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肥会战经历（三）

白云生处

三、理想与困惑交织

我们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表面上是无忧无虑的，背地里却为前途忧心忡忡。

亦工亦农像是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在我们的心头。因不甘心这样长此下去的，我仔细分析了亦工亦农使我难于处理好三个关系：即与厂、队及家庭的三个关系；由此带来的三个不足：即口粮往来困难、身份缺陷、经济收入低。进厂半年多，户口仍在农村，工作却在厂里，吃粮靠生产队供给，月工资永远是37.5元。

这种不伦不类的身份，不利今后的生存发展，让新工们感到困惑。大家常常在私下议论，期望有指标转成正式工人。

每个月我们有两天的休息，这是我回家看望父母兄弟、回生产队落实口粮的机会。

从内心讲，我很期望改变这种状况，可又无能力摆脱困境。于是，我借助写日记宣泄心中的困惑、不安和愤懑。渐渐地，我滋长出一种心病来，担忧会有什么不幸降临到我头上。

因为不服输，我暗自给自己打气：我正在走自己从未走过的路，正在干自己从未干过的事。我预感，生活给我安排了重重矛盾，甚至深渊，等着我陷入。但我并不怕，迎着上就是了。

我在日记里这样反思和剖析自己：是幸福、理想在安慰鼓励着我；是挫折、不平在折磨我；我感觉自己是一天天在走向坟墓。我暗示着自己，要在大步走向死亡途中，去获得胜利与新生。

初夏时节，好友张永久、陈文生，相继恳求我创作点美术绘画，说是最近县文化馆写信到厂里，要征集一批美术作品，为县里举办美展做准备，希望能有反映磷肥厂热火朝天场面的作品送上去。由于磷肥厂在这方面比较薄弱，两个好友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我，认为我有画画的爱好。

我虽在嘴里未拒绝他们的好意，但在心里想，自己那点爱好只是在学生时代养成的，只是在无聊或为学校办墙报时模仿着画过一些画，若要参加美术展览，那水平就差远了。最终，我没有让好友们如愿以偿。

这时的张永久，与县里一个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刘忠武建立了师徒关系，开始跟着学写诗。私底下，张永久常告诉我他写诗的一些事，谈论着今后的打算。我羡慕他的知遇和理想，自感自己不如他幸运。

我依然一门心思地工作。一次，我在烧电焊时，因经验不足，未有带墨镜，使眼睛受到紫外线的伤害。两眼肿胀、充血，我被迫躺下休息。我躺在床上，聆听着从厂里传出的机器声，思想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中。

那时在同事中，沾沾自喜、论资排辈和见利忘义的大有人在，使我不能认同。更令我不悦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上峰们，不是武断专行、说话粗鲁，就是唯唯诺诺、狡猾虚伪，与我的想法和主见相差甚远。而且在一切为了“边建厂边生产”的口号下，谁也不敢畅所欲言。

这让我心情压抑，憋得慌，自尊心受到挫伤。我在日记中发泄着：只有沉默和必要的爆发，才是最适当的。前者是忍耐自己而宽容别人，后者是维护自尊而警告别人。

到了1975年6月，令我烦恼、困惑的事接踵而至。

先是全县新招87名知青当正式工人，厂里陆续有几个知青同事回队办理招工事宜去了，其中有与我同属一个公社的知青李祖金。这对仍坚守在磷肥厂工作、一心想摆脱“亦工亦农”身份的知青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四、愤然离厂

为给自己留有后路，我便迫不及待地给五一公社秘书刘永国写了封信，表明自己生怕公社误以为我在磷肥厂正式招工，期望他为我留意一下招工的消息。

他及时来信说明这次招工全公社只有两个指标，由贫下中农推荐，还给我讲了许多道理，说想离开农村是一种不正之风，安慰我要安心工作。

我努力克制住自己的忧虑情绪，每天照常带领着丙班同事，工作在简陋的磷肥车间。

一个夏夜，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突然打破了我的平静状态，也改变了我在磷肥厂领导心目中的印象。

