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美术馆藏品—欧洲四百年美术史 波波编辑202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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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2023年展出的英国美术馆藏品，以下所有资料采集于上海博物馆展馆资料

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讲述了欧洲四百年的美术史，呈现了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印象派的发展脉络，这些藏品中有贝利尼，波提切利，拉斐尔，提香，丁托列托，卡拉瓦乔，普桑，凡.代克，伦勃朗，委拉斯贵兹，卡纳莱托等古典大师杰作以及英国画家康斯特布尔和透纳的作品，塞尚，雷诺阿和梵高的传世佳作。

一、波提切利和15世纪意大利绘画

《书房中的圣哲罗姆》梅纳西约1437年作品，梅纳西是一位被誉为油画技艺引入意大利的艺术家，擅长细节描绘，微妙影调，色彩变化。

圣哲罗姆是公元四世纪的一位圣徒。为了躲避尘世的诱惑，他离开罗马前往伯利恒的沙漠，与狮子为友，建立隐修院，并把《圣经》从希腊语翻译成通俗拉丁语，这一版本被天主教会沿用至今，故他总被描绘成红衣主教的样子。画面穿过石拱门，来到一个宁静而明亮的哥特式教堂空间。这里有高耸的穹顶、修长的廊柱和拱券、色彩斑斓的地砖。圣徒的狮子同伴信步穿过走廊，窗外是洒满阳光的田园风景。台阶上的孔雀、鹧鸪和装满水的铜碗，分别象征了永恒、真理和纯洁。圣哲罗姆正坐在书房里安静阅读，这是一间十五世纪最先进的书房——装配有嵌入式书架和书桌，并由一体化台阶提升了整体结构的高度。那个时代的贵族洛伦佐·美第奇很有可能就拥有类似的书房。

同期画家罗杰.凡.德.韦登《阅读中的抹大拉的玛利亚》1438年前作品

扬·凡·艾克《阿尔诺芬尼夫妇》,1434年作品

汉斯·梅姆林《圣母子与赞助人（多恩三联画）》，约1478年作品

乔瓦尼·贝利尼终身在威尼斯生活和工作，被认为是威尼斯画派的创始人。梅西那曾于1475年至1476年间造访威尼斯，其油画技法对贝利尼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贝利尼十分擅长绘制用于私人崇拜的小型圣母子像。为了体现这类绘画的亲密特质，他常常将圣母子安置于委托人所熟悉的乡村风光背景中。在这幅作品里，圣母子由一块绿色的“荣誉布”同身后的风景区隔开（这一构图常出现于贝利尼同题材画作中），并以前方的大理石矮墙，与观众相分离，从而突出了他们遥不可及的神性。然而，圣母子温柔的姿态又让人感受到了他们的平易近人。此外，在矮墙上一张有折痕的纸上，印有艺术家的名字。

此画《圣母子》常被称为“拿石榴的圣母”，画作中圣母子的手和手臂均在初稿之上有所改动，象征耶稣受难的石榴是应委托人要求，在动笔后添加的。贝利尼采用群青色自由地绘制圣母的披风，这种自青金石的颜料，极为昂贵。在当时，用于私人崇拜的圣母子像需求庞大，当时有许多都由贝利尼助手完成。不过这幅作品是贝利尼本人亲自绘制。

贝利尼 《花园中的痛苦》，约1458-60年作品。画面背景中的风景构图和黎明变幻的光影，提升了整个场景的戏剧张力，堪称威尼斯风景画的开山之作。

贝利尼以娴熟的油画技法、对自然风光的观照、细腻的色彩和光影描绘，开创了与此前遵循拜占庭艺术的威尼斯画家截然不同的风格。自始，追求色彩与光影的威尼斯画派，形成了与注重线条与结构的佛罗伦萨画派并行的艺术传统，在此后的数百年间超越后者，成为欧洲绘画的主导。

波提切利《圣泽诺比乌斯的三个奇迹》

1500年作品

15世纪的意大利绘画诞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流派：一是以乔瓦尼·贝利尼为代表的威尼斯画派，艺术家们崇尚自然主义，擅长色彩表达，并在创作实践中吸收了欧洲北方画派的技法和经验。另一个流派则出现于湿壁画¹盛行的意大利中部，尤以佛罗伦萨为代表，这一流派的艺术家们更看重线条和结构，波提切利是其中公认的最为杰出的画家。

波提切利曾创作一组描绘公元5世纪的佛罗伦萨主教泽诺比乌斯生平的系列绘画，共有四幅，绘制于“斯帕利拉”²画板上，通常用以装饰卧室。这里展示的是该系列第二幅《圣泽诺比乌斯的三个奇迹》，波提切利将场景设置于15世纪的佛罗伦萨城。画面左侧的场景——圣泽诺比乌斯正在治疗两个年轻人，他们因为殴打自己的母亲而遭到诅咒，当两个小恶魔奇迹般地从他们嘴中冒出时，一旁的母亲惊恐地捂住了脸，画家以人物动作展现了这一戏剧性事件。

画面中心场景位于一幢砖石宫殿前，门窗以灰色石材镶边——这是15世纪佛罗伦萨常见的建筑式样。在这里，一位悲痛万分的妇女将死去的儿子抱在膝上，圣泽诺比乌斯正为男孩祷告，使他死而复生。他们周围是焦急的旁观者，其中一位年轻男子飞驰而来，蓝色的长袍在身后飘舞，显示了他的急速。

