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瑰宝 万世荣光

胡山

130年前的今天，1893年1月27日，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先生诞生于上海。

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世纪举世闻名的伟大女性。

国之瑰宝。在中国有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

—— 周恩来

宋庆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就印象深刻：

他当时很年轻，但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又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

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宋庆龄陪同孙中山来校视察。周恩来曾感慨：

宋庆龄同志虽然年纪很轻，对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却很大。

上世纪五十年代，何香凝(左)与宋庆龄

唯菊与石，品质高洁；

唯菊与石，天生硬骨。

—— 同盟会首位女会员何香凝

1938年夏，斯诺在香港拜会宋庆龄

多亏我结识了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的象征。

—— 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

宋庆龄是中国的圣女贞德。

——美国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孙夫人外表是一朵柔美的花，内心却是一头力图冲破罗网的雄狮。

——法国思想家，文学家、社会和平事业活动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

她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永远使人鼓舞，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

—— 中国“工合”运动先驱路易·艾黎

孙夫人是经过历史回旋加速器冲击之后不碎不裂的人类原子。

—— 美国作家、新闻记者海伦·斯诺

你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你比荷花更高洁，比青松更坚贞。周恩来同志曾称你为“国之瑰宝”，你是当之无愧的。

一一 邓颖超《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写在宋庆龄去世的前两天)

(左起)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

宋庆龄用波澜壮阔的一生，展现了自己“操比金石，节砺冰雪”的高尚品格。

2023年2月25日，晴空万里，乍暖还寒，北京市西城区这片后海的湖面还满满地结着寒冰。但春天，已经踏着轻盈的步伐，在向我们款款走来。

北京后海北沿的46号宅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的故居。

崇高致敬 深情缅怀

这天上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朱德同志长外孙、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刘建将军偕家人一行，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副秘书长苏宝琛与夫人刘鸿雁，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胡山，北京市总工摄影协会秘书长赵家玉，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李淑芳交流中心主任的陪同下，来到宋庆龄同志故居，纪念和缅怀这位端庄、朴实、享誉世界的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革命家。

陈毅元帅之子、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陈昊苏赋诗缅怀:

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周秉和:

敬爱的宋庆龄先生与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夫妇相识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并从那时起就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五、六十年的密切来往，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发展的半个世纪战斗征途中，他们精诚团结，肝胆相照，亲密合作，互相支持，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在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过程中，他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胜过亲人般的革命情谊。他们之间的相互尊重敬佩、体贴入微关心爱护的很多轶事和友谊故事被知情人发掘和发表后，深深感动了后人，并在热爱他们的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今年也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5周年。

永远怀念敬爱的宋庆龄名誉主席！隆重纪念敬爱的宋庆龄名誉主席诞辰130周年！

抗日英雄赵一曼烈士孙女陈红：

宋庆龄主席是我们中华儿女、也是我的奶奶赵一曼烈士无限崇敬的享誉世界之革命伟人。1927年2月12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和总司令部南湖学兵团在旧两湖书院举行盛大开学典礼（黄埔军校第六期）。除分校2900余名学生外，学兵团近3000名学兵也一并参加，五六千人的队伍着装持枪，整整齐齐站在大操场上。其中200位左右穿着灰色军装、戴着灰色军帽、紧束皮带、打着绑腿的女兵，醒目地站在队列前，引起参加典礼来宾的特别关注。她们的军装与男生相同，只是在双袖口上佩戴红色“W”标饰（“女子”英文单词“WOMAN”的打头字母）。奶奶赵一曼（当时在校名字为“李淑宁）就是这无尚光荣的中国第一批黄埔女兵中的一员。

武汉黄埔六期开学典礼

当日下午一时半，军校代校长邓演达，代校党代表顾孟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领导宋庆龄、徐谦、孙科、彭泽民、吴玉章、于树德、蒋作宾，国民党湖北省和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董必武、詹大悲及来宾200余人出席开学典礼，几十位政要在主席台就座，检阅一个全新时代的革命军校学生风采。

武汉黄埔军校第六期女兵合影

邓演达在开学典礼上强调：

“本校是黄埔的分校”，要继承和发扬黄埔的革命传统，“使军队接受党的指挥，使军事的训练和政治的训练并重，使革命的武力要与民众结合”，“要特别以民为本……使全民众尤其是80%的农工们能真正得到解放。”

中央执行委员吴玉章在训话中指出：

“我们革命的敌人是世界的帝国主义及国内的军阀。……我最希望武装同志们切不要做第二个军阀，要为全中国痛苦民众及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谋幸福。”

1927年宋庆龄在武汉留影

根据当时人的回忆，宋庆龄女士当日身着花格子旗袍，脚穿高跟皮鞋，仪态大方，风采动人。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爱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特别是对中国第一代女兵抱有极大的希望。会场上不断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事后，奶奶赵一曼对同学陈德芸说：

孙夫人的气质和讲演水平尤为令人钦佩。

典礼结束后，武汉分校特向广州黄埔本校及潮州分校通电：“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孙夫人及在武汉中央委员会委员全体到校训话，军政机关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来宾200余人，校长派蒋先云同志示训词来校，并举行阅兵，特电奉闻。”

奶奶赵一曼和她的黄埔女兵同学战友们，在革命领袖和孙夫人的感召下，废寝忘食，刻苦学习训练，走出军校，走进了血雨腥风的中国革命大时代。

她们没有辜负学校领导和孙夫人的殷切期望，为工农大众翻身解放，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国家，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直至流尽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滴鲜血。

196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为纪念赵一曼同志题词：

赵一曼烈士为抗日坚贞不屈！

两位伟大女性的深情母爱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在天堂，奶奶赵一曼如能与她敬仰、热爱的孙夫人再相见，常相聚，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值此宋庆龄奶奶诞辰130周年，自己想对两位奶奶说，她们为之毕生奋斗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中华儿女们正在沿着她们艰辛开辟出的道路，高举红旗，奋勇前进。崇高致敬、永远缅怀伟大的宋庆龄奶奶！

开国中将谭冠三之子谭戎生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诞辰130周年书写题词：国之瑰宝。

冰山雪莲 冰清玉洁

宋庆龄手持新出版的《建国大纲》线装本在北京寓所留念

宋庆龄同志以其坚定信念、崇高风范、伟大人格，深受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宋庆龄同志紧紧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始终满怀爱国热忱，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义无反顾投入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宋庆龄同志故居全景示意图。

胡堂林（左）为刘建将军等讲解形态奇瑰的太湖石上“岁岁平安”石刻典故

宋庆龄故居胡堂林主任抽出周末休息时间，亲自为刘建将军和大家介绍故居。

右起：刘建将军、李淑芳、王东明

这座故居建筑，原为清代四大王府花园之一，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为大学士明珠的府邸花园，乾隆年间为和珅别院，嘉庆年间为成亲王永瑆王府花园，后为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府邸花园，清末又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王府花园，即摄政王府花园。

宋庆龄主席自1963年4月乔迁于此，一直工作、学习和生活到1981年5月29日逝世。同年10月，该住地被正式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1982年5月29日，宋庆龄同志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宋庆龄同志故居分为原状陈列展、宋庆龄生平展以及庭院三部分进行开放展览。

故居的庭院南、西、北三面均有土山，土山内侧有由后海引入的活水，绕园一周。

南湖为较大一处水面。建筑群与南湖之间为草坪，上设有旗杆，悬挂2号国旗。

凤凰国槐

草坪上矗立一株古槐树，龄愈五百年，西面枝干昂首向天，英姿挺拔，东面则匍匐大地，形似振翅欲飞冲天的凤凰。宋庆龄主席亲自为其取名为“凤凰国槐”。

箑亭。亭匾书法为光绪皇帝父亲、第一代醇亲王奕譞遗墨

南山东为“箑亭”；西有“听雨屋”。箑亭是醇亲王府花园原有建筑，位于花园东南角，此位在八卦是“巽”位，有“风”之意。

登上箑亭，全园及后海景色尽入眼底。因为高度原因，为安全起见，故居庭院的外墙也相应加高了一米左右。这里，应该是宋庆龄主席时常陪同尊贵来宾们登高远眺和休闲纳凉小坐之处。

听雨屋亦为醇亲王府花园原有建筑，与箑亭左右呼应，隐喻“风调雨顺”。

园内有重点保护古树23株，其中西府海棠名列北京“最美十大树王”。

长廊迂回曲折，纵贯南北，连接南楼与北建筑群。

南湖南岸的明代两层楼建筑称“南楼”。南楼是明珠府邸遗留下来的原有建筑，据说，当年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经常邀请一些文人墨客在此吟诗做赋。

楼上匾额“南楼”两个大字，为光绪年间醇亲王载沣的弟弟载洵所书。

一楼木色底绿字匾额“见远阁”，系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吴作人1982年所题。

恩波亭是在原明珠府邸“渌水亭”原址上修建的。嘉庆皇帝将此府邸赐给哥哥成亲王永瑆后，破例允许引玉河水入园。

玉河水是皇家专用水源，此园是清朝北京城内唯一引玉河水入园的王府花园。永瑆建此“恩波亭”，以谢“皇恩浩荡”。

刘建将军与家人在故居内宅正门留影

进入故居正门穿过甬道和宋庆龄亲手种植的龙眼葡萄藤下，进入东广场。广场西侧内宅正门悬挂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启功1981年所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牌匾。宋庆龄主席生前举办活动，嘉宾们多从该门进入。1982年宋庆龄主席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邓颖超在这里为“宋庆龄同志故居”揭幕。

大草坪东北侧古建房屋，宋庆龄主席入住后把它作为大会客厅，会见中外宾客。

大会客厅南门上方悬挂着黑底金字匾额，上面镌刻的“濠梁乐趣”为光绪年间醇亲王载沣的老师缪嘉玉所题。典故出自《庄子》“子非鱼，安知吾不知鱼之乐”之说。

从西门穿行主楼，进入中院。该四合院基本保留醇亲王府时期建筑格局。北房门黑底金字匾额镌刻“畅襟斋”三个大字。

“畅襟斋”是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墨宝。

刘建将军在畅襟斋门前向胡堂林主任赠送其母亲朱敏遗著《我的父亲朱德》。

刘建将军向胡堂林主任赠送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开国将帅代表在天安门城楼合影的珍贵高清照片。

刘建将军抱着兴奋的两岁小孙女在中院海棠树前留下合影。

畅襟斋内景

走进畅襟斋，室内布置朴素、考究、典雅。屋顶悬挂的灯笼原为城故宫灯饰。

宋庆龄主席入住这座宅院后，畅襟斋是她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董必武、陈毅、何香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人士及外国政要、国际友人一起用餐的大餐厅。

1964年，宋庆龄与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聂荣臻、何香凝、邓颖超等在畅襟斋开茶话会纪念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

此地不对外开放。大家有幸在前辈工作实景地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身心体验。

苏宝琛副秘书长与夫人刘鸿雁在畅襟斋墙上悬挂的毛泽东主席苍劲飘逸的巨幅诗词《水调歌头·游泳》书法前留念。

朱德元帅第三代、第五代后人与笔者胡山在畅襟斋室内留念。

此情此景，物是人非，睹物思人，恍如昨日，缅怀革命先辈，风范高山仰止。

刘建将军与夫人王玲同苏宝琛（左一）、刘鸿雁（左二）致敬宋庆龄主席

宋庆龄同志故居庭院的明清两代古建为砖木结构，楼台亭阁，王府风格，建筑面积2000余平方米。

现代建筑为钢混结构，是在原有主体建筑迤西接建的灰色仿古二层小楼，建筑面积2100余平方米。

故居西侧土山上的瑰宝亭

新文物库依西侧大墙而建，2009年竣工，设为宋庆龄同志生平展。

夙夜在公 鞠躬尽瘁

生平展的序厅，安放着宋庆龄主席的汉白玉雕像。雕像上方镶嵌时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邓小平同志的题词:

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

刘建将军与夫人同故居工作人员合影

大家认真参观了宋庆龄主席的起居室、会客室、宴会厅、书房等保留她生前原状的生活、工作环境，很受教育，感触良多。

故居主楼正门

穿过长廊北部，绕过大草坪，来到故居主楼正门。主楼是196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为宋庆龄同志修建的，1963年完工后，宋庆龄同志即入住这里生活和工作，直至1981年5月29日逝世，她在这里共生活和工作了18年。

