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中国第五大发明

夏巴山

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及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

科举从开创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

前后经历一千二百余年。

科举制度的主要考试都是定期的举行的。唐朝科举与宋初科举每年举行一次，宋太宗时期改为每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改为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通常分为地方上的乡试、中央的省试与殿试。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中央省试为“省元”，殿试第一名为“状元”。

唐朝科举考试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数学）等多种科目，考试内容有时务策、帖经、杂文等。

宋朝科举考试有进士、明经科目，考试内容有帖经、墨义和诗赋，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明清科举改为考八股文。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科学技术

历史记载

科举的弃儿，科学的牛人

读书人被一道名为“科举“的藩篱困住，执着于追求功名，科技研究与知识分子渐渐脱离。大明王朝三百年间，只有少数摆脱”内卷“的士人，在黑夜中点亮科学的微光。

直到明末，科举时文的编纂始终是出版业的一大支柱，许多文坛大咖包括艾南英、张溥等人，均曾以“教辅名师”之名驰骋其间。

科举制度产生

汉代

部分历史学家考证科举制产生于汉。

隋代

科举萌发于南北朝时期，科举真正成型是在唐朝。

唐代

历史学家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

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是否“准许怀牒自试”，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现士人“怀牒自试”的个例，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要确定科举制度起源于何时，首先要把握住它区别于其他选官制度的特殊本质，也就是解决什么是科举的问题。

科举制度正式形成的时间不是在隋代而是在唐代。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诏令“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提出了“每年十月”赴朝廷应试的定期，明确了州、县地方预试，即相当于后世“乡试”的办法，而且不必像隋代那样必须官府举荐。武德五年（622年）唐朝的诏书明确了士人可以“投碟自应”，下层寒士得不到举荐者“亦听自举”，“洁己登朝，无嫌自进”

自此正式确定了士人“自举”、“自进”的制度。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诏令标志着以自应考试为特点的科举制度的诞生。

科举制度发展

两汉以来，朝廷选举主要通过皇帝不定期下诏而举行。唐代有了每年定期考试的制度，同时也保留临时下诏考试的办法，即所谓“制科”。“制”之意义与“诏”相同，即皇帝之令。每年举行的科举考试则称为“常科”。

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学院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科目

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等等。唐朝对秀才要求特别高，结果士人很少应试秀才，不久秀才一科就废罢了。此后“秀才”遂成为对一般读书应举者的通称。明经、进士二科在唐代科举吸引了最多的考生。

明经起源于的汉代，唐代“明经”科考试各部儒家经典，此外还包括《老子》。明经不全考十多部儒家经典，而是分为明一经、两经、三经、五经四个级别。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规定明经考试加试时务策，考官就当前时务提出策问，考生书面作答。唐科举各项中，明经科取士最多。但最荣耀尊贵的，却是进士科。唐朝初期的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时务策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人从故纸堆中爬起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为进士科加试帖经、杂文，进士科形成了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此杂文泛指诗、赋、箴、铭、表、赞之类，策试应试者的文学才华。）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远射、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摔跤、举重等。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唐代制科科目多达一百多个，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等等。应制科试者可以是平民，也可以是科举及第者，现任或罢任官员也可参加。

考试过程

唐代科举考试每年春天在京师长安的尚书省举行，简称“省试”。而各地乡供举人的“发解试”都在头一年秋天举行。此后，地方上的“秋试”（秋闱）和京师的“春试”（春闱）成为历代科举沿袭的定制。

唐代科举的应试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即“生徒”和“乡贡”。生徒即官办学校的学生。乡贡即各地人自学或在民间私塾学成，到县、州应试，经地方考试合格，再到京师应试。乡贡每年十月随地方向京师进贡的粮税特产一起解赴朝廷，称为“发解”。州县预试的第一名称为“解元”。

唐朝各种官办学校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此外还有专门性质的律学、算学、书学等。唐朝各地方也设有官立的府学、州学、县学等。

唐前期，掌管科举由尚书省吏部负责。玄宗开元年间，改由礼部负责，此后历朝相沿不变。礼部下设贡院，考试、阅卷、放榜等均在贡院举行。主持科举的官员称为“知贡举”，通常由礼部侍郎兼任。唐朝科举放榜通常在二月。录取者谓之及第，或登科、登第、擢第等等。第一名称为状元。

