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父亲

山鹰🐓

说起父亲，其实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都辛勤耕耘在土地上，用朴实勤劳的汗水春种秋收，默默无闻地坚守着生活的理念，为了养儿育女，为了家庭的安康，他们拼尽一生、无怨无悔，书写了一个个平凡小人物的生命传奇。
我们感恩父母，是他们赋予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大千世界，感受到人间浓浓的亲情。他们历尽生活的磨难，将儿女抚养成人，而自己却飘然远行，淡出了我们的视线，留下了无尽的思念。我们怀念父母，除了每年清明的叩头祭拜，用文字的缅怀，更是一种虔诚的祭奠，虽说只是只言片语、虽说有些词不达意，但虔诚之心天地可鉴。不管有没有人欣赏，无论篇幅的短长，那都是我们做儿女的点点衷肠，记住昨天、感恩父母，一份怀念永远在心中徜徉。

水涧村的记忆

　　在北京昌平西部的崇山峻岭中，曾坐落着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水涧村，这里群山环抱，绿林掩映，漫长的岁月里，犹如世外桃源般淡雅清幽、溪水潺潺。山村南面五里之外就是高崖口村，西面三里之处与溜石港村和鳌鱼村隔沟相望，整个村庄背靠山峰、端坐高台，抬头白云悠悠、侧耳百鸟争鸣。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从事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鸡犬相吠、炊烟渺渺，演绎着一幅浓浓的乡村图景。水涧村是一个不大的小山村，全村五、六十户人家，姓氏主要以马姓和郑姓为主，几百年间，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古老的村庄，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水青山中。
　　探寻水涧村前世过往，就要从溜石港村说起。话说在明朝初年，中国北方由于连年的战乱，造成人烟稀少、大片土地荒芜，为此明朝政府开始了人口大规模的迁徙。最著名的就是山西洪洞县的那次移民了。如今居住在溜石港村马姓人家的后代，就是由洪洞县大槐树下迁移而来的。当年被官府安置在溜石港村的十多户移民中，就有马氏先祖的马辅玉、马辅瑞兄弟二人。 溜石港村坐落于大山深处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站在这里远望，但见沟壑纵横、群峰环绕，白云飘飘、远山如黛，一幅壮美的山川风光。可是居住条件就比较艰苦了，地处深山交通不便，而且开垦出来的土地都是东一块西一条的，散落在各个沟谷山坡之中，再加上水源的缺乏，多少年间，完全是依靠老天爷的赏赐吃饭。由于这里地处山腰之处，山顶上常常有风化松动的石头滚落下来，特别是夏季的暴雨时节，洪水裹挟着山石顺势而下，发出了轰轰隆隆的巨响，不禁让居住在这了的人们忧心忡忡、心惊胆战，所以就传下了溜石港这个村庄名称了。
历经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当年只有十多户的溜石港村，人口逐渐增多，人多地少的矛盾逐渐显现，在清初年间，溜石港村就出现了人口外迁的情况，其中的马姓家族中，就有两户人家迁到了后山的黄土洼村，此后村中另几户马姓人家，也搬迁到了距离溜石港村三里地之外的水涧村。
水涧村背靠连绵的北西岭群峰之下，紧邻村庄的南面是一块高高隆起的平台，大概有三、四百亩的面积，属于村庄宽阔平坦的土地。在村庄北面二里地的山峡里，有一块碧玉镶嵌在峭岩耸立的峡谷中，这就是众人皆知的水涧湖。抬头仰望，一股清泉从山崖顶端的石缝里喷泄而出，形成了一个三十多米高的小瀑布，多少年的水流冲刷，在崖底就形成了百十平方米的深潭，溢满的湖水则沿着乱石翻滚的山间河沟顺流而下，涓涓的溪流直至五里地之外的高崖口。
水涧湖面积不大，看上去却有深不可测的感觉，呈现出一片幽蓝的湖面。这是一个充满神奇的景观，甭管是雨水充沛的年景、还是骄阳似火的旱季，湖水始终波澜不惊、不升不降，保持在同等的水量上。所以水涧湖被当地的百姓称作神湖，在湖边修建了龙王庙以示敬畏，每逢大旱的年头，附近几个村中的百姓就会齐聚湖边，在龙王庙前设摆香案、焚香祈祷，盼望天降甘露、解除旱情。老辈人讲：每当求雨过后的两三天，骄阳似火的天空马上就会阴云密布，一场期待的甘霖如约而至、缓解了旱情，让愁云满面人们欢呼雀跃，于是大家对湖中藏有神龙的事情深信不疑。每逢正月十五的晚上，村民们就会兴高采烈的聚集在湖边放河灯，那一盏盏摇曳的小灯花漂浮在湖面上，与天空中的一轮明月交相辉映，演绎着人间一幅期盼风调雨顺、平安和谐的灵动场景。
水涧湖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如果没有它的存在，也就没有了附近几个村庄的兴盛发展，几百年间，它就是溜石港、鳌鱼村和水涧村重要的饮用水源。在雨水充沛的年景，溜石港和鳌鱼两个村庄依靠山沟中的涓涓细流勉强维持生活日常用水，可遭遇干旱或者到了冬季的枯水期，饮水就遇到了困难，只好赶上毛驴驮上两只木桶，沿着山间小路到水涧湖去驮水了。你看吧：每天凌晨的蜿蜒山道上，驴驮往来，叮叮当当的驮铃声打破了雾气蒙蒙的寂静，吆喝声回响在山谷沟岔，人们聚集在湖边取水，热情的打声招呼，浓浓的亲情在这里轻盈环绕。这种盛况一直持续了几百年，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期以后，随着水涧村和鳌鱼村整体搬迁到了大兴县，水涧湖划入了工区的军用范围，水涧湖终于沉寂了下来。几年之后，有些怀念故土的人，特地从大兴县赶来，钻进铁丝网到水涧湖查看，发现曾给人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水涧湖早已消失不在，只留下一个深达几十米砂石裸露的深坑。有人说：没有了人们的供奉朝拜，耐不住寂寞的神龙也腾空而去另寻它处了。
水涧村因湖得名，历经近二百年的繁衍生息，由当初的七、八户人家，逐渐演变成五、六十多户的中等村庄，其中马姓家族就占了近多半的户数。父亲从小生长在这里，在水涧村整整生活了四十六年，直到一九五五年从这里搬迁，从此再未返回到故乡一次。这里有他父母熟悉的身影，有他孩提时欢乐的童年，有他生离死别痛苦的记忆，更有他发奋努力不断进取的励志人生。
父亲是一个性情耿直、面容严肃、不言苟笑之人，说话直来直去，从不会拐弯抹角，最后得到了一个倔老头的称谓。可是到了古稀之年，脾气渐渐的变得温和起来，晚上坐在炕头上，常常饶有兴致的与我们唠叨起他过去的往事，聊起他念念不忘的从前，一丝感慨萦绕在无限的回忆之中。

艰难岁月、苦涩童年

父亲生于一九零九年，至父亲这一代人出生，这是马姓人家从溜石港村搬迁到水涧村，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岁月。此时正值大清的末期，慈禧老佛爷掌管着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内忧外患的侵蚀，让这条千疮百孔的大船，面临着随时沉没的险境，国力的衰退、民不聊生的怒怨，正孕育着一场风雨欲来的朝代变迁。而世代居住在大山之中的百姓，则过着与世隔绝的农耕生活，交通的阻隔、信息的闭塞，让这里的人们依然尊崇着日出而坐、日落而息慢悠悠的生活，为生活的艰难辛勤劳作，终日忙碌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春种秋收，为养家糊口终其一生、自生自灭，几百年间循环着这样日复一日的日子。
自老祖宗从山西大槐树下落户到溜石港村，至父亲这一代人，已是马氏家族的第九代传人了，父亲的爷爷名叫马云起，膝下共有四个儿子：长子马万太、次子马万平、三子马万德、四子马万来。这老哥四个先后又养育了五个儿子，他们分别是：马万太的儿子马富恩、马万平的儿子马富厚、马万德的儿子马富顺、马万来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马富荣、二儿子马富财。