在最后一个场景中，一位盲人乞丐坐在教堂的台阶上，身旁是他的包袱和一只小狗，圣泽诺比乌斯将手指放在盲人眼睛上，使他奇迹般地复明。

右侧纵深的拱廊很有可能隶属于圣彼得大教堂，今天我们在佛罗伦萨仍能看见它。据传由圣泽诺比乌斯主教建立的圣皮埃尔·马焦雷教堂在十五世纪依然存在，是彼时佛罗伦萨最为古老和受人尊敬的教堂。拱廊右侧转角的灰色石质门廊暗指教堂建筑根据传记，主教的确在教堂前遇见了这位盲人，但并未指出具体是哪座教堂。波提切利巧妙地将这一场景安置于圣皮埃尔·马焦雷教堂外，通过地理空间的一致性使三个圣迹统一于画面。

右侧纵深的拱廊很有可能隶属于圣彼得大教堂，今天我们在佛罗伦萨仍能看见它。据传由圣泽诺比乌斯主教建立的圣皮埃尔·马焦雷教堂在十五世纪依然存在，是彼时佛罗伦萨最为古老和受人尊敬的教堂。拱廊右侧转角的灰色石质门廊暗指教堂建筑。

在这幅作品中，尽管背景建筑是以透视法绘制的，然而前景人物并没有向身后的空间退去，相反他们像剪影一样凸显在透视背景前面，宛如在舞台上表演。

桑德罗·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1483-1485作品，我在罗马乌菲齐美术馆见过这幅作品。他的创作主要服务于当时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他在职业生涯后期创作了这组斯帕利拉画板，与早期作品相比，他摈弃了一些装饰性风格，转而采用一种更为虔诚和简单的技法。

二、拉斐尔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

拉斐尔《圣母子与施洗者圣约翰》或《加瓦圣母》1519～1511年作品

这幅画因曾纳入罗马的阿尔多布兰迪尼典藏和苏格兰的加瓦典藏而又被称为“阿尔多布兰迪尼圣母”、“加瓦圣母”。作品的别名与曾经的持有人有关。

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意大利画家、建筑师。他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合称“文艺复兴三杰”，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突出成就。他博采众家之长，并以超凡的才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以秀美典雅著称。拉斐尔对画面人物之间的情感心理连接的处理也尤其精妙。

文艺复兴原意为“再生”，它萌芽于14世纪，并在16世纪的意大利达到顶峰。这时期的人们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他们相信人的价值比宗教紧要，他们重新对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和文化感兴趣，许多科学发现及发明产生，众多艺术成就也闻名于世。

画面中，圣母上身扭转，双腿交叉而坐，姿势复杂。婴儿基督则坐在她的膝上，正低头看着他的表兄施洗者圣约翰，后者手拿一根芦苇十字架。耶稣正在传递一支康乃馨。在宗教画中康乃馨象征着神圣的爱以及基督未来的受难和复活。圣母则似乎陷入了沉思，她试图用蓝色斗篷拢抱基督，另一只手则轻抚摸着身穿皮毛的圣约翰。三位圣像之间的心理互动既复杂又感人。拉斐尔试图通过几何结构图来呈现出绝对和谐的视觉效果，使这些圣像与背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深沉的静谧感，同时启发观众在欣赏之中寻找到内心的共鸣与和谐。

达芬奇《持康乃馨的圣母》，现存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藏

《加瓦圣母》的构图很容易让人想起达芬奇的早期作品：背景中的石柱、拱门以及远方的风景。拉斐尔还参考了达芬奇如何表现人物平静外表下的情感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

拉斐尔同期同题材作品

在之后的几百年里，拉斐尔的画成为众多西方艺术流派取经的对象，观众徜徉在本次展览中亦可一窥究竟：后世古典主义者将拉斐尔视为不可企及的典范；洛可可艺术从拉斐尔笔下人物的优雅获得灵感；新古典主义和学院派更是拉斐尔的“粉丝”；直至十九世纪末现代艺术流派崛起，才打破拉斐尔一统天下的地位。

提香《女子肖像》1510～1512年作品

17世纪时这幅肖像作品曾被命名为拉斯基亚沃纳，意思是“达尔马提亚女人”。达尔马提亚（位于亚得里亚海的东沿岸，今属克罗地亚），在1420年至1797年间曾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殖民地。

提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他曾随兄长一起在乔瓦尼·贝利尼的工作室学画，并结识了洛伦佐·洛托，乔尔乔内等画家同窗。提香擅长多种题材，并且对色彩的运用尤为杰出，影响深远。

提香在二十岁出头时画了这幅极具独创性的作品。在当时的威尼斯，女性肖像画并不常见，提香在这幅非同寻常的大型肖像画中描绘了一名不知名的女性。她呈真人大小，以四分之三视角直视着观众，即使从远处观看，也能感受到她强烈的存在感。画中女子与观众之间隔着一个大理石护栏，右侧延伸处有一个侧面肖像，应该是受到古罗马浮雕的影响。它可能表现的是女子本人，也有可能是为了纪念其家族的一位成员。

女子的油画肖像直观又生动，石头上的侧面肖像显得古朴遥远，两种不同的肖像风格显示出提香极高的艺术技巧。左侧大理石护墙上“刻”着画家的签名“T.V.”，即提香（意大利文：Tiziano Veccellio）的首字母。仔细观察画中女子，她的服装和首饰并不华丽。她身穿一件红色与蓝色羊毛编织而成的连衣裙，领口处可见一簇簇丝绒，画家通过在淡群青色上叠加一层深红色釉来达到这种效果。而从女子肩上的透明披纱的处理，则可以一瞥提香艺术风格走向成熟的开始。

提香《婴儿开口说话的奇迹》，现存意大利帕多瓦的圣人学校藏品。

三、戈塞特和北方文艺复兴

昆廷·马西斯《宝座上的圣母子和四位天使》1506～1509年作品橡木版油画

从十四世纪末持续到十六世纪末，减少了宗教绘画数量，大规模生产了铜版画和木版画，向人们传播神学教义。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宗教和世俗绘画创作，包括风景、肖像、静物和日常生活题材。

