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刘瑞龙领导下的战斗岁月

铁甲骑兵

回忆在刘瑞龙领导下的战斗岁月

◎ 王光宇（安徽）

编者按：刘瑞龙（1910-1988），江苏南通人，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南通中心县委书记，1930年参与领导苏北农民武装起义，创建红十四军。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刘瑞龙长期在安徽工作，先后任豫皖苏边区党委副书记、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兼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北线后勤部政委、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业委员会书记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农业部副部长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今年10月3日是刘瑞龙百年诞辰，本刊特开设专栏，以兹纪念。

刘瑞龙

淮北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19个根据地之一，位于河南、安徽、江苏3省接壤的广大地区。东临大运河，西达商(邱)亳(县)公路，南濒淮河，北抵陇海铁路。它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枢纽，是新四军东进苏北的前进阵地，直接威胁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徐州、蚌埠等军事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刘瑞龙和邓子恢、彭雪枫、张爱萍、张震等同志一起，同为创建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一直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和刘瑞龙多有接触。今年10月3日，是刘瑞龙100周年诞辰，这不能不勾起我对他的无限怀念。

一

刘瑞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我党老一辈高级领导干部。他从1925年起即投身革命，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红十四军的创始人之一。他经历了建立工农武装、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阶段，历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皖东北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淮海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兼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兼民运部长，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等职。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瑞龙的工作指导，从他那里获得的教诲和教益极多。新中国成立后，刘瑞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书记、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等职，而我在安徽省委担任书记处书记期间长期分管农村工作，所以和他仍保持着一定的工作联系。“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俩都遭受批斗，他被关进监狱，但我们的来往也未因此完全中断，我曾委托我的夫人孙曙去上海监狱看望他。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但是我敬仰的领导和首长，同时也是我的良师和益友。

我最初接触刘瑞龙是在皖东北根据地初创时期。刘瑞龙于1939年11月随刘少奇从延安到达新四军第六支队所在地――豫皖苏边区涡阳县新兴集，任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副书记。1940年3月初，奉中原局和刘少奇电令，赴皖东北任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原局和刘少奇对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提出了明确要求：必须迅速发展我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在半年内达到3万人枪以上。同时要求建立廉洁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党组织，发展自卫军，普遍建立农工青妇救国会，实行各种进步的抗日政策，等等。刘瑞龙正是肩负这一使命来皖东北的。

我于1940年5月奉命由鄂豫皖边的大别山转移到豫皖苏边，在新四军六支队报到后，前往豫皖苏区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同年8月初，豫皖苏区党委决定调一批干部，参加皖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在这期间，八路军第五纵队新二旅被调往津浦路东，执行“向东发展”的战略任务。我和一批党校学员随新二旅旅长田守尧越过津浦路，到达路东泗县张塘村，这里是皖东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

我到皖东北以后，组织上任命我为区党委直属区区委书记。由于是直属区，我同区党委党政军领导人，包括后来到来的邓子恢、彭雪枫、张震、刘子久，以及原来就在那里的张爱萍、金明、刘玉柱等领导人，接触机会比较多，能够经常听到他们的指示和教诲。相对来说，我同刘瑞龙的接触更多一些。

当时皖东北局势很复杂，日伪顽都拥有相当的实力，斗争十分尖锐，抗日民主政权尚未普遍建立，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如何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1940年5月下旬，皖东北军政委员会由刘瑞龙主持在泗洪县朱湖镇新行村召开有关干部大会，请刘少奇作题为《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对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意义、根据地的武装工作、政权工作、发动与组织群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同年9月，刘瑞龙在一次扩大的干部会议上作题为《苏皖边区的群众工作》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听他作报告。他的讲话通俗生动，深入浅出，非常有鼓动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刘瑞龙针对苏皖边区群众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左”倾和新的问题，又在党内刊物《人民通讯》上发表题为《目前群众工作中的两大问题》的长篇文章，对如何做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做了系统阐述。大约在1940年10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开辟苏北淮海地区，刘瑞龙协同黄克诚随八路军第五纵队继续东进，很快在淮安、宝应一带创建了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他担任淮海区军政委员会书记。