小会客厅

主楼保持了宋庆龄生前的原状。一层是小会客厅、小餐厅、小厨房及工作人员办公室。二层是卧室和书房。

1966年4月3日，由廖承志（右二）陪同，会见日本朋友宫崎世民（左一）和西园寺公一（右一）。

1972年7月28日，会见美国女作家、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克曼和她的女儿。

1978年1月19日，与投身中国革命事业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一起。

1979年10月12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夫妇。

宋庆龄非常珍爱身旁的绢花花篮，因为是邓颖超赠送给她的礼物。

1980年5月15日，会见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之子小保罗·罗伯逊夫妇。

宋庆龄非常喜爱喂养鸽子，并曾将象征和平的鸽子作为礼物赠送国际友人。

小厨房

她生活简朴，工作条件简陋。房间家具和办公用品，经多年使用，大都已陈旧。

小餐厅

主人日常在此用餐，也在此宴请宾客。

小会客厅外，正对着西门入囗处，一座立式钟表，在向人们讲述着光阴的故事。

主楼一层会客厅外的康乐棋

宋庆龄主席很喜欢这项运动，常在休闲时与工作人员一起打康乐棋。

二层卧室兼办公室

卧室兼办公室是她工作生活主要场所。

东墙下有架老式英文打字机。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坐在这里处理信件或进行写作。

靠北墙放置一架施特劳斯牌竖式钢琴，是大弟弟宋子文送给她的。空闲时，宋庆龄主席常常信手弹上一曲，自娱自乐。

书房

宋庆龄主席一生酷爱读书，英文功底深厚，法文、德文、俄文也具有一定水平。她的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文书籍。她的绝大多数信件和相当一部分重要文章，都是用英文写作的。

书房北墙是一列书柜，收藏着宋庆龄在北京住所的一部分藏书，计有书籍1600多册，杂志1100多册。

书房西墙下有架老式收音机，是苏联政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送给宋庆龄主席的。

美籍日本朋友有吉幸治(Koji Ariyoshi)访华时，曾将一束象征吉祥如意的夏威夷安多利恒花（Arthurium) 送给宋庆龄，宋庆龄十分喜爱。为了使它永不凋谢，她和服务人员合作完成了这幅刺绣作品，并将它挂在床头的侧上方。

宋庆龄卧室办公桌前地灯灯罩是自己用旧窗帘制作的。她经常在桌前工作到很晚。

1981年5月16日，廖承志手持“特急件”来到病床前，通报全国人大的决定:

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卧室外的时钟指针，不可思议地停在了那一日的20时18分处

在这里生活、工作期间，她已是70至88岁的高龄，但每天的工作时间仍然很长。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积劳成疾的宋庆龄主席经抢救无效，在这里病逝。

北上建政 共商国是

1948年4月以来，随着西北野战军光复延安；刘邓大军逐渐在大别山站稳脚跟，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全面转为战略进攻；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开始安营扎寨。此时此刻，毛泽东开始围绕迎接新胜利的到来，精心谋划起“建国”和“定都”等重大问题。

4月30日，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发布，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其中“第五条”的46个字：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民主人士下榻并参与筹备新政协的哈尔滨马迭尔宾馆(法兰西斯艺术运动建筑风格)

最初方案是在已解放两年的哈尔滨召开政协会议。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部署指挥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内外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下，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行动开始周密地进行着。

首批抵达东北解放区的部分民主人士。前排有谭平山（左二）、沈钧儒（中）、蔡廷锴（右一），后排中为章伯钧

自1948年下半年起，一批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在海外的民主人士纷纷“北上”，其中沈钧儒、谭平山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一路辗转颠簸，于当年10月最终抵达哈尔滨，随即着手参与筹备新政协。

1948年马叙伦等北上在梅河口登陆

1948年11月25日，具有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象征意义的政治文件《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正式形成，新中国蓝图越发清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渐呈雏形。

民主人士们在哈尔滨的协商讨论还触动了建国程序的变化。章伯钧、蔡廷锴向中共中央建议，新政协即等同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直接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一点在当时非常重要，为1949年由人民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宋庆龄，诚邀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

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 周恩来

这封电报由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署名，附在中共中央发给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华南局领导人方方、潘汉年、刘晓的指示电之后。

周恩来在给华南局的电文中特别强调：

总之，第一必须保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李宗仁代总统致孙夫人的亲笔函

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下野后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做出种种和平姿态，声称愿遵循和平建国方针，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他在上台当天就亲笔致函宋庆龄，希望“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俾和平早日实现，国家人民实深利赖”，言词谦恭，情真意切。为进一步表示诚意，李宗仁还特派邵力子、甘介候专程由南京赴上海拜访宋庆龄，敦促“国母”早日还都，以便随时承教。

甘介侯一天往宋宅跑上好几次，病中的宋庆龄烦得不轻。她有一天实在忍无可忍，写信告诉她的助手、朋友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德国反法西斯战士)：

甘介侯一天好几次到我这里来，最后，为了把他打发走，我不得不起来见他。他简直就是废话连篇，总是吹嘘自己对民主运动做了哪些事，以及他对李的影响。

1月25日，李宗仁又派邵力子等人去上海拜访宋庆龄，她以“血压增高，医嘱谢绝见客”而“不予接见”。

不久，上海的一些小报竟然捕风捉影在报纸上散布传言说，“宋庆龄欲出山收拾残局”“宋庆龄要出山了”、“孙夫人将在国民政府中就职”。一时间舆论哗然。宋庆龄得知此说后，于1月10日，通过中国福利基金会，签发了一份声明，宋庆龄断然拒绝了李代总统的“盛情邀请”，并当即指示廖梦醒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发表公开声明，对市井谣言予以驳斥。澄清事实。声明全文如下：

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

2月2日，李宗仁乘专机到上海拜访宋庆龄，请求她以个人身份到北京向中共领导人转达李“谋求和平的诚意”。两人“对和谈问题商谈甚久”，但结果如李宗仁身边人士所称，“孙夫人健康仍欠佳，且连日此间气候恶劣，恐短期间甚少晋京可能”。宋庆龄再次拒绝了李宗仁的请求，并明确告知：

德邻先生，我曾经明白表示过，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绝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不久前，上海有些报纸造谣，说蒋介石下野，宋庆龄要出山了，我立即发表辟谣声明。20多年来，我的立场和态度始终一贯，不容有所变更。我要排除一切干扰，坚守在上海，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救济事业，团结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和正义感的中外友人，采用各种方法为人民的胜利，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力量，尽自己一份责任。

孙中山之子孙科对宋庆龄不愿离沪做了一厢情愿的解释：

她恋栈上海，我看事出有因，那里有她先人的坟茔，又是她生活熟悉的地方，更是国父当年革命起事的源头。至于她去了共产党那边，至多批评一下党国的政策，未必能有什么惊天之举。再说，她毕竟身份特殊，资望隆高，万一有什么差池，我们不是自找被动吗？

2月下旬，宋庆龄给西柏坡回了两个函件。一封写给毛泽东：

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又复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

亲爱的朋友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

但我的精神是永远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谨致

敬礼！

宋庆龄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

抗战时期的三姐妹

已经56岁的宋庆龄深受肠胃病、高血压和家庭遗传的荨麻疹等多种病痛缠身。她告诉王安娜：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焦虑和麻烦成了我全部的生活，苦苦地缠住我不放。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易地把那些影响立即消除。

荨麻疹没有特效药，只好服用苯纳德雷，把她弄得“昏昏欲睡，但浑身是痒痒的，只是睡着以后感觉不到了”。上海当时正缺医少药，王安娜寄给她的药只能吃13天，宋庆龄写信说，如果能寄来10瓶就好了，她被迫把家里用不着的氧化镁拿去换她需要的药。

另一方面，北平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地方。1925年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北上，归来却成孑然一身。

就在中共中央向她发出邀请的同时，她还收到了李济深的信。民革创始人李济深是新政协“29人名单”中的第一位，他是1948年12月27日，从香港“偷”渡，一番舟车周折后，于1月17日到达解放区的。在这块晴朗的天空下，他和沈钧儒还看了棒棒戏《王贵与李香香》。刚刚感受到解放区气息的李济深19日也写信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

1947年，宋庆龄在上海组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图为宋庆龄和孩子们在一起

这个月里，宋庆龄身边很多人都在谈论“国是”。在1949年1月，她写给好友王安娜的一封信中说：

目前人心惶惶，许多人来我这里议论社会和个人问题。只要有一个下午有空，我就与你联系。就一些普遍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上述这个问题做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我见到了一个人，他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毛的讲话。毛要上海人民不要惊慌，说他本人很快就会到达上海。

宋庆龄一生留下大量写给亲人和友人的中英文书信，写信是她工作和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工作繁忙的时候，除了外务有时一天要写十多封信交流意见，写到手指僵直作痛才搁笔。她喜欢亲笔书信，很少秘书代笔。英文写信，她也用打字机。

大上海又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毅任市长。同日，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华东执行部主任、上海著名女律师史良到宋庆龄住所看望她，宋庆龄高兴地拉着她的手说：

解放了就好了。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

这天，宋庆龄还接待了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总干事赵朴初。她把一朵红玫瑰花插在他的西装衣领上，以感谢在解放战争中他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战斗友谊。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筹建新政府的各项工作逐步启动，中共中央认为再次邀请宋庆龄北上的时机已经成熟。

6月25日，奉中共中央之命，邓颖超携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亲笔信，由廖梦醒陪同，专程抵达上海。

4年前，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专程到宋庆龄寓所拜访，深情地说：

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毛泽东是一代书法家，但平日里写信比较随意，字里行间常有勾勾划划。可这封写给宋庆龄的信，一个改动、一个墨点都没有，显然经过认真誊写。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耑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廿一日

周恩来做事谨慎，手书信件多整齐干净。

而给宋庆龄的这封信里，却涂改了一个字。信中“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的“略”字被改成了“谨”字。

对比字体，有人推断，这个改动很可能是毛泽东所做。一字之变，意味深长。

这两封信宋庆龄非常看重，一直珍藏在其上海住宅的铁保险柜中。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由中央档案馆保存至今。

6月25日，邓颖超在廖梦醒陪同下抵达上海。廖梦醒是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女，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这次来沪，廖梦醒先行面见宋庆龄。当廖梦醒身穿灰布制服，头戴灰布军帽出现在宋庆龄面前时，她还以为来了一个女兵，廖梦醒叫了一声“Aunty（姑姑）”，她才认出来。廖梦醒说：

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大家都盼望你能去参加新政协。

廖梦醒当面向宋庆龄提起北平，触动了宋庆龄的伤痛往事。她说：

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

孙中山1925年谢世于北平。当时，宋庆龄悲痛欲绝，甚至“连太阳光都不愿见了，在屋里也放下窗帘”。

1929年，南京中山陵落成，宋庆龄又来到北平，参加孙中山的灵柩南迁仪式。

虽然如此，廖梦醒还是看到宋庆龄的整体情绪“很兴奋”，于是向邓颖超汇报说“盼其赴平似有希望”。两天后，廖梦醒再赴宋宅劝说，言谈间，宋庆龄“颇感盛情难却”。当天晚上，邓颖超就接到了宋庆龄的请柬。见面后，俩人相谈甚欢。邓颖超介绍了新政协的筹备情况，并从手提包中取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郑重地说：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党中央、毛主席恳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宋庆龄接过信，看后还是没决定下来：

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

邓颖超会心地说：

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作定夺。

1949年6月30日，为阐明新中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前途，回击国内外敌人的造谣中伤，澄清人民中对于这些问题的模糊认识，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着重阐明了以下观点：关于国家的性质，文章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关于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文章认为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因为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只能联合，不能依靠，更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文章认为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的结合；关于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文章认为应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

1949年7月1日，《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在文章中描绘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蓝图，系统地阐明了新中国的基本纲领，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同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构成了《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宋庆龄由邓颖超（右）、廖梦醒（左）陪同，出席庆祝新中国成立28周年大会

1949年6月30日，上海解放刚逾一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园饭店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邀请上海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参加。宋庆龄当时虽身体不适，仍欣然莅会。是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下步入会场，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庆祝会首先由陈毅市长致词，致词毕，陈毅请宋庆龄讲话。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手稿(一级文物)

宋庆龄因是抱病出席，就请邓颖超代为宣读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是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

敬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

为收留贫困儿童的中福会筹资

宋庆龄还缺钱。她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缺少经费，她自己的日用都有些成问题。

连年战乱，上海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越来越多，宋庆龄很不安。1949年她的中福会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保障贫困儿童的文化福利。在这一年青黄不接的春天，她反复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同仁研究，怎么解决这些孩子的生活问题，最后想出一个办法：通过冯亦代和他的夫人、中国福利基金会办公室秘书郑安娜，找到张乐平。借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的影响，举办一个“三毛乐园会”和“三毛原作展览会”。

钱从何来？“三毛乐园会”章程中规定，不论何人，只要愿意每月出3块银圆，救济一个三毛，就是该会会员；出15个银圆，救济5个三毛，就是荣誉会员。凡是赠送衣物、食品、玩具就是会友。而这个乐园会的开办费，就来自三毛原作展览会。