“圣母子”是宗教画中常见的题材，在早期的意大利绘画和文艺复兴时期被艺术家多次描绘。

这幅画，笔下的圣母玛利亚端坐在一个黄金宝座上，两位天使手举精致的王冠在她的头顶盘旋，正准备为她加冕。婴儿基督坐在圣母的膝盖上，在母亲打开的圣经中把玩着红色的书签。基督脖子上的红珊瑚珠意味着将来他会为拯救人类流下鲜血。圣母似乎陷入了沉思，想着她儿子未来的命运。圣母子头上散发出的金色光芒表明了他们的神圣地位，这种光环的表现手法是在15世纪荷兰艺术中发展起来的。两个音乐天使站在金色宝座的两侧，他们分别演奏鲁特琴和竖琴。金色宝座装饰着红色和绿色的珐琅或玻璃，这种式样类似于北欧哥特式大教堂的精致花饰内部。宝座前的地上放着一块融合了土耳其和波斯风格的地毯。乍一看，昆廷·马西斯似乎创造了一种空间和对称的错觉，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两者都被微妙地扭曲了。16世纪早期，马西斯以其生动的现实主义肖像画和精美的宗教画而闻名，他是欧洲文化中心安特卫普的主要画家之一。

乔瓦尼《圣母子》约1500年作品

扬·戈塞特，《圣母子》，1527年作品

老乔瓦尼·巴蒂斯塔·贝而图奇，《荣耀中的圣母和圣子》约1510～1512年作品

扬·戈塞特 约1530-1532年，橡木板油画

扬·戈塞特是北方文艺复兴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擅长宗教、神话题材的大型祭坛画，肖像画等。他一路跟随着勃艮第的菲利普，在1508至1509年他作为首批前往意大利和罗马学习的佛兰德斯地区艺术家，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用裸体人物描绘历史和神话的主题风格介绍到了北部地区，改变了佛兰德斯艺术的进程。

画面中的小女孩可能是丹麦被流放的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女儿多萝西娅。她看起来大约十岁，穿着一件用数百颗珍珠缝制的昂贵连衣裙，款式可追溯到1530年左右。1530年代的意大利女性上身穿着低开领的礼服胸衣，常常佩戴华丽的头饰以及与服装搭配的手套。同时期的法国时尚则在奥地利的埃莉诺女大公（奥匈帝国皇室公主的称号）嫁给弗朗西斯一世，后由她引领：方领的礼服胸衣中间有一个隆起的弧度，混合着金线锦缎的面料边缘镶嵌大量珍珠和宝石，两侧的衣袖比先前的服装风格更丰满和夸张。多萝西娅穿的正是此类服饰，而画作背面的法语铭文也可印证这一点。

多萝西娅笨重的袖子和帽子重叠在画中的画框上，平面绿色背景和她身材的三维立体造型之间的对比，仿佛她已经逃离了画的限制，像是从画中走出来似的，戈塞特也玩起了空间游戏。她衣袖上的圆形图案现在已经有所褪色，最初是皇家的颜色——紫色。

多萝西娅手拿着一个由同心环组成的金色物体，这是浑天仪，是一种显示天体运动的科学仪器。浑天仪上下颠倒，女孩右手食指指向外环上赤道以北大约55度的位置。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位于北纬56度，她可能在暗指她父亲失落的王国。而上下颠倒则表示家族政权的颠覆。球体中间横穿着一根金属带子，上方刻着的字母似乎是一个字谜，也可能是艺术家的名字。这种视觉谜题或隐藏信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非常流行。

扬·戈塞特擅长呈现栩栩如生的人物，逼真的内饰和织物，描绘令人惊叹的细节，是北方文艺复兴时期最有造诣的画家之一。

戈塞特，《弗朗西斯科·莫利纳画像》，1530-1532年，现存于保罗·盖蒂博物馆，美国洛杉矶

约阿希姆·布克莱尔《四元素：火》 1570年，布面油画

文艺复兴后期的北方绘画，在荷兰八十年战争氛围的影响下，出现了有别于宗教和肖像主题的绘画——风俗画。通常是对现世生活细节的描绘，也有对纷扰不安的社会做出批判性的绘画，多以诙谐讽刺的方式体现。欧洲风俗画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兴盛于17至19世纪。约阿希姆·布克莱尔出生于比利时北部的艺术世家。在1560年成为一名独立画家之前曾拜师于荷兰著名画家彼得·艾尔特森随后专注于描绘市集和厨房等场景主题，从技巧上超过了艾尔特森，成为16世纪中期著名的风俗画家。展厅中的这两幅大型画作是约阿希姆·布克莱尔四元素系列画中的两幅，该系列分别以食物为代表描绘了火、水、气和土四种元素，除本次展出的两幅作品外，该系列中的《四元素：气》和《四元素：土》也藏于英国国家美术馆。

在《四元素：火》中，艺术家描绘了一个储藏丰富的厨房。四名女仆正做着烹饪的准备工作，而一名年轻男子坐在火炉前的凳子上，从陶罐中大口喝着东西。这幅画似乎散发着火的温度，火堆边的女仆举起手挡住炙热耀眼的火星，尽管门窗都敞开着通风，前景中两位女仆脸颊依旧泛着红光。锅碗瓢盆随意扔在砖地上，每个可用的表面似乎都堆满了农产品。在画面左后方门后的房间里则描绘了《圣经》里的场景。

