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记事——撮城镇：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

顾培城

　　在撮镇上学的那个年代，撮镇街上只有一所小学、一所完全中学。我们一届的同学，有不少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一起；有的是从初中开始成为同学；也有的是从高中才成为同学；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同学随家人调来撮镇或调离撮镇到其他地方上学的。可以说，从学习书本知识起，我们就自觉不自觉地体味到了人生的相别离，早早地感受到必然中偶然出现的悲欢离合......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我们在小学的五年，居然充分体验了分分合合，经历过“三分两合”——

上撮镇小学的我们这届同学比较多，大都是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少部分还有五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家在撮城街上、外围厂矿企业和附近几个生产队的同龄人就有大好几十个。也不知是师资不足，还是教学设施不够，整个小学阶段，我们先后在一、三、五年级分两个班，二、四年级又合并为一个班。幼儿园和一年级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只记得有一位也叫张红的女同学，没上二年级就随家人调走了。还有一位叫朝晖，是位个子小小的女同学，我和聂向星都喜欢逗她玩，后来也调离了我们撮镇小学。

　　小学二年级刚开学，我们所有同学合并在一个大教室，就看老师站在讲台前用眼睛巡视，个头比较矮小同学都被点名留级到一年级，我印象中有孙国强、朱祥林、梁永康、唐彩霞、夏育萍、张义梦、方吉香等，家在火车站的黄淑华也是二年级时调走的。

小学三年级时分为两个班，印象最深的是所有男生分成两拨，一拨以夏育华、李昌跃为首，一拨以宋业树、刘安为头，常常是由“斗鸡”开始，然后互斗打闹、玩得不亦乐乎。三年级下学期，李炳跃转学来到我们三一班，我和李炳跃、聂向星都到了小学宣传队，参与打闹的机会就少了。李炳跃是天生的班干部料，转学刚来就当上劳动委员，从四年级开始直到高中他一直是我们班的班长，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老班长”。聂向星父母调到合钢公司后，他也随之转学走了，再后来听说他上了省艺校，慢慢地就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安徽省组建石油勘察处以后，机关总部就落户在撮镇，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办石油子弟学校，最早随父母来的那一批子弟，就是从三年级开始，转学到撮镇小学成了我们的同学。其中有张红、徐淑萍、陈晓弘、陈晓玲、张军、赵克前等，先后陆陆续续从小学到中学转学过来成为我们同学的大约接近二十位，他们的普通话普遍说的比较好，有人曾调侃，他们说的是“标准腔”。从三年级到五年级的三年时间，撮镇小学宣传队也是以石油处的这一批学生为骨干的。

　　四年级开学时，三年级的两个班又被合并成了一个班，因为人太多，好像王晓明等一些同学又被留了一级。 

五年级时，我们又分为两个班。费勇、袁杰、樊娟、乜之英、陈龙等都是五年级转学来的，许多男同学至今还记得，乜之英写的一篇作文被作为范文在全校宣读。读完五年级就转学走了，后来成为安徽省小有名气的歌唱家的牛天明同学，好几次和我们同学聚会时，还在念叨着乜之英的那篇作文。

天气热了以后，我们几个男生吃完中饭就跑到大河去游泳，具体是哪几个人实在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有我和蔡敬德。有一次，我们几个从大河里游完泳刚到学校，就被班主任夏英发老师叫住：“你们是不是到河里去洗澡了？”当时也不懂就吃口否认，结果夏老师在我们的胳膊上用手一挠，胳膊上立即出现了几道白印子。夏老师大怒：“还敢狡辩，去教室门口站着去。”不过，这件事之后，很快我们就有了应对办法，每次从河里上来，都开始猛跑猛跳一阵，让自己身上出点汗，就再也挠不出白印子了。

　　整个小学阶段，有两件事给我们印象最深、影响最大，两件事都发生在读四年级时。一件是在我们班级内部，给我们全班同学造成了心灵的震撼、或者说留下了心理阴影。四年级开学不久，有个比较调皮的同学叫殷兵，言语无忌、冒犯了班主任盛诗涛，盛老师当时大概三十来岁，脱发严重，最忌讳有人说他是“秃子”，而有些同学背后却故意叫他“盛秃子”。一次，倒霉的殷兵同学叫“盛秃子”时恰好被逮个正着，结果，殷兵被盛老师叫到讲台上一顿胖凑，盛的怒气未消，就让其他同学揭发殷兵在哪、叫过几次，只要有同学说一次就用“手聒子”在殷兵的头上聒几个“板栗子”，把殷兵打得嗷嗷大叫、嚎啕大哭也不停手。有几个同学也不知是和殷兵有矛盾，还是故意乘机骂“盛秃子”，结果频频揭发，害得殷兵不停挨打，整个头上都被打得满是血苞。这是我或者说是我们这届学生见过的，最暴力的老师殴打学生事件，好像自打这件事件之后，殷兵也就再也没来学校上学了......

