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记忆

孜然

对于饥饿的恐惧，我认为根植于人的基因。

那天聚餐，一个朋友说，三年封控，由于对未来没有确定性的预期，最大的一个行为就是屯食物。她妈妈，屯大米，屯蔬菜，吃的时候，从屯的时间最长的开始，口感差了很多。更为难的是，有些囤货介于坏与不坏的临界点，好比一片白菜叶，菜帮有些许黑印，叶子也萎靡不振，扔不扔似乎都有道理。好比一颗马铃薯，芽头蓄势待发，扔与不扔只在一念之间。

另一个朋友连连点头，别说上一代经历过饥荒长大，对饥饿的恐惧印象深刻，就是我们这一代，多轮封控后，也有意识的屯起了食物。对于饥饿的恐惧，是基因遗传的自觉，是繁衍生息的警觉，是居安思危的本能。

对饥饿的最初印象，是从筷头时掉在餐桌上菜，要夹回碗里吃下去；是掉到地上的馒头，拍一拍后送到嘴里啃；是剩饭后，放回橱柜热一热下餐继续吃。

初中时，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那时候正长身体，可是学校条件有限，只有一个做饭的阿姨，一天两餐，要么白米饭，要么清水煮面条，没有菜，没有蛋奶工程，没有吃饭补助。米或者面条，是从家里带的，还得自己带菜，由于是5天的量，只能选择酸菜或者咸菜，不然就会坏掉。由于是大锅饭，大家拿的米面最后汇到一起，分不清谁的是谁的，所以哪怕家里再心疼孩子，也不会选择精细的米面。更何况，那个年代并不富足。

记得有次寒假，我拖着被子脸盆回家，因为个头小身体弱，被通行的小伙伴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太阳快要落山了，可我还在山顶，往下还看不到家的影子。遇到一个爷爷也在停歇，但是爷爷比我富足，爷爷手里有炒熟的黄豆，嚼的特别香。见我眼馋，便给我分了一些，我连连道谢。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豆子。

高中，我们搬到了县城租房，走读上学，在家吃饭，没有了饥饿的苦恼。大学，师范院校每个月有三等奖学金，每月发到饭卡。还能在家教服务中心找一份补习的兼职，辅导员老师还给联系了图书馆的勤工俭学，瘦骨嶙峋的我，体重上了90斤。

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湖北巴东的乡镇。轮到值班的时候，在食堂维持秩序的时候，也会跟着他们一起打饭。起初被认为作秀，后面坚持下来，风波平息后，甚至被教务处当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落实下来。那时的水池，还放了洗洁精用来洗碗。想到当初自己的碗，水一冲便干干净净的了，连个油星也见不到。

再后来，始终要求自己吃饭不剩。我可以很有底气的说，自助餐时，我从未剩过饭。那些刻在骨子里的饥饿基因，在三年疫情中得到了强化。诗篇说，“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记念他的约。”对食物的敬畏，始终不是饥饿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