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改革百年回顾(二)

愚山農夫

作者：吉文辉教授

摘要:汉字能够在“改革”的高压下绝处逢生，一是有赖于国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一是有赖于汉字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三是电子计算机为汉字发挥其特有功能提供了广阔天地。汉字近百年的历程是中医的一而镜子。

轰轰烈烈的汉字改革运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终于在20世纪末叶停下了脚步。现在虽然有些人讳言这段往事，但它毕竞是事实。经过战斗的洗礼，汉字在一片喊杀声中，不但没有被淘汰、被废除，反而以更加稳健坚实的姿态，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和重视。人们开始以一种崭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汉字，发掘汉字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汉字研究上出现了与以前迥然不同的声音:“人类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不是拼音文字，而是写意文字”、“二十一世纪的第一语言将是汉字⑴。连国外学者也有作如是观者:“在不久的将来，汉字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语言” ⑵，这是日本汉字教育振兴会会长石井勋下的断言。联想到20世纪学者们声讨汉字的大声疾呼“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反差何其大焉。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汉字能在如此重压下绝处逢生?回答这一问题，还必须从为什么要废除汉字谈起。回顾历史，有关废除汉字的种种理由，归纳起来大体上有3个方面:一是认为文字具有阶级性，汉字是封建主义的产物，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革命的对象。二是认为表音文字是文字发展的高级阶段，汉字是象形文字，是文字的初级阶段。落后的初级应该向先进的高级进化。三是汉字难学难写难认，不适应现代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汉字要想摆脱被淘汰的命运，必须逾越这三大难关。

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使汉字研究回归学术本位

汉字研究在古代称为小学，内容主要包括以研究字形为主的文字学、研究字义为主的训话学和研究字音为主的音韵学，皆属学术研究的范畴，与政治无涉。汉字的演变由甲骨文、金文、篆文，到隶书、楷书，均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状况。其间所经历的时间，按历史唯物观分，包括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其使用范围是整个社会，并未专属于某一阶级或某一统治集团。作为政府参与的主要是文字规范工作，古称正字。自秦以后汉字发展的规律大体沿循构形的形声化、字形的定型化和书写的简便化3个方面。形声系统的形成和完善是汉字构形系统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语言文字作为人类记录、传递、交流彼此间信息的载体，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工具性。语言、文字本身没有阶级性，同科学技术一样，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阶级都可以使用。语言文字不是统治阶级的专用工具，汉字也不例外。满清政府、北洋军阀使用它，改良派、革命党同样也使用它。试观近现代中国，哪一篇革新文章、革命文章，甚至是批判汉字的文章不是用汉字写的，这本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但在主张淘汰汉字者的眼中却并非如此。他们赋予汉字以阶级性，认为“汉字是封建主义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 ⑶。认为“方块儿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有力工具”，“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⑷。当时陕甘宁解放区和建国初期都是把汉字改革当作一场革命来进行的，认为:“汉字是和封建势力联系着的，封建势力反对新文字，还反对白话文，也反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这是一贯的。和这相反，在政治上真正革命的人，在文字上也是主张革命的” ⑷。吴玉章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汇报工作时就提到“一些右派分了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吴玉章1958年2月3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把对待汉字改革的认识变成了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把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就有许多学者因持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了，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就是因为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豆腐块的短文“请慎重对待汉字改革”，就被打成右派分子。

在汉字改革运动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激进的、极左的倾向，是有其历史和思想根源的。中国近现代史既是一部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也是一部民族文化不断走向虚无的历史。自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赔款以后，中国革新人士对旧体制产生了彻底的绝望。原本士大夫阶层提倡的“中体西用”的强国谋略，伴随着清朝的灭亡遭到了强烈的质疑。人们把中国的腐败与积弱，一古脑儿归罪于传统文化。“五·四”前后，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均以绝不妥协的态度，向封建文化发起全方位的挑战——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旗帜鲜明地主张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近代西方文化，无论是亲英美的还是亲苏德的，均是如此。陈独秀的认识最具代表性，他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这种偏激的观点，必将导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泛滥。果然到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孔庙扒孔坟的疯狂行为。

实际上，把传统文化作为革命对象是一种认识上的错位。按照医学理论，人生病是指人体部分功能失常，而不是全部功能失常，一个国家亦是如此。造成近代中国的积弱和受辱，内因是政治的腐败和科技的落后，外因是列强的侵略，而不是传统文化，更不是汉字。相反地，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时五、六千年，自有其刚健自强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作为文化遗产，亦如民主政治和现代科技一样，取舍全在于执政者。