　　殷兵为他的懵懂无忌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就因为一个无知的童言无忌，致使身心遭受重创，并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而盛老师通过这种近乎扭曲的发泄和报复行为，不知能得到几分快感和满足？亦不知他的内心对此有无一丝忏悔？一个极端的忌讳带来的近乎不计后果的行为，就这样改变了一个懵懂少年的生命轨迹......

另一件事是四年级的下学期，我们迎来一位新同学，因表现出色，居然在全校师生面前露了脸。对于这个新转来的女同学，学校似乎特别重视，在一个下午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上，王桂芳老师专门作了隆重介绍，还让她现场给大家唱了一首歌，歌名如今已经不记得了，但她那靓丽的歌喉、清丽的歌声却永久地烙印在了同学们的记忆里。她和我们一起读完小学和初中，高中时随父亲工作变动，转学到了定远县炉桥中学。大学毕业以后，在肥东县卫生局任职，直到如今还和我们撮镇的这一届同学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她的名字也从蒋晓丽变成了蒋雅丽。

　　如今回想起来，小学时的同学大体上分布是（仅凭记忆、排名不分先后）：撮镇街上的程勇、胡斌、牛天明、费勇、张浩元、宋业树、夏育华、李昌跃、梁庆跃、宣以尧、李大鹏、张华、王勇、夏庆涛、刘小东、聂向星、姚吉长、殷兵、蔡琴、曹飞、王玲、丁陆梅、张中苏、蒋小丽、梁春梅、梁永康、王敏慧、夏育萍、夏萍、宣善萍、梁厚英，木材公司的张良元、唐彩霞，百货分销处的刘安、朱祥林，粮站、米厂的陈坤、陈庆跃、田玉，火车站的吴吉祥、李炳跃、秦怀银、孙德胜、孙恒华、袁凤玲、张义勇、张义梦、徐从兰、方吉香，轧花厂有我和蔡敬德、袁家应、王津安、陈鹤松、王勇霞，生资仓库的李建华（现在的余建华），五小厂的薛明武，饭店的孙国强，农具厂的陈龙，离火车站最近的还有程云凤，七家村的夏永萍、席世文、席云花等，石油处转学来的除了张军、赵克前，其它的都是女同学，还有一些因为时间太久、印象不深想不起来了。这些同学里，张义勇、朱祥林、刘安、李炳跃、薛明武、陈鹤松、吴吉祥等几位已经先后离开我们好些年了。

　　既要学习，也要劳动。“教育要革命”使得初中三年，我们除了打秧草，还参加过农村“双抢”、学会了割稻——

上中学以后，周边的马桥、先锋、大姚、吴堡、大郭、大丁、王咀、王岗等没有中学的同一届学生，都集中到了撮镇中学，撮镇小学的几十个人也都全部打散，和他们一起分别编在初中的三个班。这个期间是我们同学人数最多的时候，也是同学间年龄差别最大的时候，仅我们一个班最大和最小年龄就相差了九岁。龚仁华、罗建国、蒋庆洋、丁鹤林、吴本信、陈耀轩、丁晓光、袁之岁、吴德辉、李道荣、陈祥新、陈燕双、朱花、许华珍、朱丽雪、席家继、刘金、吴宗文等都是上初中后成为我们同学的，而孙国强的哥哥孙国金、方吉香的姐姐方吉翠也在初中时成了我们的同学。由于三个班的同学太多，有的几乎没有交流，故而难以把每个人的名字罗列出来。

　　我们的初中阶段，赶上了“教育要革命”的特殊时期，反对走“白专”道路，强调要与工农相结合，电影《创业》、《春苗》是时代的代表作。我印象最深的事就是，从初一开始，春季开学后不久，学校布置给我们一项特殊任务：打秧草，且每个同学至少要完成25斤以上的秧草任务。这对于家在农村、干过农活的同学可能不算什么事，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家在城镇、厂矿的同学还是有一定压力的。所以，一到这个季节，我们都是提着篮子、手拿铲子，成群结队的到田埂上去割草。初三时，学校还专门放了农忙假，参加农村战“双抢”，家在农村的回家干农活，家在城镇的由班主任带队，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割稻子。这种体验刚开始挺有新鲜感，很快就不是新鲜而是刺激了，割稻子过程中，不时有同学不小心割破手指的，最让大家感到槮人的是腿上时不时的趴上蚂蟥，有的女同学吓的不敢下到田里去。那次，我们还自己买米买菜在老乡家里做饭，这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同学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大多数同学在家都干过家务、做过饭。其实，劳动与否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心不踏实的，因为不知未来会怎样，学习始终不太上心。

