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梁子和《房东蒋先生》

早行君

梁子，1961年出生于北京，是个军旅女记者，也是个女汉子，曾拿着像机去非洲独闯多年，拍了不少照片，即磨炼了性格也丰富了阅历，这点有些像三毛。她上过老山前线，成为中越自卫反击战中惟一一名军中战地女记者并荣立二等功。尔后她又放弃唾手可得保送高校的机会，主动选择去了西藏部队，在千里边防为战士拍照。梁子说：“生命中总有一种冲动，我拼命想抓住它。我愿意用艰难去换取快乐。”这次，她又成了上海老克勒蒋先生的租客，下面就是她与房东蒋先生的故事。她把故事拍成纪录片，名字叫《房东蒋先生》，于2004年在爱尔兰科克电影节上映。 该片讲述了一幢老洋房里内心孤独的老人蒋先生与一个突然闯进来的女记者梁子之间的故事，曾获2004年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年度纪录片评选二等奖。有些房子不在了，有些人走了，但故事还在。看《房东蒋先生》，只为纪念那段过去的时光。 再过一个月，老宅就要被拆掉了。他曾经一次次地醒来，对老屋说再见；是他对它说再见的时候了，是永别的时候了。他，房子的主人，蒋先生，不住地说：他恨透了这幢拴住他一生的房子。来自北京的女记者贸然闯进了老宅，她试图去解开蒋先生和老宅的秘密，却沮丧地发现自己只是个孤独的局外人。令她感到悲哀甚至绝望的是，历史已经悄悄地改变了很多东西，但蒋先生依然缄默而迷恋地生活在过去的回忆中。 蒋先生即将被拆的老宅 周围已经在拆除，蒋先生几乎成了钉子户。 女记者隐约感受到困扰蒋先生的精神漩涡源自老宅。他没有结过婚，那是因为他厌恶家庭；他没有太多的朋友，那是因为他觉得人心难料；他戒不了吃西餐、喝红茶、打英文信件的习惯，那是因为他依恋着旧时生活习惯。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和老宅有什么关系呢？这一次，梁子勇往直前的性格在这位上海老人的心灵深处搁浅了。 蒋先生写信要用英文打字。 每一次手机充电的时间都要仔细记录下来。 生活上精细，繁琐，一成不变。 蒋先生用的收音机快成了古董 窗前的那棵白玉兰就要开花了，阳光斜照着蒋先生孤单的身影。屋外，打桩机在嚣叫，高耸入云的新建筑俯瞅着都市中心的这一片废墟；屋内，老唱机依然缓缓流淌着往日旋律，蒋先生独守着老洋房最后的日子。六十年的坚守最终还是崩溃。拆迁前夜，蒋先生又唱又跳…他真的是在庆祝自己要搬到新家吗？还是在庆祝自己要摆脱老宅的束缚？还是在怨恨自己一生光阴的虚度？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来自北京的记者梁子因为工作关系来到上海，她租住在房东蒋先生的老宅里半年，由此，她成了房东蒋先生的租客。蒋先生奇怪的生活理念与这栋老屋吸引了梁子，她决心去了解他，采访他，首先他们要做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朋友。她按北京习惯叫他蒋叔；而这个不结婚、不工作的怪叔叔则直爽率地叫粱子为姑奶奶。后来相处久了，就有了一个纪录片《房东蒋先生》。2017年4月30日23时58分，蒋洪樑先生去世，享年74岁，距离搬离老宅过了13年。蒋先生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2004年纪录片作品《房东蒋先生》的主人公，我们因此认识了这位老克勒。巨鹿路305弄64号，曾有过一栋小洋楼。那是蒋先生的老宅。 女记者，也就是蒋先生的租房客梁子，她正在告诉蒋先生摄影机上的w和T按键是什么意思。 蒋先生出生在解放初期，大概是1943年，也许是1944年，或者是1945年，因为他的出生证，户口本和身份证竟然是三个不同时间。父亲是老上海一个做纸业生意的资本家，上海解放前夕，父亲跑去了香港。家里一共有12个孩子，蒋先生是老九，1961年，母亲带着妹妹又去了美国，竟独自留下18岁的他和这栋老房子。在蒋先生的心里，家庭丢弃了他，连母爱都是自私的。这让我想起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郭家四小姐郭婉莹，她家里的人也都是去了美国，她也是独自留了下来，但她面对生活的态度却和蒋先生完全不一样。