张乐平很感动，他一口答应将《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等300多幅画的原稿全部拿出来展览。张乐平在病中用一个月时间，赶出30多幅彩色三毛漫画，为展览会搞义卖。三毛之父还专门为“三毛乐园会”设计了一枚纪念章。

1949年3月31日，张乐平与饰演三毛的的王龙基在《三毛流浪记》拍摄前夕

画展是4月4日儿童节这天开幕的，为期6天。听说是为苦儿捐款的义卖会，集体、个体参观者非常踊跃。当时报载，这一天承办画展的“大新公司”电梯都被挤坏了好几次。宋庆龄出席了画展和义卖，她和张乐平坐在一起，来宾中有不少宋庆龄的中外友人，她与外国朋友讲的是流利的英语，回过头来和张乐平说着上海话。担任画展收票、维持秩序、讲解徽章的，是中福会的三位“小先生”，也就是“小老师”。他们曾经是三毛一样的孩子，在儿童福利站受到教育和培养后，又培养新收进来的贫儿。好几家民营广播电台用国语、沪语和粤语作了现场广播，他们的播音员都是上海滩上的当红话剧演员，出于对三毛们的同情义务来帮忙。

1949年6月，宋庆龄、邓颖超在上海一同观看儿童演出

中福会1949年举办多次儿童福利活动。

7月24日，宋庆龄奔忙了多时的中福会托儿所日托班开班了。她对请她北上的邓颖超的款待，是参加开幕典礼。宋庆龄把日托班开在西摩路的宋氏老宅里。宋庆龄、邓颖超都坐在儿童的小椅子上，观看中福会儿童剧团的表演。

8月19日，邓颖超、许广平等再次受到宋庆龄的邀请，参加中福会“小先生”夏令营开营活动。

1960年4月，宋庆龄与邓颖超一起接见志愿军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

受中央委托邀请宋庆龄北上的邓颖超后来回忆起她在上海的经历时写道：

上海解放了，你高兴，你欢欣。你对史良大姐说：我们现在解放了。的确，你个人解放了，全国人民也解放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党中央提出建议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派我携带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去上海看望你，邀请你到北京来商议国家大事，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你立时果断地、高兴地同意到北京来。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是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纪念日，在上海党、政、军、民隆重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你应邀出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颂扬党所作的贡献和取得的伟大胜利。

宋庆龄步出正阳门火车站

宋庆龄答应北上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兴奋异常。1949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到北平前门火车站，提前一个小时等候宋庆龄。

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驶入北平前门火车站。车刚停稳，在月台等候多时的毛泽东便亲上车厢迎接宋庆龄。当宋庆龄在毛泽东的陪同下步下列车时，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跟随在宋庆龄之后的正是邓颖超。宋庆龄微笑着对周恩来说：

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

周恩来高兴地回答道：

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宋庆龄北上视频

宋庆龄缓步走出车站时，一群儿童捧着鲜花簇拥上来，他们来自“洛杉矶”保育院——抗战时设于延安，收容战争孤儿，由美国洛杉矶华侨响应宋庆龄号召捐建。当晚，毛泽东为宋庆龄举行欢迎宴会。

庆龄《华北之行的印象》英文底稿

北平，曾是的伤心之地，如今已是旧貌换上新颜。宋庆龄在后来回忆中写道：

当田野在火车的窗外飞掠而过，那些新种植的田地，那些最近收割的田地，当它们在我的眼前滑过，消失在遥远的天边，当沿途的城市、市镇和乡村飞驶过去，当我看到标明出地形的、无数大小的河流，有些是涓涓的细流，有些是急浪翻腾的大河，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当我看到这些景色时，我觉得生产和发展的可能性，似已近在眼前了。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这次到达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一九二五年时所经历到的，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现在，这个城变成了人民的讲坛，我们听到了人民声震云霄的洪大的呼声。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

一一宋庆龄《华北之行的印象》

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到签名

宋庆龄受到各界热烈欢迎。9月1日，出席冯玉祥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9月2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九次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敦请孙夫人宋庆龄先生为该会名誉主席”。9月6日，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

北平之行，宋庆龄见到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中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作为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得力助手和忠诚伴侣，孙中山事业的伟大继承者的宋庆龄，更觉胜利来之不易，难以抑制喜悦和兴奋，她在会上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讲话，对中国的明天，充满期待和信心。

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宋庆龄在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一起，共商建国大计。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左四）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宋庆龄还当选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由此，她开启了她为新中国奋斗的全新篇章。

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属单位的孩子们听到宋庆龄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喜讯，从上海拍发了一份贺电，她立即复电：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收到你们的电报，非常高兴，这是最使我快乐的一个电报。我没有一天不在想念你们，希望你们每天进步，努力学习和健康，因为你们是新中国未来的主人翁。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宋庆龄前往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一时间，三十万群众在广场上欢呼雀跃。望着无数欢呼的人群，想到孙中山先生的毕生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宋庆龄——这位坚强的战士不禁热泪盈眶。

她在《华北之行的印象》中写道：

第一桩（最使人兴奋的事情）是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在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一年以后，宋庆龄回忆起来依然激动：

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一个快乐的日子。它标志着解放了的人民、新生了的中国的开始。从那一天，我们跨过了一个新的世纪的门槛，走向未来，走向人民的胜利。

著名国际友人、记者爱泼斯坦评论说:

她的到达不止是她个人的事，而是反映了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 一条是由孙中山所发起并在晚年改变了导向的，另一条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继续高涨并走向胜利和社会主义新阶段。

宋庆龄在和平会议上讲话视频

1952年10月2日，宋庆龄发起在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37个国家和地区代表涌跃参会。她在《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 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 》开幕演讲的结尾说到: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努力前进，保证这次和每一个和平的努力都得到胜利。虽然我们的和平运动，由于它的广大規模和优良组织，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和平运动的队伍是团结一致的，而且有好多万万人民的坚决行动，但是我们必须好好地保持现在已有的动力。我们必须更加努力，使我们愿意与一切希望和平的人们合作的诚意获得更大的成果。就和平运动的范围来說，目前有些地区尚未达到，还有一些空白区正在要求参加人类这一最伟大的斗争。而且在我们的区域中，就有很多这类地区。在这方面，当然有许多困难问题须待解决。但这些困难究竟是比较容易克服的。何况我们已经有了得到最后胜利的有力保证，那就是世界上极大多数人民都要求和平。只要亚洲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結起来，坚决地保卫和平，我有充分的信心，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地达到我们的目标。

世界人民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世界和平万岁！

宋庆龄在中共八大发言视频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京召开。大会代表1133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党的七大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提前完成。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

宋庆龄应邀列席并热情洋溢地致辞:

同志们，象我这样一个非共产党员，能够列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中国人民积了几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訓，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很快地解脫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两次革命，我们已经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剝削制度而站立起来。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再一次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我们要感谢不断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沒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历史是人民所创造的。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一原则，一贯地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它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为人民谋福利，从不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所有民主党派，建立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府。它运用这个国家政权的力量，肃清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就是说，凭借了人民民主政权，继续不断地从一个革命的胜利达到另一个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我们，和平地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我们最近获得的成就，对我们说来，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亲爱的同志们！有阶级有剥削的社会，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着五千多年了。但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三十五年间，很大一部分人类已经脫离了帝国主义的束缚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深信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到那时，无疑地，无阶级无剥削的社会就更要普遍，人类也就要进入真正的大同世界。因此我想这种社会制度，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也一定会实现。

追念毛主席

毛主席一直尊称宋庆龄为“先生”，宋庆龄也十分敬重毛主席，他们彼此之间珍存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宋庆龄主席一生绝大部分的书信和文件起草，都是用英文，很少用中文。毛主席去世一周年后，她却留下了一份硬笔文稿《追念毛主席》，内容真挚感人，笔法则一改温润儒雅之气，干练干净，端庄大气，浑厚硬朗，罕见、珍贵。

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毛泽东同志，自从推翻了奴役性的教条主义以后，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共谈判时期 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那年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回国后，毛主席邀我聚餐，我们谈话。这次谈的更为亲切。那时他就谈起了睦邻反霸的意见。

我在上海时，毛主席亦曾访谈。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回忆起来 ，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

宋庆龄

1977年12月

宋庆龄是海内外公认的伟大女性，作为老一辈革命者，把爱国，救亡图存作为其一切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她用良好的社交能力和政治领导力量，多次挽救祖国于危难中，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出毕生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光辉足迹 浩气乾坤

少女时代的宋庆龄和她的母亲倪珪贞

1893年1月27日，祖籍海南文昌的宋庆龄出生于上海。她的父亲宋嘉树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和同志，孙中山赞誉宋耀如为革命之“隐君子”。父亲的爱国热情和民主进步思想深深影响了少年时代的宋庆龄。

宋庆龄的母亲倪珪贞，是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的后裔。

徐光启（1562年－1633年），万历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1603年入天主教，较早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毕生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勤奋著述，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宋庆龄在学校排演的话剧中扮演公主

宋庆龄9岁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7年入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在刻苦学习的同时，她时刻关注着祖国的时局。

留学时代的宋美龄（左）、宋子文（中）、宋庆龄（右）

得知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后，身在美国的宋庆龄激动不已，称之为: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宋庆龄（右八，着黑衣）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同学们合影

她立即将学校中的清朝龙旗踩在脚下，挂上新的共和国五色旗，高呼“拥护共和”，欢庆 “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

19岁的宋庆龄与挚友阿利·曼合影，突显知性而自信。她们的通信持续了60多年

学习期间，宋庆龄写了篇题为《现代中国妇女》的文章，发表在该院院刊《威斯利安》1913年4月号上。文章从1907年中国开始招考赴美留学的女学生一事入手，论证了女孩子的智力并不比男孩子差，要提高人类中占半数的男子，不能不同时提高人类的另一半(妇女)。她表示深信：

用不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

文章还阐述了妇女要获得与男人平等权利，不能等待别人的恩赐，而必须靠自己的工作和斗争去争取；尤其是那些在外国留过学的妇女，她们不应该使自己成为性格孤傲的知识贵族，而应该进入社会为民众谋取福利。

左起：宋子文、宋庆龄、牛惠珠、牛惠生、宋美龄

1913年5月，宋庆龄大学毕业，获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士学位。1913年6月，宋庆龄回国前，表兄妹们在波士顿相聚。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宋庆龄父亲宋嘉树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坚定支持者，也在日本帮助孙中山筹集经费，并安排大女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秘书。1913年9月16日，大学毕业回国后的宋庆龄随同姐姐宋霭龄第一次拜访孙中山。

前排左起: 宋子安、宋庆龄、倪珪贞、宋蔼龄；后排左起为宋子良和宋嘉树

1914年8月25日，在日本流亡的宋家从东京移居横滨市山手町59号。9月，宋蔼龄与孔祥熙在横滨结婚。9月20日，在日本的宋家成员在横滨合影留念，当时宋美龄和宋子文仍在美国留学。

宋庆龄就代替姐姐，成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之后，两人的交往愈加频繁，相处也十分融洽，孙中山喜欢静静地听宋庆龄弹琴唱歌。孙中山忘我为革命工作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宋庆龄。

宋庆龄与孙中山于结婚次年，1916年4月24日补拍的结婚照

宋庆龄在中山先生身边工作。在实现共同人生理想中，两人建立了深厚感情。

1915年10月25日于东京举行的婚礼上，孙中山送给22岁新娘的礼物不是钻戒，不是耳环，也不是什么其它首饰珠宝，而是一支德国毛瑟手枪。孙中山说：

这枪配了20颗子弹，19颗给敌人准备，最后一颗，是危急时留给自己的。

宋庆龄的这一决定遭到父母的坚决反对，但是她爱孙中山爱得痴情，办结婚登记手续的那年，宋庆龄22岁、孙中山49岁。

他们在婚约上签字(女方签“宋庆琳”)，并相约三条：

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与梅屋庄吉夫人

照片中的宋庆龄是那么美丽动人，一旁的孙中山左手搭在爱人肩上，眼神中满是坚定。梅屋庄吉，日本长崎人，家庭富裕，崇尚维新，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并承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孙中山在庄吉和服短外褂的背面挥毫写下“慈母”二字，赞颂梅屋庄吉夫妇像慈母般不求回报地支援中国革命。这位漂亮的日本女人见证了孙、宋两人的恋情。

1916年4月，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与廖承志(前)在日本留影。

1917年，宋耀如、倪珪贞夫妇（三排）在上海拍的全家照。六个子女：宋霭龄（二排左）、宋庆龄（二排右）、宋子文（二排中）、宋美龄（四排右）、宋子良（四排左）、宋子安（一排）