　　初中时，最有人气的同学是吴从庚老师和董莉老师的女儿吴蔚宁，因为看了电影《铁道卫士》，影片中有个挺洋气的女特务代号叫“蚂蟥”，许多男同学就把这个外号“蚂蟥”送给了她。那时她和赵燕同学常和几个学长一起打乒乓球，而备受所有同学瞩目。读高中时，随着吴老师调到安徽省委党校，她也转学去了合肥二中，后来又随吴老师调到南京建工学院。有意思的是，1988年春我到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进修时，居然还见到了吴蔚宁、乜之英二位同学身怀六甲、即将做母亲的光辉形象。再后来吴蔚宁随着吴老师、董老师举家去了美国，乜之英也和她的先生一起去了深圳。而赵燕还有朱晓勤同学后来都去了北京。

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就形成了一股风——给同学起外号，我们班最早出名的应该是J张昌元（现名张华昌）、Q夏毓平、K颜英成。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叫吴宝庭，因为青春期的萌动，犯下了男人没有控制住的错误被人逮着，结果，他可能觉得没脸见人，早早地便作了自我了结。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这一届正好初中毕业，“文革”的影响余波还在，这期间同学们因各种社会因素及机缘，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初三开学不久，我们参加了一次省滑翔学校招收学员体检，张华体检合格后，于1976年8月进入省滑翔学校，后来又进入民航学校学习飞行，他成了我们同学中参加工作最早的一位，后来从省民航局人力资源部长、工会副主席任上退休。费勇是初中毕业后就参军入伍到了广西，后来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从情报处长任上转业地方，辗转任职至广西南宁市某区政协主席。

有一批同学初中毕业后，主动要求下放农村，进而谋求曲线就业的。刘安下放到青龙时，我和陈坤一起送他到合肥转乘长途汽车，到合肥后，我找外公要了五块钱，然后我们去大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又到合肥饭店下馆子，遇到一件哭笑不得、记忆犹新的事：头一回看到菜谱上有一道“雪菜肉丝”，我们三个都没反应过来，不知这“雪菜”是个什么东西，就点了一份尝尝，结果菜上来时我们直接傻眼，这不就是我们在家常吃的雪里蕻炒肉丝吗？

还有一批年龄偏大、家在农村的同学，大都选择放弃继续读书、早早地回去承担家庭的责任和重担。初中毕业考试结束后，开始大家还在议论什么时候中考，不曾想学校居然要求各个班级采取同学推荐的方式上高中，这在现在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这么一种状况。中国向何处去？今后的路怎么走？上面的政策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但情况还没有明朗，留给我们的多多少少带有一些迷茫和彷徨。

　　紧张的学习，敏感的时局。高中时，我们赶上了教育改革，赶上了恢复高考制度，赶上了......我们多读半年书后就步入江湖，各奔东西了——

高中开学时，我们初中的三个班竟然缩减为两个班，且从其他学校又转来一批同学。李琼、曹伟、葛伦年、李仁奇、郑红宝、王法庆等都是高中时转到撮镇中学成为我们同学的。刚开始，我们还是称为高中一班和二班，上学期，我们高一二班全体同学，还在班主任吴从庚老师的带领下，组织了一次长途拉练，自带背包行李步行到巢湖姥山。

回来后不久，很快就赶上了教育改革，其一是恢复了高考制度，使得大家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二是由原来的春季升学改为夏季升学，我们在高中的学期又延长了半年，让我们多读了半年书。而恰恰是这一改革，使我们变成了1979年夏季毕业，更使得撮镇中学校史上少了1978届高中毕业生。

　　为了应对高考，学校让每个同学自愿报名，分为文科班和理科班。另外，就是这个时期依然不太稳定，人员变动比较频繁，有的同学感觉自己成绩一般、希望不大，并不想参加高考，提前半年就离开学校找工作去了，学校也承诺发给他们高中毕业证。最后一个学期，我先是接任李炳跃的班长，不久又接任了丁晓光的团支部书记。

高中时，我们亲历了刻骨铭心的1978年。无论是从收音机里，还是偶尔结伴去一些单位看黑白电视里的最新节目，我们都能感觉到诸多不一样的变化。徐迟的报告文学，让我们知道了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随后不久，就给我们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在日本电影《追捕》和《望乡》的冲击下，我们为杜丘和真由美大胆的爱情表白而震惊而怦然心动，也为战争带给阿奇婆们的悲惨遭遇而唏嘘而引入深思。暑假期间，我有幸去了一趟凤阳，在那位推动凤阳“大包干”的老人身边待了一个星期，亲眼目睹了丢下包袱、全身心投入、一心解决人们吃饭问题的老干部的工作状态，他的为人处事和悉心教诲，对我之后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终于让我们感觉到一切正在发生改变......