父亲的童年是贫穷和艰难的，在父亲出生后第二年，他的一个弟弟也来到了人间，又过了两年，又一个小妹妹也出生了，一家五口人终于凑齐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人口的兴盛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可对于贫穷的百姓人家，却让父母双亲倍感生活重负的压力。当时虽说家中有十亩土地，按说完全能够满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可是这十亩土地都是山坡地，地块狭小、高低不平，遇到干旱年景几乎颗粒无收，只好挖野菜、吃树叶，可谓槺菜半年粮。生活实在太艰难了，两位老人没有办法，只好狠心将十来岁的二儿子送到了十里外的瓦窑庙，出家当了和尚，也算是为他找到了一条活命的出路。谁知没过几年，这个儿子就染病身亡，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二位老人伤心不已。
家庭生活的艰难，也笼罩着父亲幼小的心灵。一次，父亲看到村里的小伙伴跨上书包到村中的私塾老师家去读书，倍感新奇的他也跟在后面乐颠颠的来到了学堂的门口，聆听着朗朗的读书声，让他幼小的心灵也翻涌起阵阵的兴奋，渴望着读书识字的梦想。没想到父亲的此举正好被妈妈碰见，一股怒气在老人的心头燃起：家里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你还想上学读书，真是异想天开啊。于是走过去一把揪住父亲的耳朵拽到了回来，到家后就是一顿屁板子的伺候，自此父亲终于泯灭了上学读书的念头，成为了文盲大军中的一员。
父亲曾经说过：我妈是个火爆的性格，脾气非常的大，心情稍有不顺，动不动就打我一顿，而我爸爸却是个脾气超好的一个人，性情温和、少言寡语，一心埋头干活，从不与我妈发火争吵，家中的事情都有我妈说了算。在妈妈的严厉管教下，父亲处处小心谨慎，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力所能及的分担家务，割柴打草、乖巧听话，一家人在艰难的日子中苦度时光。
从童年到少年，父亲一路走来，承担了太多的磨难。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爸妈的相继离世，对父亲来说，可谓是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由于生活的艰难和长期的劳作，父亲的老爸不幸病倒了，家庭的贫穷，使小病熬成了重病，终于在四十七岁那年撒手人寰，让这个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面对晴天霹雳，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妈妈也被击倒了，躺在炕上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看看病情日益沉重，父亲这天只好拉上毛驴到五公里外的王峪村去请先生。村中这位姓孔的老中医，算得上附近几个村很有名望的先生了，谁家有个病人都是由他瞧病抓药。父亲请老先生乘坐毛驴，自己拉着缰绳，沿着山间小路匆匆返回，刚到村口，就碰上了本家的二爷告诉他：你妈妈刚才已经走了。闻听此言，父亲呆呆的站在那里半天没有醒过神来，泪水瞬间潸然而下。
去年爸爸没了、如今年仅四十六岁妈妈也死了，父亲除了悲痛、还有对今后生活的一片迷茫。如今这个家庭只剩下了十八岁的父亲和十四岁的妹妹两个人了，自此兄妹俩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
　　面对爸妈的过早离世，父亲将无尽的思念深埋心里，每年的清明时节，都要到祖坟亲自祭奠。搬迁到西峰山后，从一九五六年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每年都是独自一人前往从不间断，要知道从西峰山到溜石港有二十多里，父亲乘坐公交车在高崖口村下车后，还要步行十多里地的山区公里才能到达位于溜石港村的祖坟。
　　一九八八年的清明，我跟随父亲第一次到溜石港村去上坟，那年父亲已近八十岁的高龄，他在高崖口村下了公交车，我骑着自行车在村口与他会合后，就一路徒步向十多里地外的溜石港村走去。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当时的场景依然恍如昨日。当我俩站在山坡上一大片坟头的马家祖坟前，只见父亲手指眼前的一个坟头说：“这就是我爸爸妈妈的坟”。按照一般的常理，应该对我说这是你爷爷奶奶的坟，而他一反常态的这句话，不禁让我感到非常惊奇。而正是这直白的一句话，包含着父亲对自己爸妈的无限深情和怀念之意。随后他就坐在坟前久久的凝望，陷入了一阵的沉思，也许一幕幕的往事此时正在他的心头回放，翻涌着爸爸妈妈的音容笑貌。 迷恋耍钱、败光家产

耍钱：这是流传在当地农村对赌博的另一种口语，解放前在贫穷的山村这是一种常态的民间娱乐活动，殊不知，有多少人沉迷于此，输光家产、家破人亡，而父亲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一个家庭的兴衰，冥冥之中都有一些怪异的情况预先提醒，就说父亲吧，在他妈妈停灵的三天里，突然有一天两只黑狗窜进了院里，在棺材的下面撕咬打架，任凭大家怎样驱赶，这两个东西就是不走，最后只好用棍子才把它们赶跑。在农村的丧葬习俗里，猫狗闯进灵堂可是一个禁忌的事情，守灵人看到它们出现后要马上赶走。而眼前出现的情况让大家不禁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这也许就是家庭出现霉运的预兆吧。果不其然，仅仅一年多后，沉迷赌博的父亲就将祖传的房屋和土地输的个一干二净。
失去了爸爸妈妈的约束，正值成人年龄的父亲可谓一片迷茫，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意横行，除了日常的种地劳动和照顾未成年的妹妹外，渐渐的沉迷赌博的游戏活动，用来打发心中的苦闷彷徨。要说父亲确实具备打麻将的天份，只有十岁左右的年纪时，就对麻将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扒在大人们打牌的桌前看的如醉如痴。这个情况终于引起了一位伯乐的关注，这个人就是马万尊，属于父亲本族的一个叔叔，这是一个老光棍，闲来无事，就与兴趣相投的一些人打打麻将，输赢是小，主要是打发无聊的时间。他发现父亲有这个天赋后就来了兴致，悉心培养，从识数认牌开始，再传受基本的打牌技巧，父亲慢慢的也就沉迷其中。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有高人的指点，再加上父亲的聪慧的头脑，果然把打麻将的技艺发挥到了极致。由开始的小打小闹，到最后赌注的不断加大，转眼间输赢不断轮换，慢慢的父亲在村里和附近的几个村庄的赌徒群体里小有名气，人们常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终于有一天，父亲被这伙人合伙算计，家里的三间土房和十余亩坡地一下子输光了，这回可是彻底的爪干毛净了，转眼间就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什么是无产者，父亲此时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是后悔还是埋怨，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而眼前最让人揪心的就是眼前这个与他相依为命十六岁的妹妹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嫁出去，有一个让他放心的归宿。于是发动大家四处打探，终于在西峰山村发现了目标，这就是村子里的薛家，此人名叫薛青山，朴实厚道，父亲看了也满意，双方一拍即合，就开始筹办结婚的事宜。在族里大家的帮助下，妹妹的婚事圆满完成，总算了却了父亲的一桩心事。