蒋先生曾对梁子说，他的一生是不幸运的，但梁子说，你的一生其实是幸运的。这一生，蒋先生靠着国家对没收资产的补贴生活，他不用工作，游离于社会之外；也许害怕房子被外人占据，蒋先生一生未娶，孤独一人守着家庭的老宅。他静静在这栋父母留下的房子里独自生活了大半辈子，默默地和这房子一起老去。 蒋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思想，很风趣的一个人，但长年的独居生活，让他沉默寡言，不善与人相处，一个人小心翼翼的生活着。 女记者梁子的闯入，让他一潭死水的生活有了活力，在天天友善的拌嘴中，双方都感到对方很陌生，都觉得对方是个迷。梁子的任务就是要解开这个谜，而做为蒋先生则是五味杂陈，欲言又止。历史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让蒋先生对社会生活即恐惧又充满了戒心。 2002年，市政动迁，老房子必须拆除。律师和拆建组签了合同后，他连着两个晚上没睡着。但是他说他没有回想过去，只想好好吃一餐，最多想想后半辈子怎么过。搬家走的当天，他一边说天多好，一边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再见吧，我的房子。哦，也多余了，我走了。不会再见了，走吧！他不得不离开这栋他守护了一生也束缚了他一生的老房子。搬家前，他睡不着觉，在房子里乱踢杂物。临走时，他轻轻锁上大门，仿佛只是要出门去买东西。离开前，他说：“这该死的房子，我终于可以离开它了。”这一句，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复杂情感。 蒋先生在律师的帮助下，拿到了拆迁款和安家费。 他离开居住六十年的老宅 回头再看一眼 依依不舍地走出家门 最后一次关上大门 就像平时出门一样，细心地把门锁上。 再看一眼，他说不会再回来了。 四周已是瓦砾遍地，留下的只是记忆。 老宅见证了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十里洋场，记住了上海解放的历史关头，铭刻下文革时期的暴风骤雨，注视着改革巨变的新上海。老宅因此不再是没有生命的器物，它将历史变革、家族盛衰、人情冷暖、梦境与现实一古脑地交给蒋先生，让他去忍受，去承担。这一承担，是整整六十年。顽固的个人，沉淀的历史，跌宕的命运，汇合成一个故事。 2004年，蒋先生的老宅被拆了，2017年，蒋先生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有人说老克勒终究是要绝版的，他们是上世纪50年代前的残照，是品红酒、打高尔夫、开游艇的上海新贵们模仿不来的，因为那种“精致”与奢华无关，而在于举手投足间细节上的习惯。梁子住在他家，也享受了他烹饪的午饭以及晚饭后他煮的红茶。蒋先生喜欢每天默默地看着锦江饭店。小时候他们一家带着奶妈来吃饭，一桌不过40元。13岁以后，虽然家里有佣人，他也必须洗自己的衣服，打扫自己的房间，他说这都是母亲让他做的，看来习惯都是在少年养成。 不远处的新锦江大酒店 有人喜爱《房东蒋先生》里，蒋先生的精致讲究，喜欢他的老克勒的精神与情调；有人欣赏蒋先生淡然下的深情，和他嘟嘟囔囔的话语里，那些思想深处的理念和执着。蒋先生守了老宅六十年，拆迁前的最后一夜却踢着要丢弃的东西，一遍遍说着“要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了”。对一个拴住他六十年的老宅，他确实有很多难言之隐。 一个人，在这个空荡荡的大宅子里，那么多漫长的日夜，他到底想过什么？支持他这样生活的力量又是什么？平淡的生活在细水长流中，往往蕴含着难以忘却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就像每年盛开的，数不胜数的玉兰花一样，陪伴着他，耳语着他，带给他经久不衰的淡淡幽香和依恋。被独自留下的怨念，被赶出家门的苦难，熟悉而陌生的老宅，一个人生活的寂寞……蒋先生对这个老宅充满了爱和恨，所以他说“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我一走了就永远不回来了”、“人生的一张纸翻过去了，再不要翻回来了”……不经意地流露，让人觉得他是孤独的太久了。