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系列之二：徐继畲（1795—1873）

阙居士

徐继畬（1795—1873），晚清名臣、学者，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字松龛，又字健男，号牧田，书斋名退密斋，故编辑他的八股文集，称《退密斋时文》。从年龄、辈分和思想贡献看，他和林则徐、魏源一样，属于中国近代第一代思想家。他是进士出身，朝考第一，任翰林院编修。入仕以后，在中央担任过监察御史，在地方担任过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广西巡抚、福建巡抚，一度署理闽浙总督，属于督抚大员，封疆大吏，长期在东南沿海各省任职。第二鸦片战争后，因洋务运动兴起，他贬官后被重新启用，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协助恭亲王奕䜣办理洋务，还担任了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相当于中国现代第一所高等学校的首任校长，最后以二品顶戴致仕，晚年赏头品顶戴。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年初版）和魏源的《海国图志》（1848年出版60卷本）都在1850年前出版，是当时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批最重要的两大著作。可惜，两书当时在国内影响并不大，甚至受到保守派的抵制和批判，而在当时的日本却一版再版，成为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思想武器。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并称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两大启蒙著作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并称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两大启蒙著作

徐继畬生于山西代州五台县（今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东冶镇东街的“司马第”，属士宦之家，与我党唯一一位北方籍元帅、山西五台县人徐向前不仅是同乡，还属于同一个宗祠。中国近代思想家多半出生于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徐继畲是为数不多的出身于北方的思想家，但他长期在东南沿海各省任知府、道台、巡抚、总督等负责实际事务的地方官，养成了世界眼光。父亲徐润第，进士出身，所以徐继畲家也是“父子两进士”，父亲任过内阁中书、湖北施南府（鄂西南恩施一带，清代对“苗疆”进行“改土归流”的地区之一）同知（副知府）等。

少年时，徐继畲随父任官，寓居京师，曾师从著名文学家高鹗（别号“红楼外史”，《红楼梦》续书作者之一）等人。

嘉庆十七年（1812年），徐继畲十八岁，中秀才，入县学；次年科举联捷，又中举人。

道光六年（1826），三十二岁，中进士。参加朝考，为第一，选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七年（1827年），三十三岁，丁父忧在籍，整理完成父亲徐润第的《敦艮斋遗书》。此书试图熔心学（陆九渊、王阳明）、气学（张载、王夫之）、易学为一炉，批判宋元以来的官学——程朱理学。徐继畬继承了父亲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为日后奠定思想准备。

道光十年（1830年），三十六岁，授翰林院编修。

道光十三年（1833年），三十九岁，任陕西道监察御史。上道光帝《政体宜崇简要疏》，提议简政，得到欣赏。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十二岁，十月，外任广西浔州府知府。从此仕途顺畅，升任福建延邵道道台、汀漳龙道道台等。

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徐继畲在漳州前线组织抗英。1841年七月，英军攻占厦门，他督帅兵勇，防守与厦门一水相望的漳州；八月，浙江定海、镇海接连失败，徐继畬目睹清军惨败，反思失败原因是“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十八岁，徐继畬入觐，道光帝询问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为使朝野上下了解西方世界，他决定编写《瀛寰志略》。不久迁两广盐运使，旬日，擢广东按察使。次年，升福建布政使，派官员办理开放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增加了对“洋务”的了解。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五十岁，徐继畬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在厦门进行历史性对话，开始了解古希腊城邦式古典民主和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了解到“创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国共和政体和华盛顿的事迹，广泛接触西方来华人士，开始怀疑“天朝”专制政体的合法性和永恒性。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十二岁，十月，升任广西巡抚；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抚。当时，正值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病乞假，徐继畬兼任闽浙总督。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五十四岁，历时五年，数易其稿，出版《瀛寰志略》。本书首先突破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一隅；其次，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纪录了当时世界以民主政体为主的各国各类政体，宣扬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书中对通过选民的选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国民主制度推崇备至，在黑暗专制的传统东方大国点燃了幽微的民主烛光。

道光三十年（1850），五十六岁，英人发现台湾基隆附近的煤炭，试图挖掘，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为保护国家资源，徐继畬“备文照复，正言拒止”，并令台湾淡水同知曹士桂“纠合各地士绅，公同查禁，并刊立禁碑，严密防范”，挫败了英国人的企图。禁碑现存台北市公园博物馆大楼。

同年，福州发生“神光寺事件”——一名英国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要求在福州城内乌石山神光寺租屋居住，侯官县县令兴廉盖印批准，引起士民反对。徐继畲采取温和做法，迫使两个英国人不久搬出神光寺，达到了目的。但此举被舆论指责为对洋人妥协，担任云贵总督、回家养病的林则徐意见也与徐继畬不合。徐继畲采取不以微小事端酿成重大外交冲突的做法，本来是务实合理之举，因为以狭隘的“华夷之辩”观念处理外交，很难能达到保卫国家利益的目的。然而，他被朝廷言官上书弹劾。次年，他回京上奏咸丰帝，咸丰帝评价他为人朴实，但仍降为太仆寺少卿。

咸丰二年（1852年），他被彻底罢官，回到故里，参与在太行山前线防堵太平天国北伐军林凤祥、李开芳部，挫败其绕道山西，进攻北京的战略意图。咸丰六年（1856年），他应邀任山西平遥县超山书院（今书院尚存）山长，倾心教育后辈、写诗作文和从事学术研究。

洋务运动兴起后，同治四年（1865），徐继畬已年逾古稀，仍被重新起用，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协助恭亲王奕䜣办理洋务。