对于宋庆龄来说，孙中山是丈夫，是拯救中国的英雄，也是她的革命导师。

1918-1920年间，青年时期的宋庆龄（左）、宋霭龄（中）宋美龄（右）；1918年3月孙中山夫妇在广州大元帅府。

在她而言，爱情与革命已经融为一体。

1919年4月25日，孙中山（左三）、宋庆龄（左二）与老同盟会会员陈少白（左七）等在杭州西湖漫步。

1919年冬，结婚4周年，上海合影

对于孙中山，宋庆龄是生活伴侣，更是他革命事业的亲密战友和忠实继承者。

1920年，宋庆龄同中山先生结婚后，在上海居所内拍下的一张生活照，被誉为一生中的“最美影像”。

《宋庆龄画传》里这样描述庆龄之美：

皮肤细嫩，看上去是那么娇柔、纤弱。她的五官端正，下嘴唇微翘，眼睛里流露出温柔、遐思的神情，她似乎正从遥远的地方悲哀地观察着事态人情，为当时的中国正遭受着的苦难而伤感。她谦和、文雅，与霭龄和美龄骨子里的那种自命不凡、傲气逼人完全不同。她办事有条不紊，就是在梳妆打扮上也很容易显示出来。

也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经久不变的美，让孙中山爱之怜之。

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偕妻子乘船离开上海赴广州重组军政府。上图是宋庆龄船上留影，那天天气很冷。下图为1921年7月，孙中山与夫人在广州留影。

婚后，宋庆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日夜在他身边协助工作，无微不至地照顾孙中山。对于婚后的生活，孙、宋都表达了满意之情。两人可谓是同甘苦，共患难，同呼吸，共命运。

1922年9月，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寓所接见美国新闻记者希尔等人，重申在中国实现共和统一的主张

在并肩走过的10年岁月中，宋庆龄同志担负处理孙中山同国内外大量机密函电来往的工作，参与起草许多具有历史性影响的电文、宣言。她跟随孙中山先生开展讨袁反段、护国护法等反帝反封建斗争。

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没有你！

1923年8月9日，广州大沙头航空局机场，宋庆龄勇敢参加试飞我国组装的第一架飞机后，与孙中山在机前留影

孙中山早年出走日本，创办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立志“航空救国”。在他的关怀下，第一架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并制造的飞机于1923年6月装配成功。为纪念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领导和赞助，这架飞机就以宋庆龄青年时代的英文学名“Ro-samonde”的译音命名为“洛士文-1号”。尽管国内科研环境与条件简陋，但这款飞机的操纵性能、稳定性和各项飞行参数经检测均符合设计要求，它同时还是中国第一架轻型侦察机，时速可达120公里。

当时，世界的航空事业还处于初创阶段，很多人对这架中国人自制飞机的安全性能存有疑虑。容貌文静纤弱的宋庆龄却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登上飞机参加试飞。这一壮举是她献给孙中山先生的一份珍贵礼物——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一颗赤诚之心。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已怀有身孕的宋庆龄怕目标太大，坚决让孙中山先安全撤离。

宋庆龄轻散头发，骨子里的美自然流露

2022年6月28日和29日《民国日报》刊发了宋庆龄用英文撰写《广州脱险》一文的中译文，对叛变革命的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亲历做了生动描述（节选）：

6月15之夜二时，我正在酣梦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他刚得一电話，谓陈军将来攻本宅，须即刻逃入战舰，由舰上可以指揮，剿平叛变。我求他先走，因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

他走了半小时以后，大约早晨两时半，忽有枪声四起，向本宅射击，我们所住的是前龙继光所筑私寓，位居一半山上，有一条桥梁式的过道，长一里许，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叛军占据山上，由高临下，左右夹击，向我们住宅射发，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我们的小卫队暂不反击，因为四围漆黑，看不出敌兵。我只看见黑夜中卫队蹲伏的影子。

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及机关枪与敌人对射。敌方却瞄准野炮向宅中射来，有一炮弹击毁我们澡房。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但是其余的人，仍英勇作战，毫不畏缩。有一位侍仆爬到高处，挺身而战，一連击毙不知多少敌人。到了八点，我们的军火几乎用完，卫队停止回击，只留儿盒子弹，候着最后的决斗。……

自从八时至下午四时，我們无异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停的四射。有一次在我离一房间几分钟后，房頂中弹，整个陷下。这时我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到四时，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一军官来议条件。卫兵提出的第一条就是保我平安出险，但是那位军官说他不能担保我的安全，因为袭击的不是他的军队，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官长，都不能约束。正在说话之间，前面两层铁大门打开了。敌兵一轰进来，我们的兵士子弹已竭，只好将枪放下。我只见四围这些敌兵拿着手枪刺刀指向我們。登时就把我們手里的一些包裹抢去，用刺刀刺开，大家便拚命的乱抢东西。我们乘这机会逃开，正奔入两队对冲的人丛里，一队是逃出的士卒，又一队是由大门继续闯来抢掠的乱兵。幸而我头戴着姚副官长的草帽，身上父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乱的人群里得脱险而出。

出大门后，又是一阵炮火，左边正来了一阵乱兵，要去抢财政部及海关监督处。前后左右，都是乱兵在进出。他们一面进，我们一面穿东走西曲折的在巷里逃。我再也走不动了，凭两位卫兵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走。我打算恐熬不过了，请他们把我枪毙。……四围横列着的都是死尸，有的是党员，有的是居民，胸部刺开，断腿失臂的横陈街上的血涡中。……

1923年8月14日，广州脱险后，孙中山宋庆龄与永丰舰官兵合影

正走之时，忽有一队兵由小巷奔出，向我們一头射击。同行的人耳语叫大家伏在地上装死，那些乱兵居然跑过去，到别处去抢掠了。我们爬起又跑，卫兵劝我不要看路旁的死尸，怕我要昏倒。过了将半小时，进击的枪声渐少，我们跑到一座村屋，把那闩上的门推开躲入，屋中的老主人要赶我们出来，因为恐怕受累。正在此时我昏倒下去。醒回来时，两位卫兵正在给我浇冷水，把扇扇我。其一卫兵便偷出门外去观动静，而这刹那间，忽有一阵枪声，屋内的卫兵赶紧把门关闭，同时轻声报告我外边的卫兵已中弹而也许殒命了。

枪声沉寂之后，我化装为一村妪，而剩余的一卫兵扮作贩夫，离开这村屋。过了一两条街，我拾起一支菜篮及几根菜，就拿着走。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经过触目惊心的街上，我们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就在这家过夜。这间屋于早间已被陈炯明的军队搜查过，因为有嫌疑，但是我再也无力前进，就此歇足。那夜通宵闻见炮声……再后才欣然听见战舰开火的声音，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第二天，仍旧化装为村妪，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铁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与卫兵才到岭南，住友人家。

在河上，我们看见几船满载抢掠品及少女，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他处。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我离开广州真巧，因为那天下午，我所借宿的友人家又被搜查。那天晚上，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其如死别重逢。后来我仍旧化装由香港搭轮輪来沪。

宋庆龄也在此事变中流产，心疼妻子的孙中山为宋庆龄写下两句情深意切的诗，表达了患难与共的真情：

精诚无间同忧乐 笃爱有缘共死生

很多年后，人们发现孙中山与宋家人合影。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张有孙中山出现的宋家合影，应摄于圣诞节期间。

中间是宋母倪桂珍，左边是孙中山、宋庆龄夫妇，右边是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右三是宋美龄，宋子文在最前面席地而坐。坐在他旁边的是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在他上方的是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

宋耀如当年很注重用照片来记录子女的成长和家庭的变化，留下了许多高质量的照片。但孙中山的照片很少出现在宋家，可见女儿的婚姻一直是宋耀如的心结。

从照片细节，专家认定是宋庆龄流产后回家所照。照片正记录了经历生死洗礼后的聚会，反映了久违了的家庭温暖。

在革命斗争屡受挫折的困境中，宋庆龄同志陪伴孙中山先生总结经验教训，探寻中国革命新出路。她赞同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的观点，为促进国共合作做了大量积极的、切实有效的工作。她参与孙中山先生同中国共产党代表磋商合作以及与列宁所派特使的多次重要会谈，支持、协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坚决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

铁血黄埔 革命新军

1924年6月16日，在陈炯明叛变、孙出山蒙难两周年之际，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出席黄埔革命军校开学典礼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建议。1924年，在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简称黄埔军校。

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事学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以及其他同志，曾经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

黄埔军校开学典礼视频

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在开学典礼上致词：

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

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而且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为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

所以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

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

上海宋庆龄故居还保存着这张孙中山、宋庆龄夫妇的原版照片，记录这对恩爱夫妻，绝美的一世情缘。

婚后多年，宋庆龄向著名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用风趣和幽默的口吻表达了她当时的感情：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1924年北上途中，外界传孙中山已逝。宋庆龄为辟谣，请照相馆为她和病重的孙中山拍摄此影，分送给各大报记者。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翻声名狼藉的直系政府，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孙中山历来同情人民的疾苦，痛恨军阀混战、封建割据，不放弃一线和平统一中国的希望，慨然答应所请。这时，孙中山的健康状况已经很不好。11月13日，他偕宋庆龄等人在广州长堤天字码头起程北上。

当时中国局势复杂严峻，一路上充满艰难险阻，为此他们选择了广州—香港—上海—神户—天津—北京的路线。24日下午到达日本神户港，停留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孙中山会见了日本友人、当地的国民党人和旅日华侨，宋庆龄则应邀到神户第一高等女子学校作演说。

孙中山为神户第一高等女子学校题词: “天下为公”，“古人有言大丈夫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子亦当劝同人曰有志之士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

11月28日下午，孙中山陪同宋庆龄到达该校时，受到校长本田须磨子及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近千名女学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站着。

孙中山和宋庆龄走上讲坛。他先致辞：

我希望在将来，地处亚洲的中日两国将为确保东洋而充分携手合作。我希望得到日本全体国民各位的援助。

1924年11月28日，宋庆龄在日本神户县立高等女子学校演讲(孙中山坐身后右侧)

接着，宋庆龄用自然、流畅的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说：

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我高兴地发现，日本妇女积极关心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以及有关国家的公共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同你们并肩战斗，去推倒歧视妇女的古老围墙——反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我们妇女对正义的要求，并不限于在某些欧美国家，这种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印度、土耳其、埃及和波斯的妇女也开始起来维护她们的权利。今天，在库尔特斯坦山区的广阔版图上，有一位妇女当了总统；在土耳其，妇女当上了教育部长。妇女无意于那类政治荣誉，但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会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不论是种族和信仰，没有任何东西比共同的利益更能把人们维系在一起，因为这种共同的利益是为正义而斗争。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

宋庆龄在神户的演说，受到广泛重视，当时日本的各大报纸均作了报道。在日本很有影响的《大阪每日新闻》认为：

它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57年后(即1981年)担任神户高校同学会副会长的岛越文子，当年就曾在现场聆听过宋庆龄演说。她回忆当时的情景：

演讲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宋庆龄是一位坚强的人、高尚的人，讲话稳重，我们对她非常尊敬。

1924年12月4日，抵天津时留影

这次演说对宋庆龄本人来说，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是一块里程碑。它是宋庆龄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公开发表政治演说，表明经过孙中山十年来的帮助和锻炼，她已经克服腼腆和稚嫩，具备了政治家的品性，结束了如她自己所说的“学徒”生活，可以独立工作、独立战斗了。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伟人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逝世，终年59岁。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的遗体被运往北京协和医院做了防腐处理。3月15日，孙中山先生举行了家属追悼会，并将遗体装入玻璃棺中供吊唁者瞻仰。

北京灵堂内落地罩两旁挂对联一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正中贴有孙中山遗嘱全文，室内摆满各界送来的花圈和花篮。下图为宋庆龄和孙科、孙中山长孙孙治平在灵堂。

哀伤坐在先生病逝的病床前

32岁的她，失去了敬爱的导师、亲密的同志和爱侣。从此，她以自己的坚强意志和柔弱之躯，肩负起历史使命，以百折不挠的毅力、自我牺牲的精神，继承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志，坚决捍卫新三民主义，继续支持工农革命行动，热情赞颂五卅运动中的群众反帝爱国斗争，推动北伐胜利进军。她和中共紧密合作，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

宋庆龄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为孙中山守灵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她与多名国民党左派成员以及毛泽东、董必武等中国共产党人联名发表通电，予以严厉谴责。7月14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前夕，她又发表严正声明，同叛逆者公开决裂，宣布:

不再参加国民党新政策的执行。

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

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

宋庆龄同先生子女合影

为中山先生举行完葬礼后，宋庆龄拒绝出任反动派的任何职务，独自带着中山先生的遗孤居住在北京。

这是独居北京期间，宋庆龄在家中留下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出她的脸上充满了悲伤，但眼神依然坚定自信。