其实，蒋先生有很独立的个性，否则，谁能这样的生活。他有清晰的逻辑思维，很强的自律能力，也受过很不错的家庭教育，如果他很早就遇到梁子这样的女性，他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生活，遗憾的是他从没遇到这样的人。 老宅外的生活，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似乎迈出哪一步，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他止步不前，始终生活在一个回忆的世界里。他不结婚、没有亲友；只有简简单单的人际关系，几位老街坊。他喜欢使用各种工具，强调这是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甚至洗衣服他也不用手，而是用刷子慢慢的去刷，拿棍子去搅拌，让不了解他的人百思莫解。他做事不求速度，而是着重过程的细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从早上的刷牙，梳头开始。他小时经常去锦江饭店吃大餐，舞跳的也很不错。但眼前的生活，让他又必须很节省，快用完的牙膏总是像擀饺子皮一样，擀的干干净净。老宅就是他的工作单位或办公室，他自己就是这所老宅的老板，老宅里的一切用品和家俱都是他的兵，他每天想的，大部分都是过去的事情。梁子问他的朋友，他为什么不结婚？朋友们笑着也回答不出。问他自己，他就会说，如果结了婚，这个房子里就不属于他自己了，就会住进很多别的人，这是他不愿意的。他守着房子，守着房子里过去的时光，守着房子里独有一份的记忆，倔强而执拗的生活着。 每天早晨，蒋先生都要精细地打理他的头发。 抹上头油的头发一丝不乱，闪闪发亮。 他冲好的红茶，都要细心地放上一片柠檬。 每一片面包，都细心的放上一片片切的厚薄一致的黄油和午餐肉片，然后做成一个个三明治。 蒋先生教梁子如何手冲咖啡，说买咖啡机是很贵的，要四五千块钱。 洗衣不用手，用棍子，并自鸣得意地称为：有智慧的人都会使用工具。 他说用棍子洗毛巾非常白。 几十年，他养成了自成一统的生活理念。 蒋先生让梁子帮他把宅子前的玉兰花树拍照下来，他说这颗树的玉兰花至少能开五百多朵，多的时候一千不到，他数过。他还说，“玉兰花开的时候，叶子都没有，全是花。”花开时，绽放得恣意且纯粹，这是蒋先生最开心的时候。由于动迁，很多房子不在了，很多人走了，蒋先生也要走了，幸运的是，他与老宅的故事被梁子记录下来。 表面呆板木讷的蒋先生，其实是一个聪明的人，求知欲很强的人，但他又是一个脱离社会实践的人，他像一个背着沉重壳的蜗牛，别人很难去了解他，他也很难为别人所了解。街坊看到他的，就是每天打开铁门回到家，和锁上铁门出门去。梁子的到来，让他感到既新鲜又热烈，姑奶奶有空就讲她非洲的经历，西藏的高原和日常生活中的七七八八，这是蒋叔从没感觉到的，他发觉自己在梁子面前生活的苍白，他只能告诉粱子，窗外的玉兰花开了多少朵和自己生活的不幸。与人交往就是这样，有人会带来一块冰，有人会带来一团火。蒋叔是个寂寞的人，这团火的到来，让他重新认识了很多东西，他也在反思。梁子对自己的定位也很清楚，她是局外人，不是老宅命运的参与者，采访蒋叔才是她的目的。 房东蒋先生站在几乎已经被搬空的老宅面前，他游戏般地用脚踢了下留下来的那只不起眼的柜子，然后扔了一个瓶子，瓶子在周围满是废墟的地方炸开了，碎了一地。他最后看了一眼院子里即将开花的白玉兰，这是一株高大、漂亮的玉兰树，这棵树一直陪着他成长和生活。他带不走这棵玉兰树，就像历史一样，永远留存在蒋先生的记忆里。他走出老宅，回过头来再认真地看了一眼，就像确认一种留存的记忆，然后关上铁门，锁上锁，背着包，抽着烟，踩着废弃的砖石离开了。 离开的前一晚，梁子提前三天为庆祝他63岁的生日买来生日蛋糕，蒋先生说从来没有人给他送过蛋糕，他非常感谢梁子。 他慢慢的解开包装绳。 他吃的非常开心，像小孩一样。 蒋先生走了，离开他居住了六十年的家，他为自己的家族默默站了一辈子岗。最后，我替蒋先生的过去做了一个假设：改革开放大概在1980年，那时候蒋先生大约37岁左右，即使再推迟三年，也就40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如果出来工作，机会还是有的，做个夜校或者家庭英语老师应该没有问题，当年许国璋英语和英语900句可是热的很。