月灯阁打球宴，新科进士们在月灯阁聚会打马球，他们跨马执杖，驰骋击拂，风驰电逝，四面看棚栉比，观者如山，“因之大呼笑，久面方止”，“击拂既罢，痛饮于佛阁之上。”可见唐朝文士的气质风采，以及当时那种开明的社会习尚。

委派官职由吏部负责，因此科举及第者还要接收吏部铨试，俗称“关试”。吏部铨试完毕，各科及第者就都隶属吏部，候派官职。急于得官者，可再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书判拔萃”两种考试，简称“宏词”、“拔萃”，合格者立即授官。柳宗元、白居易就是进士及第后，分别又应宏词、拔萃及格而授官的。

开明，唐朝科举允许平民与穷人参加。

唐朝科举不分世庶，向全社会开放，的确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唐文宗时的宰相段文昌，王播都是寒门贫士，早年甚至吃不上饭，向人求食，他们都是通过进士及第入仕的。这些寒士显达后多拉拢同类，如李逊、李建兄弟“家素清贫”，举进士而得高官。元和十一年（816年）李建知贡举，“三十三人皆取寒素”。

科举制度改革

科举放榜后为学子们举行的庆祝的宴会，在唐代、五代、宋初称为闻喜宴，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开始改为在琼林苑举办，因此这场宴会又被称为是“琼林宴”。

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变。

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唐代科举考试有两级（即地方州县的发解试和中央尚书省礼部的省试），宋初承袭其制。开宝六年（973年）以后，宋朝将天子亲临殿试变成为定制，州县发解试第一名自唐以来即称“解元”，中央省试第一名宋代改称“省元”，殿试第一名方才称“状元”。“连中三元”遂称为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愿望。殿试时皇帝一般并不亲自阅卷，事实上仍由各考官阅定等。考官所取定的名列前茅者，要送呈皇帝“御览”。皇帝控制科举的最后一关——“殿试”。

弥封、誊录，是北宋对科举制度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弥封就是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记录封贴起来，又叫做“糊名”。糊名之法最早出现在唐朝，唐初在吏部诠试授官时，所试判文，即用糊名考校之法。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年），知贡赵上交首次在进士考试中采用糊名弥封的办法取士。

考生姓名弥封后，考官仍能认识其笔迹。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设置誊录院，殿试卷子一律派专人抄录，然后试官审阅，此后省试、发解试也次第推行誊录制度。此外，北宋还进一步加强了科场纪律，实行严格的搜身法规，考察内兵卫罗列，巡行监视。北宋时举子入场挟带作弊之风颇盛，举子“重裘而进，便于怀挟”，“挟书为奸”者颇多。北宋力求堵塞各种权门舞弊之徒，自然要严肃考场纪律。

这些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后期，此种方法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变，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变。宋朝加强了科举考试中策论的地位和重要性。

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与王安石正式推行科举改革：科举只设进士一科，将原来的明经、学究等科（泛称“诸科”）都撤消并入进士科；废除诗赋、帖经墨义考试，改试经义、论、策；殿试仅试策一道。王安石改革科举的重要目的是统一思想、学术。

科举考试前期重在诗赋论策，后期重在经学，王安石废诗赋考经义，正是这一转变的枢纽。元、明、清以程朱一家之说严酷统制知识分子思想，也由王安石用《三经新义》、《字说》等统制学校、科举而开其先河。

明清科举所重的“八股文”，正是直接从王安石制定的“经义“演化而来的。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宋神宗死去，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当宰相，推翻了科举改革，仅保存了新法以经义取代墨义的部分。元祐四年（1089年），由于经义取士推行了十多年，许多士人已不长于诗赋，因此宋朝又将进士分为诗赋、经义两科。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死，宋哲宗亲政，又恢复了王安石所定的科举规制。

北宋取消了吏部铨试。但是从宋太祖开始殿试举人，给士子们在省试上增加了一道难关。不少人省试通过了，殿试却遭黜落。宋人的《邵氏见闻录》与《燕翼贻谋录》等书记载：“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

皇帝用殿试取黜士人，那么落第者的怨愤必定直接指向皇帝。有个叫张元的士人，多次殿试落第，愤而投奔西夏，帮西夏出谋划策，西夏军连年侵宋，宋军迭遭惨败，闹得北宋君臣不安，大臣们都怪殿试黜落士人。于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正式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