面对房屋一间、地无一陇的父亲，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终于有人伸出援手，这就是家住高崖口村的舅舅，舅舅家姓张，有一儿一女，此时闺女已经出嫁，儿子在南口镇开了个小买卖长期不在家，家中只有二老守家种地，圈养着二、三十头山羊。看到外甥的处境，顿生恻隐之心，就将父亲招呼到了家里，管吃管住，放养羊群，并兼顾春种秋收，生活中也算有了一个帮手，年底时再给父亲一些工钱，可谓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在高崖口村父亲度过了近十年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放养为主，慢慢的十年中，父亲从青春的岁月渐渐迎来了而立之年，面对一事无成的自己，也在思索着人生的未来，确定着今后奋斗的方向。
俗话说：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经过倾家荡产的教训，父亲下定决心金盆洗手，与赌博彻底绝缘。多少年后，当我们家里人围坐一起打扑克的时候，他总是不放心的巡查一遍，并当场警示：不许玩带钱的呀。可见当年赌博的伤害在父亲心中留存的阴影有多强大。
父亲曾暗暗发誓，今生再不触碰麻将，可是在某些时候又是身不由己。回到水涧村后，由于没有居住的房屋，与母亲结婚后，只好借住在本族兄弟马富忠家中的两间西屋里。话说这个马富忠也有打麻将赌博的嗜好，父亲曾几次现身说法挑明利害，可他对赌博的沉迷仍是无法自拔。终于有一天深受其害才幡然醒悟。
话说这天晚上，又有邻村耍钱的高手前来约赌，马富忠如约而至，殊不知，这回几个人早已做好了圈套，准备大赚他一把，这次马富忠在劫难逃，在牌桌上输掉了家中仅有的六亩地。早晨回到家里时，只见他两眼通红，见到父亲不禁放声大哭：大哥，我可没法活了，他们合伙算计我，家里的地都被他们赢了过去，过两天就要来收地契啊。此情此景，不尽让父亲摇头感叹，早就发誓不在赌博额他，面对兄弟的落难怎能袖手旁观呢，再为难也要为他出这口气吧，于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道：甭着急，你今天把他们约过来，我去把你输掉的土地再赢回来。父亲的话可不是在吹牛，在附近三村五里也是小有名气，算得上是赌博的高手。听到父亲的话，马富忠的心中才稍感安定。经过一夜的鏖战，父亲终于把他输掉的土地如数赢回，此情此举，不禁让马富忠感激涕零，发誓再不赌博了。其实这几个赌徒父亲都熟悉，十年前早就与他们常打交道，对他们的诡计套路早已是心知肚明，战胜他们已然胸有成竹。父亲说过：他们打牌时为了算计对方，经常挤眉弄眼的小动作不断，最隐秘的方式就是用脚夹住牌，在桌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的传递给对方，当然了这套鬼把戏最终逃不过父亲的火眼金睛，只能是认赌服输、甘拜下风。
　　要说上天也会捉弄人，当年父亲打麻将是何等的精明，而作为他的儿子，却蠢笨如牛，连打扑克都不会，更甭说上桌打麻将了，甚至都不认识麻将牌的点数和称谓，所以古人言：十个心眼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父亲在打牌方面太出众了，才造就了我在这方面先天性的缺陷。
　　父亲是一个胸襟大度之人，勇于担当，从不为过去的往事耿耿于怀。就说把他带入赌博泥潭的领路人马万尊吧，虽说因为赌博家道败落，但从不怨天怨地，十多年后，这位老人因病去世，因为是老光棍子无人办理后事，这时候父亲主动上前，为老人购买了棺材，办理了丧事，让大家不禁对父亲赞赏有加、刮目相看。 父母的婚姻、封建礼制下无奈选择

说起父母的婚姻，母亲总有一种耿耿于怀的苦衷，直至暮年说起此事，也是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作为儿女只好一笑而过，好言抚慰让母亲高兴。
　　母亲一九二一年出生在鳌鱼村，这是一个不大的小山村，全村有二十多户人家，它紧邻溜石港村东侧，一条曲折蜿蜒的山间小路成为连接两个村庄的纽带，只消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峰回路转眼前就出现鳌鱼村的身影。这个小村庄在一九五六年修建国防工程时，被纳入了工区的范围，除部分村民就地迁到溜石港村外，大部分则搬迁到了大兴县的新建村。
　　从2000年以后，由于紧邻鳌鱼村边的一条山涧小溪干旱断流，发生饮水困难，驻守这里的几名解放军战士就撤回了营房，自此这里又划归了溜石港村的管辖范围。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决定前去一探，毕竟那是母亲的故乡。我漫步在残垣断壁间、眺望郁郁葱葱几百年的老槐树，还有威严耸立的石砌门楼通道，一份苍凉涌上心头，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人来人往的场景，看见童年母亲在大街上奔跑的身形。 漫步鳌鱼古村

残垣断壁静无声，脚步穿行隔时空，
欢声笑语昨日景，悠悠思绪任纵横。 母亲姓郑，这也是小小鳌鱼村里的一户大姓。母亲在家中行二，上面有一个哥哥，虽说山里贫困，但几亩薄田还能够勉强糊口度日，五、六年后，伴随着小妹妹的出生，家里吃饭的困难日益显现。二位老人看到这个情况，就决定将母亲送给人家抚养，就是旧社会常见的童养媳，因为女孩子早晚都得嫁人吗。经过熟人的牵线搭桥，就选择了水涧村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主人叫马万泰，膝下两儿一女，大儿子马富恩已经成家，二儿子小名叫福子，年龄与母亲相，母亲来到马家后，就准备长大后与这个福子结婚，自此母亲就开始了童养媳的生活。母亲说：这个福子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的一表人才。让母亲深感欣慰。母亲的朴实勤快也深得马家人的喜欢。不知不觉几年的时间过去，母亲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这让两家欢喜不已，开始着手准备两个人的结婚事宜。
时间到了一九三七年，正值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再加上各路土匪抢掠骚扰，让贫苦百姓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话说在流村地区的白羊城，就盘踞一股土匪武装黑马队，土匪头子是一位自称唐三爷的东北人，手下有土匪近百人，全部乘骑清一色的黑马，故被百姓称之为黑马队。他们外出抢掠时快马如风，搅扰起满天的灰尘，四处骚扰贻害百姓。这一天，黑马队窜进了水涧村催款抢粮，将山村折腾的鸡飞狗跳、一片狼藉，临走时又裹挟走了村中好几个年轻人，其中就有马万泰家的二儿子福子。
此时母亲已经十七岁，正待准备结婚成家之际，未婚夫却被抓走了，家人们四处打听、始终不见任何踪影。一年后仍是渺无音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下全家人彻底绝望了。据说，裹挟而去的福子，被迫当了土匪，在严密的监控下只得到处流窜，由于黑马队作恶多端、危害百姓，曾被八路军在白羊城、桃洼和马刨泉村进行过几次包围打击，估计这个福子在几次战斗中被八路军击毙，在此从人间蒸发。
这下可坑苦了母亲，结婚的希望就此破灭，除了痛苦只留下彷徨。家中出现了如此大的变故，这让老爷子马万泰忧心忡忡，小儿子没了已成事实无法改变，可眼下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这个未婚的儿媳妇怎么办，没有梧桐树，留不住金凤凰，女孩子早晚要从这个家里飞走的。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养育了五、六年的童养媳就这样飞走了，老爷子心有不甘，自己家留不住，也应该留在马氏家族中，思来想去，就把目光聚焦在父亲马富顺的身上。