几千年来，正是汉字使我们民族从蒙昧混沌的状态中走出，是汉字载录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今天所继承和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有哪一样没有汉字的功绩在内?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难道是因淘汰了汉字才取得的吗?说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难道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不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说汉字产生于封建社会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难道产生于封建社会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就不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了吗?实际上表音文字的印欧语系在公元前13世纪就产生了，其阶级性又从何说起?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定了“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实现了国家向经济建设的伟大战略转移。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正是这一重大的政治决策，拨乱反正，人们才摆脱了种种的思想束缚和认识误区。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才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宽松局面。也只有在这个形势下，人们才能自由地、实事求是地对汉字改革进行反思、探讨，汉字研究才能回归到学术本位，才能表达个人的不同意见。没有这一重大的政治路线的转变，汉字也许还得在淘汰的深渊里挣扎哩。1977年底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由于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产物，一出台便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抵制，倘若在四人帮当权之时，谁敢吭声?这一史实，也说明了政治因素对社会和文化具有生死予夺的支配威势。

二、汉字的表意性是文字成熟完善的标志

在西方语言学理论中，有一个文字发展三阶段论说，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经历着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这样的3个阶段。这3个阶段代表文字从原始到现代，从落后到先进，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伴随着生物进化论和社会发展史观念的巨大影响，这一理论在中国人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科学理念，成了否定汉字最有力的理论根据。“拼音文字是全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这句话作为最高指示，成为汉字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终极目标。这一思想至今仍有一定市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也不断扩展，多元文化意识也随之逐渐在人们头脑中确立。现在的研究已表明，一种文字怎样发展，是由它所依存的民族文化与语言所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态环境来决定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一个模式，这同国家和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一样。文字由象形而表意，或由象形到表音的转变需要有重要的外部条件。这就是由自创的文字变成借用的文字，由自源文字变成他源文字，只有在一种文字与最早创造它、使用它的民族脱钩以后，在文字的形与义之间的联系完全丧失后，表音文字才有可能实现。西方早期的象形文字，虽然与汉字产生的时间大体相同，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但其后的发展历程却大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在公元前后便遭受外部入侵，国家灭亡，其文化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其原创文字中途遭到夭折。而汉字作为原创性文字一直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特定环境中，按照自身的构字规律不断发展完善。周边的民族和国家，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成熟到可以影响或撼动汉语和汉字，相反地大多处于接受汉字辐射的状态。

中国传统思维的最大特色是阴阳中和之道，汉字产生于象形但没有局限于象形;汉字保持与语言一致，但又没有成为语言的附属物——表音符号。汉字走的是中庸之道，既不是表形文字，也不是表音文字，而是自源自创的表意文字。汉字是传统思维传统理念的最富代表性的产物。汉字的历史表明人类文字是由象形开始，分头向表意与表音两个方向发展的，而不是单线的三阶段发展。它完全符合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发展观。文字学家唐兰曾就此论述过:“西方的语言学，中国的文字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充分表现出两种倾向不同的文字里所造成的极明显的差别。⑹单方面地以表音文字的诸项规则来衡量评价汉字，是对汉字特色的一种武断的抹杀。

《通志·七音略》指出:“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汉字相对语言，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从总体上看，不因古今南北读音差异而改变形体。汉字这一特色对保持汉字的稳定性和文化的传承具有极大的作用。而西文的字母则与语言始终保持一致。语言一变，字母的组合就会随之变化，字母完全隶属于语言，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这是造成西方语种繁杂和时代隔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点上，汉语犹如两条腿走路，西语则是一条腿走路。文字区别于语言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可视性，这是衡量两种文字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是通过视觉加以识别的，语言则是通过听觉加以识别的。表音文字的字母本身已失去表意功能，只是以符号记音，它所具备的只是音值。表音文字没有语言就没有语义。而汉字则不一样。汉字除象形外，指事、会意、形声均不离形，独体成文，音、形、义三位一体，不仅具备音值，而且还具备形值，同时也包含义值。三者之中，形值是基础。这是西方语言学者无法想象的，因此，西方语言学根本不可能容纳汉字学。以表音文字理论来生搬硬套汉字，只能导致对汉字的否定。近百年来，汉语语言学、语法学越来越兴盛，越来越复杂，而汉字学却始终处于低迷冷落的状态，就是一个明证。

