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返回祖籍插队的知青

孙颖

朗读者：赵秀芹 梁彦辉 杨建英

　　在夏县1300多名知青中，除了北京、天津知青之外，还有一些返乡知青。与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插队，还不如回自己的老家。与集体落户的知青不同，他们大都有各自的家庭背景，和夏县有着不解之缘。

在夏县，提起乔明甫，几乎无人不晓。乔明甫17岁参加革命入党。1935年，在国民党阎锡山监狱被关押了三年。他的一本《王若飞在狱中》，让人们了解了共产党员在狱中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文革”前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文革”期间受“四人帮”迫害，被关禁八年之久，后又被下放农场三年。后任河南省委书记，轻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全国政治常委。1968年10月，乔明甫的两个女儿乔丹阳、乔丹桦回夏县插队，落户在水头镇西下晁村。

一年到头，她们和村民们一起春种秋收，摸爬滚打，完全打成了一片。谁也看不出她们是北京知青，更不会想到是部长的女儿。俩人都对农业科研有兴趣，经过几年的努力，和村民一起培育出“下晁一号”的小麦优种，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大队气象观察站。乔丹阳还被评为全县知青的科研尖兵。插队5年后，乔丹桦先是进了铁路部门，后又从事广播电视工作，退休后参加了“老战士合唱团”。乔丹阳被村里推荐上了山西农学院，毕业后又回到运城地区农业局工作，后又走进中国农科院大门，又在农业科技出版社任职，一辈子没离开农业科研，成了农学方面的专家。

我和乔丹阳相识是在2008年筹备运城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时候。她精明强干，为人热情，被推举为京津冀知青联谊会的会长。近些年，她热心知青公益事业，参与了中国知青网的管理，担任《知青•中国》期刊的主编，参与组织了多项全国知青活动。并笔耕不辍，给父母亲和一些革命前辈著书立传，参与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期刊和分会史料的编校工作。

孙雨亭，是1926年参加革命入党的老干部，夏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战争年代是运城地区游击队的组织者、领导者，参加过“百团大战”。1949年随军南下，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职，后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在云南德高望重。在夏县，更是以孙雨亭为自豪。1969年1月，孙雨亭的两个儿子孙大虹、孙小虹回到老家大侯村插队落户。哥俩从犁地、摇耧、种麦、割麦、脱粒、磨面学起，什么农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大侯村和水头相距30里地，要经过马村坡、坡底两个陡坡。为了给大队油坊拉炭，俩人拉着几百公斤重的平板车，往返在大侯和水头的路上。磨炼了意志，也悟出了“人生就是爬坡、爬坡没有退路”的道理。

后来，俩人都在云南从事政法工作。孙大虹任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省禁毒局局长，孙小虹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成为知青中的佼佼者。恰巧俩人都喜欢摄影，孙大虹还担任了全国公安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创作了不少反映公安战线的摄影作品。发表了《禁毒风云录》、《金盾之光》、《为了一片净土》等多部著作。他的《毛主席是我们家里的人——中国56个民族人文情怀影像纪实》大型摄影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首展后，又到全国多个城市巡展，并被夏县知青博物馆中永久保存。

在办《思想战线》的时候，结识了卫陵彦。卫陵彦的父亲也是从夏县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69年，卫陵彦回到夏县老家插队，落户在郭道公社陈村大队。他在《思想战线》发表的文章是《时代青年之猛进》，文中提出，中国要走富国强兵之路。在当初那个谈富色变的年代，敢提出这样的观点，的确难能可贵。卫陵彦从插队时候起，就对夏县的人文历史感兴趣，从他在地里挖出远古时期的第一件石器开始，陆陆续续收集了许多石斧、石刀、石犁、石磨盘、石环以及陶片。经过向专家请教，阅读考古和文物方面的书籍，认为陈村应是一处重要文化遗址。他把情况向县文物部门反映，又带着文物部门的专家实地勘察，最后县里认定陈村为仰韶文化遗址之一。

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河南省偃师县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为什么夏县作为夏朝国都，却不是夏文化所在地？他经过研究，以出土的陶器、挖掘的文化遗址为证，提出夏县东下冯遗址是典型的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同源，填补了夏文化研究的空白，修正了夏县无夏文化的认知。卫陵彦在夏县插队8年，夏县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他的人生奠了基。后来，他就读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在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任职，成了党史专家。后又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社会文化司司长，成了文化学者。

朗读者：赵秀芹（秀 秀）

朗读者：梁彦辉（鼎力）

朗读者：杨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