　　高中时，撮镇中学举办了一次文艺歌咏比赛，我们班组织了一个大合唱，我和袁杰担任领诵，胡斌任指挥，当胡斌同学身着中山装、带着白手套、走向指挥台，抬起双臂、打起节拍时，台上台下的师生看到的是一枚自信而沉着的帅哥，一个备受同学们喜爱的校草由此诞生了......

1979年夏，参加全国高考后，我们这届同学就开启了步入江湖、各奔东西的人生旅程，那时也不像现如今通讯方便，只有少部分同学互相间保持着通信联系，有些同学失联多年才恢复联系，少数同学至今失联、再没见到。大约有二十多位同学（未做具体统计）分别考上了大中专院校，后来又分配到本省和全国各地，各自在自己的专业、自己的领域里成长为优秀人才。同学中有的走得很远到了国外安营扎寨，有的去了外省外市成家立业，有的进了省城，有的到了县城，还有的就在撮镇本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论成就如何、事业多大，苦、辣、酸、甜、麻都是一趟人生的经历，都有各自的生活体验，都在自己的轨道上，或主动或被动地探索着命运的起伏转折，进行着生命的递进轮回。只不过许多同学保持低调，即使见面也很少涉及自身情况，故而给我的印象不深，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

　　高中学期结束放假前一天，我接到县人武部通知，需要去办理应征“选飞”入伍的相关事宜，我和班主任郭道炎老师请假时，他一再嘱咐我：下午一定要赶回来参加全班同学毕业合影照。然而，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我从县人武部办完事赶回学校时，天已擦黑、同学们已经拍完毕业合影走了，心中多少有点失落。由此，我们高中文科班的毕业照上没能留下我的形象。一年以后，我却遇到了一件既意外又惊喜的事，当我到辽宁省锦西县（现在的葫芦岛市）飞初教机时，竟然遇到了应征入伍到海军第二炮兵学院的李炳跃、梁庆跃、薛明武、田玉、贾学祥、孙国强等同学还有一批肥东籍老乡，进而成为战友。当我毕业到部队以后，又与朱祥斌、祁京津二位学长成为同一个部队的战友，后来我是和朱祥斌学长同时同车转业回地方的。

龚仁华同学是分配到省武警总院后，偶遇老同学陈耀轩，才与同学们建立联系的。他在武警总院当医生、直至当院长期间，为许多同学及家人、朋友看病就医提供了诸多帮助，还时常的召集同学们小聚。正是他和胡斌二位经常召集同学，才使得我们这届同学经常小范围、也有多次大范围聚会。因为任职年限的限制，如今他是我们同学中年龄最小、退位最早，但有技艺在身、始终宝刀未老的民营医院外科专家、院长，依然置身在医疗一线，继续着治病救人的事业。

　　罗建国同学是我们这届同学中晋升职务最高、成就最好的，他从安徽省财政厅长转任省审计厅长，现任安徽省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时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还在为民生谋福祉，为经济发展贡献才智。程勇同学从教书育人起家，在教育战线耕耘多年后进入政协，现任合肥市瑶海区政协副主席，继续发挥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李琼同学是巾帼不让须眉，她之前一直在政法战线工作，后转任合肥市政协常委，如今依然在站好最后一班岗，无疑她也成为了最后退出岗位的女同学。樊娟同学在多年打拼中成为商界精英，早年还常参加同学聚会，后来则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淡出同学圈，用我们撮镇话讲，她是闷声大发财、低调有内涵。

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基本上都已退休。蒋庆洋同学在铜陵学院任教多年，先当教授后从事行政管理，在金融学院院长任上又转任书记，现如今定居铜陵、退休亦在铜陵了。原来出差还来合肥，退休后回乡机会不多，常在微信里互动。丁鹤林同学刚开始在省立医院任职，后来去了广东中山医学院，成为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在甲状腺疾病及甲状腺功能与其它系统慢性疾病、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的防治方面颇有研究，现已退休，回乡省亲时还与同学有联系。还有乜之英同学是1984年7月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分到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1993年6月调到深圳市妇儿医院儿科任副主任医师、儿科门诊主任直至退休，现定居深圳，前些年还经常回来。

　　退出岗位、退出江湖的同学，除了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也都有了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回顾昨日的往事、回味曾经的经历、叩问心灵的感悟。从学校到职场，为了生存和更好地生活，把简单变复杂，我们各自打拼、驰骋于上半场的阅历；为了平静、快乐的生活，把复杂变简单，我们理当开启下半场的修行。写下这段文字，就是期望着能够引起各位同学积极的反响、反应，以便写好我们自己的《同学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