在黄克诚、刘瑞龙率部东进时，原在皖东北的部队除留下八路军第五纵队胡继成1个团外，其余全部前往苏北。这时，皖东北区党委改为地委，地委书记张彦，专员刘玉柱，地委、专署机关移驻泗宿县境内，在直属区内的其他领导机关也全部撤出，只留下我在直属区坚持工作。我一时感到压力很大，但想到刘瑞龙此前给我作过的一系列指示，同时直属区的根据地建设工作也有了初步基础，这使我又鼓起了勇气，树立了信心。

根据当时的形势，我把工作重点放在坚持根据地、与顽匪斗争上。1940年10月，专署机关警卫营二连连长孙乃香率部叛变，投靠洪泽湖顽匪。这个连大部分由原地方商团改编组成，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战斗力不强，但他们与当地顽匪纠合在一起，肆意欺压百姓，危害甚烈。当时，洪泽湖内还盘踞着高铸九、陈佩华、刘五练等湖匪，陆上还有魏友三部，共有顽匪3000多人，他们又与日伪顽相勾结，对我刚刚建立的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我和区委的同志对斗争形势作了分析，决定遵照刘瑞龙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指示精神，重点整顿和加强现有武装，提高战斗力，积极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决保卫直属区。具体措施是：向群众广泛宣传孙乃香叛变投匪是没有出路的；号召大家一起与孙乃香和湖匪做坚决斗争。我们把靠洪泽湖边的一乡一镇各组成一个10余人枪的精干小组，负责侦察监视敌人，配合区队活动；其余4个乡每乡组成10多人的乡队，负责维护本乡秩序。区队充实到60人枪，由我和区长直接领导，实行机动游击作战。顽匪很狡猾，白天很少出来，夜里出来抢粮食。区队出击时，他们就逃到湖里，区队离开后，他们又上岸来。这样的拉锯式斗争持续了4个多月，顽匪始终不敢上岸住，更不敢进入内地乡村，我们始终牢牢地坚守着直属区，从而使根据地建设各项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二



皖东北的主力部队东进以后，日伪军乘虚进犯根据地，占领了根据地内的青阳、马公店、金锁镇等主要城镇。洪泽湖的湖匪和当地反共顽固派武装也乘机向我频繁骚扰和侵蚀。由于敌强我弱，皖东北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峻。

为了加强皖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力量，1941年2月，张爱萍率新四军三师九旅由淮海区西返皖东北，首克青阳，消灭日伪军一个团，继克马公店，拔除了日伪据点，然后向西南和西北扩大战果。经过40多天的连续作战，恢复了皖东北根据地的基本区域。此后，又发起了清剿洪泽湖顽匪的战斗，一举清除了多年来的湖上匪患，使洪泽湖成为根据地内湖。至此，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全部恢复。

1941年5月，华中局决定重新成立皖东北区党委，刘子久任书记，刘瑞龙任副书记。同年9月，皖东北区党委改为淮北苏皖边区党委，由邓子恢任书记，同时成立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刘瑞龙任行署主任。我这时仍在直属区工作，同时任泗东县委组织部长，1942年8月任县委书记，当年冬天任淮北苏皖边区农会常委。由于刘瑞龙亲自管农会工作，我和他的接触更多了。在他的言传身教和循循善诱下，我在做好根据地建设工作，包括群众工作、减租减息、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愈加受到锻炼，积累了经验，提高了工作水平。

当时在直属区和泗东县范围内，大力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刘瑞龙决定首先把“双减”政策由行署公告于民，实行“二五减租”、“分半付息”（即100斤减25斤，利息不超过一分半）。这个政策既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又利于巩固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各阶级（包括中小地主）参加抗日。我们派出农会工作队吃住在各个乡、村，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加强和扩大党在农村的阶级队伍，使我抗日民主政权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刘瑞龙又指示我们，及时改造基层政权，把国民党政权时期的保甲制改为乡、村委员会，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革命群众各占1／3，成为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接着，又开展扩军运动，动员翻身农民参军，保家卫国。直属区的这场运动前后持续了半年，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获得区党委和刘瑞龙的肯定。