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重印《瀛寰志略》，“中外奉为指南”。同年，授太仆寺卿，授二品顶戴。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二十一日，朝廷任命他出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第一所高等学校的首任校长，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初创时期。他推出同文馆译著、教育的改革计划，因受到倭仁等守旧派官僚的阻挠而归于失败。

同治七年（1868），他为美国新教传教士、同文馆教习丁韪良编的中国第一部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著作《格物入门》作序，开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物理学”教育。

同治八年二月初二日（1869年三月十五日），七十五岁，以二品顶戴致仕。

同治十二年（1873年），徐继畬七十九岁，中举六十周年，奉旨重赴“鹿鸣宴”，以惠耆年，并赏头品顶戴。同年在家中去世。

徐继畲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指出“变局论”（“此古今一大变局”），并提出备战和戎、平等外交的主张的思想家，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他的主要思想有：

第一、提出“政在养民论”，认为“富民”最重要。

基于对中国传统的政府与民众关系，徐继畲在《政在养民论》一文中提出“政在养民论”：“古圣人陈谟赞化，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又说：“富国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曰养。”在他看来，为官者的主要任务是“养民”而非“治民”，任何伤害百姓的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他对当时官场上的贪污腐化之风深恶痛绝，始终坚持自身清廉。他曾向友人说：“弟虽外任十余年，家中并未置有田产”，“在平遥馆俸每年二百四十金，不足供家中食指。祖遗薄产，折变殆尽。”为官一生，最后却到了贫困潦倒的境地，在清代后期官吏中，象徐继畬这般清廉的，虽不能说没有，也实在是很难得。

第二、在古代“地志”的基础上，加强古代地理与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在研究《汉书》与《后汉书》的基础上，徐继畬在平遥超山书院讲学时，开始撰写《两汉郡国今地考略》，至咸丰八年（1858）撰成《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又撰《沿边十郡考略》，又撰《沿边十郡考略总论》。徐继畬还深入研究了方志学，对地方志的撰写编排体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按自己的理论重新编撰《五台新志》。这些“总论”和“新志”显示了作者新的历史地理观念。

第三、《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同时问世，但更全面介绍了当时的“世界”。

1842年，徐继畲回答道光皇帝垂询后，开始动手撰写《瀛环志略》，初名《舆地考略》，1844初稿完成，改名为《瀛环考略》。其后他继续采寻西人杂说，询问西方官员，参阅魏源《海国图志》（初版），补充疏漏，使《瀛环考略》日臻完备，定名为《瀛环志略》，道光二十八年（1848）初刻于福建抚署。同治四年（1865年），经沈桂芬大力提倡，由总理衙门主持重刻，次年刻成。该书分10卷，分装6册，总分图共44幅。书中先为总说，后为分叙，图文并茂，互为印证，于各洲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比较，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

第四、《瀛环志略》的超越“华夷之辩”、重构“世界”的超前性意义。

徐继畲面对的是一个“华夷”话语的时代，他的《瀛环志略》却勇于放弃以“夷”来指称西方各国，建构起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话语模式，构建了从传统观念的“天下”到近代意义的“世界”的新认知体系，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型和凝练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基石和历史资源，是一种历史性的跨越。因此，《瀛寰志略》一出世便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也收到守旧派的攻击斥责。福建巡抚刘鸿翔赞誉此书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福建道员鹿泽长说该书“于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实有裨益”。近代第二代思想家郭嵩焘（中国第一驻外使臣）初以《瀛环志略》述英法诸国之强“以为过”，后出使英国，才感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道咸间，很多一二品大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书作序。不过，他们虽然赞扬《瀛环志略》，依然是在“天朝观”里来赞扬的。刘鸿翱序云：“夫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我朝幅员之广，亘古无二。中华十八省外，南极越南，北极俄罗斯，东极朝鲜，西极雪山、葱岭，几得亚细亚之全土。”该书与“天朝观”迥异的那部分，他们就视而不见。而守旧派的李慈铭则斥曰：“轻信夷书，夸张外夷，尤伤国体。”

第五、和近代很多著作一样，《瀛寰志略》也遭遇到无奈的“墙里开花墙外香”。

《瀛环志略》传往日本后，受到广泛重视，被认为是“通知世界之南针”，有助于他们的变法。因此他们多次刊印此书，在“辛酉版”（1861年刻）中还将书内的未用名词分译日文和英文。反观国内，由于守旧力量的强大，该书的影响力远不如在日本等国，这也是明治维新成功和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六、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不仅介绍了西方地理、历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还较详细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叙述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徐继畬盛赞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丰功伟绩及其创立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创举，对华盛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认识高度难以超越：“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即美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第七、最早被刻进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的中国人。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7月4日，华盛顿特区为华盛顿纪念塔奠基，并向各州、各国征集纪念物。咸丰三年（1853年），浙江宁波府向美国赠送了一块花岗岩石碑，用中文镌刻了徐继畲书中介绍美国和推崇华盛顿总体的两段按语。咸丰三年（1853）六月，浙江宁波府把《瀛环志略》书中这两段文字镌刻并赠送美国，被砌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内壁上，表现了东方人的见识，也成为中美早期友好关系的里程碑。同年秋，美国第十七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请画家制作了一幅斯图尔特所作的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由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将这幅画像赠送徐继畬，并举行赠送仪式，蒲安臣致辞。徐继畬答辞中称：“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肯定民主整体在时间和地域上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徐继畬的名字后来被美国收进了《世界名人录》。

美国第四十二任总体克林顿说：“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二百二十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理念。这些就是引导我们横跨美洲大陆登上世界舞台的理念。这些就是美国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