这时候的父亲已经三十岁，仍是孑然一身无牵无挂，虽说没有任何田地房产，但也是马家的后人啊。父亲听到此事，自然万分欣喜，豪不犹豫的应允下来。没想到母亲对这件事则坚决不同意，一是嫌弃父亲的年龄太大了，两人相差十二岁，二是家里贫穷没房没地，结婚后住在那里呀，还有一点相貌与先前的福子相比，容貌反差太大。
关于相貌问题，在此闲插一句，年轻时候的父亲长得怎么样没见过，我的印象中已是他五十多岁后的记忆，因为父亲五十岁那年才有了我，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只感觉他的严厉，至于丑俊与大众相比并未有什么不同的特别，直到我结婚后，媳妇说老爸长得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日本鬼子队长松井，我这才仔细看看，果然有一点酷似，而她称赞母亲则是象宋美龄一样端庄大气。两相对照，确实看出了差别。
　　对于当年母亲的抗争，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不同意好办，家族的长辈、兄长轮番上阵亲自进行思想工作的转化规劝。母亲说：这些人连着好几天，这个走了，那个又来了，说什么年龄大知道心疼人；他没有父母，进门就当家，不用受公公婆婆的气等，最后连母亲的爸爸妈妈都被请了过来予以动员。母亲讲：那些说客当中有不少人都是你爸爸托出来的人。实在没有办法，母亲只好违心的遵命答应，心里的憋屈与难过只有自己知道。我出于好奇曾问过母亲：既然您不同意，为什么还是与他结婚了。母亲说：你爸爸光棍一人，来无影去无踪的，怕家里受到他的祸害。母亲的话不禁让我哑然一笑，心里说：父亲可是一个人品正直、心胸大度之人，绝不会做出这样霸道事情的，这点我还是深信不疑。
　　母亲同意了，婚事说办就办，没有房子，就暂借族里兄弟马富忠的两间西屋里。父亲成家后也是勤勤恳恳、不辞辛苦的支撑起这个家，从收购山里的瓤子（杏核、核桃）进北京贩运开始，到肩挑花布五里乡村的售卖，用自己的实力和担当，先后购买了十多亩的土地，盖起了三间新瓦房，为家庭支撑起一片遮风挡雨的大伞。 （母亲一九六八年留影） 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一起携手走过了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一生养育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九九年一月一日，父亲以九十岁的高龄辞别了人世，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七日，母亲在八十岁的时候也离开了我们，一段姻缘的故事落下了帷幕，而他们续集的篇章正有我们来填写，生生不息、繁茂枝叶。 自强不息、踔厉前行

成家立业后，父亲顿感身上的责任与压力，如何改变眼前一穷二白的状况，是他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这一点，父亲好像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高崖口村放羊时，父亲整天在河滩、山坡上转悠，那漫山遍野的山杏、核桃树，一年四季都陪伴在左右，那是山区的特产，更是百姓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每当这些山货成熟时节，就看见一些商贩上门收购，但在丰收的年景，许多百姓还是为销售渠道的梗塞而发愁。
看到这个情景，父亲不禁突发奇想：如果以后我专门收购这些山货，再贩运到京城进行销售，不但方便了山里的乡亲，还能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买卖。父亲是这样想的，同时也在这方面悄悄的进行准备。买卖能否做好，首先就是有一个好的搭档，父亲马上就想到一个人，这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马全志，这个人头脑灵活、能说会道，而且朴实善良。父亲将想法跟他一说，当即两个人一拍即合。至于运输问题更不在话下，谁家没有个一、二头毛驴，到时候临时租用就可以了。
到了这些山货成熟的季节，父亲他们就开始忙碌起来，赶上毛驴起早贪黑的到各村收购，等到积攒了一定的数量，就开始向北京贩运，凌晨四点钟就起来，给毛驴饮水喂料，在朦胧的天光中，七、八头载着山货的驴驮队行进在蜿蜒的山路上向北京进发，在中午时分按时赶到德胜门果子市，在熙熙攘攘的市场里，批发给那些零售商户，随便吃几口饭，就要赶紧往回赶，力争在晚饭前回到家里。
收购贩运山货，这个小买卖被父亲做的风生水起，几年的时间，随着收入的增加，家里先后添置了三头毛驴，又购买了几亩地，家庭生活逐渐步入了正常的轨道。而收购山货的范围也在由近及远的延伸，甚至到了口外怀来的地界。眼界的开阔、朋友也逐渐增多，小买卖也是越来越顺畅。
话说在京城北面的崇山峻岭中，一条古道蜿蜒曲折，千百年间那也曾是扼守京城的重要屏障，沿途关隘壁垒、众志成城，从北面长城据虎关下的坊口说起，横岭城、镇边城、白羊城等，扼守着险关要道，成为了阻挡敌军进犯的层层堡垒，护卫着京城北大门的安全。到清朝时实行了各民族的融合政策，这些昔日的险关古道才成为相互往来、贸易交往的通道。
长城脚下的坊口村，就位于商旅通达的古道边，只有五、六十户的小山村，买卖商铺却很繁荣，仅供商旅驮队休息住宿的旅店就有三家，其中一户名叫宋巨潮开办的旅店店面最大，生意最为红火。这个宋巨潮五十来岁，头脑灵光、办事圆滑老练，虽说脾气耿直，但也是重情重义之人，他在口外的榆林堡有一家粮油店，在北京的城里还开办了一个杂货铺。当年父亲贩运山货往返长城内外，就经常住宿他的旅店中，一来二往两个人就熟悉起来，彼此朴实真诚、言而有信的性格，慢慢的就成为了无话不说的老朋友。
宋巨潮不但经营着几家店铺，同时也与父亲一样经营着山货的贩运，这个买卖主要由他的儿子宋志岳承担，宋志岳当时只有二十多岁，每隔十天半月就远走京城一趟，那年月路上很不安全，常常遇到土匪歹人的拦路敲诈，为此宋巨潮就让儿子与父亲的驮队搭帮结伙，奔波在山里到北京运输途中。
一次宋巨潮与父亲聊天时就问道：“兄弟，你常年贩运这么辛苦，就不想干点其它的小买卖”“我大字不识几个，还能干什么呀”父亲连忙回答，宋巨潮就建议“我有朋友在北京开办着绸缎庄，你要觉着成的话，我就去给你联系一下，取回点粗布花布的，就近在周围的村子零售，也能赚些钱”，看到老朋友真诚的态度，父亲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出路，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手里哪有那么多钱啊，把钱都压在匹布上，别的就甭干了”闻听此言，宋巨潮笑着说道“这个你放心，你可以先把布赊回来，等买完了布，连本带利再一并还回去就成”，父亲赶紧说道“那可不行，如果我赔了本，不但对不起人家，就更对不起你了”，只见宋巨潮哈哈大笑说道“就冲你刚才这句话，你这个朋友我交对了，过几天咱俩就到北京去一趟，把这个事办一下就得了”。
