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活化石——陕南赣语现象

雅乐郑声

<p class="ql-block">  位于陕西西安附近的商洛市是积淀深厚的古秦晋楚商洛文化地,也是今天陕东南文化的称谓地区。</p><p class="ql-block"> 赣语在商南是主要的地方语言,约占70%以上的人皆为南方赣语音。据调查,陕南地区有七个赣语岛,其中四个分布在商洛地区,三个分布在安康地区。最大的商丹赣语岛,根据1990年的人囗普查数据,赣语使用人口为17万人。另外鹘岭以南的山区,赣语使用人口约9万人;柞水县东部的五个乡镇,赣语使用人囗约6万人;镇安县西南的木王镇,赣语使用人囗约1万7千人;中原镇及东镇乡部分,使用人囗约1万5千人;汉滨区西南的牛蹄乡,赣语使用人口8千人。有意思的是,商南县人囗不到23万,其中17万人说赣语,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赣语县。</p><p class="ql-block"> 为什么在现在的陕西商洛地区,这个离江西很远的北方地区,其赣语的分布人数竟然有30一40万之多。这是非常少见的现象,因为按照我们原来的语言学研究思路,移民一旦移到官话区就很容易被同化,那为什么在这里会形成规模如此庞大的赣方言地带呢?按现有的史料记载,我们只能知道,陕西的赣籍移民是在明末清初过去的,而且大部分并不是江西人。所以按这种说法是有悖常理的。其实早在先秦之前,楚境的古赣语就以本身的语言特点保存着记载。西汉扬雄在其著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提到“南楚”方言达85次,其中单言“南楚”不并引其他地名42次。而《史记.货殖列传》中则注明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同时,《方言》中提及的吴越,吴扬越,吴楚等地亦被认为包括江西部分地区。</p> <p class="ql-block">  赣语的系属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基本上可归为二类观点:</p><p class="ql-block"> 一,认为赣语是汉语的一种“方言”。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因历史、文化等因素而多持这种观点,这多出于学术宣传、政治考量、民族感情等诸多因素。</p><p class="ql-block">二,认为赣语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海外语言学家在做汉语言学研究时就把赣语和其他汉语分别作为单个语言研究。因为从语言学角度上看,凡是互相之间不能通话的,均应列为不同语言。而赣语和其他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口语上对话人是无法沟通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些不同的汉语基本上是“语言和语言”的关系,而非“方言和方言”的关系。对照世界上对语言的分类,即同源词的百分比例未达到80%以上即列为不同类语言。譬如,分属不同语系的中文和日语之间的同源词汇在47.5%,而赣语和北方官话之间的互通词汇仅为46.9%,由此可见,如果以“同源词”作为指标来衡量语言的话,赣语和北方官话之间的差异已远甚于“方言”之间的差异。</p> <p class="ql-block">  对于赣语的系属问题,根据多年对赣语中的存古特徽的研究,比对近年来新出土的楚简文字资料,我们认为先秦时期的陕南地区,赣语才是官话主流。因为在楚简文以及商代甲金文中,这种语言的同音词汇保留了古周畿雅言的语言特色。</p><p class="ql-block"> 譬如赣语中的“企”,赣语族群使用“企”来形容“站”这个动作,企的甲骨文和金文描绘了一个侧立的“人形”,特别强调了“脚掌”,生动地表示了“站立”的意义。而在楚简文及《诗经》中又展现出“企”用作“止”的“栖息”含义,这与赣语抚广片的棠阴方言中实际保留的存古意义相同,这说明上古语言是古汉字依声构字的理据基础。</p><p class="ql-block"> 又如赣语中使用的“婴”字,《说文》:“婴,颈饰也。”引申出“缠绕、环绕”等义。新蔡简使用“婴”的引申义,为使其引申义更加明确,在“婴”形体基础上增加了不同意符,或增加“玉”旁,明确缠绕之材料。或增加“糸”旁以会缠绕之意。《山海经.西山经》:“汤其酒百樽,婴以百珪百璧。”郭璞注:“谓陈之以环祭。”《山海经.中山经》:“其祠之:太牢之具,婴以吉玉。”所表达的含义就是以玉悬绕于某物之上。新蔡简文中,无论是“从玉的婴”还是“从糸的婴”所出现的语言环境一致,均为固定辞例“婴之以吉玉”或“婴之以兆玉。”这与赣语抚广片棠阴方言中作“缠绕”、“捆绑”的读“央”声的“婴线”词汇对读如话。</p><p class="ql-block"> 另外赣语中的“免”的读法作“篾”音的动词,《广雅.释诂四》免,脱也。其引申义有分开、分离、掰开含义,多充当动词。如《国语.周语中》:“左右免胄而下。”免,脱掉、脱落、掰开。《左传.哀公十年》:“其将不免乎!”《韩非子.解老》:“是以不免于欲剩之心。”《论语.阳货》:“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以上所见“免”与赣语抚广片的棠阴方言读“篾”表示分开、掰开、分离当是“同源词”。以上相类同源词在赣语中比比皆是不能一一详举。</p><p class="ql-block"> 综合以上观点,远离江西的陕南赣语现象,不存在先秦以后的相关迁移赣民所致。而应当为先秦之前的商族赣人开彊拓土的发展所产生的语言文化影响。</p> <p class="ql-block">  西晋学者皇甫谧认为商族始祖契始封于“上洛商”,也即今天的的陕东南商洛地区,历代都有学者沿袭其说。但当代老一辈史学大家没有一人采信这个观点。当代古文字学、甲骨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都把商族发源地放在冀南豫北一带,并认为皇甫氏等人的观点“皆因后世地名而误。”我们认为,综合地处陕西东南部的商洛地区所保留的大量赣语现象,以及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所载。持赣语的商人在商洛的封地是上述赣语言文化中最关键的问题。司马迁在其《史记.殷本纪》中写道:“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但司马迁却没有指明契的封地“商”到底在哪里。其实商洛与殷契始封地并不存在关系,它们之间的时间纬度并不在同一条线上,先商的契封地应在赣地,而商洛所存在的时间应该是商后期形成的赣族商洛文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