那是一个上深夜班的凌晨二时，我带领全班同事正在工作。突然矿石破碎机出现故障，整个工段被迫停止运转，喧闹的工房一下变得寂静起来。

负责矿石破碎的同事聂道金告诉我破碎机坏了。我连忙协助他检查修理。谁知修了好长一段时间，仍未排除故障，我心急火燎，责怪他的技术不高。

这时其他工段的同事见一时不能恢复生产，便纷纷躲到车间角落，躺在磷肥包装草袋上休息，不知不觉都睡着了。

这时厂长胡文章带人来到车间查看，见有人睡在草包上，不容分说，大发雷霆一顿。从此，在大会小会上，我们班总会被批评一番。一日晚上，在厂部空地上召开职工大会，我被当众宣布撤销值班长职务。

对于厂里的决定，我感到很委屈。由于一些班员上班时的违规行为，毁了我的前程。

之后，我也反思了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以身作则有余，管理他人不足。最令人遗憾的是，磷肥厂领导对我这个才20岁出头、任职不到一年的值班长，竟不能容忍我第一次发生的非责任心过失，不给我接受教训、戴罪立功的机会。

因为这件事，我有点心灰意冷起来。虽然还在丙班工作，但已不是先前的我了。思想一度斗争激烈，饭吃不香，觉睡不安。一连四个月我没有提笔写日记。幸亏有领导和同事们，真诚帮助我化解心中的疙瘩，我才从阴影中走出了。

我依旧踏踏实实地工作着，兴致高时，甚至还在日记里练习写小诗：“球磨房，机声轰，汗水伴我操作忙。战高温，夺高产，日产记录添翅膀。心中装进五大洲，天天增产不嫌少。”

那年的10月26日，父亲授意弟弟给我写了封信。告诉我，县民政科希望我回城接父亲的班，正等着我答复。

我立即回信，向父亲表明了我继续留在磷肥厂、争取转为正式工人的想法。父亲思量再三，最终尊重了我的意愿，毅然放弃让我接班的机会。

后来我回家休假，父亲给我透露，民政科要我接班的意思，是县火葬厂缺司机，让我跟随该厂司机朱师傅学习汽车驾驶。我一听好反感，那不是要我将来天天去拖死人吗？这可不是我的理想工作。

父亲也觉得这不适合我，未提出反对意见，这更坚定了我放弃接班。

我一直抱着“当工人最理想”的信念，依然兢兢业业工作在磷肥厂。谁知我的天真想法，在当年12月被击得粉碎。

接近年底时，磷肥厂有多名知青工人，陆续回乡被其他单位招工。最后，只剩下连我在内的四个知青，仍然坚守在磷肥厂。严竣的局势，正在考验着我的耐心。我依然无事一样，天天照样上班。

不久，厂里又突然宣布抽调50名工人到夏家湾煤矿工作。好友张政权、邓德贵等也在其中。

消息一传开，全厂炸了锅。最痛苦的是那些即将进煤矿的人，他们压根儿也未想到今生会去煤矿。我们这些没有调走的人，只能无能为力地安慰这些朝夕相处的伙伴，同他们一起埋厌命运和发牢骚。人世多坎坷，我和同事们的心情也随之一下跌入到低谷。

胳膊总是拧不过大腿的。为了生存，这些被抽调的同事，抱着在煤矿可能转正的一线希望，无可奈何地去了煤矿。

临行前，我和好友张明雄、刘德富陪邓德贵到枝城照相馆，照了张合影，算是送别。不久，我又坐车专程去了一趟夏家湾，看望这些曾朝夕相处、已到煤矿上班的同事，甚至随张政权到黑洞洞的坑道走了一程。

看到他们一个个沮丧的面孔，我的心情变得更糟。听说，邓德贵在刚发了煤矿的劳保衣物后，连行李也未收拾，就不辞而别回家了。后来，他返乡重新去当知青了。这让我感觉不是滋味。

回厂后，我和同事们没事的时候，常常会聚集在一起抨击当时的不公和议论今后的出路。不过，我以极强的忍耐，努力克制着自己的不安而躁动的情绪，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来，依然踏实地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

然而，我一生的转折点终于来临了。1975年底我毅然自作主张地离开了让我伤心的磷肥厂。

这个转折是被逼出来的。当50名“亦工亦农” 协议工调离磷肥厂后，紧接着纷纷传言，在留下的百余名“亦工亦农”工人中，将转正70名正式工人。

我暗想，自己是知青身份，符合转正条件，就在磷肥厂当个工人算了。甚至还设想转正后，再申请调换工种。

谁知事与愿违。12月13日，有人告诉我，这次转正没有我。难道我朝思暮想的转正之事，就是这样的结局？！我怀疑这是错觉。好友刘德富为求得证实，在厂部偷阅了转正名单后告诉我，名单上果真没有我！