　　这个绸缎庄位于北京哈达门（崇文门）内大街，商铺林立的街道上，人来人往，一派热闹繁华的场景，绸缎庄是山西人开办的，由于是老熟人的联系担保，一切事项办理的非常顺利，在缴纳了一些押金后，布匹就装上驴驮运回了老家。自此父亲又有了新的营生，把布匹运回来后，就肩挑布挑走街串巷的干起卖布的货郎生意，在附近的溜石港、鳌鱼、小水峪、王峪，高崖口、瓦窑等村子，常常出现父亲的身影，手中拨浪鼓的声响，成为了当地妇女和孩子熟悉的一声召唤。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老百姓做点小买卖着实不易，总是提心吊胆的担心路上的劫匪与歹人的算计，父亲卖完了布要把钱款给布店送回去，揣在身上觉得不安全，就将纸币藏在鞋垫下，不曾想长途的步行，加上汗液的浸染，竟将纸币磨损得模糊不清。父亲心想：这下完了，这磨坏的钱人家肯定不收了，没想到店主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再加上父亲良好的信誉，到安慰起父亲来：没关系，我们到钱庄兑换一下就成了。这才让父亲放下心来。 有一次，父亲赶着两头驮着布匹的毛驴从北京回来，穿过高崖口村，已是暮色朦胧，山沟里两旁的玉米地里黑压压一片寂静，父亲赶紧加快脚步前行，忽然一个人影闪出庄稼地，同时传来一声低压压的吼声：站住，这声音把父亲下了一大跳，透过夜暗，只见对方一块黑布遮脸，手中拿着一把自制的撅头手枪，虽说看不清对方的面容，但从声音里已猜出是村里的郑进红，同时他认出了父亲：是您啊，走吧。既然是同村的乡亲，他只好挥手放行。虽说这样，父亲还是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币递到了他的手中，俗话说贼不走空吗，更何况对方是一个劫道之人呢。
这个郑进红也是水涧村人，二十多岁的年轻，却不务正业，偷鸡摸狗、最后竟然偷偷的干上了劫道的营生，村里人都知道他的德行，躲得远远的不敢招惹他。一九五一年解放后，他就成了人民政府处置的对象，当两名公安干警给他带上手铐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当走到村子南边那道近三十米深的大土坎时，趁押解人员没注意，就一头扎了下去，当即绝气身亡，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宋巨潮，这个父亲每每提起来都十分赞赏的人，其最终结果也让父亲唏嘘感叹。由于宋家在村里是个大户，历次的政治运动都让他提心吊胆，话说到了一九四八年，伴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土改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看到土改时血腥的斗争场面，宋巨潮不禁心惊胆颤，家人们纷纷劝他出去躲一阵，去哪里呢，这才想起父亲这个老朋友，不认识路没关系，骑上那匹经常往来父亲家里的那头骡子，就直接把他送了过来。看到老朋友的到来，父亲非常高兴，赶紧好好招待一番，本想在这里躲避一阵，可昌平西山地区也是国共军队往来争夺的拉锯战，这让宋巨潮还是感到不安，住了两天后就辞别父亲，骑上那头骡子去了北京城，这一去也就成了两位老朋友的最后一面。他在北京的那个杂货铺成为了新的落脚点，公私合营后，他就举家搬迁到了城里，过上了安静的生活，谁知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到处都是批斗的呐喊。宋巨潮觉得城里不安全了，又举家搬回了坊口村，这下可好，当年的地主老财不请自来，正好成为了批斗的靶子，大会批、小会斗，可怜七十多岁的老人被打的遍体鳞伤，最后不治身亡，含冤走完了人生的道路。
　　经过父亲多年的不懈打拼，终于为家庭递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让全家人不在为衣食担忧，也让众人对他刮目相看。从一无所有，到挣下了十多亩的土地，添置了三、四头牲畜，就那个枣园子，一年也收获七、八百斤的干枣。一下子跃居了中农的水平。
生逢战乱、世道艰难

父亲在一九零九年出生在水涧村，虽说这是一个地处崇山峻岭的偏僻小山村，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依然目睹了几次残酷的战场硝烟，在父亲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六年六月，奉系军阀联合向据守南口的国民军发起了攻击，史称南口直奉大战，鏖战两个月，奉军始终未能攻克南口正面的防线，于是在八月份分兵一部绕至高崖口、马刨泉一线，准备迂回包抄南口的国民军。
那天一眼望不到头的奉军带着机枪大炮，从高崖口沟向山顶进发。那年父亲还是一个少年，与一帮不知危险的孩子，竟站在高高台地上，兴奋的欣赏着远处的热闹。那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见识到身穿黄色军衣、头戴大盖帽的军队，看见炮口中射出的炮弹。多少年后，父亲说起那天的情形，依然兴致勃勃的感叹：那家伙，飞出炮口的炮弹，嘎嘎嘎就象山里的野鸡的叫声，炮弹越过山梁，就听见山那边传来轰隆轰隆的爆炸声音。说到这些，父亲的神情还象孩子般的兴奋新奇。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没想到十年后，当年的场景又一次被复原，可这次却是血雨腥风，让当地百姓深受其害。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守防南口的国民党汤恩伯部第十三军，与侵华的日本军队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中国军队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气概，给了日本军队当头一棒，激战了十多天，竟然没有撼动坚固的南口防线，于是日本军队分兵一部绕道高崖口、溜石港一线，准备从镇边城、横岭方向攻击国军的后方指挥部怀来城，以此逼迫守卫南口的中国军队撤退。在这次迂回作战中，日本军队在溜石港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七人被杀害、四百余间房屋被烧毁。
日本军队为什么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如此的疯狂屠戮，原来是宿营村外的日军在黑夜里被人偷走了几支步枪，他们怀疑是不远处的溜石港村民所为，就进村找枪，枪没找到就兽性大发，残忍地杀害老百姓、烧毁房屋，制造了著名的西山惨案。
这几只步枪到底是什么人偷走的，一直众说纷纭，有一次我问父亲，只见他毫不迟疑的答道：是赵同他们偷的。这才让我如梦方醒。
　　赵同是东北辽宁人，大学生，曾在东北组织铁血少年军并担任司令，与日本军队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东北沦陷后流落到关内，落脚在昌平的白羊城村后，就与几个东北来的老乡四处联络购买枪支，准备东山再起筹建武装。就在这天夜里，他们利用夜色的掩护，悄悄的偷走了日本人的几支步枪，恼羞成怒的日本人无处发泄，这才杀人放火制造了这次惨剧。
　　日本军队在这次进攻中，随意抓捕老百姓为他们指路带路，父亲的一位同村伙伴，小名叫金子的人，正在田地里干活，就被日本人抓去带路。那时候高崖口到老峪沟还没有修建公路，只有一条蜿蜒的山间小路飘过北西岭，在日本人刺刀的监视下，金子只好乖乖的走在前面，心惊胆战的沿着小路而行，到了长峪城村，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忽见对面的小山包上哒哒哒的打过来一排机枪子弹，不用说那就是国军守卫的阵地了。只见日军端着刺刀就地蹲下，监视着对面的情况。跟随在金子身边的是日军的一个小队长，只见他挥舞着手枪，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才转头对金子说道：你的，死啦死啦的不行，我们死啦死啦的没关系。随后只见他挥了一下手臂，发出了进攻的信号，身后的日军端着步枪，呼啦一下子就冲了上去，双方爆豆般的枪声立即响彻夜空。那场景着实金子目瞪口呆、心里发抖。等到第二天他一大早回到水涧村时，就发现不远处的溜石港村浓烟滚滚、一幕人间惨剧正在发生。 发生在昌平西部山区的中日军队的大决战，可谓空前惨烈，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本军队竟残忍的使用熏炮（毒气弹）对守军进行攻击，造成了中国军队的巨大伤亡。父亲说：战斗刚刚结束的第二天，他就与村里的几个年轻伙伴一起，步行十多公里，到战斗最激烈的长城线上溜达一圈，就是想捡拾些洋落。在山顶上的战壕里，他们看都了令人惊叹的一幕，许多中国士兵仍趴在战壕中，手握钢枪依然保持着射击的战斗姿势，其实这些人已经牺牲，不用说他们都是受到了日军熏炮的攻击所造成的伤亡，看着这些年轻的士兵就这样死去了，不禁让他们深深地敬佩与惋惜。