此后举人通过省试后，就算稳拿进士，殿试只排列名次。

宋朝大幅增加了科举录取名额，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达四百五十余人。唐朝总共取进士总数才六千多人。宋仁宗对进士名额做了限制，规定每科不超过四百人。按三年一科算，平均每年仍达一百三十多人。宋朝平均每年取进士数是唐朝每年取进士数的十几倍。

宋代科举是为有钱人家所包揽的。

吕蒙正、范仲淹、欧阳修等寒士在科举及第者中是极少数，而且他们也并非贫苦农民出身。科举所需的经济开支，的确不是一般农家所能负担的。

三苏父子本是四川眉山县的殷实人家，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儿子进京赶考，苏轼兄弟虽金榜题名，然而家当也开销的差不多了。次年苏洵之妻病死眉山，父子三人奔丧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的惨景。

这还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产的花费。小户人家岂敢问津如此科举？北宋科举名额的扩大几乎把全社会的读书人都吸引了进去，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头白身衰，出入科场，死而后已。而在唐代，科举还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还不足以吸引整个知识阶层。

宋代科举杜绝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却因此更加突出，诗赋、经义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科学尺度。像王安石、苏轼兄弟、范仲淹这样兼长文学与政事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唐代“通榜”办法允许考官有较大的自主权，只要考官正值，就能选出那些虽不长于文词却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绩卓著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而宋代科举一决于考卷，便使不长于文学的才能之士难于出头，而单有文采却不懂治国理民的人可能选在高第，例如黄庭坚、张九成等等。

科举制度中落

元代

从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灭金，到延祐元年（1314年）元朝开科举，北方的蒙元统治区域内长达八十年之久停废科举，这是整个中国科举史上最长的一次中断。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元朝的首届科举会试开场。元朝科举每三年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即唐宋时的发解试。蒙古人、色目人只试经义、对策二场；汉人加试一场，为赋与杂文各一篇。乡试在各省举行，每年八月选出举人三百名赴京师会试。会试在次年二月举行，内容跟乡试一样，取进士百名，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占二十五名。殿试在同年三月举行，试策一道，蒙古、色目人的题目与汉人、南人不同。殿试不黜落，只定名次。殿试结果分左、右两榜公布，蒙古人、色目人五十名列右榜（元代以右为尊），汉人、南人五十名列左榜。其目的是保护蒙古、色目人的民族特权地位。

元朝科举体现出的巨大的民族不平等，左右两榜数量名义上相等，而汉人、南人的人口总数却不知比蒙古、色目人超出多少倍。元朝共举行十六届科举，仅元统元年（1333年）、至正十一年（1351年）两届取足百名进士，其余十四届均有许多空缺。例如延祐二年录取的进士仅五十六人。元朝科举名额经常空缺的原因，并不是汉人、南人中缺乏合格的人选，而是因为蒙古人、色目人考生中实在难以选满150个乡试名额及50个进士名额，那就只能让汉人、南人的乡试、会试名额中空缺同样的数量，以维持四等人入选数量的均衡，防止汉人、南人占有科举优势。

蒙古、色目考生的试题难度低，考试也少一场，但授官职却比汉人、南人进士高。而且蒙古、色目考生参加汉人、南人同样难度的考试时，中选后更加一等授官。元朝科举不仅对蒙古、色目考生多方优待，对汉人、南人考生严加限制，而且还故意在左榜汉人、南人中间制造隔阂，挑起矛盾，让汉人压制南人。元代科举规定南人只占左榜名额一半，并且左榜状元亦不取南人。

元朝这种排斥科举取士，上层用贵族、下层用胥吏的仕进制度，违背当时中国国情，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科举制度鼎盛

明清

科举制度中的进士卷

朱元璋能成为276年天下的大明王朝开国皇帝，首先就是因为他最大程度地获得了儒生的助力。

朱元璋建立明朝，即于洪武三年（1370年）诏开科举，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

但朱元璋不久又认为所取举人进士少实才，朱元璋宣布停罢科举，科举一停达十年之久。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又宣布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公布《科举成式》，基本制定了明朝此后二百五十多年的科举成文法规。清朝大体照搬明朝成例，明清科举一脉相承，达五百多年。