我如梦初醒，像是被骗一样愤慨，果断决定弃厂回乡。来不及收拾行李，我匆匆告别好友，直奔枝城码头，结果错过了乘船回宜都的时间。

我心灰意冷地到枝城车站等车，正好碰见好友孙兴国。他听我说明情况后，很是同情，劝我回厂找厂领导当面问问再说。我冷静想想，觉得有理，于是在他陪伴下，我返回厂里。

我找到厂副书记胡守元询问。他告诉我，厂里原来把我的名字报到县劳动科，后来不知是那位“有心人”说，我可能回生产队里填了其他厂的招工表，于是一笔勾销了我的名字。天啦，这是那来的话呢？我欲哭无泪。他安慰我说，这是第一批转正，以后还有指标。

但我去意已决，任何挽留已对我不起作用。好友知青孙兴国提醒我，最好让厂里开个自愿离厂的证明，免得让公社误会我是被磷肥厂开除的。

人在着急时，总是欠考虑。我听了他的话，到厂办公室请好友陈文生帮忙，为我开具了自愿离厂的证明，并加盖公章。下午四时，我同孙兴国乘班车回到城关。我幸运在关键时刻，有好友真心帮助我。

次日一早，父亲随我到县委机关找到他原单位领导、时任计委主任的陶振华恳求帮忙。在他的指点下，我和父亲又去县劳动科找余兰副科长请求解决我的招工事宜。谁知她一脸不高兴地对我们说，招工指标早已下到各公社，去找张国伟。那时，张国伟是分管县“五小工业”的县委副书记彭兆榜的秘书。我和父亲心急火燎地找到张国伟讲明情况，要求处理。张国伟立即打电话到厂里要求协助解决。于是当日我乘班车又返回厂里，当面督促厂书记胡文章给我下乡的公社说明情况，介绍我回公社赶上这次全县大招工。然后，我马不停蹄地从枝城步行四十余华里，经县城回公社找到刘永国秘书。他告诉我，所有招工表早已分到下面各生产大队，我下乡的金星大队还有未填的招工表，劝我不用着急，赶紧回大队。这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我只好连夜回到陈家祠堂家里，等次日再回大队领取招工表。

15日，天还未破晓，我就回到金星大队，叩开大队副书记贾运洪的家门。他很同情我的遭遇，告诉我分给大队的国营单位招工表已经填完了，只剩一张集体单位的招工表还未填，问我行不行。我那儿还有挑选的余地，当即答应收下并填好表。贾副书记当面在表上为我签下“表现积极”的意见。当日上午，贾副书记带着我，去姚家店卫生院体检身体。

体检前，一位操外地口音的年轻女人来到我们知青身边，问我们愿不愿进向阳厂当工人。

从她口中得知，向阳厂是个三线工厂。我和几个知青当即表示愿意。体检时，我们的招工表都被她收去。见我体检合格，她就在名册上我名字的后面画上√，表示拟同意招进向阳厂。

后来才知道，她原来是向阳厂劳资科干部，专门负责这次招工的。我们这些填集体招工表的知青，被招进国营厂矿，背后有深层次原因。

原来，向阳厂本意是希望多招收男性知青进厂。谁知县劳动科将国营招工表发放给公社后，大多被＂走关系＂了，结果造成女多男少。

这当然引起向阳厂的不满。县里那敢得罪三线厂矿，于是同意该厂招工人员到体检地点直接物色挑选对象。有不少同我一样经历的知青，就这样幸运地招进了向阳厂。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大规模的招工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谢天谢地，我没有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段时间，每当我想起这段曲折的经历，就感到难过。我幸运自己，没有在挫折中消沉。

被磷肥厂抛弃，我并不感到有什么惋惜。我最难忘的，是为磷肥会战付出的艰辛，是与同事们朝夕相处建立的友谊。 这段经历告诫我：命运本来是不公平的，府上无人，休想登天；学会生存，既不能像绵羊那样温顺，也不能像雄狮那样凶猛，不要过分，不要任性。

遥看磷肥厂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