汉字在形体上具有独特的可视性，第一表现在汉字见形知义，助记性强。最基本的汉字几乎都源于象形，常见的部首也几乎都是象形字，见水知水，见火知火，见山知山，见人知人，其形体示意功能十分明显。其次汉字声符也绝大多数是常见字，如白、肖、尚、羊等，其表音程度可达到60%以上。如果没有这以形示意的功能，只以字母显示，我们如何区分“公式、公事、公示、工事、攻势”以及“工时、公室、公使、宫室”等词。笔者自拟了一篇短文如次:“一姨诣沂邑医异疫。医移一椅贻伊，姨倚椅。医以薏苡医姨异疫，医已疫佚，伊颐奕奕。姨怡，意以医艺逸邑，宜揖医。医亦怡。噫，一姨医异疫一义，壹以yi议，亦异矣!” ⑺ 以上短文如果全用拼音写出，如何阅读。可见汉字并非单纯地只有记录语言的功能。汉字的可视性其次还表现在汉字的稳定性上。英文字母乍一看只有26个，容易记。但一旦使用，词汇就会受到格、位、数、性、时和冠词的制约而发生词形上的变化，掌握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而汉字看起来好象有几千字，但它永不变形，使用起来也不再变化，一经掌握，终生受用。由于汉字的定型，形态各异、形声有别，错落有致，疏密有间，形象明晰，易于分辨，因此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字的示形功能，这也是汉字具有深厚的文化内蕴和美学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人们研究汉字都是套用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无视汉字汉语的特色，把汉字与西文的不同之处一概视为落后。实际上，汉字的形象性、表意性正是文字成熟完美的标志，汉字的特色正是汉字优越性所在。

三、电子计算机给汉字功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

主张淘汰汉字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理由是汉字不能适应现代科技，会拖中国现代化的后腿。早在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专刊，钱玄同就在该刊发表了影响极大的汉字改革论文“汉字革命”。认为:“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于编码、检索、排印、打字、打电报等，“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也容易得到社会的共鸣、认可。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论点仍为许多文字研究工作者所坚持。例如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吕叔湘就在《文字改革》1984年3月号上重新发表他在1946年所写的《汉字和拼音文字比较》一文。文中仍然认为:“就文化工作的效率说，汉字效率低，拼音字效率高。原因在于拼音字能机械化，汉字不能机械化”。并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首先得让文字现代化，也就是得让汉语拼音化，不能让汉字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⑻有人曾断言:“历史将证明:电了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⑼。

汉字果真就全部落得一个“难”字吗?其实并非如某些专家所渲染的那样。汉字有它简易的一面。从总体上看，汉字有5万多个，令人望而生畏，但这是几千年累积的数字，而不是日常使用的数字。实际上各个时代使用的汉字都是很有限的。1988年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字仅3500个，据专家统计，这3500个汉字的使用覆盖率达99. 7%。就是说，认识这3500个汉字，99. 7%的书刊文章可以阅读。如果扩展到其后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个字，则使用覆盖率可达99. 99%，基本上就是100%了。过去有人将汉字同26个字母相比，认为汉字数量大，难学，不如字母简单，容易掌握，其实这种比法是不科学的。一是他看的是字典上的累积数字，而不是实践中的使用数字，二是他忽视了基本汉字不是字母。西文字母只是词的构件而不是词，两者无可比性。字母的功能只能略与汉字的笔画相似，不具独立意义。会读26个字母但不掌握由字母组成的单词与只知道笔画而不掌握由笔画组成的字是一回事。至于汉字笔画多的问题，要从词的角度看也未必有多么严重。据汉字字频统计，通用汉字最常用和次常用的1 500字其平均笔画仅在8画左右。其应用覆盖面则达到91%以上。由于汉语词汇多为单音节和双音节词，而英语单词多为多音节词，因此，同样内容，汉字书写和阅读的速度并不比英语慢多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3500个汉字可以组配成无数个词汇，掌握了3500个汉字，基本词汇都在掌握之中，99. 7%的书面语言可阅读。而掌握3000多个英语单词却很难读懂一般的报刊文章。这就是汉语学习始难终易而西语学习始易终难的不同之处，这也是汉字简约性的最大特色。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生事物越来越多，新生词汇也越来越多。由于英语等西方语言文字不具备汉字的表意性和独立性，因此新词与旧词、新词与新词之间没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关系，每个新词都是一个生面孔，都要死记硬背，这大大地增加了西语学习掌握的难度。另外，由于字母组合的不够用，新生词越来越长，于是又出现了大量的紧缩词，有时一个紧缩词同时表示着互不相干的几十个概念，以至于连阅读都受到了影响。在汉语中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即使是缩写，汉字仍不失去它原来的意义。中华的先民们在造字方面没有走上西方语言不断产生陌生面孔的道路，这是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又一大特色。原创汉字与词几乎等同，但社会在不断发展，事物在不断增多，词义也越来越丰富。对此，既不能无体止地增创新字，也不能无体止地增加汉字的义项。于是，汉字超越了确指的局限，走上了语素化的道路，单个字又变成了词语的基本构件，单音词逐渐地让位于双音词。语素化为汉字解除了表义的局限性，使汉字得以释放出它巨大的组配能量，一如1 000多个形符和声符可以组配几万个单字一样，3500个单词按照理论统计可以组配双音词1200多万个，倘若扩大到3个字以上的多音词则更是个天文数字了。由于单字的形、音、义定型，且又无格、时、性、位等变化，因此掌握起来就十分简单了。例如“电”，有电流、电压、电阻、电力、电灯、电扇、电视、电话、电脑、电影、电台、电厂、电表、电梯、电线、电车、电器以及水电、火电、机电、发电、停电、正电、负电、省电、节电、供电、漏电等等，只要单字意思明白，区别这些单词并非难事。如果将这些词汇翻译成英文，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记忆起来绝非如汉字轻松。如果将汉字一律改成拼音文字，那将会很快地使汉字丧失其强大的组配功能。目前的废除汉字论者因为头脑中存在有汉字的形象，所以未能感受到汉字丧失组配功能以后，汉语将如何发展的困境。那时新的一代没有电、店、殿、奠、垫等字的形义区别后，汉语新的词汇将如何产生? 即使如英语那样不停地创造新词，那与旧词又如何协调?汉字与汉语在几千年的磨合砥砺中，已形成一种水乳交融、不可分离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说汉字由于难写难认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是危言耸听。文字真就具有左右社会前进与倒退、先进与落后的能量吗? 西方科技发达真是因为采用拼音文字而成就的吗? 那如何解释欧洲历史上英法百年战争、200年十字军远征、两次世界大战这些血腥野蛮的杀掠? 拼音文字就必然带来先进文明吗? 占联合国2/ 3以上的第三世界，尤其是战前的殖民地国家采用的都是拼音文字，而且许多国家直接采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难道他们的科技都发达起来了? 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科技和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和重大突破，甚至在宇宙空间技术上也迈进先进行列，这难道是因为汉字取消的结果?