明清时代的科举成为一个层次、等级、条规、名目繁多苛严的庞大体系。明清科举有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五级，其中往往又分层次。

童试：明清最初级的地方县、府考试，通过县、府两次考试者，成为童生，表明已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和写作能力。但很多读书人考到须发皆白，仍是一介童生。

院试：在府、州的”学院“举行，又分为“岁试”、“科试”两级。岁试是每年举行的童生“入学”考试，录取后即为“生员”，通称“秀才”。科试则是对已在学校的秀才进行考试，成绩优者方可参加下一级考选举人的乡试，成绩劣者要受处罚甚至取消生员资格。科试也称为录科。只要考取了生员，就算脱离平民阶层，称为“士”了。清顺治九年（1652年）的“训士规条”称：对学校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

乡试：又称为大比、秋闱，每三年一次。乡试三场，分别在八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明清乡试录取举人名额由中央规定下达，各省按人口多少分别为数十名到一百数十名不等，全国录取总额为一千人至一千二三百人。由于考取举人即具备做官资格，乡试可说是明清科举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一关。乡试之榜明清时称乙榜，乡试则称乙科，与进士会试的甲榜、甲科相对。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乡试后次年的二月初九至十五日举行于京师礼部，又称春闱、礼闱。会试三场的内容与乡试一样，明清每科会试录取进士约二三百人。明清会试正榜以外一般还有副榜。录入副榜的举人虽不算进士，但可以授予学校教官或其他较低级官职，或吸收入国子监为监生，获得国家一定的俸禄。

殿试：明清科举的最后一级考试，在会试后一个月即三月十五日举行。殿试内容试时务策一道，试题由内阁大臣预拟数种，临时呈皇帝圈定。明清殿试一律不黜落，只排定名次。状元、榜眼、探花等前三名列为一甲，算是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算是进士出身；第三甲又若干名，算是同进士出身。三月二十五日，新进士和殿试官员在礼部享受御赐“恩荣宴”。宴后陆续进入封官任用阶段。一甲的三名进士一般授予翰林院编修等清要之职，其余进士往往还要进行一次馆选或朝考，然后结合殿试名次，分别授予官职，优者亦进入翰林院。

明、清两代都实行“科举必由学校”之制，参加乡试的士人，必须是官办学校的生员；地方学校的优秀生员，可以报送到京师国子监读书，而国子监生则可直接选授官职。

明清之世，监生一直有选授官职的可能，一般生员入国子监形成了一套繁琐的等级和规矩，大体有下述几种：地方学校按年向国子监贡送学生教员，称为岁贡；选各学校中优秀的廪生、增生入贡国子监，称为选贡；在廪生、增生和新入学的附生中再进行优选入贡，称为优贡；在各省乡试中未能考中举人，但成绩较优异者，另录入副榜，选取副榜生员入贡国子监，称副贡；在国家庆典或皇帝登基时，或皇帝因其他原因特诏恩赐增加入贡国子监的名额，称恩贡。以上岁贡、选贡、优贡、副贡、恩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称贡生，他们可以继续参见科举考试，也可以候选官职。贡生在明、清又俗称为明经。明清国子监和各级官学的教科书是传统的四书五经，朱元璋还增加了自己的著作《御制大诰》，宣扬绝对君权，要求臣民服从的封建主义。朱元璋还剥夺了《孟子》的地位，下令从孔庙中逐出孟子牌位，国子监和科举考试禁用《孟子》。他还授意翰林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删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二不听，则易位”等八十五条，都是《孟子》及儒家思想的精华内容。

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举，此外绝无实用价值。八股文又称制义或制艺。《明史·选举志》说是朱元璋和刘基订立的八股文。顾炎武则说始于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更有人将其源头远溯至北宋经义。八股文形成过程很长，大约定型于明朝中叶成化年间。

科举的演进，是从内容到形式对读书人的思想限制越来越严。北宋王安石废诗赋取经义，将取士内容限制到儒家经典的狭窄范围内。南宋时经义形成“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然后有小讲、大讲、余意、结尾等固定段落，“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偶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