身穿蓝色长袍，头上有一圈圣光的是耶稣，在耶稣身边的是约旦河西小村庄伯大尼的玛利亚和玛莎姐妹，背对我们站着的是玛莎，她正在向耶稣抱怨玛利亚的懒惰。布克莱尔经常把他的签名藏在画中较为隐蔽的地方，这幅画中，在餐具柜的边缘可以看到画家的签名，而作画日期1570年则在门楣上。

约阿希姆·布克莱尔，《四元素：气》，1570年，布面油画

约阿希姆·布克莱尔，《四元素：土》，1569年，布面油画

约阿希姆·布克莱尔，《四元素：水》，1569年，布面油画

在画中，大量的海鲜制品呈现在我们面前：各式各样的鱼类堆在篮子里，有些从摊主的手中翻滚到盘子边缘，还有一些贻贝散落在地板上。商人仿佛无视他们潜在的客户，而是直视看画的我们，向我们推销。尽管整幅画面看上去是一个现代市集的场景，然而街道上行走的人们穿着16世纪的衣服，两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穿过画面中间的拱门，可以看到远方有一艘船，渔民们正在拖着渔网，一个人涉水而过，走向岸边。这里描绘的是《圣经》中的一个场景：当基督死而复生时，他出现在他的使徒面前，并且告诉他们在船的另一边撒网，就会收获到很多鱼。

四、卡拉瓦乔和意大利及西班牙的巴洛克

卡拉瓦乔 《被蜥蜴咬伤的男孩》约1594-1595年作品，布面油画

意大利巴洛克艺术家们从现实世界中寻求艺术灵感，代表画家卡拉瓦乔引入了一种激进的新风格，呈现强有力的自然主义人物形象，他擅长运用戏剧化的光线，使人物具有强烈的身体存在感。这种崭新的“卡拉瓦乔式”风格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

本次展出作品《被蜥蜴咬伤的男孩》的画面中，一个柔弱的卷发少年，刚被蜥蜴咬了一口，神情痛苦，在惊讶中向后退缩。蜥蜴原本藏匿在桌上摆放的水果中，当它被拉出时，它紧紧的咬住男孩的手指。在少年的身前是一幅华丽的静物画，樱桃和李子散落在桌面上，玻璃花瓶里插着一朵玫瑰和一支茉莉花。这幅画介于风俗画和静物画之间，可能隐喻短暂感官享受背后所带来的意外痛苦。男孩耳朵后面和玻璃花瓶里的玫瑰花也代表了转瞬即逝：随着花瓣的落下，它们的美丽也会消失。卡拉瓦乔生动刻画了年轻人的面部表情，同时也对画面中的静物进行细致的勾勒，例如玻璃花瓶弯曲的表面上折射出一个房间的倒影。卡拉瓦乔捕捉了一个动态瞬间，并将其演变成一个生动的故事，这便是其艺术的特点，将故事中的某个时刻通过强烈的视觉效果呈现出来，并将其牢牢地扎根于现实。纵观卡拉瓦乔1592年至1600年间的作品，出现了许多相似的脸孔。画中这位皮肤白皙，年轻秀气的卷发少年，是卡拉瓦乔早期作品里的模特马里奥·明尼蒂。他现身于《占卜者》《酒神巴库斯》《鲁特琴演奏者》等诸多传世名作中。然而1600年之后，却再也不见他的身影，由此人们对卡拉瓦乔钟爱的模特也产生了无限的遐想。

卡拉瓦乔《鲁特琴演奏者》，1600年， 现存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卡拉瓦乔充满戏剧性的明暗对照画法，对巴洛克画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其代表作有《在伊默斯的晚餐》《手提哥利亚头的大卫》《圣马太蒙召》《捧水果篮的男孩》等。

卡拉瓦乔，《在伊默斯的晚餐》，1601年

卡拉瓦乔，《捧水果篮的男孩》，1593年，现存于意大利波格赛美术馆

五、伦勃朗和17世纪欧洲北方绘画

克劳德 《圣乌苏拉登船的海港》约1641年，布面油画

《圣乌苏拉登船的海港》的故事来源于13世纪的基督教圣人传记集《黄金传说》中，基督教公主圣乌苏拉在11000名贞女的陪同下，从英国前往罗马进行朝圣的历程。本单元中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最后一幅画作《圣乌苏拉殉难》（1610）也是相似的题材，但是风格完全有别于克劳德的风景画。

这幅画中，乌苏拉身穿黄色衣服，手举一面带有她标志的旗帜，正看着她的同伴踏上返航之旅。故事结尾，当她们在科隆停留时，贞女们被入侵的匈人斩首。画中的贞女们手拿弓箭，暗指乌苏拉在拒绝与匈奴领袖结婚后殉道的方式。克劳德试图在画中创造一个理想化的古典化场景，使整幅作品沐浴在金色的光线和梦幻般的银色氛围中。《圣乌苏拉登船的海港》是克劳德在英国国家美术馆馆藏中三幅虚构的海港画作之一。

卡拉瓦乔，《圣乌苏拉殉难》，1610年，与克劳德同题材的作品，但是绘画的风格完全不同，现存于泽瓦洛斯·斯蒂利亚诺宫藏，意大利那不勒斯

克劳德《海港》1644年作品

克劳德,《士巴女王登船的港口》,1648年作品

克劳德是古典主义风景画的奠基人，他提升了风景画派在欧洲艺术中的地位。他的画作在当时非常受欢迎，其壮丽的古典主义风格成为评判真实风景的标准。

迭戈·委拉斯贵兹 1640-1645年作品，布面油画

迭戈·委拉斯贵兹是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一位画家，早期拜师于弗朗西斯科·帕切科学习绘画技术，并在1621年娶了他的女儿胡安娜·帕切科，委拉斯贵兹的绘画技术很快超越了他的老师。他没有在当时一尘不变的传统绘画中苦苦钻研，而是像卡拉瓦乔一样对现代创新者的绘画技术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对后世有很深的影响力。1623年，通过他岳父帕切科的介绍，委拉斯贵兹利用他的肖像技巧为年轻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创作了一幅肖像画，菲利普四世对委拉斯贵兹的肖像画钟爱有加，并任命他为宫廷画师。他也为其他皇室成员和出席宫廷的各种政要绘制了大量肖像——其中两幅菲利普四世的肖像画现藏于英国国家美术馆。而他为菲利普四世夫妇和公主玛格丽特绘制的传世杰作《宫娥》，则收藏于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