志先生之志 行先生之行

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前排右五为宋庆龄，中排右三为毛泽东

1927年，当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孙中山的理想和政策时，她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同中山先生事业的叛徒决裂！宋庆龄不仅公开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执委活动，并且离开武汉去了上海，她在家中闭门不出，以示抗议和斗争到底的决心。

宋庆龄身份极为特殊，蒋介石、汪精卫都想将其拉拢过来，借此抬高自身威望。宋庆龄到了上海，蒋介石误以为她是投靠自己来了，急派何应钦到上海拜见，“恳求”出山。宋庆龄的断然拒绝。为达到目的，蒋介石派人暗中散布谣言说宋庆龄正打算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企图利用舆论压力迫使宋庆龄就范。7月30日，宋庆龄利用记者采访之机，毫不留情地公开驳斥了这一谣言。被激怒的蒋介石，一度曾动过暗杀宋庆龄的念头，但在宋氏姐妹的劝说下未敢动手，对她采取“严密监视，不许出境”的措施。汪精卫也不甘寂寞，亲笔写信给宋庆龄，为自己开脱，宋庆龄心如明镜，均未予理会。

拉拢与迫害并存，宋庆龄的处境日趋艰难。上海已难以立足，她决定去红色国度苏联，一方面争取国际援助，探寻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代孙中山完成拜访苏联革命同志的遗愿。宋庆龄的想法，立即遭到宋氏家族的坚决反对。和她最亲近的弟弟宋子文，甚至拿出可以任意支取的支票本来劝阻她。可是宋庆龄很坚定，表示除了苏联她哪儿都不去。无奈之下，宋子文亲自跑到宋庆龄寓所，善意地提醒：

二姐，今天我不是来动员你，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出去就趁早，而且要绝对保密。

宋庆龄认识到情况的紧迫性，立即着手办理赴莫斯科的手续。在密友美国人雷娜·普罗梅的操办下，手续办得比较顺利，一同获批赴苏的还有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人。

8月22日凌晨3点半，上海法租界一片寂静，宋庆龄一副贫穷妇女的打扮，在普罗梅的陪同下，悄悄乘车离开寓所。在黄浦江畔，她们登船踏上了新的旅程，离开了这个暗潮涌动的巨大政治旋涡。按照预先计划，宋庆龄提前拟好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发表在当天的上海《申报》上，表明了她苏联之行的目的。

走进红都 探寻革命道路

宋庆龄到达莫斯科车站，受到热烈欢迎

宋庆龄一行首先抵达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后换乘专列由西伯利亚大铁道奔赴莫斯科。沿途每站都受到人们热烈欢迎，这给宋庆龄以很大的鼓舞。

9月6日，莫斯科站台人头攒动，苏联外交部长季维诺夫带领工人、学生和妇女团体等代表，手举中文横幅翘首期盼:

欢迎革命的领袖宋庆龄！

列车徐徐进站，人群中爆发出“乌拉，乌拉”的热烈欢呼声。在《国际歌》的乐曲声中，宋庆龄的身影出现在车厢门口，依旧美丽端庄。以往都是他伴着丈夫出席各种活动，如今她都必须一人面对，所以她选择了坚强。她略带羞涩，微笑着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连日来政治风云的变幻和旅途的劳顿让她消瘦了许多，但她实现了孙中山托付的访问莫斯科的遗愿，看上去心情十分愉快，脸颊泛起深深的酒窝。　

与加里宁夫人在一起

宋庆龄在莫斯科受到了国宾待遇，逗留期间，她多处参观考察，并广交朋友，也与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加里宁的妻子叶卡捷林娜·伊万诺夫娜结下深厚的友谊。

在莫斯科，宋庆龄和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再次表达了中国国民党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态度。在苏联访问期间，她时刻关心着国内外局势，连续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青年与革命》和《妇女与革命》等文章。

1927年12月，由宋庆龄、爱因斯坦、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的第一次反帝同盟大会在比利时举行。这次大会是反帝国主义、反战争的和平大会。会上宋庆龄发表了重要讲话，并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在追求和平、追求进步，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宋庆龄不仅成为中国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成为国际进步运动的领袖。

上图: 2019年5月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李辉大使授予外国公民杰出贡献者最高荣誉之“友谊勋章”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前任特命全权大使)，向笔者提供了其40多年前亲笔译出的宋庆龄先生在苏联期间与蒋介石往来的三封电报，痛斥蒋叛变革命。这三份重要文献，充满显示出宋庆龄先生对先总理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和她本人坚定的革命性和战斗性。

宋庆龄致蒋介石(电报)

1927年12月17日

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断交，并要求撒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你要是有一点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家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我认为，你臆想的苦恼，通过与苏俄协商，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宋庆龄

于莫斯科

(原载1927年12月24日苏联《真理报》)

蒋介石致宋庆龄（电报）

1927年12月18日

孙逸仙夫人：

你今天发来的电报敬悉。在这之前，我和你的家人曾给你发过多份电报和信件，但除了这封电报，不曾收到过你的任何答复，显然你的通讯受到了干扰。对于最近采取和苏俄断绝一切外交关系的步骤（他们的代理人就在最近还在广州进行大屠杀①)，我们承担全部的责任。不过，我请求在你回国亲自了解局势之前暂缓作出判断。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正是苏俄自己通过接连不断地破坏我们尊敬的领袖制定的原则和策略制造了一个冒牌的合作。我们这里一致认为：作为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党员，你的电报和你继续留在俄国的决定都不可能出自你本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你可以不受胁迫地表达你自己的见解，你就能为党作更多的贡献。急切盼望你早日归来。

蒋介石

注: ①此为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的污蔑之词。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一次英勇反击 。

宋庆龄致蒋介石（电报）

1927年12月23日

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的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考虑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至于要我亲自表明自己的想法，那它只能使我回想起在汉口的经历。那时我的声明不仅被销毁，而且在上面签字的国民党员也受到残酷迫害。这就是我没有回答你以前给我的几份电报的原因。现在，面临同唯一反帝大国断绝国家关系的时刻，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有义务就这个涉及每个诚实同胞的决定性问题提出警告。我不知道要求同苏俄断交是你个人的决定还是你周围腐朽分子的决定，你过去不止一次地指责他们，现在却甘心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次互通电报证明，我们之间交换看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之间的分歧犹如一道鸿沟。你同苏俄断绝关系（保持与苏俄的友谊是孙中山遗嘱中竭力主张的政策)，然而，你却完全无意同帝国主义列强断绝关系。不仅现在称为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这个机关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而且包括你在内的国民党首领们甚至同派到殖民地中国的讨伐军的头目们保持着密切接触。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40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们永垂不朽的领袖由于得到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支持，使我国革命享有威望，而你们却败坏了我国革命，把革命变为口头上追思孙中山的一小撮卑鄙军阀手里的工具。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关于这一点，我在离开汉口前的声明①中已经说清楚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血腥的反动派。背叛革命事业，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曾使我们的领袖感到痛心，但它无法消灭革命。

宋庆龄

注: ①指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人民论坛报》上发表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中山陵大殿，宋庆龄身着中山装，站在中山先生画像下

1929年春，中山陵在南京紫金山落成。

4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遗体由北京移往南京紫金山中山陵的奉安大典。

中山陵奉安大典珍贵视频

蒋介石本想借此奉安大典争取宋庆龄，捞取政治资本，拉大旗作虎皮。宋庆龄洞若观火，她在起程回国前就发表了《关于不参加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旅居欧洲 潜心钻研

1929年，柏林寓所附近林中散步

宋庆龄到欧洲旅行，过起平凡侨民生活。在德国，她的身份是保密的，极为低调。房东太太只知她叫“林太太”，亲朋好友写信也不直接寄到寓所，而是寄到临时租用的一个邮箱，收信人一般也只署名“林太太”，有时写成“林泰”。建国后，宋庆龄的私人信函仍常署名“林泰”。

即便如此，她的行踪仍然受到德国当局密切监视。德国警察总署指示柏林警察局具体执行监视任务，每天跟踪宋庆龄，上报盯梢结果。当年德国当局监视宋庆龄的原始监视报告，其内容让人哭笑不得，记录的大多是“许多中国来访者”、“每天出外散步两次”等琐碎的事情。这些“情报”在政治上虽然没有多大价值，但却忠实记录了宋庆龄在柏林时的行踪，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一手材料。

此次宋庆龄在海外旅居了4年多的时间。

柏林沉思

在柏林居住期间，她潜心研究孙中山遗著，研究中国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她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和她一起研究的还有邓演达。他们在研究学习的同时，不断接见国内的来客，密切注视中国局势的发展。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只是受了一些挫折；人民仍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问题是如何把国民党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同志团结起来，把三民主义贯彻下去，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完善。他们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抗日烽烟 蹈火赴汤

1931年8月13日，为奔母丧回到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宋庆龄回国后，推动全民抗战，坚决反对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

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

邓演达出面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反蒋活动开展得颇有成效。特别是这个组织的机关报《革命行动》痛快淋漓地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对南京统治者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宋庆龄知道蒋介石心黑手辣，一再提醒邓演达：

你写文章宣传革命要当心呀，汪精卫像条狗汪汪叫；你可别冒犯了蒋介石，他会找你麻烦，你不可以暂时避开吗？

邓演达不愿意放下工作，只答应尽量谨慎从事。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坊20号对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的结业学员讲话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11月29日深夜被秘密杀害。

宋庆龄与弟弟宋子良

邓演达被害使宋庆龄对国民党彻底绝望。她奋笔疾书，写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章《宋庆龄之宣言》。她指出：

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由于背叛革命政策，各敌对的派系都向帝国主义投降，且不惜利用武力和最下流手段。过去北洋军阀和政客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了。

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为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他们和一个又一个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的高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至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

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

宋庆龄的宣言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民主派认清形势起来斗争。

1月30日，宋庆龄视察真茹战场后，与抗战前线的19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合影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入侵上海，淞沪抗战爆发，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

宋庆龄闻知，日军叫嚣48小时占领上海；而蒋介石、何应钦又一再压制19路军，不许19路军反抗，她感到情况万分危急。她积极行动，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吴淞前线慰问正在激战的19路军官兵。在前沿阵地，敌人的飞机不时地扫射，宋庆龄镇定自若。她向战地记者发表讲话，盛赞19路军抗战的英勇行为

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

她鼓励英勇的抗战将士们：

守吴淞立功极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

宋庆龄在国民党将士中威望极高，她的支持坚定了19路军抗战决心。日军屡遭抵抗，三易主帅，多次增兵，仍无法得手上海。全中国振奋了！人们尽自己最大努力支持19路军。宋庆龄携带慰问品一次又一次到前线慰问，并和何香凝一起创办伤兵医院。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妥协投降政策，拒不增援，坐视19路军孤军奋战，弹尽粮绝。淞沪抗战最终以签订屈辱“淞沪协定”而结束。

1932年2月12日吴淞前线视察战地；与19路军的区寿年师长（中）、翁照垣旅长（右三）、丁荣光团长（左一）合影

宋庆龄对新闻记者发表讲话，严厉指责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一针见血指出：

19路军的英勇抗战表明，中国不特未因抗战而亡，反而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而日本的暂时胜利，只能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覆亡而已。

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不但号召国内人民起来抗战而且以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的名义向全世界呼吁。她的呼吁引起热烈的响应。世界反帝大同盟总部发表宣言，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高尔基在《消息报》发表文章《响应孙夫人宋庆龄呼吁》指出，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伟大的事业。为了切实帮助中国抗日，巴比塞和罗曼·罗兰在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基础上组织起世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联合阵线。5月4日他们发表《向各国劳动者宣言》，邀请宋庆龄出席“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虽然宋庆龄因故没能出席这个大会，但仍被会议选为:

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名誉主席。

一位美国记者，为宋庆龄在上海抗战中的事迹感动不已，他说：

孙中山先生之宋夫人，德才如玉，刚强正直，爱国英勇，不畏强暴，极力宣传抗敌救国，卓有成效，举目环球，无与伦比——她是一位敢死之救国女杰。

远东反战国际大会(1933年上海)

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却疯狂地迫害残杀革命者。1932年夏，宋庆龄与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用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营救被称为政治犯的革命者和爱国志士。宋庆龄明确地阐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

不是革命在中国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征服和瓜分中国。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我相信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所以我相信革命一定会建立自己的权利，建立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自治的权利。我以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推动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

前排左起：王海君、胡山。后排左起：黄晓宁、洪钉、孟惠惠、李东生、朱继姚(朱姚孙女)、周七康(郑育之女儿)、陈海风、罗解难、刘振红、汪向明、陈庆

2017年9月14日下午，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之女刘菊芬和八一南昌起义将士、原江西省副省长黄霖之女罗解难组织的“不倒的红旗”寻访团一行，来到上海虹口区霍山路85号，寻访远东反战大会会址。