出来工作了，就有机会成家，但是这个比较难，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毕竟蒋先生的性格在那里，如果能碰像郭家的四小姐郭婉莹，或者梁子这样善良大气的姑娘就好了。大家闺秀，见过世面又经过风风雨雨，对物质早已不看重了，这样的人最合适。但往往是向前看，路有千万条。其实走过以后，回头一看，路就只有一条，而且是一条必然要走的路，通俗点说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吧。我同意粱子的话，蒋叔的一生还是比较幸运的。老宅毕竟不是毁于天灾人祸，而是一直伴随着他，直到在城市改造的动迁中拆除。 图，锦江饭店。蒋先生常去的锦江饭店是怎样一座饭店呢？过去我以为是董竹君创建的，用蒋先生的话说：不是，是沙逊。锦江饭店是上海一家有名的花园式饭店，它的北楼旧时叫做华懋公寓，中楼则旧称峻岭公寓。较早在锦江这块地皮上发展的是德籍犹太人安诺德家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买下了北起今锦江饭店北楼，南到淮海路国泰电影院的一大片黄金地块。但不久生意大亏，只好把地块抵押给沙逊洋行。1926年华懋地产公司在这里先建2幢普通公寓。1928年再投资330万元建13层的华懋公寓，俗称“十三层楼”，也就是现在的锦江饭店北楼。新沙逊洋行随之又在南边不远建了一座更加宏伟的峻岭公寓楼，今称锦江饭店中楼（又称贵宾楼）。 上网查了一下资料，董竹君接手锦江饭店应该是在上海解放初期之时，是这样说的。～根据上海市委的指令，希望董竹君将锦江川菜馆和茶室合并起来，用原班人马成立锦江饭店，达到五星级酒店的条件后作为接待外宾的国宾级酒店。 董竹君当年创建的是锦江川菜馆和茶室。 图，锦江饭店内景离开就是永别，却不是再见，“说再见就是多余的。”搬家前的最后一个晚上，蒋先生就是这样对梁子说的。他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然后搬走了箱子、缝纫机、冰箱等物件，老宅子真的空空如也了。 图，西式蟹脚扶楼。对于蒋先生，不管是伤感还是幸福，这个老宅对于他，几乎构筑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记忆，而随着城市的发展，随着旧城的改造，他必须告别这个记忆，必须面对外面的世界，当蒋先生带着复杂的心情真正走出去的时候，将被拆迁的老宅，会成为他一生中永远的背影。 图，餐厅。这个记录片，感到也有一些遗憾之处。首先，画外音只用梁子一人就好了，这样更有故事性。其次，解放前的历史画面最好不用，脱离时空的穿插会干扰故事的主题。 图，锦江饭店空中视角如今疫情防控已经解除，如果去上海，我想去锦江饭店住住，去中餐厅安安静静的吃一顿饭，望着窗外的风景，也许能感受到蒋先生曾经的日子。 图，兰心大戏院。兰心大戏院，与花园饭店、锦江饭店、新锦江大酒家相毗邻，交通十分方便, 是中国最早的欧洲式剧场。上海的故事我已说了不少，有华东政法大学，有永安公司郭家四小姐，有电影明星萧英，有李鸿章在上海的金屋藏娇，还有徐家汇三个小博物馆，上海世博会，华亭宾馆，纸片楼，最丑的建筑天安千树，镜头里的上海人…魔都，一个有好多故事的城市。 图，国泰电影院。国泰电影院，紧邻锦江饭店，原名国泰大戏院（Cathay Theatre），建于1930年。它是外商筹资兴建的（一说由英籍广东人卢根投资兴建），由鸿达洋行设计，1931年竣工。已故表演艺术家秦怡在多年前曾这样描述她与国泰电影院的情愫：“如今回头想想，我的青春年华‘挂’在了国泰。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挂出了我的相片，还有许多我对国泰的钟情、留恋、电影事业的追求………”。上述两个地方，想必蒋先生一家曾经也没少来。和平宾馆面对着南京路，国际饭店面对着人民广场（过去的跑马场），而锦江饭店四周才是老上海的藏龙卧虎之地。（文章下载自网上，如有不妥，告知即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