《费尔南多总主教肖像》中，一位中年男子正凝视着前方，身上黑色斗篷的厚重面料使他看起来身形比实际更为壮硕，与之相配的主教帽表明了他在教会中的地位，他是费尔南多·德·瓦尔德斯主教。1633年费尔南多被任命为格拉纳达的大主教和卡斯提尔的议会主席，随后他成为西班牙菲利浦四世宫廷的杰出人物。画面中主教崇高的神态传达了他作为教会和政府成员的权力，他身后镶着金边的红色窗帘以及椅子都显出一种庄严和奢华。费尔南多总主教在马德里的七年里，向迭戈·委拉斯贵兹委托了一幅全身坐像(现已遗失);这幅画的副本保存在马德里的托雷诺伯爵收藏中。我们在展厅里看到的半身肖像，很可能是从一幅更大的全身画像上裁剪下来的，在马德里的东方宫发现了可能与其相配的另一部分，那部分描绘了总主教的手，手上拿一张“委拉斯贵兹”署名的信件，几乎可以肯定它曾经是同一幅画的一部分。费尔南多总主教死于1639年，这可能是他死后委拉斯贵兹为他所作的肖像画，其自由的笔触与1640年代的作品风格类似。

迭戈·委拉斯贵兹，《宫娥》，1610年作品，现存于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西班牙马德里

安东尼·凡·代克 约1638年作品，布面油画

这幅真人大小的双人肖像画描绘了两位衣着光鲜的年轻贵族，他们是英国伦诺克斯公爵三世的两个小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勋爵和伯纳德·斯图亚特勋爵。作为斯图亚特族人、查理一世的远亲，他们双双在英国内战中为保皇而牺牲。这幅作品记永远记录下了两人的风华正茂。

这幅肖像画应该是为纪念两兄弟启程游历欧洲而委托制作的。画面中这两位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年轻贵族衣着华丽，精心安排的姿势极富张力。左侧的约翰勋爵一手倚靠在石座上，凝视着远处，而一旁的伯纳德勋爵则回头向下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打断了他们的私人谈话。他迈步站于台阶下方，掀开斗篷，露出了昂贵的银色衬里，手肘直直指向我们，进一步突出了他的傲慢态度。兄弟俩的姿势和华丽的绸缎服饰都凸显了他们的财富、地位和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幅画的俯视视角也从侧面显露了画中人物居高临下的态度。凡·代克在英国发展出的这种带有随意的高贵，不过分显示的权威，以及更具隐寓的肖像画风格影响深远。

安东尼·凡·代克《詹姆斯·斯图尔特像》，现存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这是两兄弟的哥哥，伦诺克斯公爵四世、里士满公爵一世詹姆斯·斯图尔

凡·代克尤其擅长描绘丝绸和缎子，他凭借精湛的技巧描绘奢华服饰上闪闪发光的纹理而深受贵族客户的追捧。他也是查理一世时期英格兰的首席宫廷画家，他在当时和委拉斯贵兹是仅有的两位主要为宫廷画像的画家，因为当时仍认为肖像画地位低于历史画。

安东尼·凡·代克《自画像》，现存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伦勃朗·凡·莱茵 约1669年作品，布面油画

伦勃朗是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著名画家、版画家。他深受意大利画家影响，借鉴了提香对颜料运用的技巧以及卡拉瓦乔式的戏剧性灯光。在其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留下了大约八十幅自画像，包括素描、蚀刻版画和油画，远超于同时代的任何其他画家。这幅作品是他1669年去世前几个月所画的三幅自画像之一。

在这幅临终前的自画像中，伦勃朗将关注点聚焦于自己衰老面部的色泽和纹理，用浓厚而又密集的颜料叠加，来呈现他斑驳的皮肤、凹陷的眉毛和嘴唇周围稀疏的毛发。他调和各种半透明颜料来表现脸部丰富的色彩，营造出了一种人物溶于光线的氛围。相较于脸部的精细刻画，艺术家对衣着和背景的描绘则是简单而又快速，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光线强烈，表情微妙的脸部。自画像中伦勃朗穿着有毛皮衬里和高领的紧身上衣，这与艺术史中的“大师们”经常使用的服装类似，尤其是在1400年代。

1640年代，伦勃朗已经成为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艺术家，但在绘制这张自画像的时候，他正经历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并已经申请了破产。人们常认为伦勃朗晚年自画像是自我审视的写照，但是它也许是艺术家在不断尝试不同绘画技巧的可能性，用来探索众多与他年龄相仿的赞助人的肖像创作。从这幅画中能感受到这位荷兰黄金时代大师澎湃的艺术激情和令世人折服的高超技巧。

