旦大学通过鱼行洲邀请妹妹鱼姗玲到复旦作报告。

复旦淞庄的复旦子弟THX兄回忆，那时候看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和纪录片《军垦战歌》，好听的主题曲《边疆处处赛江南》，又听了鱼姗玲的报告，对新疆充满好奇，在居委主任的动员下，响应政府号召，1964年带着三件心爱的宝贝，仙乐牌小提琴、海鸥照相机和汉朝的《乐府诗选》踏上了进疆旅途，来到新疆农二师。居委主任傅曼芸与他保持多年书信往来，除了关心和鼓励，更多的是希望他在新疆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

THX来到新疆不久，写了一篇长诗，被兵团的官方媒体刊登在报纸上，农二师领导发现了他的才华，便先后安排他到农二师孔雀四场子弟学校和阳霞煤矿学校担任语文教师。因为煤矿学校位于轮台县，与地方煤矿（维吾尔族）相交，记得班上还有两位维族女学生，金色头发的阿妞罕和同莎罕。

上海知青不仅改变了兵团职工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还对兵团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以及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上海知青也为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不仅有上海知青与维族姑娘喜结连理的，也有知青回沪后为上海市场带来丰盛的新疆农副产品。

近些年活跃在全市各大公园、广场的民间新疆舞蹈团，是回沪知青的新疆情结。

51、52次列车，老北站的北区候车室，是上海知青的回忆。

六十多年前，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新疆建设的大力支持，上海知青建设新疆的付出与卓越贡献，是一代人对“南泥湾精神”的诠释，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参考文献：

上海市档案馆

1、《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同志在“动员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报告大会”上的报告记录》

2、《上海地区知识青年听了张仲瀚同志在〈动员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报告大会上的报告〉后的反映汇报》

3、《上海市区（县）1966年中等学校（高中）招生报名表》

4、《一九六六年区（县）学校高中（包括中专、半工（农）半读）录取新生情况一次性调查汇总表》

文史资料：

1、房艺杰 （兵团党史研究室）《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在兵团》

2、张浩波（原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到兵团》

3、易海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1963-1966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经费初探》

2023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