可见南宋经义已具八股雏形了。

明朝中叶，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固定段落组成。八股文不仅体制僵死，而且要“代圣贤立言”，即揣摩圣人孔、孟和贤人程、朱的语气说话，因而八股文多半含混生涩、似通非通。八股文没有诗、赋、论、策等文体的佳作那种熠熠文采和酣畅气势，而是晦涩枯燥，有些词句甚至难于准确把握其意义。典型的八股文风是啰啰嗦嗦，空疏无聊，同政治才能谈不上有什么关系。明清统治者标榜“求实尚正”，只许考生做“浑厚老成”的死板文章，不得用诗赋式的华丽词藻，不得引用经典以外的其它任何书籍。八股文没有诗赋策论那种旁征博引、譬喻联翩的绚丽色彩，也不可有其它任何越出界限之处。甚至即使在经典之内，还有犯上、犯下的禁忌。例如《论语》中“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倘考官出题“杀鸡为黍而食之”，则考生文章如果涉及“止子路宿”，就是犯上，涉及“见其二子焉”

自王安石推行经义取士之后，科举制度的积极性日少、消极性日增，至明清两代，科举达于极盛而自身的弊病亦达于极甚。在一个专制、封闭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无法接受新的思想、学术、技术的影响，没有革新精神，一种既存制度或事物的演变过程常常不是越变越好，而是越变越糟。

科举制度废除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华民族落后于世界，中国有个别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了汲取西方文化改良中国的道路。鸦片战争以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事连踵不断，八股选本中绝无应付此种危局之计，部分官僚搞起了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改科举议、改会试议、停武试议、广取士议、采西学议等多种主张，要求把科举名额分一半给研习西方工艺技术科学的人才，给予举人待遇；并指责八股使“聪明巧智之士，穷老尽气，消磨于无用之事。”

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大量割地、赔款。许多忧国之士认识到，单是学习西方的技术科学是远远不够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康有为联络各省一千多名举人上书光绪帝，由康有为撰写的“公车上书”中的几大主张之一，就有特别指出“八股取士”之戕害人才，主张发展教育、推广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建议科举考试除头场四书五经外，二、三场均改考本国文史和外国学识；增加“艺学”，即天文、地矿、声、光、化、电、机器、外语等等学科，召考“艺学”秀才、举人、进士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决意变法。梁启超联合在京举人，再次上书，要求变革科举。光绪帝接见康有为。康有为再度力陈八股之害，“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得到光绪帝赞同。康有为即与杨深秀、徐致靖、宋伯鲁等人分别上疏折请废八股，改科举。当时不仅维新派人士力倡废八股，洋务派官员张之洞也赞成改革。另一方面，守旧派大臣却竭力反对。但是光绪帝下诏，“自下科为始, 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 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接着又连续下诏，令京师大学堂指日开办，将全国各地书院一律改为中学、西学之学校，废止科举中的最后阶段“朝考”，并且“不凭楷法取士”等等。

但戊戌变法不过一百零三天，以西太后为首的势力发动政变，除京师大学堂继续开办外，新政都化为泡影。清朝的最高权力仍掌握在那些腐朽的满洲贵族和八股出身的大臣之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朝迅速败于八国联军，北京沦陷，西太后挟光绪帝逃亡。创深痛巨的教训，终于使清政府懂得全面推行新政、革除弊法是唯一的自救之道。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清政府下诏改革科举，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科学技术）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凡四书、五经文，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武科生、童考试及武乡科、会试，著一律永远停止。”同时下诏广开学堂，兴办新式教育，基本上恢复了戊戌变法时的新政内容。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疏请渐行罢废科举，“使天下士子，舍学堂别无进身之路。”清政府举行了清朝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届会试、殿试，状元、榜眼、探花分别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最终结束。

科举制度在国外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历史上中国周边一些国家除了有学子赴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外，也在本国设立科举制度。

越南

越南的科举制度，始自于熙宁八年（1075年），至启定4年（1919年）止，是全世界科举制度最晚废除的国家。

越南科举官员

越南的科举制，最早始于李朝的仁宗太宁元年（1075年），但李朝的科举制一共只举行四次，人数也较少，未产生较大影响。

其后陈朝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时，再度实行科举，其施行方式，是设立太学，由太学生参与考试，来取得进士资格。其后为了扩大科举取士，陈朝睿宗于隆庆二年（1314年）正式创立进士科，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士考试。