彼得·德·霍赫 约1677年作品，布面油画

在荷兰历史上，大约十七世纪的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 当时荷兰的贸易、科学和艺术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荷兰黄金时代的诞生，主要起源自荷兰各联省脱离西班牙统治，为获得完全独立的一连串民主运动。这个过程刺激了当地的贸易发展，为荷兰带来蓬勃的经济增长，而且从十六世纪末一直延续至十七世纪。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规模巨大，阿姆斯特丹也取代了安特卫普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港口。这一时期，由商人、船商、银行家和制造商组成的新教上层阶级开始委托艺术家创作世俗主题的绘画来装饰他们的家园。彼得•德•霍赫是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风俗画画家，以描绘带有纵深门廊的静谧室内场景而闻名。他与另一位画家维米尔曾同在代尔夫特的圣路加工会（行业工会），他们的作品在主题和风格上非常相似。在代尔夫特时期，他擅长描绘中产阶级的生活场景，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大约在1660年之前，画家搬至阿姆斯特丹后，转而记录城市充满时尚气息的日常生活。

这幅画从越过椅背的视角观察：一小群人在阴凉的庭院里，喝酒交谈、欣赏音乐。他们围坐在一张铺有昂贵土耳其织物的桌子旁，桌子中央摆放着一只具有异国情调的金黄橙子，这些元素都表明画中人物生活富裕。一位衣着优雅的女士一边搅拌着手中的饮料，一边与邻座男性同伴交谈。男子正在拿起食物，同时指向一旁正在演奏小提琴的女子。一旁的门洞里则站着一个身穿蓝色衣服的男子，正眺望着对岸阳光明媚的运河边街道。观众的视线也随之移到河对岸，一名妇女驻足在房子门前，另一名妇女则在窗前向外眺望，男子则刚刚走到街上，对着眼前的民兵摘下了帽子。

巧妙运用光线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明亮的远方，细节渲染突出，而前景则笼罩在阴影中。引人入胜的画作就像一个半明半暗，半真半假的故事，吸引我们不断去观察，审视它的细节，推测其含义……

彼得·德·霍赫《代尔夫特房屋的庭院》，英国国家美术馆藏

六、卡纳莱托和18世纪欧洲绘画

卡纳莱托（乔瓦尼·安东尼奥·卡纳尔）

约1730年代作品，布面油画

18世纪是“壮游”的时代——英国上层年轻人以游历整个欧洲的方式，作为完成教育和学业的最后一课。他们途径法国，南下前往意大利和西班牙，他们停驻于那些充满了古希腊古罗马遗迹的文艺复兴名都，亲眼见证伟大的艺术和文明。在这壮游的浪潮中，亦催生了新的艺术样式，其中就包括卡纳莱托那亦真亦幻的风景画。

卡纳莱托出生于威尼斯，原名乔瓦尼·安东尼奥·卡纳尔。他以精确描绘城市景观而闻名于世，他的作品总能唤起人们对画中地点的回忆。在创作前，卡纳莱托要做一系列细致的准备工作，他常常使用暗箱（一种针孔相机，用来投影图像）记录现场视图，而后回到工作室再继续创作。不过，他并不仅仅满足于暗箱呈现的精确地貌，而总是在作品中加入更多构图巧思。英国收藏家尤其欣赏卡纳莱托笔下的威尼斯风光，常常将他的画作带回家，作为欧洲壮游的纪念品。

《威尼斯：城堡区圣伯多禄圣殿》画中描述的圣伯多禄小岛横跨威尼斯东部，当时，这里是一片安静的工人阶级社区。与早期威尼斯风景画家关注庆典场景不同，卡纳莱托偏好记录普通威尼斯人的日常生活，擅长发现平淡中的美。画面前景中，渔民拖着渔网，一艘满载干草和木材的船只正在码头卸货，另有几艘商船停泊在泻湖之外，远方的天空映着朦胧的山脉。画面中心是沐浴在阳光下的圣伯多禄圣殿，1807年之前它一直是威尼斯的大教堂。

1558年，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建筑师安德烈·帕拉迪奥首度受命于威尼斯城，为圣伯多禄圣殿的外立面和内部进行改造。然而，委托改造的总主教却在项目实施前去世。直到1594年至1596年，由另一位建筑师依据帕拉迪奥范式继续推进——立面遵循三等分原则，中间部分的三角楣被抬起，并坐落于四根半柱之上，基督教圣殿由此在外观上宛如古希腊神庙一般。

帕拉迪奥风格的建筑在18世纪壮游时期，深受英国游客喜爱，他们回国后以此效仿改建或重建了自己的乡村房屋。这幅引人无限回味的画作，在完美呈现帕拉迪奥式建筑优雅外立面的同时，又衬以普通威尼斯人如画的日常生活，使其成为这座城市完美的纪念品。

卡纳莱托《威尼斯：卡纳雷吉欧区入口》，约1734–1742年

这是一幅与前幅尺度一样的作品，但是建筑物上呈现出的温暖日光，与另一幅的冷色调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约1805年前的作品，布面油画

西班牙艺术直到19世纪初才真正被英国人发现。本次展出的《多娜·伊莎贝尔·德·波赛尔》肖像画是西班牙艺术大师戈雅最早入藏英国国家美术馆的作品。

从早期皇室挂毯上的俏皮风格，到具有现实主义气息的肖像画，再到记录半岛战争（1807-1814）暴行的阴郁绘画和蚀刻版画，以及生命最后十年围绕梦魇和巫术主题创作的“黑色绘画”，戈雅的作品风格跨度极大。

这件作品一直被认为是戈雅最上乘的肖像画之一。1980年，美术馆对其进行清理和重新装裱时，原画背面的铭文显示画中人物为多娜·伊莎贝尔·德·波赛尔，她是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国务大臣唐·安东尼奥·德·波塞尔的妻子。戈雅曾于1805年在马德里皇家美术学院展出过这幅肖像画。画面中多娜·伊莎贝尔摆出自信的姿势，一只手置于胯上，头转向画框外。她打扮得像个女仆，这一度是典型的西班牙下层阶级的女性装扮，但这种传统服饰却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西班牙皇室和贵族中流行起来。她身披一条精心编织的黑色蕾丝披肩和头饰，这种独特的饰品被称为“曼蒂拉”。一把由黑色丝带制成的花环梳子将曼蒂拉自面前掀起，固定在头部。