在激战过后的战场上，父亲他们也看到了日本鬼子的尸体，只见一个死去的鬼子趴在弹坑中，马全有对他脚上的皮鞋产生了兴趣，就伸手扒下来，谁知这蜷缩着的大腿一下子伸直产生弹性，把马全有给踹坐了地上，这让他很是气恼：一个死人竟然还敢踹我。这情景引来大家的一阵嘲笑。他们在战场上，捡拾到几个日本的香瓜手榴弹，拔下插销，就扔向前面的山沟里，轰隆轰隆爆炸声，让他们行程充满了刺激的兴奋。
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广大山区，到处是一派萧杀的场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扑灭民众的抗日烈火，日本人在溜石港村、马刨泉村、禾子涧村先后修建了碉堡，对占领区进行严格的管控，同时为了达到战略进攻的目的、掠夺山区矿产资源的需要，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到一九三九年的一年多时间里，日本人开始修建高崖口至马刨泉的山区公路，对沿线各村强行拉丁派夫，面对日本人横行霸道，贫穷的老百姓只能忍气吞声。那段时间，父亲与各村的乡亲一起到山上修公路，自带工具、自拿干粮，风雨无阻，饱受日本人的压迫与欺凌。有一次，父亲实在饿的受不了，就偷偷的溜进旁边的玉米地，掰下一个青玉米，狼吞虎咽的啃了起来，没想到被日本的监工发现，上前就给了父亲一个耳刮子后，吼叫道：八嘎，这个的不许吃，吃坏了肚子干活的不成。原来他是怕父亲吃了拉稀耽误干活，真不是东西。
父亲说在他们修路的时候，有几个日本人在工地上架上一台机器转来转去，也不敢围观打听，直到公路快完工的一天晚上，日本人把大家聚集在一块空地上，竖起两根杆子挂上一大块白布，说是要给大伙放电影，电影是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等到电影开演后才发现，电影里面那些身披麻袋片、头戴破草帽干活的人竟然是自己，不禁觉得稀罕神奇，也算开阔了一次眼界，知道了什么叫电影。
在日本人占领的岁月里，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要求各村建立保甲制，每村设立一名村长为他们支应服务，可是老百姓对日本人非常恐惧，唯恐避之不及，谁还敢出面当这个村长。一计不成，日本人又想出一条毒计，按照各村家庭土地的多少，依次排序，每人轮流当两个月的村长。
终于有一天轮到了父亲当值，一天夜里，赵同带领着国民游击队突然来到水涧村，让村里给队伍准备二百斤的小米面，要赶快研磨好，过一会还要出发。父亲不敢怠慢，赶紧吩咐村公所的人员立即到各家征收，然后用石碾子磨好。赵同的这支游击队刚刚成立不久，只有百余人，大部分成员还都是老百姓的装扮。只有赵同和身边的几个亲兵穿着军装，威风凛凛的跨着盒子枪。两个小时后，磨制好的小米面送到了村公所，赵同见状非常满意，跟父亲打了声招呼，就带着队伍出发了，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
　　那年月当个村长可不是好差事，一会日本人来了，一会八路军到了，还要跟土匪打交道，处处都要点头哈腰的小心伺候，催粮要款、支应公差，哪方面照顾不到都是呵斥责骂，一天到晚的提心吊胆。巴不得赶紧到期卸任。可是父亲不成，当轮到叔辈的哥哥马富恩当差了，他是左右的为难，只好求助父亲：兄弟，这差事我实在干不了，你替我支应两个月得了。父亲是个豪爽仗义的性格，既然哥哥发话了，那没得说，就慷慨的答应下来，哥哥的差事顶替了，还有弟弟呢，这样下来一干就是半年多。
　　一天傍晚，值更的郑进海忽然跑来，告诉父亲：溜石港炮楼的王翻译官带着两个卫兵来了，正在村公所等着你呢。父亲不敢怠慢，披上衣服赶紧过去。看见王翻译官后，赶紧吩咐人拿酒炒菜予以招待，这个王翻译官今天明显心里不痛快，果然喝酒之中就发起了牢骚：你们村的郑进兴真不识抬举，连我的面子都不给，我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父亲听后不禁一惊，忙询问其中缘由，原来王翻译官看上了郑家的姑娘，就托人前去送礼提亲，没想到被郑进兴给挡了出来，还把姑娘锁在家里不让出门。看到这个情况，不禁让王翻译官恼羞成怒，非要好好惩办他一下，出出心中恶气。父亲了解了情况后连忙进行解劝：这个郑进兴老实巴交的不懂事，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你要为这点小事情报复他，让大家看见会觉得你小肚鸡肠，对你的影响也不好啊，这样吧给我个薄面，这件事情过去就得了。王翻译官想想也对，就指着父亲说道：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饶了这个老东西。喝完酒后，父亲又陪他打了一阵麻将，看看夜色已深，这个王翻译官才起身告辞回炮楼去了。 这件事情父亲对谁都没有提起过，慢慢的也就忘在脑后，谁知过了半个多月，郑进兴忽然登门拜访说起了这件事，对父亲的帮忙表示了感谢。父亲当时还很纳闷：“我在外面没说过这个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是郑进海告诉我的”。一句话解开了谜团，父亲这才想起那天郑进海在村公所值班，他在门外将屋内的对话听了一清二楚。
原来郑进兴对王翻译官前来提亲的事给予了坚决的反对，事后想想也不禁有些担心，毕竟王翻译官依仗日本人撑腰，有枪有人，给我找点麻烦，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多少天过去了，什么动静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直到有一天郑进海跟他提起了这件事，郑进兴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又来了，战争依然在延续，国共两党为争得最后的胜利，都在加大充实各自的武装力量。一九四七年初秋，昌宛县通知辖区各村的村长带两个年轻人到狼儿峪村开会，会议结束后，前来参会的党员和那些年轻人就没有让回去，而是当场宣布让这些人参加昌宛县游击队，大家一听不禁一阵的吵嚷，一些人非要回家不可。主持会议的武委会主任赵德旺一看这还了得，掏出手枪，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谁要是擅自逃跑别说我跟他不客气。一下子镇住了会场。于是这些人只好乖乖就范。自此父亲和这些人就加入了县大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游击队员。
昌宛县三区武委会主任赵德旺就是这支游击队的负责人，他是南口桃洼人，瘦高的个子，跨着一直驳壳枪，人显得精干威武。这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从抗日战争的烽烟中一路走来，拼杀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担负着保卫县政府和打击敌人的任务。
父亲参加游击队后，才知道敌后游击战的艰苦，一条老套筒的步枪，每人三、四发子弹，两颗手榴弹，整天奔波在崇山峻岭中，转战在长城内外，只有在夜晚的时候，才悄悄的进入一个小山村休息一宿。
有一天夜里，他们宿营在禾子涧村，刚睡着不久，就听见村外“啪”的传来一声枪响，大家一个机灵，以为是敌人前来偷袭，穿上鞋拿着枪就往后山跑，保卫县政府的任务早就忘得一干二净，赵德旺挥舞着手枪拦都拦不住，气得他不禁破口大骂。父亲说：跑在他前面的马全有，就像兔子一样跑的飞快，身上的衣服都被柴火撕扯的一条一柳，事后被大家好一阵嘲笑。到山上后一听，又没有了动静，赵德旺就派人前去探听情况，原来是哨兵不小心走了火，虚惊一场，为此赵德旺给大家开了会，挨个训斥了一顿。