黎朝时，进一步模仿中国明清的科举制度。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曾允许安南、高丽、占城士人在本国乡试通过之后，到南京参加会试，之后绍成元年（1401年），又一度将安南收入版图，这些都促成中国科举制对其后的黎朝越南重大的影响，包括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的考试方式，以及黎朝裕宗（1705-1729）时设立武举。其后阮朝的明命十年（1832年）进一步引进八股文为主要的考试内容，此外，黎朝和阮朝都有成立与明清时贡院类似的专门考试场所。

朝鲜

朝鲜的科举制度始于高丽时代光宗九年（958年），然而到朝鲜王朝时期才正式实施。至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止，科举制在朝鲜历史上存在了936年。

高丽王朝的科举制度是融会了唐、五代、宋、元等诸朝的科举制度而成。高丽科举制度有礼部三场试、三条烛试（夜试），试期在春三月（春试），主试机关在礼部，科目有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三礼、三传、宾贡、咒噤等科，进士科分甲、乙第，重诗赋，明经有帖经、墨义，考试用糊名法等等；有武学及武举、贡举人的乡饮酒礼、拜谒文庙之礼等；有乡试、会试、殿试三阶考试的成立等；三年一开科，进士科及第除官地位较高。高丽独创科目中的卜业、地理业、何论业、政要业等，高丽还独创了考试过程中的国子监试，以及僧科。

朝鲜李朝时期的科举制度分为大科（文科、武科等）及杂科（易学科、医科、阴阳科、律科），朝鲜王朝的统治阶级是“两班”，即文班和武班的大臣。大科考试是成为两班文武的必由之路，名义上平民也可以参加，但事实上主要被两班子弟垄断。

每三年举行一次“式年试”属于“大比之科”，录取人数一开始是和高丽朝一样，为三十三名，后期时年试录取人数常达四十至五十名。此外还举行各种不定期“别试”，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的恩科考试，每当皇帝登基、行幸、万寿、太妃附太庙称庆，册封世子、世子行冠礼、世子入学称庆等庆典时都会举行，而且每十年会开一次“重试”，允许现任官员赴考。不定期有国王亲临考场的“亲临试”，该试再分成成均馆儒生参加的“谒圣试”和在昌庆宫举行的由官员参加的“春塘大试”。这些别试的科目少则录取三名，最多时录取四十名以上，通常录取十多名。这样，朝鲜的进士人数大大多于中国的进士人数。

杂科则没有规定的阶层，从贱民到贵族都可以参加，若贱民、白丁、良民，则被授与官职并升为中人阶级，因此贱民男子，尤其是两班贵族之贱妾（贱民出身之妾）所生、根据从母法继承母亲贱民身份的庶子，由于有机会接受比一般贱民较为良好的教育，往往以考取杂科空缺为目标，摆脱贱民身份。少数表现极为优秀的更可成为两班，例如宣祖至光海君时期的医官许浚，本是两班贱妾所生之庶子，为贱民出身，后来考医科成为医官，由于表现杰出而受赐扈圣功臣三位，晋身两班行列。杂科中的医科考试会在首都汉阳举行，一般每五年一次，目的是要补充内医院的大夫空缺，假如五年内没有空缺，便不会举行。医科考有关“内景”（内科）、“外形”（外科）、“杂病”、“汤液”（药学）、“针灸”等五科的知识。

日本

日本在8、9世纪时开始仿照唐朝的科举制度举办贡举，701年的《大宝律令》颁布后，贡举制度确立，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医、针等科，其中以秀才科为盛。贡举考试由掌管考察和任命官吏之职的式部省直接主持，每年一度，在十月、十一月间进行。考试的学生分为贡人和举人两种，由地方诸国贡送来参加科考的学生称为贡人，依据天皇临时制举（依临时需要而特别招收人才）或由大学寮经过寮试而来参加科考的学生称为举人。

然而，由于日本正处于贵族势力上升的时期。具有平等精神的科举制度与贵族传统存在巨大冲突，因而难以在日本生根。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10世纪以后，日本进士科已经废绝，日本科举基本上为贵族所把持，并且也不是依据才学高下，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日本科举日渐流于形式化和世袭化。到十五、十六世纪时，只剩下形式上的方略式。江户时代贡举已经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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