这幅肖像画体现了戈雅极高的艺术造诣，随意的笔法潇洒大气，将他的作品和同时代其他画家区分开来。戈雅以寥寥数笔勾勒出披肩上黑色蕾丝的繁复细节和透明质感，彰显大师风范。这一绘画风格源自艺术家早期从事的挂毯设计工作，需要大胆的笔触和疾速地绘图。戈雅的画法也让人联想到他的西班牙前辈委拉斯贵兹松散又自由的笔触。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野餐》，1785-1790年，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着魔的人》,1798年

七、梵高和印象派绘画

保罗·高更 约1890年作品，布面油画

19世纪末，艺术的故事发生了转向，从一种旨在模仿自然的艺术逐渐转化为一种确认自身“技巧”特征的艺术。在巴黎发端的印象派，与之有着千丝万缕关联且更为激进的后印象派紧随其后，马奈、塞尚、雷诺阿、莫奈、高更、梵高……相继出现。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作品因为过于强调绘画的感知主观性，而被当时主流艺术界批评为是离经叛道之作，但作为这些先锋艺术家的领军人物，塞尚却坚定地说过他希望“把印象派演变为一种坚实、恒久的东西，像美术馆里的艺术一样”。

1880年左右，高更购买了塞尚的六幅绘作，其中一幅为静物画《高脚果盘、玻璃杯和苹果》（1879-1880，现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当时，高更正在摆脱印象派过于强调对自然瞬间的捕捉，并寻求一种更结构化、更严谨的方法。1890年，高更前往布列塔尼旅行时，即随身携带着塞尚的这张作品。在当年创作的一件女子肖像画中，我们也能明显地看出背景中有塞尚静物画的影子。

保罗·塞尚《画室中的火炉》，约1865年作品

作品显示了塞尚将自然的观察与永恒的古典主义构图结合起来的早期尝试。

保罗·塞尚《高脚果盘、玻璃杯和苹果》，1879-1880作品 现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作品中强烈的构图秩序感、简化的形式以及色彩的平面化深刻影响了同时代的艺术家和后来的追随者。

保罗·高更《在塞尚静物前的女子》,1890年，现存于芝加哥美术学院

1890年，高更前往布列塔尼旅行时，即随身携带着塞尚《高脚果盘，玻璃杯和苹果》的作品。创作了这件女子肖像画，其中我们也能明显地看出背景中有塞尚静物画的影子。他重复了塞尚静物画中的许多元素，如水果、陶器以及褶皱的桌布，画面右下斜放的刀几乎是直接临摹而来。高更通过短对角线笔触与平坦的视角使前景和背景相融，这一手法也让人联想起塞尚。透过背景中的一扇窗户，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屋顶，这并不是高更当时居住的布列塔尼景象，更像是塞尚生活和工作的普罗旺斯阳光炙烤下的瓦片屋顶。画面左下角上下颠倒的字母为高更的签名“P Go”，他在这一时期开始使用这种独特的签名方式。

保罗·高更《戴帽子的自画像》,1893年作品，现存于巴黎奥赛美术馆

1871年，23岁的高更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同时也开始进行艺术创作，并在1880年至1886年间的印象派展览中展出。1883年，他辞去股票经纪人的工作，两年后移居巴黎。1888年他曾在阿尔勒与梵高短暂共事，但生活日益窘迫。1891年，他搬迁至塔希提岛，在那儿深受塔希提文化中的原始艺术力量和简洁风格启发，创作了许多著名画作。高更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后印象派艺术家之一，影响了毕加索和马蒂斯等许多现代艺术家。

爱德华·马奈 约1878–1880年，布面油画

作为印象派的重要先驱，马奈主张直接临摹实景实物，并在现代生活中选取新颖的题材作画。在这张名为《咖啡厅演奏会的一角》的作品中，马奈通过自由地处理颜料及光影效果，向我们展现了稍纵即逝的巴黎人生活片段。画面描绘了雷什奥芬酒馆的场景，酒馆女服务员能端着许多杯啤酒而一滴不洒，马奈对此高超技能尤感兴趣，因而邀请其中最为熟练的一位女服务员来画室做他的模特。女服务员答应了，并要求其男伴也在场，就是画中身着蓝衬衫，抽着烟斗的男子，他们两人都因此收到了报酬。马奈在创作过程中改变了计划，决定将这幅大型绘画一分为二，分别完成。这幅作品为右半部分；左半部分名为《在咖啡店内》，现藏于瑞士的莱茵哈特艺术馆——描绘了桌子另一边的一男两女，画中的酒杯、水瓶倒影，以及桌边年轻女子的指尖，依稀可在这幅英国国家美术馆画作的左侧边缘看到。马奈在作品的右侧额外添加了一块画布，从而将女服务员置于构图中心，并在背景中添加了舞台、舞者和管弦乐队。

爱德华·马奈《在咖啡店内》，1878年，现存于瑞士莱茵哈特艺术馆

这张画面最耐人寻味的是，假使我们跟随任何一位画中人的目光，便会发现他们的眼神并不相遇，每个人似乎都在忙自己的，特别是女服务员仿佛正被画外人召唤，而我们这些观看者则扮演着过路人的角色。马奈捕捉了现代生活中转瞬即逝的一瞥，其潦草、随意的笔触加强了这种瞬间感。他渴望在绘画中揭示日常的现代生活之美，或者换言之，揭示其好友、诗人波德莱尔所宣称的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和史诗性。