当年担任大会警备委员长的黄霖同志晚年回忆宋庆龄先生半个世纪前主持召开的上海国际反战大会，心情依然激动:

那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法西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有着国际影响的远东反战大会。

反帝大同盟的全称叫“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是由法国著名作家、共产党员巴比塞，作家罗曼·罗兰，苏联作家高尔基和中国的宋庆龄女士等一些著名人士，于1927年2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起成立的一个国际保卫和平组织。1927年12月、1929年8月先后在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宋庆龄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1929年至1933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为摆脱危机、寻找出路，德、日、意等国都把国民经济转上军事化轨道。面对甚嚣尘上的战争乌云，宋庆龄、高尔基、巴比塞、罗曼·罗兰、德莱塞等国际知名人士，1932年5月成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发起委员会”，并于三个月后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即“第一次国际反帝反战大会”，因营救牛兰夫妇而未参加会议的宋庆龄仍当选为大会执行委员）。这年年底，该委员会决定于次年秋召开“远东泛太平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即共产国际主导发起的“第二次国际反帝反战大会”，又称“远东反战大会”）。

1933年1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并抄送共产国际代表,电文中正式确定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大会，并明确:

在中国（大会）筹委会领导人是宋庆龄。

宋庆龄和中共接到世界反战委员会通知后，表示欢迎。鲁迅与茅盾、田汉鲁迅与茅盾、田汉联名发表《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团的宣言》，宣言指出，中国民众只有自己努力，只有联合世界劳动者，才能够把中国从被瓜分的命运之中挽救出来。

1931年11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

1933年8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给国际反帝非战代表大会拍了贺电，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红军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

此前，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已经发出如下电文：

我们正在进行组织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共管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向苏区红军的新的五次“围剿”时，得悉世界反帝非战大会将于九月在上海开幕，不胜雀跃！……近来一切事实证明国际帝国主义者企图牺牲千百万和平人民的生命财产，牺牲苏联，牺牲中国及一切弱小民族的国家，加紧准备用战争来挽救自己的危机，把全世界陷入恐怖悲惨的境地。我们相信大会一定能在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拥护之下，给这些血腥的强盗们以正当的处罚。大会将是世界的民众为消灭帝国主义战争的奋斗的领导与组织者。

中国工农红军苦战六年得到伟大胜利。1930年以来，更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有名的四次“围剿”。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军阀二十师，缴枪十余万，这不仅是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最光荣的一页，也正是我们献给大会最有礼貌的赠品，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具有更坚实的力量。他们与苏联红军兄弟们一样站在反帝的最前线，为大会的有力的后盾。谨此电闻，并祝大会成功！

中共为掩护上海远东反战大会组建了临时家庭入住霍山路85号：“户主”黄霖（1904-1985），时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远东反战会议警备委员会委员长。“主妇”梁文若（1917-1966），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员，护送宋庆龄参加会议。“户主母亲”朱姚（1880-1974），著名革命老人。“弟媳”郑育之，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员，共青团闸北区委妇女委员 。“户主幼子”毛毛（1930-1977，刘少奇、何葆贞之子刘允若。3岁的他很快就记住了谁是爸爸、妈妈、叔叔、婶婶），照片为其1957年寄给养父家的留影。下图，为1992年夏，“弟媳”郑育之在远东反战大会旧址后门(代表撤离会场的通道)留影

远东反战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日本侵华问题，矛头指向是日本帝国主义。按理，中国国民党政府应该支持这次会议，但由于蒋介石政府正在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又兼会议后面有苏联背景，就和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明令不许国际代表上岸，竭力阻扰、破坏这次会议，大肆逮捕和迫害大会代表及其支持者。杨杏佛遭暗杀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未解散，事实上已很难再公开活动。

远东反战大会，按原计划公开召开，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不得以，只能将计就计。宋庆龄他们故意在报上刊登“已接巴黎总部训令，代表决定本周离沪”、各界反战会放弃在沪开会的消息。与此同时，宋庆龄与中共江苏省委密切配合，作出缩小规模举行集会的周密安排。

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宋庆龄以筹委会主席的身份公开出面筹备，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冯雪峰、武胡景(武怀让)

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武胡景亲自向黄霖布置了任务，决定由他来担任远东反战大会的警备委员长，负责会场内的警卫。因为黄霖进过军官学校，带过兵，打过仗，在南昌起义时是贺龙总指挥的警卫连长，已有六年党龄，还在上海搞了近三年党的秘密工作，比较熟悉上海的斗争情况，所以组织上在最初14名备选人员中经综合评议选定了他。

当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把黄霖带到会场所在地后，为了掩护和方便工作，地下工作者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黄霖为户主，梁文若（省委内部交通员）为户主妻子，一位高个子的交通员（姓名不知）为户主的二弟，郑育之（时任共青团闸北区委妇女委员）为二弟媳妇，户主的母亲由朱姚老人担当，她还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当做孙子。这小孩是刘少奇、何葆贞的儿子毛毛（刘允若），他很快就能记住谁是爸爸妈妈、谁是叔叔婶婶。

1933年8月18日，宋庆龄(前左)在秘书黎沛华的陪同下，不顾国民政府禁令，亲赴东大名路中栈国际码头，迎接参加“远东反战大会”的外国代表。下图为中共组织上海群众在码头欢迎参会代表

1933年9月30日，突破反动派重重干扰障碍，在精心组织和严密保卫之下，“国际反战大同盟第二次世界大会”（即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亦称“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虹口区霍山路85号秘密召开。

参加远东反战会议的有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爵士、法国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笔、作家环音考托（即伐扬·古久里）、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波比，以及《中国论坛》的主编伊罗生。参加远东反战会议的国内代表有满洲、察哈尔、福建、广东、江苏、上海等地的工人、农民、学生代表，还有江西苏区和红军、东北义勇军、十九路军土兵等65位国际国内代表。

会场的“硬件”极其简陋。19年以后，宋庆龄在于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开幕致辞中，生动地与大家分享了她对这次世界反战会议情况的回忆：

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比起前次会议来，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两次会议都给了我们极好的经验教训。我想把1933年9月间我们在上海为和平而斗争的情况，和各位简单谈一下。

那时候，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准备用它作为基地向我们全面进攻，然后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动进攻。这种海盗式的掠夺与暴行，对世界和平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威胁。因此它引起了全世界的政治家，国际团体，工会和一般男女的忿怒指责。当时的和平组织，反帝大同盟，特别加以遣责。反帝大同盟是一个成员很广泛的组织，它当时在竭尽全力进行斗争，来制止侵略者在三十年代中显然已准备着的向世界人民的空前大进攻。日本进犯中国是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进攻的开始。反帝大同盟正确地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因此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

虽然中国当时的形势极端紧张，但是反帝大同盟中国支部却热诚地欢迎这个决定。当时我们不仅要抵抗日本侵略者，而且还要对国内的敌人作斗争。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之下，实际上是在怂恿着侵略者。同时它已对中国南部的人民解放区发动内战，并且向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施行白色恐怖。

你们可以想象，在那时候，谁要主张国内团结，一致抵抗外敌，谋求中国人民内部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实际上就得冒生命的危险。但是尽管面对着这种危险，我们依然按照我们的計划进行工作，欢迎代表团，并且动员舆论制止侵略。反动当局一开始就对我们仇恨万分，从各方面向我们进行迫害，恐吓，阻挠和诽谤。我们请求来与我们合作的人，许多都被吓走了。沒有人敢把会场租給我们。反动当局不准反帝大同盟的代表们登陆。我本人不得不违抗禁令，到船上去欢迎这些欧洲来的反帝的和平战士。

我们决不能使这些朋友长途跋涉而一无所获，我们决定召开一次会议。我们既然被迫放弃公开会议，就准备举行秘密会议。由于我们正处于严密监视之下，我们就必须严守秘密。连我自己都不晓得举行会议的地点在那里，直到一天早晨的黎明时候，我被带到上海工厂区的一幢阴暗凄凉的房子里。代表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时偷偷地到那里去的。当我到达时，每一个人，连外宾在内都坐在地板上，因为房子里唯一的家具是供秘书用的一张小桌子。我们实际上是在低声耳语之中进行报告和讨论的。这就是我们在1933年讨论和平的情况。

就是在如此条件和危境下，一个“世界会议”热烈、隆重、庄严地在上海召开了。会议推选宋庆龄任执行主席；推选毛泽东、朱德、鲁迅、罗曼·罗兰、巴比塞、高尔基、台尔曼、伏罗希洛夫、片山潜等为名誉主席。

远东反战大会旧址

马莱先作报告，介绍国际反帝反战情况，痛斥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镇压、屠杀人民的罪行，引起了与会代表共鸣。

宋庆龄主持大会并作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报告。会议通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抗议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进攻红军的抗议书和抗议帝国主义干涉苏联的抗议书等，宣布成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选举宋庆龄为主席。

宋庆龄在大会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当局的恐怖和干涉，而我们能够公开举行一个会议的话，那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代表，为中国亿万被剥削人民发出他们的呼声。……中国早就在战争之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

《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英文底稿

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阶级利益与阶级势力妨碍了社会向更高的形式和平地发展，因为如果生产与分配的工具仍然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里，群众便不能生活下去，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出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出路。

只有从人民大众本身才能获得帮助和生路。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

“不倒的红旗”寻访团在会场旧址

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

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宋庆龄满怀豪情地发出号召：

让我们联合起来保卫苏联，反对干涉苏联的战争！让我们在整个远东，尤其是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大会警备委员长黄霖留下珍贵回忆文字:

三十日凌晨两、三点钟，经过了不少曲折，想办法躲过了国民党侦探的监视，宋庆龄在省委交通员阿梁的陪同下乘坐出租车来到了会场。

早餐后，大会正式开会，文件都已经事先准备好了，会议按计划进行。会场设在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宋庆龄和外国代表及其他代表一样，都盘着腿坐在地板上。

宋庆龄宣布大会开始后，首先推举了大会的名誉主席和由九人组成的主席团。马莱等外国代表都先后发表了讲话。宋庆龄也发表了讲演。接着是各地各界的代表发言，其中有中央苏区的代表，东北义勇军的代表等。

江苏省委派来“社联”的负责人吴作先担任翻译，因为他懂得几国语言。

为了防止暴露，大家都压低了嗓门讲话，鼓掌也不能出声儿，只准做鼓掌的样子。

因为开会的人多，又不能开窗户，所以会场里非常闷热。我看见古久里坐在宋庆龄旁边，拿着一把折扇不时地搧着。搧了一阵儿，又递给了宋庆龄使用。这时，我感到自己原来考虑的问题还是有不周到之处，只考虑了晚上可能天凉，却没有考虑到九月底上海的白天还有可能闷热，也就没有事先准备一些大蒲扇给代表们使用，而现在再去购买也来不及了，只有坚持一下吧。……

最后，到了下午四点多钟，会议圆满结束，宋庆龄宣布散会。我们立即将到会的国内代表分成两、三个人一批，又分从前、后两个门撤离出去，五分钟左右走一拨，这样，在一个多钟头内就全部撤离完了。会后，宋庆龄还想和几位外国朋友多谈谈话，然后，她坚持要先把这几位外国朋友送走，她才与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一一握手道别，表示对我们工作的满意和感谢。然后，她才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撤离会场。这时，天色已经开始渐渐黑了。

红军代表在远东反战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的工农红军》（单行本，收藏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此番国际代表来到中国、来到上海，也亲眼目睹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和平事业的扼杀。马尔度为此写了《声讨国民党》一文，文章指出：

在参加反战代表团动身来华的时候，我并不相信我等到远东的考察会遇着许多困难。但是，自从最初我们与中国政治情形直接接触以来，这个幻想便消灭了。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很久的时间来估量国民党民主政治的价值，但看大批的同情反战会议的人被捕就可知。

鲁迅在致萧红、萧军信中提到反战大会:

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以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中国的实情。

远东反战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圆满结束的消息，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是通过伊罗生发表在 《大美晚报》 上的报道知道的。接着《申报》 《中国论坛》 等报也详细刊登了此次会议召开情况、通电、宣言、决议等各项会议文件。看到组织得如此完备的一个“国际性”会议，居然在他们的百般阻挠下召开，气得简直发了疯。

比利时代表马尔度说：

中国政府说这些人都是共产党！我不能接受中国政府这种罪恶的遁辞！”因为“反战代表团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但国民党政府却正以全力与帝国主义合作，制止阻挠反战代表团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将这些事实告诉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工人。我自己也要返国后在比国工人之中以及我所属的第二国际之中专力于这个工作。