那时候，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而是大乡队和地主的还乡团，他们大部分是本地人，对村情地貌熟悉，村中一般还有他们的内应，他们为消灭县政府和游击队，经常搞夜间偷袭，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懈怠。所以每到一个村子后，马上派出岗哨封锁村庄，夜里的时候还要在进村的路口埋上地雷以防敌人偷袭。
这一天晚上，游击队住宿长峪城村，一夜的平静让大家睡了个好觉，天色微明，刚刚起床的人们，就听见村外传来一声爆炸声，让大家是一阵的紧张，生怕敌人来偷袭，做好了战斗准备后，赵德旺就派人前去侦查。一会的功夫，侦查员回来报告说：村外没有敌情，只看见路边被地雷炸死的一头毛驴和一个满身鲜血的老乡躺在那里，大家七手八脚的将老乡抬了回来，一看有人认识，他就是村里的麻有子，虽然满身鲜血但人还活着，只是躺在地上只哼哼，仔细检查一遍，发现他除脖子上垂挂的拳头大小肉瘤子不见了外，其他地方安然无恙，那满身的血污都是肉瘤子里的鲜血，这才让众人放下心来。
　　这是一次意外事故，原来负责埋雷的那个人，起床后忘记了昨晚埋雷的事情，没有提前把地雷起回来，这才让起早外出的老乡误踩了地雷。后来父亲又看见了麻有子聊起了这件事，笑着说他因祸得福，麻有子倒也不避讳，摸着脖子上的伤疤笑呵呵的说道：让你们的地雷把肉瘤子崩没了，没花钱就治好了病，身子显得轻松多了。
　　游击队就是以转悠为主，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县委机关的安全为主，白天蹲山沟，晚上才悄悄进驻村子办公休息。风餐露宿、站岗放哨，是他们日常的主要任务，有一次，县政府到了镇边城村，父亲和马全有蹲在城墙上值班，半夜里饿的心里发慌，两个人就溜下城墙，黑灯瞎火的到老乡的菜地里拔了几个萝卜充饥。马全有说这的萝卜不脆生、哏了吧唧的。父亲拿过他手中的萝卜一看，原来是腌咸菜用的芥菜疙瘩，怪不得不好吃呢。而父亲拔的是脆生生的青萝卜，比他的芥菜萝卜好吃多了。多少年后，父亲想起此事还感慨道：那时的萝卜真香啊。 后来父亲的大腿上长了疥疮行走不便，不能适应游击队四处转移的战斗生活，被人抬回家里养伤，自此也就结束了两个月的游击队生涯。最高兴的当属母亲了，每日里的担惊害怕终于过去，夫妻可以安心的在一起过日子了。
在这里简介一下赵德旺最后的结局，这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个坚定的革命干部，因为战斗中的一个失误，被停职反省，郁闷中成为了悲怆的英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一天，县委组织县大队和游击队对敌人交通线实行大破坏的行动，不知怎么回事，赵德旺将全区的机枪和冲锋枪组成了一个排，在任务完成返回的路上，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恰巧这个排却被敌人吃掉了。区政委问他：是谁让你把机枪和冲锋枪集中到一个排的？怎么丢失的就是这个排？赵德旺无言以对，只好交了枪，请求处分。当时组织上让他做出深刻的检查，那几天他的情绪一直很低落。突然有一天，不见了他的踪影，大家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引起了人们的纷纷猜测。几天后，据情报员说：赵德旺的脑袋被挂在了敌据点白羊城的城头上。
经过了解才知道，赵德旺陪着即将临盆的媳妇崔宝珍悄悄的回到了老家桃洼村，不想被坏人发现报告了还乡团，要知道他在敌人那里可是赫赫有名，于是出动好几十人在家中将夫妻俩人抓获，强行将他们带往阳坊据点。由于崔宝珍产期临近，行动不便，押解途中就将敌人她杀害。赵德旺宁死不屈，次日也被残忍杀害。赵宝珍也是共产党员，一九四五年与赵德旺相识，追随他参加革命，曾任昌平七区的妇联委员，一九四六年秋与赵德旺结婚，后到狼儿峪村做妇女工作。
　　父亲曾是抗日战争中秘密入党的老党员，初次听到父亲说起这个事，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个普通的种地农民、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怎么跟入党搭上关系，不过这可是让我毋庸置疑的事实，介绍人是当时村里秘密支部的负责人马全富。我没有向父亲更深入的询问故事的来龙去脉，只觉得他是当村长期间，积极为乡亲们的衷心服务有关。他秘密党员的身份连母亲都不清楚，直到解放后才被众人知晓。没想到当了十余年的党员后，父亲竟以强烈的要求结束了党员的生涯，这里的不舍与无奈，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一九五五年，水涧村被国家划入工区范围，全村人要集体搬迁到大兴县，本想与大家一同搬迁，可是在西峰山村的妹妹马富芝的强烈要求下，最终决定落户在西峰山。父亲考虑到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新环境，党员的身份会处处受到钳制，思来想去还是退党最为妥当，于是找到村书记马全富，将自己的想法，向他全盘托出，可是他却不同意，说入党这么多年来，为乡亲们做了不少的好事，退出去实在可惜。可是拗不过父亲三番五次的执着坚持，最后深感遗憾的为父亲办理了退党的手续。 岁月有痕、兄弟情深

时光流转、岁月匆匆，世间万物都在风雨的轮回里消磨殆尽化作无形，一代代人的艰苦跋涉、一茬茬人的不懈努力，在云卷云舒间随风而空，恰似鸟儿已经飞过、天空未留痕迹。只有弥足珍贵的人间真情，在口口相传的记忆里，更是历久弥香、令人动容。
话说父亲的爷爷马云起，膝下养育了四个儿子：马万泰、马万平、马万德、马万来，这四位老哥们又有了马富恩、马富厚、马富顺、马富荣和马富财兄弟五人。自此就开始演绎了同舟共济、情真意切的兄弟之情。
最让父亲敬重的是大哥马富恩，虽说两人只有五岁之差，但当大哥的担当让父亲深深的感动。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老百姓日子艰难，挣扎在生活的冷暖之间，为了改变生存现状，只有十五、六岁的父亲也要担起家庭的那一份责任。那一年，父亲跟随马富恩和村里的几个同伴，满怀期待的远赴门头沟煤矿去背煤，对于背煤的凶险艰难一无所知，一心只有诱人的钞票和兴奋憧憬。
可是到了煤窑一看，心中不禁打起了退堂鼓，那漆黑的狭窄巷道，只能是爬进爬出，一个个背煤人黑兮兮脸上只有一副牙齿是白的。可是既然来了总不能空手而回吧，父亲在马富恩的鼓励下爬进了煤窑，那一篓煤块一百多斤，来回两趟父亲已是精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不想下去了。要说这个当哥哥的真有耐心，微笑的劝道：走吧、走吧，你少背一些，挣点是点的。父亲才再次爬进了煤窑。为了让父亲高兴，又到外面给他买烧饼吃。那份关爱，令父亲终身难忘。
从水涧村搬迁后，兄弟俩天各一方，那份兄弟情却始终牢牢地镌刻在父亲的心里。六十年代末期，马富恩身染重病，卧病在炕，父亲听说后，一个月内曾三次只身前往大兴县，满怀深情的看望自己的老大哥。要知道从昌平的西峰山村到大兴县的新建村，相隔一百多里地，途中要几次倒车，到了三营门后就没有公共交通了，只好步行四、五里地才能到达村庄。即使这样，也不能阻挡父亲的脚步，心中只惦念着老大哥的病情。
话说这一天，一夜的大雪让村庄冰雪覆盖，大地一片洁白的朦胧，恰巧这天正是父亲说好前来送药的日子。看到这漫天飞舞的雪花，马富恩仍守候窗前向大街上眺望，老伴见状，连忙解劝道：“这大雪刨天的，他今天不会来了”。可马富恩却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富顺说好的事，他一定会来的”他的双眼仍不时的在大街上流连。透过由玉米杆编织的低矮院墙，窗外大街上的一举一动非常清晰。忽然间，只见马富恩对老伴喊道：“我兄弟来了、我兄弟来了”老伴赶紧过来观瞧，果然雪花飘落的大街上，一个人疾步而行，正朝着自己的家门而来，仔细一看正是他们的兄弟，一股暖流在两个人身上瞬间闪过。看到披满一身雪花的兄弟，马富恩紧握住父亲的双手，竟然一时语塞，眼睛里顿时泪花朦胧。