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可以说绝不比拼音文字落后。自西方进入近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时期后，西方发明了现代印刷术、打字机、电报、电脑，汉字确实很难适应这些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都是针对拼音文字发明设计的。我们的科学界没有为汉字设计出什么新的机械和新的技术，这只能说是我们科技落后。如果我们科技发达，能创造出适合汉字的新技术，也许拼音文字连适应都谈不上哩。因此，不应当夸大汉字对排印、打字、电报不适应的缺憾。况且，电脑的出现也并未如一些淘汰派人士所断言的那样汉字就要被埋葬了。

应当说明的，电了计算机也是西方发明的，它的键盘也是针对英文设计的。但是，尽管如此，由于计算机远比打字、电报先进，它不但没有成为汉字的掘墓人，反倒为发挥汉字的特色和功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中国研究汉字信息处理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距计算机发明已有30年。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广泛应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存储器和成套的微机芯片，给汉字进入计算机提供了物质条件，研制出一些新型的汉字输入输出设备，并用国内研制的汉字设备和计算机，配置成各种应用系统，又进一步研制成各种以微机处理机为基础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以及微机处理控制的汉字终端。国内外学者在汉字编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出的编码方案约600余种。已在计算机上实现的方案有50多种。汉字信息处理的研究成果，已开始在行政管理、市场运作、科技情报检索、机器翻译、人机对话、汉字编辑排版、咨询服务、公用事业、计算机辅助教学、计算机通讯网络、办公室自动化等各个社会领域得到推广和应用。这一切正在为推动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发挥作用。

近年来，汉字键盘输入的理论和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⑻：.①从人工设计编码方案发展到计算机辅助设计编码方案; ②从单纯讲求从汉字形、音、义特征出发的编码方案素质发展到讲求编码方案——支撑软件素质; ③从汉字编码发展到汉语词语编码；④从键盘输入技术进入到语音识别技术。国家为保障汉字在计算机上的开发与应用，出台了一系列国家标准和相关政策。中国的汉字键盘技术正向着系统化、机助化、系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应当指出的是，汉字数据化研究是在近百-年来汉字学被漠视、被冷落的背景下进行的，汉字更深层次的科学结构和文化底蕴还没有很好地发掘出来。近百年的汉字改革不是为了使汉字更加完善而是为了淘汰汉字，眼中看的都是汉字的缺点甚至是罪恶，因此不可能平心静气地公正地对待汉字。极左思想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为地制造敌人。以淘汰汉字为目的的汉字改革就是20世纪中国人为制造的一个文化冤案。这个冤案的结束，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根本原因是汉字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随着电了计算机的进一步优化和人们对汉字优越性的进一步认识，将更有力地展现出来。

由汉字百年来的命运，笔者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后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把传统文化同现代科技、把中医药同现代医药人为地对立起来，使文化与文化之间形成你死我活的局面，这都是极左思想的产物。不同的文化形态只要是有益社会的，不论其作用面和作用力是大是小都应当予以尊重，不可以一种文化形态为标准去否定另一种文化形态。汉字是如此，中医药亦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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