法国代表古久里甚至等不及回国，在反战会议闭幕词中就道出自己的心声：

西方代表团回国后，必定要召集广大群众会议，将代表在中国看见的一切告诉他们，并以各种方法，文字报纸，群众鼓动，议会辩论等等，推广他们的反战，反法西斯……

远东反战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召开，极大地提高了中华苏维埃在国内国际的声誉和知名度，也吸引和动员了中国各阶层爱国人士参与到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中来，预示着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统一战线将要形成，为后来中国革命从民族革命斗争向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过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红星报》1933年9月3日报道远东反战会议即将在沪召开；《红色中华》国际反帝反战大会专号；《中国论坛》报1933年10月4日刊发宋庆龄反战大会演讲词

1933年11月2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红色中华》机关报推出“国际反帝反战大会专号”，刊发了《出席国际反帝反战大会的苏区红军代表回来的报告书》等远东反战会议的部分重要文件，给予苏区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从而更激发了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法西斯白色恐怖的昂扬斗志。

《报告书》详细介绍了大会召开情况。在此，抄摘《报告书》三小段内容：

在艰苦奋斗中 大会终归开成功了

大会在广大工人群众基础上，因为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它能够艰苦奋斗，克服许多困难，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极严重的白色恐怖，终于九月三十日在上海开成功了。大会是在秘密条件底下开的。国际代表到会极其困难，事先在街上转了一晚，把后面跟踪追随的侦探摆脱了，才敢到会。中国代表也是一个一个秘密到会。但是各国代表虽然受了许多困苦，他们的精神还是兴奋热烈的，全场革命空气非常紧张。能让大会很完善的宣告伟大成功，这就是证明工农群众革命力量的伟大，最后胜利终归是我们的。

到会代表人数及成份

到会代表有上海各工厂工人代表，满洲义勇军，察哈尔义勇军，平绥铁路工人，十九路军士兵，河北，福建，江苏，吴淞及苏区红军代表，加上国际代表团马来（英国），环普考托（法国），波比（比国）共六十五人（内九个妇女代表，三个是女工）。代表成份，白军士兵三人，农民四人，苏区和红军代表两人，知识分子及学生九人，其余都是工人。

大会主席团

大会推举马来、环普考托、波比、宋庆龄、满洲代表一人、东北义勇军一人、平绥铁路工人代表一人、察哈尔义勇军一人和苏区代表一人，为主席团。并推举毛泽东、朱德、片山潜、鲁迅、高尔基、巴比赛、台尔曼等为名誉主席。

鲁迅安息 民族之魂

1932年底，宋庆龄和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多种形式的斗争，营救了一大批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

1933年1月，鲁迅接受了杨杏佛的邀请，正式加入同盟。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宋庆龄和鲁迅在“民权保障同盟”的共同战斗中结成了崇高友谊。

1933年2月，剧作家萧伯纳来华访问，宋庆龄出面迎接，并在家中设午宴为萧伯纳洗尘。受邀参加午宴的还有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鲁迅等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成员。

关于这次会面，鲁迅在1933年2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

十七日 昙。晨得内山君笺。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杨往笔社，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绍介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夜木村毅君见赠《明治文学展望》一本。

鲁迅(左二)与宋庆龄(中)等在一起

鲁迅后来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又和瞿秋白合作，编辑了一本《萧伯纳在上海》，鲁迅写序，用乐雯署名。

此后，鲁迅与宋庆龄多次会面，共同商讨斗争策略，为抗议德国纳粹党人的暴行，他们在1933年5月去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向德国领事馆抗议书》。

1936年3月初，上海滩春寒料峭，鲁迅遭受风寒，咳嗽气喘，每天都在发热。到了5月初，鲁迅的病情没见一丝好转迹象，朋友们非常着急。宋庆龄听说后，急忙与茅盾、史沫特莱等人商量，请来当时上海最有名的美国肺病专家邓医生，给鲁迅做专项检查。检查结果令人震惊，鲁迅的双肺已烂掉了近百分之八十。6月5日，宋庆龄闻讯后心急如焚。

1936年6月宋庆龄因阑尾炎住院，得知鲁迅病重的消息后马上要去看望他，但由于伤口未愈，在医生的劝说下，她只好用英语口述一封给鲁迅的长信，由世交好友廖梦醒女士代笔，根据她的意思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言辞恳切，语气急迫，友情真挚，力劝鲁迅赶紧住院治疗的迫切心情。

周同志:

方才得到消息你病得很厉害，我十分担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去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旧不能起床行走，迫不得已才给你写这封信。

我恳求你立即进医院去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你的生命便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病状。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为厌恶进医院，拖延了数月之久，直到不能不割治的时候，才被迫进了医院，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了，因此多在医院住了六个星期。假如我早进医院，两个星期便可痊愈了。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担忧、为你感觉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进医院去医治。假如你怕在院听不到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祝你早日痊愈！

宋庆龄

1936年6月5日

宋庆龄写给鲁迅的这封信，距鲁迅逝世不到4个月的时间。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东方大地升起一抹晨曦，鲁迅带着浩茫的心事与世长辞。接到噩耗，宋庆龄立即奔赴鲁迅寓所，与蔡元培、茅盾等人组成“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在上海《大晚报》上刊出《鲁迅先生讣告》同时商议鲁迅丧仪诸事。据好友胡风回忆，宋庆龄始终不断地流着眼泪。鲁迅逝世，是她失去了继孙中山以后最忠实也最重要的朋友。

10月22日下午，在宋庆龄等人的精心筹划下，鲁迅的出殡仪式声势浩大。

众多挽联里，有两幅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幅是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挽词：

鲁迅先生不死 中华民族永生

另一幅是郭沫若的挽词：

方悬四月 叠坠双星 东亚西欧同殒泪

钦诵二心 憾无一面 南天北地遍招魂

宋庆龄出席鲁迅葬礼视频

宋庆龄坚拒坐车，亲自执绋，走在万人送葬队伍的前列。正式她的这一壮举，使得整个送葬队伍无一人被捕拘押。

在万国公墓，宋庆龄哽咽着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鲁迅的思想精神:

现在鲁迅先生死了，可是鲁迅先生之革命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追悼鲁迅先生，须效法先生有打到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精神，为民族求解放。

一阵凄绝的哀乐声中，鲁迅的楠木灵柩缓缓地垂落墓穴。灵柩之上覆盖一面锦旗，上面绣着三个黑绒大字：民族魂。

毛泽东曾在阐述鲁迅精神时说，鲁迅精神有三方面：一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二是“他的斗争精神”，三是“他的牺牲精神”。鲁迅死后，以他之精神为救国救民而前进的志士，有千千万万。只要他的精神还在，这样的志士，便将生生不息！

自请入狱，营救“七君子”

2017年9月15日，“不倒的红旗”寻访团一行来到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司前街西善长巷3号的司前街看守所旧址。

1911年前，这里是江苏按察司监和苏州府监，1927年成为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先后为苏南苏州监狱、苏州市监狱，1997年10月看守所搬出，经改造，其中一部分现已成为苏州警察博物馆、苏州禁毒展览馆。

“七君子事件”碑石。左起: 罗解难、汪向明、胡山、刘菊芬、陈海风、王海君

进门参观，看到当年监房的踪影。这里的建筑，中西合璧、砖木结构、造形奇特，呈米字形的八条狱道，向四面八方伸展。四条为交通狱道，四条为关押狱道。

这有块碑石，记载“七君子事件”的历史。

当年沪上发生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给硝烟四起的华夏大地带来震荡，激起全国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的豪情。

沈钧儒、邹韬奋等上街呼吁统一抗敌

1935年冬，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极大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高潮的到来。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广州、武汉、香港等17地和19路军代表50余人参加成立大会，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

会议指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因此国际上应当联合苏联，国内应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会议通过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章程》，选举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组成执委会。‘

史良与“十字监房”展板

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冲破了“一·二八”以来南京国民政府不准成立抗日团体的禁令，使得依然把“剿共”和讨伐异己放在首位的国民党当局非常恼火，竭力压制国内的抗日救国力量，对爱国志士进行肆无忌惮的迫害。先是编造谣言，后来索性大打出手，逮捕了复旦大学救国会的领导成员，并拦截、殴打、拘捕了救国会发起的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集会游行的群众。然而这一切都未能让救国会退缩。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授意和胁迫下，国民党上海当局伙同法租界巡捕房、公共租界巡捕房，在1936年11月22日深夜，悍然拘捕救国会常务理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等七人，罪名是所谓“危害民国”。

狱中合影，左起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吴县横街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分所)

“七君子”事件发生后，海内外人士大为震惊和愤慨。11月26日宋庆龄发表声明：

关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领袖的被捕，我以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的名义，特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們身上。

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主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幕后指使这次逮捕有很明显的证据，就是11月25日（昨天）的日本报纸上海《每日新闻》上刊载消息，说我在今天清早被法租界当局逮捕，罪名是从事与第三国际有关的共产党活动。也许《每日新闻》和刊载同样的谣言的《上海日报》事前已经得到要逮捕我的风声。

大家知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目的，在于促进政府与人民间的团结一致，成立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侵略。恰恰与日本帝国主义挑拨性的说法相反，救国会既不亲共，也不反对政府。这些罪名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故意捏造出来，煽动中国政府反对救国会，从而分裂政府与人民，以遂其阴谋的。

虽然七位领袖横遭逮捕、被加以恶毒的罪名，救国会仍然要重申自己的立场：救国会不反对政府，也不亲共；它主张全国人民，不分政治信仰或党派，成立统一战线，从事民族解放战争。

我要在这里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手段，与他们的意图相反，只能更引起中国人民的抗日的怒火和爱国的义愤。

至于对我个人所捏造的罪状，那是不值一笑的，用不着我来驳斥这些日本报纸的污蔑。它们惯于诽谤造谣，早已臭名远扬。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吧！他们虽然可以在幕后指使逮捕七位领袖，但是全中国的人民是不会饶他们的。

1937年8月出版的《救国无罪》刊登的羁押六人的囚室照片

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许多国际著名人士也纷纷发出电报，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7位爱国志士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宣传抗日爱国，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冯玉祥等在南京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的营救运动。12月初，张学良到洛阳见蒋介石，强烈要求释放救国会领袖。

关押史良的“十字监房”

中国共产党坚决谴责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193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宣言赞扬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

宣言发表后不久，1937年4月15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认为七君子“心纯在救国，其拥护统一尤具真诚”，希望释放七君子“以一新天下耳目”。

1937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宋庆龄亲自发起并参与的自请入狱运动，把营救七君子的活动推向了高潮。6月25日即七君子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受审的当天，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联名向江苏高等法院发出具状，提出:

沈钧儒等从事救国工作，并无不法可言，羁押囹圄，已逾半载，倘竟一旦判罪，全国人民均将为之惶惑失措。具状人等或为救国会会员，或为救国会理事，或未加入救国会而在过去与沈钧儒等共同从事救国工作。爱国如竟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在应与沈钧儒等同受制裁之列。具状人等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为此特联名具状，束身待质，仰请钧院将具状人等悉予羁押审讯。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救国之责任。

6月26日，宋庆龄等向上海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介绍发起入狱运动的动机及今后的态度，公布《救国入狱运动宣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下，由于沈钧儒等人顽强的斗争和救国会、抗日团体的营救，以及全国各界人民的声援，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沈钧儒等7人。历时8个月的营救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积极支持“工合”运动

在香港和路易·艾黎等合影；和鲁迅、胡愈之等合影；与保盟会部分成员合影

她联络中外进步人士与知识界、文化界代表，于1932年12月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

1938年8月，由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发起，周恩来、宋庆龄等积极支持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工合”)总会在武汉汉口成立。这个社会团体既有国际友人的热情参与，也汇聚了国共两党的力量，其宗旨在于，利用大后方的丰富资源，发展小型手工业或半机器工业，生产各种迫切需要的日用工业品，以解决军需民用，支援长期抗战。宋庆龄从“工合”筹备阶段起就积极支持，团体成立后，她又多次在演讲、文章和给国际友人的信件中为其宣传，呼吁广大组织机构和友人支持援助“工合”。1939年1月，由宋庆龄倡议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她亲任名誉主席，积极开展救伤济难活动。

1936年春，宋庆龄（右二）与路易·艾黎（右一）、格兰尼奇妇（左一、左二）等人在杭州合影

1941年5月，宋庆龄和“保盟”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为“工合”募捐救济难民的款项。具体方式是: 由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的“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港币2元。餐券的价值本可享受几道菜肴，但持券者到指定的餐馆只能吃到一碗炒饭，餐品由参加赞助的饭店、酒家、茶室提供。整个活动的收入用作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救济基金。运动发起后，香港各界纷纷响应，各酒家、茶室等积极捐饭。几天之内，就有13家饭店捐饭5000碗之多。

宋庆龄在香港嘉年华会开幕式上演讲

7月1日，在“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宋庆龄讲道:

“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这次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主要是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

8月1日，宋庆龄又在《华商报》报纸上，为“一碗饭运动”题词:

日寇所至，骨肉流离。

凡我同胞，其速互助。

由于中外人士的大力支持，本计划在8月1日结束的运动延长到8月30日。9月1日，宋庆龄在香港英京酒家主持了运动的结束典礼。据统计，这次运动的纯收入为港币22114元9毫半、国币615元。英国赈华会香港分会将款数凑足为港币2.5万元。这些收入全部捐赠给了“工合”。

毛泽东致函 促国共合作

1937年，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在延安

1935年11月，得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她由衷高兴，特意写信给毛泽东以示祝贺。1935年12月，在民族危机日趋的深重时刻，中共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制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宋庆龄非常赞同这一正确政策。

毛泽东致函宋庆龄的底稿

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为促成国共谈判取得实质进展，毛泽东亲笔致函，派潘汉年面呈宋庆龄：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允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

毛泽东的来信使宋庆龄深受感动。事实上，宋庆龄一直以她独特的身份和地位，采取特殊方式，为推动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为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宋庆龄在近十年没有参加国民党任何活动之后，第一次参加了会议，并与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向全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案》。在会上，宋庆龄义正词严地说：

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为国人一致之要求……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难道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

抗战中的宋氏三姐妹，美龄在重庆郊外讲解防空设施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要团结御侮，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宋庆龄十分振奋，她于次日发表的《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中写道：

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重新携着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落泪。

1940年3月31日，宋霭龄与宋庆龄接受宋美龄的邀请，启程同赴重庆。

1939年4月8日，宋氏三姐妹一齐视察大轰炸后的重庆市街。

宋庆龄积极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反侵略斗争的支持，为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她把中国抗战与国际反帝反战斗争紧密联系起来。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的团聚，激励了中国的国民，她们也一同对美国广播，强调中国坚持抗战的决心:

中国抗战是对于全世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

1939年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赴香港码头察看支援抗战物资装运情况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很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特意拍来电报，请她尽快撤离上海去香港。1938年6月，她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向世界宣传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战，宣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斗争，为中国抗战争取了大量国际援助，并想方设法冲破封锁，将募集来的大量款项和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援助建立国际和平医院。

她先后介绍国际友人斯诺（后写出著名《西行漫记》，首次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等到抗日根据地工作。她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并对国际友人说：

中国有个共产党，我看希望就在这里。

图为1948年，宋庆龄在检查中国福利基金会准备运往解放区的物资

抗战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继续担任该会主席。

全面内战爆发后，宋庆龄同志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支持进步组织和民主力量开展“反内战、反独裁，要团结、要民主”的斗争，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呼吁建立人民民主制度。

1959年10月1日，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应邀参加建国十周年隆重庆典。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欢庆的人群挥手，脸上露出由衷的微笑。

建国初期的宋庆龄

建国后，宋庆龄长期承担大量国务活动，将许多精力投入到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及和平事业。

1951年，宋庆龄将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捐赠给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建设。

1981年5月8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在人民大会堂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彰这位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之一”。

21天后，宋庆龄主席在北京寓所病逝，享年88岁，走完了她优雅卓越的一生。

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宋庆龄一生无子，但其一生都致力于培养少年儿童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玩是孩子生活的需要

宋庆龄注意到，孩子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好动，二是好问。她认为，这不是缺点，要正确看待，利用这些特点循循善诱。 家长要正确看待孩子的好玩：

我们往往一看到孩子在玩，就觉得不对头。其实玩是孩子生活的需要，通过玩可以发展孩子的体力和智力，培养集体主义思想和活泼开朗的性格。而且适当的玩有助于提高学习的积极性，正如成年人的文体活动能够促进生产积极性一样。

此外，宋庆龄还认为，集体力量能使孩子更自觉地上进……不要认为只要和别的孩子玩，就一定会学坏，因而把他每天关在家里。这样会使孩子的性格变得孤僻，变得自私自利，滋长特殊化的思想。孩子只有在自己的集体中，才能更好地成长。

二、父母和教师都要以身作则

宋庆龄认为父母和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以身作则。一言一行都要为儿童树立榜样。她指出，孩子的学习和认知，首先是从模仿的过程。从咿呀学语，认识周围事物，到学会各种动作，都是从模仿开始的。他们从长辈的行为上找到自己生活习惯和道德标准，但在长辈身上也常有些不好的行为，会给儿童带来坏的影响。

她曾说过，大人骗孩子，孩子就学会了欺骗，大人打孩子，孩子也就学会了打人。大人艰苦朴素、诚实勇敢，才能为孩子树立榜样，使他们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单凭“言教”是不够的。

宋庆龄常常提醒我们，孩子的认识是直观的，感性的，父母、教师的每个小举动都逃不过孩子们的眼睛、耳朵，他们都会模仿。所以，为了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优秀品质，成年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三、家庭教育中母亲的作用更重要

宋庆龄十分重视家庭教育:

培养下一代是全民的责任。每个做家长的都要负起这个责任来。

她指出，有人认为孩子的好坏是天生的；或者说，孩子还小，长大了自然会好的。这两种思想，前者是先天决定论的思想，后者是“树大自然直”的思想，这都是忽视或否定了教育的作用，都是不正确的教育观点。她告诫父母们：

我们承认孩子的禀赋有差异，但是孩子的好坏，主要是教育的结果。孩子从初生之日起，就受着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是‘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成年人——特别是亲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思想品德强烈地影响着孩子。” “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插下革命的秧苗。

家庭教育中，她更强调了母亲的作用。

孩子们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底是受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孩子长大成人以后，社会成了锻炼他们的环境。学校对年轻人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一个人的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却是家庭。

这是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四、反对打骂和溺爱孩子

宋庆龄反对打骂孩子。孩子由于年幼无知、分不清是非、贪玩等，往往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行为。对待这些问题，父母只能用反复教育、启发诱导，而不能粗暴对待。

打孩子可以让他们被迫服从、勉强行事，但是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改正错误，反而会损害他们的心理发展。会使有的孩子因恐惧而屈服顺从，逐渐养成懦弱自卑的性格；会使有的孩子逐渐形成粗暴、专横的性格；还会使一些孩子变得表面服从，背后不从，逐渐养成虚伪欺骗的习性。所以她主张对孩子要坚持正面教育，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和暴力的行为。

1955年在昆明市云南卷烟厂托儿所看望工人的孩子

另一方面，宋庆龄也反对溺爱子女。父母爱孩子是人之常情。但是，怎样才是真正的爱孩子，是很值得研究的。有的父母只知道给孩子吃好些、穿好些、生活得舒服些。对孩子的缺点，不认真教育，不严格要求，以为这样就是对孩子表现了自己的爱，对此，宋庆龄并不认同。

爱孩子就应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应该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自己的事情尽可能自己做，以此来培养他们的劳动观点。

五、立志愿和选职业是两回事

宋庆龄指出，要教育子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她说，往往有人喜欢问孩子的志愿是什么，或者你长大了要干什么。有些孩子就回答要当工程师、医生、音乐家、运动员、解放军等等。发问的人听到这些回答以后，不免称赞孩子有志气，鼓励一番。

在北京寓所和少年宫航模组孩子们在一起，鼓励其热爱知识，勤奋学习

她认为，立志愿和选职业是两回事，过早地定下当工程师、医生之类的目标，将使孩子学习的目的性不明确，而且随着各方面的发展和祖国的需要，孩子的这些志愿会变得不切实际，甚至造成思想上的负担。真正的志愿不是选择什么职业，而是和树立什么人生观联系在一起的。把孩子炼成革命的优质钢，不管把他们制成什么成品，都能永远锋利，坚韧，不生锈。

1952年5月，宋庆龄在《儿童——世界之宝》一文中援引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报告中的一句话：

我们已发现了一座桥梁，可以沟通环境、种族、宗教和政党方面的分歧。这座桥梁就是儿童——我们的儿童。

儿童是全世界追求和平的立足点，而解决的办法首先是母亲们要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反对战争。

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1949年9月，宋庆龄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致辞：

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1956年，机场迎接越南胡志明访华

宋庆龄一生中，三次申请加入共产党。

1950年3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中共中央在收到信后，暂未明确答复。

与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交谈

1952年10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的意思并未表达清楚，于是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1961年5月11日在上海与毛主席在一起

毛泽东甚为感动，并真诚地表示：

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1956年10月，宋庆龄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张闻天在中南海

1957年4月，宋庆龄向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当面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刘少奇回京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讨论研究后仍倾向于宋庆龄继续留在党外，以便更好开展工作。宋庆龄听完意见后，表示理解和接受，此后再未正式提入党要求。

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投票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1981年5月16日，88岁高龄的宋庆龄已经病危，邓小平来到她的榻前探望。此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已作出接收宋庆龄为正式党员的决议，邓小平由衷地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天下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1981年5月29日，一代革命伟人溘然长逝。6月3日，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宋庆龄同志逝世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相依相伴 永不分离

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里，在宋庆龄父母合葬墓的东西两侧，平行地分别安放着宋庆龄和李燕娥的墓。两墓式样相同，大小一样，都是长120厘米，宽60厘米。两墓同样素净无华，西侧墓面上刻:

李燕娥女士墓 宋庆龄立

宋庆龄和李燕娥相识于腥风血雨的年月。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宁汉两分裂。宋庆龄7月中旬离开汉口回到上海，住香山路。经人介绍，认识了这位16岁的小保姆。那年，宋庆龄34岁。李燕娥从此一直陪伴宋庆龄整整53年，直到1981年2月5日去世。弥留之际，她还抱着宋庆龄的头，含着泪说：

我去了以后，谁来照顾你呢，我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你啊！

李燕娥（1912年—1981年），虽然没有文化，但爱憎分明、性格爽朗。解放前，在重庆、上海等地，国民党特务多次用金钱收买她，用介绍对象诱惑她，想通过她来刺探宋庆龄的情况，但李燕娥对宋庆龄忠心耿耿，丝毫不为所动。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解放后，她尽心竭力地照看着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那些孙中山留下来的遗物。

李燕娥是宋庆龄的保姆，广东中山县人，1911年农历十月初十出生，家里十分贫穷，出身船工。她从小父母双亡，依靠叔父抚养长大，并长期跟随叔父在船上生活。16岁时，由叔父“作主”许配给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丈夫。婚后不久，李燕娥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忿然出走，于1927年千里迢迢前来上海投靠同乡谭妈。谭妈是谭洁怀的母亲，曾经在宋庆龄家当过保姆。宋庆龄与李燕娥相识于血腥风雨的年代。1927年7月17日，宋庆龄离开汉口回到上海。就在这里，谭妈把李燕娥介绍给住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的宋庆龄。当谭妈介绍李燕娥的苦难身世和不幸的婚姻遭遇时，宋庆龄连声叹惜，十分同情地说：

你多么不幸，你多可怜呀！

宋庆龄毅然决定把她留下来，李燕娥感恩万千，倾吐肺腑之言说：

夫人，我愿意服侍您一辈子！

李燕娥就终身不嫁，终生跟随左右。

对李燕娥后事，宋庆龄特意致函秘书：

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旁边，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墓碑也和李姐要做同样的。

为此，她还专门画了一张草图。

李燕娥去世100多天后，宋庆龄亦病逝。她的骨灰被送到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陵园中间，是宋庆龄父母——宋嘉树和倪桂珍的合葬墓，东侧是宋庆龄墓，墓碑上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西侧对称位置，是形状相同的李燕娥墓。

宋庆龄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一生地位崇高，但从来不搞特殊化。她不把人划成三六九等，十分尊重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朋友，特别是劳动人民。在她心里，领导职务不过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国家领导人和保姆仅仅是分工不同而已。

宋庆龄先后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执行主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执行主席等职务，利用自己的特殊影响力为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2年12月12日至19日，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一行59人出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发表《人民能够扭转局势》演讲。她呼吁，停止一切现有的战争和战争准备，强调:

联合起来，人民就能扭转局势走向和平。

是月，宋庆龄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发出号召:

全世界的姐妹们和我们站在一起，起来保卫和平。

胡山(右，红军长征天险腊子口)，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苏联飞鹰寻访团副团长，北京航空联谊会换届筹备组副组长。1990年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入职外经贸部外事司翻译处、中国驻挪威大使馆、外贸运输司、政策发展司、对外贸易司，2002年出任中国国际货主协会（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执行秘书长。2019年被授予人事部全国流动人才“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长期研究中国革命、一战/二战历史以及国家软实力发展战略，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鹰虎驼峰世界和平外交倡议人。

表舅王峰（1917-2006，原名徐福品），四川省阆中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8年入党。红四方面军30军8师政治部宣传员、31军军部特务连战士，参加长征。八路军129师386旅特务连旅部政治部首长特务员（陈赓大将警卫员）、特务连连长、18团4连政治指导员、东江支队副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