要说最让父亲牵挂的，还是他的弟弟马富厚了，这是一个生性木讷、拙嘴笨腮不爱说话的性格，除了在田地里从事劳动干活外，其它的生存技能基本欠缺。眼看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还没有结婚，这让父亲心里不禁有些着急，于是就开始四处打探，物色合适的对象。一次，父亲路遇王峪村的老刘，两个人早就熟悉，聊起来也就轻松随意，几句话过后，就说起了他这个弟弟的具体情况，询问有什么般配的女孩给介绍一个。老刘想了一下回答道：“你还甭说，我们村还真有这么一个，就是眼神不太好，不过朦朦胧胧的能看到些影子，虽说这样，洗衣做饭、缝缝补补的绝对没有问题”，父亲想了一下就说：“那好吧，那咱就约个时间我去看看”。
具体到相亲的事情，父亲就代为做主亲自登门看看了。那天父亲来到王峪村，在老刘的陪同下走进了这户人家。这位女孩家姓刘，是家中的老闺女，女孩的父亲有一个外号：瞪眼虎，听到这个称呼，就知道不是什么老实巴交之辈，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睛，暴躁的脾气，话不投机立马翻脸瞪眼，因此留下了这个外号。瞪眼虎家境不错，唯有这个老闺女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看看年愈二十，因为眼睛的残疾，婚事始终无法落实。看看如今有人上门相亲，自然欢喜不已，热情迎接。
在众人的陪伴下，父亲走进屋内，只见这个闺女坐在炕上正在缝补衣服，那一招一式很是熟练，猛看上起与常人无异。别看眼睛看不见，可说起话来让人非常舒服，嘘寒问暖、请坐吃饭，那叫一个待人热情，给了父亲一个很好的印象。
出了院门，父亲笑着对老刘说道：那闺女眼睛根本看不见，坐在那里象模作样的缝衣裳是你特意安排的吧。老刘一看被戳穿了把戏，不免有些着急，毕竟那也是本家的一个侄女，连忙问：怎么，不成啊。父亲微微笑了笑：没问题，就是她了。一件婚姻大事父亲就当场给拍板定夺了。
马富厚听说介绍的媳妇是个瞎子后，支支吾吾的还有些不愿意呢，被父亲好一顿的训斥才勉强同意。接下来在父亲的安排下送聘礼、订婚、办喜事一气呵成。多少年后，父亲对这桩婚事还是颇有成就感：怎么样啊，给他生了两个闺女、三个大儿子多好啊。
　　要说父亲为这个弟弟可操了不少的心，有一年，马富厚的两个外甥女在家里玩耍，小孩子不知深浅，将屋子旁边的草朵点燃，瞬间风助火势，将三间房子烧落了架，两口子见状哭哭啼啼，束手无策。父亲的心中更是着急，连忙找人帮助翻盖，没有木料，父亲一挥手：到我的地里去放树。几天的时间，就将房子建好了，看到这两口的笑颜，父亲才如释重负的松了一口气。
　　对马富厚这个弟弟，父亲照看的可谓事无巨细，从不懈怠。马富厚的外甥女郑淑英从小失去父母，一直在舅舅家长大，眼看到了结婚的年龄，父亲也是看在眼里，四处张罗操劳婚事，看本村老柳家的儿子不错，知书达理、本分厚道，就亲自做主，成就了一份美好的婚姻。 服从大局、故土搬离

一九五六年，水涧村被纳入了工区的范围，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村庄搬迁。在那次搬迁中，共有十余个村庄搬离故土，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乡，在新的家园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关于水涧村迁移的消息，在一九五四年的秋天，就已经传得纷纷扬扬，人们心中的那份忐忑可谓七上八下。父亲说，那一天他正在西峰山村南的双马路边帮助妹妹家摘柿子，正好村里的马全山从昌平回来，看见父亲后就说了几句话，告诉了村子即将搬迁的消息，父亲听说后，连晚饭都没有吃，就匆匆的返回了水涧村。
一九五五年的春天，随着施工部队的进驻，搬迁的事实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时部队战士也没有营房，就居住在百姓的家里。父亲一家五口住在里屋，部队的战士就居住在外屋的两间。大哥那时候还小，早晨起床后一看，外屋全是穿军装的战士，这让他惊奇不已。
为了这次村庄的大规模搬迁，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大兴县境内的黄村东海子里建筑房屋，成立由几个搬迁村庄组成的新建乡。政府遵从搬迁移民的风俗习惯，从房屋的整体格局，到土炕、锅台的设计，基本上原汁原味，保留了乡愁的气息。
这次搬迁，是由国家统一安排实施的，但也遵从个人的意愿可以单独迁移，对于那些故土难离的一些人，有的就近搬迁到溜石港村和新开村，有的投亲靠友分散迁移，其中：马富顺迁移到流村乡西峰山村，马全祥后从大兴县迁回小水峪村定居，马志青、马志功迁到南口，马全海迁至海淀区良家园村，马全水迁至沙涧村居住。
对于父亲来说，本想与兄弟们一起迁往大兴县，大家在一起朝夕相处、互相帮助，就是身处异乡，仍然是热闹完整的大家庭，可他的这个想法终未能实现。而改变这一决策的就是她的妹妹马富芝。这是一对患难与共的兄妹，在父母去世后的艰难日子里，兄妹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最后父亲是拿出全部的家当，为妹妹购买了嫁妆、筹办了结婚的事宜，让这个苦命的妹妹有了一个家庭的归宿。所以说患难中的兄妹情，那可是常人所体会不到的一种感觉。
　　那一年，马富芝家里唯一的一头毛驴死掉了，使家中的春种秋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没办法还得求助哥哥的帮忙，她从西峰山村步行来到水涧村，见到父亲说道：家里的毛驴没了，地里的活不好干了。听到妹妹的话，当哥哥的非常慷慨：没事，你回去的时候，把圈里的那头青色的毛驴拉回去用就得了。这让妹妹非常高兴，回去的时候骑上毛驴一脸的春风得意。
　　听说哥哥要跟大家一起搬迁到大兴县，这可急坏了妹妹马富芝，于是骑上毛驴来到水涧村，直截了当的就说：“哥哥，我不让你走，你去了那么远的地方，我怎么去看你呀，你那都不能去，就搬到西峰山吧，咱哥俩就长期守在一块”。这下可让父亲犯了难，一边是兄弟姐妹，一面是兄妹亲情。当哥哥的也自有一份苦衷“我搬西峰山去，人生地不熟，一没房子二没地的，可怎么生活呀”“这个你放心，我可以帮你联系购买”，她回到西峰山后，就四处打探，终于为哥哥联系好了需要购买的房屋和十多亩土地，最后父亲只好遵从妹妹的意愿搬迁到了西峰山村。 （父亲的妹妹马富芝） 一九五五年的秋天，父亲举家前往西峰山，这一天，村子里的兄弟姐妹们恋恋不舍地将父亲一家人送至村口，父亲回望一眼送别的人群挥手告别，就义无反顾大步向前。对于父亲独自的搬迁，母亲的心里是非常的不情愿，她舍不得那些朝夕相处的老姐妹们，喜欢与她们聊天，在陌生的环境中，连说个知心话的人都没有，但拗不过父亲的执着，只好委曲求全，夫唱妇随吗。
　　一辆蓄力大车驮载着全部的家当，母亲骑上毛驴，怀抱着八个月大的二儿子，而十五岁的大女儿和十岁的大儿子，徒步跟在后面，带着一份茫然、一份忐忑，一步步来到西峰山。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是农历的新年，这些就要迁移的人们，在老家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这是一个特殊的春节，更是他们难忘的节日，那种过年时的欢笑与即将告别的愁绪交织在心中，成为伴随他们终生的记忆。仅仅三天过后，小小的村庄再一次喧闹起来，一溜部队的大卡车停在村口，人们搬箱抬柜的装车，就要向新的家园出发了。汽车轰鸣，人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即将告别的故乡，心中翻涌的是往昔一幕幕难忘的场景，这里是祖先的故居，更有亲爱父母曾经的身影，望着眼前的山峰和渐渐远去的村庄，许多人的泪水顿时模糊了双眼，再见了故乡，那曾是许多人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最后一次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