1942年8月，我任泗东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11月初，日伪军近万人向苏皖根据地“扫荡”，企图歼灭我新四军四师主力。泗东县是区党委领导机关所在地，是敌人“扫荡”重点。邓子恢、彭雪枫、刘瑞龙指示我们要提前做好反“扫荡”准备。我们迅速做了紧急部署，动员群众挖抗日沟，破坏公路，空舍清野，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群众转移，指挥民兵放哨防奸，县区武装和民兵组成游击小组，实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战术。11月7日，敌人步兵2000余人加骑兵400余人、坦克2辆、汽车11辆，向我中心区域半城扑来。此时，我军主力早已转移，敌人扑空后在半城驻扎下来。夜间，我通知县区武装各游击小组围着敌人驻地不断放枪，敌人惊恐不已，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动。在半城住了一天两夜后，敌人转向青阳一带，继续寻找我主力作战。由于准备早，群众转移快，损失不大。干部群众从中受到了一次反“扫荡”的锻炼。日军对淮北地区“扫荡”33天，以敌人失败、我军胜利而告结束。刘瑞龙和区党委、军区其他首长对于我们泗东县在反“扫荡”中的应对部署及措施均给予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

三



1943年5月，区党委调我到泗灵睢地区开辟新区。泗灵睢县由泗县北部、灵璧县东北部、睢宁县南部的三角地带组成。这里敌伪顽势力和土匪武装犬牙交错，总计兵力4000余人，他们对我根据地虎视眈眈，构成严重威胁。由于斗争尖锐，形势严峻，这里的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措施得不到贯彻落实，因而基础不牢。在这种形势下，区党委决定任命我为泗灵睢县委副书记，带一批工作队到泗灵睢地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刘瑞龙亲自送我到县委驻地，并于5月22日召开县委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内容包括：1、泗灵睢环境的特点及其变化；2、对过去工作估计和方针之检讨；3、对新工作方针应有的认识；4、为建设泗灵睢游击根据地而斗争。他的讲话非常全面、深刻、具体，使我们明确了方向、任务和工作方法。他要求我们先从抓减租减息入手，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他强调说，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使群众相信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我党才能扎根于群众，站稳脚跟。他还一再鼓励我一定要配合和支持县委书记李任之的工作，把群众发动好，把根据地建设好。当时，烟草熟了，日伪顽正在向农民催交烟税。我和李任之研究决定：先以反烟税和废除苛捐杂税为口号，运用在直属区和泗东县发动群众的经验开展工作和斗争。广大群众很快就积极行动起来了，普遍拒交烟税和苛捐杂税。斗争取得了胜利，使群众得到极大锻炼。到麦熟时节，我们又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成立了农会及各种抗日协会，改造了乡、村政权，建立了民兵武装，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了中共组织。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泗灵睢地区的党组织发展了，边沿区扩大了，各项工作也都能顺利进行，为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

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2010-11-17)

作者王光宇

作者简历：

王光宇，1919年11月生，男，汉族，安徽省霍邱县李集乡人，曾用名王元乾，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高等师范）学历。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6年至1938年先后就读于颍上县甘罗乡村教育社、上海山海工学团时，开始参加抗日活动。

1938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霍邱县委宣传部长，皖东北直属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中共泗东县、泗宿县县委书记。1944年9月起，先后任河南永城县委书记，地委民运部部长，新四军淮北路西独立团政治委员，萧、永、砀工委书记，中共豫、皖、苏第三地委副书记。

1949年3月至1952年任中共阜阳地委书记。1952年5月至1954年10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秘书长。1954年3月至1956年5月任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12月起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1958年7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1956年5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安徽省副省长。其间：1955年4月至1957年4月兼任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第五办公室主任，1961年1月前兼任安徽农学院院长，1963年2月至1964年10月兼任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1963年7月起兼任安徽省农林水办公室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69年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1971年5月起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1973年5月至1983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83年3月至1984年1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1973年5月至1979年12月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12月至1994年3月任安徽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曾当选中共八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是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四、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7年8月23日逝世。