爱德华·马奈《女神游乐厅的吧台》，1882年，现存于伦敦考陶德艺术学院

到19世纪，彼时艺术被要求必须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或者是能唤起一种有力的情感，绘画必须有一个富有意义的主题。马奈不仅仅拒绝传统的题材，而且还反对长久以来艺术旨在“模仿自然”的潮流。他仅靠记录现代生活的浮光掠影来创造艺术作品，这无疑是革命性的宣言。

文森特·梵高 《长草地与蝴蝶》约1890年作品，布面油画

1889年5月至1890年5月，梵高因病入住法国南部圣雷米附近的圣保罗·德·莫索莱精神病院。院方允许他在一些特定场所作画，其中就有一片被梵高称为“废弃花园”的地方，他形容那里“草长得又高又乱，夹杂着各种杂草”。在院期间，梵高创作的诸多素描和油画作品都描绘了这一小片人迹罕至的花园。

在这幅作品中，梵高细致地描绘了一片草地和杂草，几只洁白的蝴蝶正在草地上盘旋，画面上方是一条通向远方的小径，给人以无限遐想。梵高将浓墨重彩的笔触在不同方向上彼此叠加，呈现出一片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动态，他调和了绿色、黄色、赭色和白色，又点缀蓝色、丁香色以及紫色来描绘草地丰富的色调。

文森特·梵高《圣雷米医院》，1889年作品，现存在巴黎奥赛美术馆

文森特·梵高《向日葵》，1888年作品

于梵高来说，笔法、色彩、构图一起赋予了他的画以整体意义。他认为这些形式要素对于创造意义十分关键，以至于他越来越觉得脱离眼见的现实是合理的。

把、透纳和英国绘画

托马斯·劳伦斯爵士《红衣男孩》1825年作品,布面油画

18世纪时，英国开始恢复曾在中世纪欧洲艺术占有一席之地的领先地位。这一时期的英国艺术以肖像画和风景画最为突出。著名风景画家透纳的整个工作室留给了国家。国家美术馆保留了从霍加斯的早期作品到透纳的晚期作品，时间跨度约为150年。

这幅肖像画是由画中六、七岁的男孩查尔斯•威廉•兰姆顿的父亲达勒姆公爵一世约翰·乔治·兰姆顿（辉格党政治家，达勒姆郡国会议员）委托制作的。这幅画更广为流传的名字是“红衣男孩”，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曾流行以画面的主要颜色来命名儿童肖像画。英国国家美术馆于2021年以930万英镑的价格购入。

托马斯•劳伦斯爵士是19世纪初英国最著名的肖像画家。1792年，他成为国王乔治三世的首席宫廷画家。劳伦斯的画风继承了英国肖像画家庚斯博罗和雷诺兹以及17世纪伟大的佛兰德肖像画家凡·代克的传统。作品气质优雅而讨人喜欢，曾为当时众多名流贵族绘制肖像。劳伦斯爵士还担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长。《红衣男孩》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儿童独特的表情和姿态，是画家公认的杰作之一，并且长期以来深受喜爱。它是第一幅登上英国邮票的绘画作品，其邮票于1967年发行。画面中，男孩坐在一块可以俯瞰月光下大海的岩石上，双眼凝视着远方，仿佛正沉浸在大自然的奇观中。他白皙的皮肤、红润的脸颊、柔软的红色天鹅绒套装和松散的蕾丝衬衫让他在这个夜晚的崎岖景观中格外惹人怜爱。这幅肖像反映了当时社会热议的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提到的一个观点：童年是一个独特而具有价值的人生阶段。作品同时也体现了画家对大自然崇高力量的浪漫主义迷恋。小查尔斯·兰姆顿身旁的花朵象征着他的青春，可惜的是他不幸于1831年死于肺结核，年仅13岁。画家将人物置于夜晚的户外，并安排了岩石、海水、月光等元素，被认为有可能受到达芬奇名作《岩间圣母》的影响。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 约1837年前的作品，布面油画

透纳是著名的英国浪漫主义画家、版画家和水彩画家。他笔下充满想象力的风景非常具有感染力。他凭借着对色彩和氛围渲染的极高兴趣和造诣，被公认为“光之画家”。透纳的想象力更被雨水、风暴、阳光、雾、火和蒸汽等自然现象激发，他对现代机械和工业化带来的变化十分着迷。

在这幅画中，透纳打破了历史画的惯例，并没有将主要人物放在画面中心，而是将海洛和利安德描绘在水边的阴影中。在他们上方的露台上，一个长着翅膀的丘比特奋力举着一盏灯和一支火炬，弓箭和箭袋也被他丢在了地上。婚礼之神海曼则站在他的旁边。宽阔的阶梯，地面的马赛克，透纳运用了多种古典建筑元素，营造出了一个想象的地点。而画面的中心焦点则是一旁汹涌的大海撞击着岩石，还有幽灵般的海仙女溶入波涛汹涌的大海和多云的月夜，这也预示着即将发生在这对情人间的悲剧……这是透纳最雄心勃勃的晚期神话画作之一，他从法国风景画家克劳德·洛兰的古典主义平衡构图、充满情感的色彩运用和氛围渲染中获取了灵感，并创造了自己对神话的诠释。

时至今日，透纳仍然是欧洲最受尊崇的艺术家之一，他也为英国绘画在欧洲挣得了一席之地。今天普遍认为是由于透纳，风景画才被提升到了与历史画相媲美的地位。他对后期印象派的发展亦有着重大的影响——比如莫奈就曾认真地学习过透纳的技法。1984年开始，英国泰特美术馆用透纳的名字来命名一年一度的现代艺术大奖，迄今已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艺术奖项之一。这大概可以视作是对透纳现代性的赞美和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